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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内基中国透视2017年11月(总第135期)
卡内基中国透视2017年11月(总第135期)
11/21/2017 7:22:10 AM | 浏览:442 | 评论:0

卡内基中国透视2017年11月(总第135期)

 

2017年11月(总第135期)
主编:王雅平

 

十九大与中国外交

《卡内基中国透视》,2017年11月8日星期三
五年一度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因为其特殊的政治重要性被世人所广泛关注。近年来,随着中国整体国力的不断增加,国际投射的不断深化,十九大报告中所体现的政策变化与延续不仅对中国国内形势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世界局势也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本期《卡内基中国透视》采访了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资深专家包道格(Douglas Paal)和史文(Michael Swaine)。他们对十九大报告中有关外交方面的内容进行了分析,并对其可能带来的影响做出了预测。

一、经济:全球化

习主席指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并号召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您认为这些言论的背后,预示着哪些经济政策的改变?

包道格:我认为总体而言这体现了他对于中国外交政策中“有所作为”部分的强调。中国的外交政策可以用“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来进行概括。过去的外交工作中更加重视“韬光养晦”这一部分。在习近平主席在任期间,外交工作的侧重点逐渐放到了“有所作为”这一部分上。在十九大报告中,他特别提到了“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把中国打造成“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中国将在人道主义援助、医疗救援、国际维和等多方面起到更重要的作用。我认为十九大报告表明中国会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基本呼应了罗伯特·佐利克在2011年的提法。

史文:我认为这体现出中国政府自特朗普当选以来对待全球化问题的一贯态度,体现出中国对全球化的支持,中国呼吁更广泛和深入的全球化,并强调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中国希望自己能成为贸易自由化的领导者,虽然外界有对于中国具体做法的质疑,认为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立场虚伪;但我认为中国在对全球化问题的处理上还是和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所包含的保守和民族主义的做法形成对比的。美国和欧洲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更高层次的保护主义,对于提升国内就业率的重视。这些做法意在从某些层次上局限,如果不是完全逆转全球化的进程。

二、国际安全

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指出“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也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任何人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您认为这句话是否体现了中国在未来的国际安全立场?

包道格:他想传递一个民族主义的论断:他是那个站在排头的人,他可以引领中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目标。这一言论在社交媒体上得到了很多支持,但这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因为这一言论中不光只包含了合作的元素,也有活跃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可能会变得非常危险。不过关于这一问题的具体的发展我们尚不得而知。习领导下的中国在过去一段时间相继开展了南海岛礁建设,并在东海和南海建立防空识别区;与此同时,他还多次进行对外访问,参与各种全球性和地区性的论坛。中国外交明显呈现一个积极的态势,但我并不认同将积极和强势划等号的说法。我个人的判断是:
(1)  中国之所以会采取更加积极的外交政策与中国日益增加的利益有关
(2)  美国的外交政策积极程度有所下降,也提供给中国更大的空间
一带一路就是一个很好地范例。一带一路一旦奏效一方面中国可以通过基础建设的投资和沿线国家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同时这些国家因为对中国的债务也将会和中国保持更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能为中国提供更为广阔的市场,中国如果能够在未来五六年内完成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就可以很好地对抗美国、印度、日本等国结成联盟对抗中国的意图。中俄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因为美俄关系持续交恶,所以中俄一直保持了一个很好的合作态势。中国同中南半岛和中亚国家的关系相对复杂。这一地区的国家数目比较多,但这些国家都不会因为冒犯中国而获取利益。与此同时,中国在与这些国家的外交中更多的是向它们展示笑脸,提供它们所需的各种资源。中国在2013 年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之后逐渐开始使用这样的政策,其中的核心内容即是采用和平的方式:软实力。相对而言美国在亚太的外交政策就不够明确,我们已经清理好了田地,播下了种子,施了肥料,但却选择了离开,最终中国收获了果实。

