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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东北最需要的是解决超低生育率的“产人”政策
梁建章:东北最需要的是解决超低生育率的“产人”政策
9/20/2017 7:48:23 AM | 浏览:169 | 评论:0

  北京大学林毅夫团队不久前发布报告表示,东北应从“违背比较优势型赶超战略”转轨到“遵循比较优势型发展战略”。报告建议吉林省继续做大重工业装备制造业,建立五大产业集群。该报告引发了有关东北发展路径的大讨论。反对者认为,东北的困境不在于产业政策缺位,而是观念落后、体制僵化等乃至气候寒冷等问题。

梁建章:东北最需要的是解决超低生育率的“产人”政策

从长期和宏观的视角来看,拖累东北经济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口颓势。

根据所考虑的潜在选择的不同,任何一个复杂现象都可归因于诸多不同因素。在此意义上,无论是林毅夫的报告还是反对者的观点都有合理性。但从长期和宏观的视角来看,拖累东北经济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口颓势,即超低的生育水平将带来的人口崩塌。在对东北经济困境的探讨中,完全回避人口形势有避重就轻之嫌。

  要了解东北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不妨比较东北和日本。2016年,日本总人口为1.27亿,出生97.7万人,出生率为0.769%。同年,东北三省总人口为1.09亿,若能达到日本的出生率,应出生83.8万人,但实际仅67.3万人。东北的出生率比严重少子化的日本还要低20%。

  而且,从育龄女性年龄结构及全面两孩实施时间来看,2016年还是东北出生高峰年。随着堆积生育的释放及育龄女性数量快速萎缩,东北年出生人口在未来十年可能进一步下跌三分之一。届时,东北的出生率可能只有日本的一半。东北生育率如此低且来得早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城镇化率较高;二是传统观念比较淡薄。

  低生育率有极强的惯性,一旦陷入超低水平没有再恢复正常的先例。就算东北出生人口在减半后能够奇迹般停止萎缩,再假设所有人都活100岁,到时东北每年也只出生30多万人,整个东北最多也只会剩下3000万人。这还是最乐观的假设,更合理的预测恐怕是东北人口在衰减到1000万以下之前都无法停下来。在世界范围内,东北的生育率之低是绝无仅有的,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如此大的区域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处在如此低的生育水平。

  正是在这种人口形势下,东北近年GDP增速全国垫底,2017年上半年辽宁、黑龙江、吉林的分别居全国倒数第1、第3和第4位。而且,东北经济萎靡不仅体现在GDP总量增速垫底,也体现在人均GDP增速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1980年到2016年,东北三省占全国人口比例从9%以上降至8%以下;而东北人均GDP则从1980年的比全国高39%,变为2016年的比全国低11%。也就是说,人口相对减少了,人均GDP却更低了。

  在中国的省级行政区中,北京、上海的生育率比东北更低,但这两个城市有巨大的集聚优势,可大量吸引外地年轻人,来弥补本地生育数量的严重不足。相比之下,东北整体上吸引不了多少外地人,还大量流失人口。不过,东北人口流失与其说是经济困境的因,不如与其互为因果。一方面,经济不好导致人口流失,另一方面,人口流失又进一步恶化经济形势。

  但总的来说,人口流失的危害性远不及孩子太少。首先,东北与其他中西部省份相比,人口流失的程度其实并不十分严重。其次,年轻人从东北迁出,虽是东北的损失,但却是迁入地的收益。从全国整体来说,这种迁徙优化劳动市场,还能促进收入平衡。再者,比东北繁荣更有意义的是,东北人过得好。如果一个贫困村庄的村民,迁移到大城市通过劳动致富,那原来的村庄被废弃也未必是坏事。当然,从领土安全的角度来说,作为边疆的东北维持一定的人口规模是必要的。

