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的美国《大西洋月刊》刊登了一篇有关中国的短文，题为《租个白人》（Rent a White Guy），讲的是洋人在华打工之事。文辞幽默风趣，读来让人忍俊不禁，但其后则是五味杂陈。

　　作者M itch M oxley写道，他不久前被美国一驻华企业聘用，前往山东担任公司的质检官员，周薪为1000美元。尽管他没有任何专业经验，但不要紧，企业只要求他着西装、打领带。用Moxley自己的话说，企业就是希望他成为“冒牌”商人，为企业迎来送往，主持仪式，甚至和市长等寒暄交流。

　　而且，被聘请干这种活的洋人还不少，M oxley文中就提到有六个人：清一色的白人，清一色的冒牌货。有一位从事电影工作的美国人，被请来去作为一加拿大公司的代表，并走上讲台发表有关低碳生活方式的演讲；他还有一位朋友，还专程飞赴上海，扮演异国的大买家。

　　按照圈内人的行话，他们这群洋人从事的是“白人领带”活动（W hiteG uyinaT ie），“只要穿上西装，跟人握手，就能（在中国）赚钱”。至于为什么能有如此美差，M oxley引述他的一位汉语老师的话说，“让外国人穿上漂亮西装，可以让公司有面子。”

　　这是中国某些地方的孤立现象吗？似乎还不是。

　　M oxley的文章在《大西洋月刊》网站登出来后，我看到相关评论不断，其中不乏讲述类似经历的外国人。比如一位网名为“dadanada”的外国人说，他在中国也曾被聘请扮演过冒牌商人，一次他前往哈尔滨担任一家医疗公司的副总裁；另一次他担任一美容产品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还在北京上过电视。

　　要想在中国扮好冒牌商人，“dadanada”总结出几条经验：第一，要有魅力；第二，如果是男性，要穿西装，打领带；第三，要住在北京，海淀区尤佳；第四，要经常在北京语言大学外晃悠，他就是在那里被“发现”的。

　　至于报酬，“dadanada”的说法和M oxley略有差别，“dadanada”说他经常一个月工作3到5天，大致是100美元一天，一个星期1000美元的美差不是特别多。

　　姑且不论“dadanada”和M oxley的经验之谈是否都符合事实，但从中至少可以看出，“租个白人”的生意在中国还似乎颇为兴隆。

　　其中原因，一是肯定有中国企业热衷此道。“dadanada”介绍他曾在中国上电视、推销医疗产品。如果我的理解没错的话，雇他的大致都是中国公司。另外，美国企业也“入乡随俗”。雇用M oxley的可确实是美国加州的公司，但不晓得是真外商还是“出口转内销”的华人公司，反正公司方底气不足，于是找了几个真洋人来撑一下门面。

　　洋人吃香，钱钞滚滚来。这里面应该有我们中国人好面子的成分，但其中何尝就没有洋人和内鬼联合欺诈的嫌疑？按照“dadanada”的介绍，他参加的活动，大多是医疗产品的广告宣传，而且是南来北往，生意相当兴隆。他一个医疗产品的门外汉，却去推销医疗产品，难道其中没有猫腻吗？

　　“租白人撑门面”，既是商业道德问题，反映的是中国一些商家诚信的缺失；更应该是法律问题，暴露的是一些商家明目张胆的欺诈。这种内鬼和外贼沆瀣一气的行为，最终损害的是中国老百姓的利益。对于这个问题，有关部门真应该好好查一查、管一管，还市场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至于我们普通人，在看到西装革履、头头是道的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时，也不妨多一个心眼，他们中有真外商、真专家，但肯定也不乏假外商、伪君子！

相关评论：中国人的劣等人种情结100年从未消除 （华尔街日报}

凯罗琳·施华兹2006年在中国某公关公司担任项目经理，然而她除了参与各种会议，几乎没有任何实际工作可做。开会时她只是安静地坐着，不知道会议议题，甚至对客户一无所知。“我总是被摆在显眼的位置。但会议本身和我没任何关系”,现就读于纽约的施华兹说，她在中国之所以拿钱却不用出力，仅仅因为她是白人。那家公关公司有西方客户，他们想让公司显得更加“国际化”。尽管这种方式欠妥，却折射出中国同西方之间一种全新的微妙关系：一些中国公司想通过雇用西方人（特别是白人）来衬托自身，好让本公司显得地位很高、运作很成熟。

中国同西方之间的关系自19世纪鸦片战争以来就一直不太明朗，这既触发了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也使中国人充斥着自我否认情绪，同时对西方充满盲目崇拜。中国人的“优等”和“劣等”情结根植于 “100年的民族屈辱”，从未自我消除。即便中国最近30年已跃升为世界经济强国，这种情结依然存在。一方面中国要求在国际舞台上获得西方的更多尊重，而在个人层面上，西方人在中国人眼里仍贴着“优等”标签。二三十年前，西方人在中国下馆子、住酒店往往能享受到特殊待遇。如今，在饭馆和百货商店里一掷千金购买香槟、名牌服装和豪华轿车的往往是中国人。但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一些和西方人共事或交友的中国人却常常发现自己仍无法享受到外国同伴的待遇。一些饭店将较好的桌位留给外国人，在提供服务时也是老外优先。我的一位朋友嫁给了一个欧洲人，住在北京某公寓。如果她回家忘了带小区的通行卡，门口保安往往会刁难一番，而她丈夫就从未遇到过这种麻烦。而事实上我的朋友才是房主。

一些中国人在“西方优等论”上显得有些极端。中国某大公司的总裁就擅用“白人”商业策略：他出差到一些小城市时身边往往带着一名白人随员，“身边带个白人，当地人会高看我们一眼”。尽管这名随行外国雇员不必开口，其存在却往往会使事情进展更顺利，至少能让氛围变得更友好。但他的“白人策略”也有个缺陷，那就是别人往往将其雇员当成老板，而他在别人眼里只是个翻译。

对一些被中国公司雇来“充门面”的白人来说，这让他们感到不自在。施华兹就觉得自己在公司被当成小孩子一样，甚至就是“动物园里的一只被观赏的动物”。她来华之前学过8年中文，但她的中国上司对此一无所知，“他们甚至连我的简历都没看过。”

而我那位朋友的丈夫对小区保安对他们夫妻差别对待的态度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保安应该像对他那样对待所有人，但直到中国人学会尊重农民工和穷人，这种变化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