史文:我认为习近平现在所提出的观点同他在十八大上提出的观点一脉相承,在同周边国家搞好关系的同时,也希望能够保护中国的利益。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中国会运用自己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影响力。所以我也认为中国采取了更加积极的外交策略,体现出了对于外交政策中“有所作为”部分的强调。在十九大的通篇报告中,习近平强调了“双赢”和“新型关系”。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之前完全不同,在新时期,中国已经成长为重要的国际力量。至少从言论本身来说,这不是一个零和的竞争。中国在一个个具体事件中寻求合作,积极的与其他各方交流。这样的讲法听起来都是很让人放心的,但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中国在很多事件中都是从自己的角度来定义双方的利益,这会如何影响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态度,目前仍需观望。

三、军事实力

有关于十九大报告中军队现代化的问题您如何看待?习近平在报告中指出2035年中国解放军将基本实现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一支世界领先的强大军队。这体现出了中国把自己的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实力的想法,在其他国家看来可能是很危险的举动。

包道格:这是一次很大规模的军改,他希望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以在2035年起到保卫国家的作用,并在2050年成长为世界一流的军队。这背后体现了中国希望能够同美国、俄罗斯或任何其他军队并肩的期盼,这是之前从没有尝试过的,是一个新的说法。这背后蕴含了中国希望建立一个完善的潜艇部队、三艘航母的目标,至于中国是否会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巡航或其他行动来保护中国的利益,虽然在本次报告中没有明确说明,但我认为隐含的答案是肯定的。

史文:我并不是很清楚,其他国家是否会觉得有压迫感,但中国将如何运用自己的军事力量,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习近平对于中国的军事力量有自己的理解,并不是说要完全仿照美国。习近平希望通过解放军实力的提升来支持和保护中国的各项利益,不光是国内的还包括区域的和国际的,但是至于要怎么实现这个目标,还需要进一步的检验。中国过去讲求的是“维稳”,现在不光讲维稳还讲“维权”。大多数对于“权”的理解是“主权”,即在于保护中国的陆上和海洋疆界。与此同时,还包括中国的经济利益,在某些程度上也包括快速实现中国公民从危险区域的撤离行动。我并不完全认同中国希望像美国一样成为国际警察或仲裁员的观点。

四、台湾问题

十九大之后,对台政策会有什么改变吗?

包道格:我认为此次会议体现出习近平对于台湾的政策更有耐心。他认为大陆方面所拥有的经济和文化的力量会防止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并且最终实现两岸的统一。但他在十九大报告中首次设定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于2049年实现的时间表,而实现两岸统一的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

史文:我认为不同的人对于习近平2049年中国实现伟大复兴的解读有很大的不同,有一些专家认为这是一个很确定的时间点,台湾需要在2049年前和大陆实现统一;另外一些专家则认为这体现出的是习近平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显示出他并不是消极地对待台湾问题,但并不一定意味着两岸的统一一定要在2049年前实现。

 
中国政治
解密十九大
白洁淑(Jessica Batke), 傅士卓(Joseph Fewsmith), 梅瀚澜(Alice L. Miller), 史文(Michael D. Swaine), 容安澜(Alan D. Romberg), 毛文杰(James Mulvenon), 包道格(Douglas H. Paal),美国华盛顿特区
2017年10月6日 | 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会议将于10月18日在北京召开。对于此次会议是否标志着习近平总书记将拥有更大的权力以及此后习近平可能制定的改革范围,分析人士持有不同的看法。

卡内基和平研究院有幸请到了最重要的在线中国观察杂志——《中国领导人观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的几位主要作者,他们将针对中共十九大可能产生的结果及影响发表自己的看法。主要讨论内容包括新的领导集体的构成及特点、经济政策的连续性与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将在军事和安全方面所产生的影响。
 
中国政治
十九大后的中国经济走向
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 包道格(Douglas H. Paal),美国华盛顿特区
2017年10月2日 |  随着中共十九大的临近,卡内基的学者就在未来会给中国带来挑战的经济因素和可能产生的新的领导集体这两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中国将如何设定解决问题的框架?这个框架具体应该是怎么样的?这对于在未来五年需要同中国进行接触的政策决策者及商界人士会有哪些影响?