  遗憾的是,有关东北经济的讨论,大都回避低生育率的话题。目前,至少有14个省会的二线城市上演“抢人大战”,放宽落户条件甚至提供补贴以吸引大学毕业生,力度之大前所未有。相比之下,真正需要“抢人”的东北城市,却似乎尚未加入到竞争行列,这也说明东北在观念上远未认识到人的重要性。迄今为止,东北还是陷在以物为本的理念之中。比如,振兴东北的各种计划基本都是投资驱动。实际上,在如此萎靡的人口形势下,进一步的投资只会加剧产能过剩,降低经济效率,即便短期能刺激GDP增长,但长期看来只会制造泡沫,加剧未来经济形势的恶化。

  在我们看来,振兴东北的重中之重是实施强力的“产人”政策。产人政策的效果,当然会比产业政策的效果来得慢,但产业政策只是治标,产人政策才是治本。与其投入上万亿元到越来越低效的工业和基础设施领域,不如将这些钱用于大力鼓励生育,包括减轻家庭养育负担,奖励多育家庭,提升托儿与教育条件。同时,还可以考虑尝试更为灵活的土地制度和政策,充分利用东北地大物博的条件,大幅降低土地使用成本。如果能维持低廉的房价、提供良好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本地甚至外来的年轻人就会愿意在东北成家立业,繁衍生息,最终阻止经济的下滑。

  东北的兴起与人口的高速增长密切相关。早在清末民初,大量内地人逃避饥荒和战乱“闯关东”来到东北;到20世纪,周边国家的政局变幻,更是促使东北成为国际性的贸易集散和文化交融之地,给东北注入了活力,这反过来又吸引大量人口迁入。东北的人口在1900年约1000万,1920年增长到2003万,1930年增长到3174万,到1942年则达到4094万;不到半个世纪,人口增长了三倍,增幅远快于当时的内地。人口的激增奠定了东北繁荣兴旺的基础。

  虽然当年促进东北兴起的各种因素不再,但身处日益强大的中国,东北依然可以充分发挥毗邻俄罗斯、蒙古、朝鲜乃至韩国甚至日本的地理和人文优势。携程曾考虑在东北建立服务于韩、日、俄客户的服务中心,就是因为东北拥有较多熟练掌握周边国家语言的人才。在20世纪70和80年代,大量来自古巴等地的难民涌入地处边陲的迈阿密,让很多人担心迈阿密从此会一蹶不振。但几十年后,得益于移民的贡献,迈阿密成为连接美国和拉丁美洲经济的核心纽带,并因此成为美国最有活力的城市之一。东北若要确立其在东北亚经济中的核心地位,需要大力对外开放,包括吸引留学生和经商人士,鼓励他们在东北工作和创业。当然,从政局稳定乃至国土安全来说,这样做的前提是保持本国人口在东北的优势地位,而这也需要将东北目前远低于周边国家的生育率,至少提升到与它们相近的水平。

  针对林毅夫团队的产业政策建议,我们可以补充的是,东北高等教育具有一定的优势。如果将振兴东北的投入,更多集中于提升东北的大学,建设一批领先世界的科研和教育基地,吸引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优秀人才来学习和研究,那也会带动东北的科技创新和创业,形成良性循环。美国东北部许多工业城市在产业转型之中都逐渐衰败,但像波士顿、匹兹堡、巴尔的摩等城市,有的避免了衰落,有的虽然受到重创,但还能逐渐恢复元气。这些城市的共同点是拥有优秀的大学,而且这些大学保持了兴盛的态势。相对于其他领域,大学的特征是年轻人众多而且集中,知识密集又充满活力。一个地方只要有人,尤其是有年轻人,就有未来。

  同样,东北兴也人口,衰也人口。由于东北的生育率实在太低,持续时间太长,东北经济短期内虽然还会起伏,但在一二十年的跨度内萎靡不振,已经难以避免。如果立即开始实施强力的产人政策,并成功地大幅提升生育率,东北经济在20年后,或许还能迎来一线转机。否则,东北经济只会随着人口坍塌而坠入无底的深渊。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超低生育率不只是东北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的问题。只是全国的低生育率状态比东北要滞后一二十年而已。

