由于普通读者不熟悉中国的财税制度，当他们看到只有广东、江苏、浙江、福建、上海、北京等少数省市有财政盈余，其他25个省市自治区（此处经济统计数据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都需要广东等发达地区“供养”时，都深表震惊，以为国家要出什么大问题了。

　　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在解读中国“失衡的财政状况”之前，我们先了解下政府收支的基本概念。

　　中国的“财政收支”分为三个部分：

　　１.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收入来源主要是各种税。

　　以2016年为例，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9552亿元（其中超过13万亿是税，第一大税种是增值税，超过4万亿）。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2357亿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87195亿元。

　　在支出上，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187841亿元，由此可见这个项目下的赤字是2.8万亿。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27404亿元，地方财政的支出160437亿元。

　　根据上面的收支看，在“一般公共预算”项目下，地方政府收和支差距是7.34万亿以上，这个差距是靠“中央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资金”来填补的，不过仍然是有亏空的。

　　说白了，中国的财政制度，就是在“一般公共预算”项目下让中央政府多拿钱，拿走远远超过中央政府需要的钱，然后分给经济相对落后地区。这意味着，中央掌握了“财政第二次分配”的权力，可以把发达地区的钱调到中西部、东北地区使用。

　　２.政府性基金收支，收入主要来源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所谓“政府性基金收入”，主要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彩票收入等。2016年，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46619亿元（其中地方政府收入42441亿元），中央收入占比不到10%。所以，这块收入主要是地方收入，也主要为地方所使用。地方政府基金收入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37457亿元。

　　由此可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对于地方财政来说非常重要。事实上，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与房地产有直接关系的税费，已经占到了财政总收入的30%以上。

　　政府的“基金收支”跟“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是泾渭分明的。2016年，地方政府的基金支出是43962亿元；中央政府的基金支出是2890亿元，有超过千亿的盈余。

　　３.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别看我们的国企市值巨大，但是2016年带给政府的“分红”，一共只有2602亿元，在财政收入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2602亿元里，央企对中央政府的“分红”是1430亿元，地方国企对地方政府的“分红”是1172亿元。

　　这部分收入，中央政府主要用来对地方政府进行转移支付，以及所谓的“支付改革成本”——比如国企的减员增效，关闭落后过剩产能等等。

　　中国只有广东、江苏、浙江、福建、上海、北京等少数省市有财政盈余，其他25个省市区都需要广东等发达地区“支援”的情况，是中国财政的真实状况。但这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或者过度担心的。

　　第一，中国财政收入状况，从来都是非均衡的。

　　在唐朝，政治中心就和经济中心发生了分离，转移支付就不可避免。

　　唐代，遇到漕运困难的时候，皇帝常常带着太子、皇后、百官和十多万禁卫军从长安长途跋涉以“就食于东都（洛阳）”，可见当时转移支付规模的巨大和艰难（当时主要是实物形式）。北宋时期，也是如此。如果运河出点问题，东京汴梁就会震恐。

　　上面说的仅仅是经济中心对政治中心的转移支付，其实经济中心对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也长期存在。到明清时代，趋势就更为明显——江南税赋占全国的60%，其中仅苏杭宁三地就占了全国的40%。在这种情况下，转移支付是常态。西北、西南地区的财政一定是入不敷出的。

　　也就是说，中国目前“失衡的财政版图”在唐代就形成了，明清基本定型。如果说有什么变化，就是近代以来沿海地区的权重加剧，多了类似上海、深圳这样的“财税重镇”而已。

　　此外，就是北京的崛起。在传统的农商时代，北京只能是被供养的首都。但到了后工业化时代就不同了，北京目前是中国新经济的中心，独角兽企业占据了全国一半，财政收入也非常耀眼。

　　著名的“胡焕庸线”，是中国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提出的。这条线把中国的陆地面积分为两部分，其中西部的面积超过56%，但只有6%左右的人口；东部只有不到44%的面积，但却集中了中国94%的人口（2000年数据）。最近几年，山海关以北成为人口流出地区，所以人口和税赋的核心区进一步退缩到了历史上的“汉地十八省”区域，或者是秦始皇时代版图区域。

　　当然，最核心的就是广东、江苏、浙江、北京、上海这些地区。在这种情况，转移支付是必然的，多个省份财政亏空是必然的。

　　第二，东部发达地区，是不是吃了大亏？

　　7个发达的省市（算上深圳），成为中国最大的财源。这7个省市吃亏了吗？当然没有！

　　7个省市获得了官方给予的最大发展机遇，如自贸区、交易所、物流中心、交通枢纽、航运中心大都在这里。而且，在当前税制之下，这些省市通过商品流通，获得了向全国征税的权利。

　　事实上，中国163万亿的M2（广义货币），有20%汇聚在北、上、深三大城市。而北、上、深的人口，即便按照7000万计算，也只占全国的5%。

　　所以，北、上、深，以及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并不委屈。给国家做贡献、支持中西部发展是应该的。

　　第三，财政不是用来盈余的，它的钱是用来花的，甚至就是为了“亏空”的。

　　财政的最高境界是什么？一般人可能认为是盈利，其实大错特错了！

　　因为财政的钱来自老百姓，来自企业，如果持续有盈余就应该减税。

　　财政的钱就是用来花的，用来给民众提供公共服务，比如安全、教育、医疗、地铁、城市广场、图书馆、音乐厅等等。现代财政，还有了刺激经济、拉动就业的使命。所以，让老百姓满意才是最高境界，基本平衡是首要原则。

　　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赤字财政是重要的经济调控手段。尤其是当货币政策失效，陷入流动性陷阱的时候。但财政的钱要花到刀刃上，不能浪费，不能低效，更不能用来养闲人甚至被贪官侵吞。

　　第四，财政出现数万亿赤字，国家会出事吗？

　　根据财政部的权威数据，2016年中国的“基金收支”是盈余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也是平衡的。在“一般公共预算”这块儿，大概有2.82万亿的赤字，占当年GDP的3.8%。

　　这个“赤字率”超过了3%的警戒线，但超过得不多，很多国家也都超过了。最近一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倡导适当收紧货币，通过财政刺激来推动经济发展，也就是赤字财政。

　　“赤字财政”的实质，是央行定向印钱给政府，通过政府鼓励的项目拉动经济、带动就业。无论美国的天量国债，还是中国的国债，其规模一定是越来越大。所谓国债到期，其实是更多的新债替代旧债而已。

　　当然，如果赤字率长期偏高，可能意味货币超发，会带来通胀，是变相向社会征税。这是国债需要记账，需要有阶段性上限的原因。

　　政府开支巨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府扮演了重要投资人的角色，在地铁、高铁、高速公里、港口、机场等方面不断投入资金。也就是说，政府的钱大部分变成了基础设施，虽然有些项目效果一般，但整体促进了经济发展，这远比欧洲一些福利国家分了、吃了要好。如果不理解，看看希腊就知道了。

　　中国的基础设施为什么这么好，有追上并超过美国的势头，就是因为政府投资非常强劲。

　　当然，政府投资低效是一个大问题。目前“国企+政府”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例仍然高达40%。

　　所以，一方面我们没有必要为中国的“财政地区性失衡”而过分担忧，另一方面需要通过改革降低“国企+政府”的投资占比。

　　如果政府投资占比降低，中国的财政压力马上就会大大减轻。但这时候，需要民间投资顶上去，否则经济会下滑，失业会上升。中国未来的改革，就是要通过市场开放，最终实现“投资主体”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