10月2日,迈克尔?佩蒂斯从北京返回华盛顿,针对这些以及其他更多问题进行详述。本次活动由包道格主持。

 
朝核问题
权衡不良方案:过去的对朝外交手段与当今的联盟政策
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 薮中三十二(Mitoji Yabunaka), 中逵啓示(Keiji Nakatsuji), 包道格(Douglas H. Paal), 詹姆斯·肖夫(James L. Schoff),美国华盛顿特区
2017年9月18日 |  特朗普政府及其同盟正在最大限度地向朝鲜施加压力,目的是使朝鲜接受外交谈判,最终实现朝鲜无核化的目标。距离上次为应对政策挑战而采取如此积极的软硬兼施的外交措施已经过去十多年的时间了,地区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两位深入参与上一轮对朝谈判的资深外交官将对他们的工作经历进行详述,并结合当今动态,对现行的朝鲜问题解决方案进行讨论。除此之外,参加讨论的还有其他多位来自美国和日本的专家。此次活动由卡内基和平研究院的詹姆斯?肖夫主持。

 
中国经济
为什么关于中国经济的传统观念是错误的
黄育川(Yukon Huang), 威廉·伯恩斯(William J. Burns), 包道格(Douglas H. Paal),美国华盛顿特区
2017年9月14日 |  在主流学界,在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中有许多普遍存在的不一致的地方。

借助近期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破解中国难题:为何传统经济智慧是错的》,黄育川博士重点强调了对中国经济的主流理解方面存在的一些不一致的地方,包括对中国债务、快速经济增长、腐败、贸易、与美国紧张的投资关系、政治自由化压力等,及这些误解对美国政策的影响。本次讨论还会对十九大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和误解予以关注。

本次活动由包道格主持。

 
卡内基中文网最新
朝核问题
韩国真想让美国战术核武器重回朝鲜半岛吗?
张世萤(Se Young Jang),《国家利益》
2017年9月20日 | 朝鲜近期连续开展了一系列核试验和导弹试验,对韩国乃至全世界构成严重威胁。随着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持续升级,韩国开始对朝鲜拥有核武器表示担忧。

伊朗局势
寻求对伊朗强立场强硬的明智之举
威廉·伯恩斯(William J. Burns),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纽约时报》
2017年9月21日 | 对伊朗采取强硬措施的明智之举应该是致力于实施核协议,并与全球合作伙伴共同制定应对伊朗挑战的长期战略。
 
美国政府
蒂勒森时日无多?
理查德·索科尔斯基(Richard Sokolsky),亚伦·大卫·米勒(Aaron David Miller),CNN
2017年10月5日 |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对于许多外交政策问题都有敏锐的直觉,有能力提供独立意见。但他的未来仕途似乎不会平坦,特朗普已经做好架空他的准备。

 
中俄关系
危险的中俄协约
亚历山大·加布耶夫(Alexander Gabuev),《华尔街日报》
2017年10月4日 | 中俄领导人虽不能始终达成一致意见,但两国不断深化的合作关系和共同存在的对美国的不信任局面却将长期不变。遗憾的是,几乎没有迹象表明美国领导人知道如何掌控这一新局面,更不清楚如何在非西方国家发展壮大的背景下管理大国之间的竞争。

 
学者文摘

商业风险,中国风格

Risky Business, Chinese Style
方艾文(Evan A. Feigenbaum)
《马可波罗》(Macro Polo), 2017年9月刊 |  许多人认为中国企业与政府对商业有很高的风险容忍度甚至有时忽略风险。在充斥着腐败、社会矛盾、政治冲突的情况下,中国的商业环境并不算好。然而,中国并非有无限大的商业胃口,领导与决策有容忍界限。

作者指出,中国如今打击一些交易与资金外流的类型,并加强监督和履约职能,与国际风险顾问协商,在金融和企业机构内部建立正式的风险评估业务,中国政府附属智囊团制定“风险排名”和指标。加之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中国投资公司改变了一些投资策略。这些事实都说明中国对风险的关注远远超过学者们的估计。

作者接下来分析了为什么中国会被认为是“无限风险国家”的原因。

首先,中国与许多腐败程度严重的国家有许多贸易来往,比如索马里、南苏丹。其次,中国的投资通常不包含附加条件,这被很多外媒看作是援助政策,是忽略风险的做法。但事实上,中国长期限制某些类型的出口融资、设定信用额度和对一些直接投资做出规范。以上这些因素本质是一种附加条件。中国并非随意投资,并且管理海外投资风险已有至少15年。2009年由于几内亚的政局不稳,中国撤掉了50亿美元的投资。总之,中国投资的步伐、范围、管理方式平衡了多种形式的投资风险,包括地缘政治风险,政治和实际安全风险,以及纯粹的经济风险。