  

穆光宗:全面二孩政策无法逆转新人口危机

的均衡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属于偏低的、不适当的生育水平。种种迹象表明,中国人口的生育率不是太高而是太低,生育量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数据显示,中国的确已经掉入统计和文化双重意义的超低生育率陷阱,这是大不同于传统人口控制时代的新人口危机。中国的生育率在1990年后就低于更替水平,1995年低于1.5,2000年人口普查证实只有1.22,2010年人口普查再次证实生育率只有1.18,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查明生育率只有1.05。中国进入低生育陷阱已经多年,2010年、2011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年国家卫计委的调查显示20-44岁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只有1.78个、1.88个、1.93个,而实际生育率通常明显低于理想子女数。多年的观察告诉我们,目前的超低生育率现状不利于人口的均衡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属于偏低的、不适当的生育水平。种种迹象表明,中国人口的生育率不是太高而是太低,生育量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持续的超低生育率已经成为中国人口的新常态和新挑战。

我国人口发展已经呈现出重大转折性变化,人口总量增长势头明显减弱,劳动年龄人口供给减少,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根据人口形势发生变化,党的十八大作出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重大决策,对于优化人口结构,增加劳动力供给,减少人口老龄化压力等具有重要意义。

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利益有些是可以观察到的,有些是预估和潜在的,有些是推测和可能的。对于劳动力不足、老龄化加剧等问题,全面二孩政策仅能起到缓解作用,而且效果预计最快在二十年后才能显现。在理论上,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将减少新生的独生子女风险家庭,增加二孩合适之家。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家庭的健康发展将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在宏观上,全面二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善失衡的人口年龄结构,缓和少子老龄化的进展,优化人口生态。全面二孩政策的利好取决于政策实施的效果,取决于新增的出生量。事实上,人口新政能带来一定时期内出生人口的增加,显然有利于改善人口结构,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但“出生回潮”恐怕是转瞬即逝的美事。

全面放开二孩生育虽然有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和改善未来劳动力供给,但不会改变中国基本的人口走势,无法逆转已经出现的少子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和人口负增长等大趋势。事实上,全面二孩政策的好处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它是迟到的“亡羊补牢”式的改革。显然,10只羊跑了1只还是9只再补牢效果截然不同,全面二孩新政错过了改革的战略机遇期(1990-2010年),“机遇之羊”都跑得差不多了,所以全面二孩的改革意义很大但效果很小。全面二孩新政之后多生了多少人呢?根据统计,2016年新生儿为1750万,仅比2015年增加100万,与各界预估相差甚远。根据生育规律,预计出生小高峰可能出现在2017年,但在普遍低生育的形势下,对新增人口数不容过于乐观。全国妇联的调查报告显示,有生育二孩意愿的为20.5%,不想生育二孩的为53.3%,不确定是否生育二孩的为26.2%,不想和不确定生育二孩的家庭合计为79.5%,综合来看,有一半以上的一孩家庭没有生育二孩的意愿。这说明,所谓生育井喷现象言过其实,全面二孩新政和单独二孩一样“遇冷”了。

人口是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文明兴衰的基本因素和核心变量。当下,中国不得不面临少子老龄化和人口生态失衡的严峻挑战,绝对不可掉以轻心!在低生育时代,当务之急是要充分释放全面二孩的政策效能,进一步完善生育友好的社会政策和公共服务体系,努力降低家庭生育成本,使尽可能多的年轻家庭想生敢生,从整体上提振生育率到适度水平(总和生育率达到近更替水平,1.8-2.5),跳出危机四伏的“超低生育率陷阱”。同时,需要进一步放宽生育权限和自主决策空间,彻底还权于民,创造自主自由生育的社会环境、鼓励奖励生育的友好环境以及生育光荣生育有功的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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