最后,作者指出几点需要注意的事情。首先,中国的企业在海外也存在竞争,但最终的风险仲裁者仍是中国政府。企业投资不得不为政治目标让步。第二点,中国如何权衡地缘利益和在危险地区的可能的长期亏损投资。第三点,中国的目的不仅将海外投资作为治国工具,还要通过外交来降低投资的政治风险。第四点,随着公司的全球形象扩大,中国对待投资风险更加认真。自从2008年经济危机后,中国的直接海外投资倾向于低风险、稳定,去向发达经济实体。第五点,中国可能会对腐败等一些传统风险因素协调,甚至合作。总而言之,中国政府越来越关注投资约束和宏观经济状况。

 

房峰辉去哪了?习近平和建军90周年纪念日

Oh Fang, Where Art Thou? Xi Jinping and the PLA’s 90th Anniversary
毛文杰(James Mulvenon)
《中国领导人观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2017年9月,第54期 |  2017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纪念日,习近平在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作为新的政治风向标,研究其讲话内容有助于理解中国的党军关系、19大的领导变动。作者在这篇文章中详述了讲话的主题,并做出相应分析。

习的讲话先回顾了人民解放军建军与实践的历史并强调了六点伟大力量:(1)党指挥枪;(2)马克思主义理论;(3)改革创新、与时俱进;(4)顽强的意志;(5)纪律性;(6)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接着习表示“提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这一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与时俱进创新军事战略指导,制定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在提到党军关系时,习提及古田会议。古田会议是2014年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有420名高级军事领导出席。在古田会议上,习近平将军队的政治忠诚与正进行的反腐斗争联系起来。

作者认为,此时大会上反复提到古田会议,起到了一定威慑作用,反腐是此次讲话的第一个重要主题。第二个主题是国防和军队改革、军队组织形态的整体性重塑,“建立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新格局”。第三个主题是新发展理念,“更加注重聚焦实战,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注重体系建设,更加注重集约高效,更加注重军民融合,不断提高人民军队建设质量和效益。”、 “实现政治生态重塑、组织形态重塑、力量体系重塑、作风形象重塑”。

同时,讲话中突出了推进强军事业的六点要求:(1)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2)坚持和发展党的军事指导理论;(3)聚焦备战打仗;(4)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全面提高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水平;(5)深入推进军民融合发展;(6)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作者最后对讲话进行总结和分析。此次讲话意义深远,将军队建设的新老目标结合在一起,突出军队组织重塑和军民融合两个概念。但有两点值得关注。首先,不同于前主席胡锦涛,习在讲话中没有赞扬前任领导者的功绩也很少提到他们的思想。其次,房峰辉的去向仍不明。作为前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房在今年8月未有官方声明的情况下卸职。路透社曾报道,房 “因经济问题被调查”,这是中国腐败的官方委婉说法。他的例子更像是用来“杀一儆百”的震慑之举。
 

西方对中国经济的误解

What the West Gets Wrong About China’s Economy
黄育川(Yukon Huang)
《外事》(Foreign Affairs), 2017年9月 | 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打破了世界地缘政治平衡,同时引起世界对中国经济的关注和研究。而西方学者的普遍观点,诸如中国的高债务水平会导致财政危机,腐败会负面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等,却是对中国经济的误读。缺少统一的分析框架是造成误解的原因,而其结果往往使相应政策产生偏差。

作者指出,美国和欧洲普遍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而中国和其他地区往往认为美国才是世界经济的领导者。这是由于美国和欧洲在与中国的贸易中存在贸易逆差。2008年的经济危机严重影响了美欧而中国却基本稳定。于是美欧将其归罪于中国,并指责中国经济中存在的消费所占比例低、国民生产总值与投资“不平衡”的经济发展的状况。

事实上,这种不平衡在传统观点中并不是坏事。中国的低消费比例是由于劳动力正逐步从农业向工业转移,而个人消费量和生活水平处于提高的过程之中所造成的,这在很多国家都出现过。其次,传统观点中房地产泡沫和债务占比高将带来财政危机也不适用于中国。这是因为中国的债务公有大于私有、国内大于国外。中国独特的国家控股银行体系使债务问题不再是一个典型银行问题。

作者接下来分析了为什么腐败在中国没有阻碍经济增长。在中国,国家控制了土地、财政等主要经济资源,拥有经营商业活动权,私人无法占有这些资源。而通过腐败,当地政府官员非正式的安排将这些资产的使用权转让给私人,实际上鼓励了基础设施投资和工业发展。对于国际投资而言,许多美国人认为美国的贸易赤字与中国的贸易盈余有关,故美国应该增加本国国内的投资,以避免人才、工作机会和资源的流失。事实上,美国的贸易赤字出现在2007年以后,晚于中国的贸易盈余。且美国的直接对华投资只占美国对外投资的1%-2%,这个比率远低于欧洲。

最后,作者呼吁提出建立一种特殊分析框架来更好的理解中国的经济。中国稳定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有益,国家间的经济存在差异,但国际贸易不是一场零和博弈。
 

台商是一个战略团体吗?

Are Taiwanese Entrepreneurs a Strategic Group?
冈特·舒尔伯特(Gunter Schubert),林瑞华(Ruihua Lin),曾于蓁(Jean Yu-Chen Tseng)
《亚洲调查》(Asian Survey),第57卷,2017年9/10月刊 |  台商指的是在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和政治人脉的在中国大陆投资的台湾企业家。他们在经济层面上赞成系统的贸易自由化、寻求深化两岸经贸关系,政治上多支持亲近大陆的国民党,被认为是一个有相同政治诉求的统一体。事实上,台商内部在经济、社会、政治方面差异诸多,他们是否联合行动,在两岸关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还有待深入探索。

作者先引入了其他学者的“联系团体”的概念。指的是“一群与不同制度的人民和社会有广泛的社会、文化、商业或其他类型的接触的人们,并对其产生了理解同情心”。确实,在20年来越来越多的台湾学者、白领、商人及其家人在两岸流动,增强两岸的交流,这群人称得上是联系团体。而“战略团体”这一概念指的是一群有共同身份认同的人,追求集体特殊利益,涉及物质、权力、声望和知识等。他们有一致的行为,并采取统一的长远的战略来维护这些利益。

接下来作者详细分析了台商的三种战略行为来研究台商是不是一个战略团体。首先,在大陆的上百家台湾企业协会看似反映了台商高水平的共同行为。当台商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企业协会会联系大陆当地台办,再由台办再上报能解决的上级单位。同时企业协会也向台商提供商业消息,举办活动促进台商与当地政府沟通。企业协会也在陆在台游说以期望影响政策。然而由于台湾大陆委员会近年对其并不重视以及共产党对其的严格控制,台湾企业协会的作用非常有限,仅仅是作为一个交流平台。

其次是在台湾本土的商业总会,他们会为台商遇到的经济、市场问题做定期调查,会为台湾政府相关部门建言献策,也组织和参与两岸交流活动。但事实上,商业总会的行为更像是面子工程,对政策过程的贡献非常有限,其作用甚至不如在大陆的企业协会。最后一种是通过私人人脉的行为。由于历史原因,台湾政商关系紧密,商人也大多怀有远离政治的想法。这种行为多由有能力的商业大亨从事,并非一种集体性质的行为。

最后作者指出台商共同的身份认同并没有建立起来,遇到问题往往先通过自己的人脉和能力解决,没能形成强有力的统一行动的政治或社会团体。作者得出结论,在中国大陆贸易发展良好的背景下,台商同样追求国际视角与全球化。在此过程中,台商没有发展成为欧美式利益集团,不能被看做是一个战略团体。
 

中国地方参与式改革中的公民与媒体互动:因情况而异的参与模式

Citizen–Media Interaction in China’s Local Participatory Reform:A Contingent Participation Model
张小玲(Zhang Xiaoling),庄美西【音译】(Meixi Zhuang),史蒂芬·莫根(Stephen L. Morgan)
《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17年8月刊 | 近年来,大众传媒在基层民主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被认为是沟通政府与民众的桥梁,是缓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方式。然而由于中国特殊的党国体制和政府对媒体严格的管控,媒体在公民政治参与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地方公民政治参与的情况呈现出不同模式。

作者阐述了研究意义后运用了传播学教授丹尼尔?哈林的“范围理论”,该理论描述了媒体导报的范围,根据公众了解和接受的具体问题,划分三个同心圆。最中心的是“共识范围”,包含无争议、被广为接受的问题;其次是“合法争议范围”;最后是“偏离范围”,被认为是不适合新闻报道的部分。根据这一理论,作者建立了新的研究框架,将参与模式归纳了四个类型:符号参与、工具参与、受限参与和越轨参与。

接下来作者以2010年起温州的“市民监督团”为案例,将案例融入四类参与类型,展示了在四种情况下地方政府、监督员(民众及民众代表)和媒体这三个主体的互动及原因。

在符号参与类型中,市民监督团受市委宣传部的支持,用于“正能量”弘扬,其内容属于“共识范围”。符号参与有三种形式:监督团成员出现在官方宣传片的形象树立、参与动员大会和质询的仪式参与以及陪同政府领导的实地考察。在这种类型中,市民监督团的出席往往只是官方对付“不民主不公开”质疑的挡箭牌,媒体操纵舆论,没有争辩的空间。 工具参与的内容同样属于“共识范围”,多以农业、环境等民生问题为主。由于问题并不敏感,媒体愿意帮助民众将一些不良现象曝光,以此“监督政府政绩”。政府也很愿意在这些问题上做出一些改变。受限参与的内容被认为是“负能量”,属于“合法争议范围”。由于其边界的模糊,可大可小,媒体通常通过修改描述、剪辑视频等方式维护政府形象。越轨参与被媒体和政府零容忍,如市民监督团想揭露高官的权力滥用。

最后作者得出结论,因情况而定的参与模式反映了威权政治体制自身的矛盾,损害了民主参与和政治公信力。由于越来越严格的媒体审查和政府“维稳”行为,公民与媒体的互动丧失了本该缓解社会矛盾、解决问题的目的。
 

自由全球主义,杰克逊民族主义和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Jacksonian Nationalism, and the US One China Policy
陈鼎(Dean P. Chen)
《亚洲调查》(Asian Survey), 第57卷,2017年9/10月刊 |  2017年特朗普总统上台,呼吁“美国优先”政策,意味着美国的外交由传统的强调全球辐射的“威尔逊主义”转向更专注民族主义的“杰克逊主义”。台湾最高领导人蔡英文与特朗普通话一事打破了外交传统,也使中美台三方的关系再起波澜。

作者首先详细阐述了美国外交中的“威尔逊主义”与“杰克逊主义”。美国外交政策传统并非二分为这两种主义,同时威尔逊主义并不完全等同于自由,杰克逊主义不等同于现实。这两种主义以两位总统的风格为代表,杰克逊注重保护本国利益,对建立全球秩序和传播价值观不太感兴趣,反对把美国卷入会损害本国的盟国事端中。威尔逊强调多边,增强美国影响力,建立美国领导的全球民主自由世界体系。

作者接下来梳理了二战后美国的威尔逊主义及对华“一个中国”政策。二战后,美国曾尽力居中调节国共关系,并试图帮助中国建立联合政府。但由于国共双方的相互敌意太深最终失败。国民党退守台湾后,美国公开支持其政权,但避免支持其独立。冷战期间,出于政治考虑,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并建交,美国开始在“一个中国”问题上打擦边球。美国政府表示不再向台湾出售武器并断交,但1979年的《与台湾关系法》事实上意味着美台仍存在非正式互动。里根的“六项保证”也是战略性模糊的一部分。然而随着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逐渐扩大,美国在支持台湾的同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以此来维持海峡两岸的现状。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在越来越多的国际问题上有分歧,比如南海问题和“萨德”问题。作者最后得出结论,虽然特朗普政府目前承认了“一个中国”原则,但其对台政策仍无法预测。美国国内杰克逊主义抬头,而中国政府在十九大以后面临更多国内问题,因此中美双方更可能把台湾问题作为其他国际问题谈判的交易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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