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中国科大东区

1958年5月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代表科学院党组向负责全国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副总理和中宣部呈交请示报告，建议由中国科学院试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6月2日，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的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予以讨论，并在聂荣臻副总理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上亲笔批示：“书记处会议批准这个报告，决定成立这个大学。”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领导人也审核同意书记处的决定。

中国科大1958年创办于北京，1970年迁至安徽省合肥市，首任校长由郭沫若兼任。这是郭沫若书写的校训。

中国科技大学成立于1958年。起因是国外高新科学技术在快速生长，中国缺乏科研后备力量。于是中国科学院依托属下各个研究所，开展教学，创办了中国科技大学。第二年，中国科技大学就被列为排名第四的16所全国重点大学之一。

1966年，毛泽东《五七指示》提出教育革命，要求教学要深入农村、厂矿，要与工农结合。1969年3月，中国科技大学决定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为榜样，重建新科大。8月，中科大拟订《创办“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的请示报告》，提出向清华、北大学习，到江西山区创办工厂科研基地和农业基地。基地既是学校又是工厂、农场、科研单位。国务院科教组组长、驻中国科学院联络员刘西尧建议基地设在豫西南阳，“可到河南去看看，科学院也准备在河南。”10月9日，《报告》最终定稿。里面讲到：“河南省南阳专区，地处三线，水电交通方便，具备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有利条件。另该地学校及科研单位均少，在此建点，有利于实现教学、科研、生产、使用四结合。江西是老革命根据地，地广人稀，森林矿产资源丰富，但已有清华、北大、人大等建点。考虑到我国大学和新技术科研的布局以及备战需要，我们考虑基地最好能设在河南南阳专区。其次也可考虑设在江西。”“在二、三年中完成整个基地筹建工作，并把学校逐步迁到基地。”

10月17日，由于中苏边境冲突，中央要求加强战备，首都人员开始向外地紧急疏散。中国科技大学派人前往河南和湖北沙市联系疏散下迁地址。沙市有科学院的五七干校，表示不再有合适的地方安排科大。河南组带着刘西尧给河南省领导人（刘建勋为河南省革委会主任，但实际主持工作的是革委会副主任纪登奎）的亲笔信，“受到了河南省生产指挥组组长的接待，在南阳山区和邓县看了不少地方，但河南省只同意在平汉路以西的南阳专区的唐河、新野一带山区、丘陵地带临时战备疏散，若在河南建校他们表示有困难。”两组选址人员回京后，认为这两个地方没有条件，不能去。

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宣布国务院各部门所属的高等院校，凡设在外地或迁往外地的，交由当地省、市、自治区领导；与厂矿结合办校的，交由厂矿领导。刘西尧表示搬迁就是疏散，疏散就是搬迁。中国科技大学又派人分赴江西、安徽选点。江西有了不少大学的五七干校，明确表示不能接收科大。安徽宣城等地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中科大再次派人去安徽安庆选点，安庆方面表示欢迎，能接纳3000人。

11月8日，“刘西尧同志在两科（中科院、中科大）联合办公会议上说，……河南去的单位太多，较集中，科大不一定往那里去挤。是否考虑到安徽去，李德生同志（安徽省革委会主任）也较感兴趣。后来经科大、科学院领导讨论研究，觉得河南困难太大，省里又不大欢迎，安徽各方面条件也不错，大家都同意去安徽去选点。”“后来据刘说，中央到河南去的单位太多，压力太大，登奎同志（纪登奎）不欢迎。刘西尧见了李德生同志，李欢迎科大下放到安徽去，并介绍了近几年来安徽省的形势及发展前途，说科大下去大有英雄用武之地。”

12月1日，刘西尧下达了中国科技大学疏散到安徽省安庆市的指示。他说：“其它学校都下去了，科大没动，开头早，走的晚”，“安徽欢迎去，条件不错……领导上支持你们，国务院业务组的都表了态，同意去，纪登奎和李德生同志同意去”，“校址定不下来，先在安庆疏散”，“干部可以办五七干校或插队，学生主要是插队。”12月，中科大近千人到达安庆。部分师生认为安庆条件困难，反对学校搬迁。

1月9日，中国科学院负责人会见了李德生，按照中央《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精神和刘西尧的指示，将中科大的领导关系移交给了安徽省，并商定将中科大搬迁到合肥。据中科院负责人回忆，李德生说，“中央决定将科大下放安徽，原来考虑放在安庆，现在看来不一定合适，可以放在合肥，那个师范大学的校址不是空着吧？有些人闹事，把他们先放下去劳动，可以分若干个点，劳动一段时间。”另有材料显示，李德生指示：“安徽来了一、二十个单位，但都是找个基点，领导关系还在原上级机关；我们原来以为科大也是如此，现在情况更具体了，关系下放了；经过研究，安徽有困难，可考虑在合师院……”于是，中国科技大学6000名师生家属和仪器图书迁至合肥，在原合肥师范学院校址办学。中科大在北京玉泉路的校址被铁道兵和海军部队占用。

中科大下放安徽，还有一个隐情。据当事人回忆：“科大原属科学院领导，六七年国防科委接管新技术局的各研究所后，科大提出专业对口应归国防科委领导。后来有一段与科学院脱离关系，直接由国防科委管。批判国防科委大科研体制和聂荣臻同志‘多中心’时，国防科委推出不管，科大又回到科学院。当时科学院不想管，但又推不出去。在下放、搬迁过程中，科大提出的问题较多，牵扯科学院领导的精力不少，科学院总觉得是个负担，因此总想推出去省事。”“刘西尧有一次在和我本人个别交换意见时说，科大这一帮人很难办，留在科学院也不好管，因此他的意见是借此机会‘全锅端’。”“刘西尧同志说，按中央通知办事。正式把科大交给安徽。至于今后怎么办？应按省里的意见，征求科学院意见后上报计委审核后报中央批准。”

在1969年的战备疏散中，河南也接纳了一所大学——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当年11月，北京外贸学院整体迁至河南固始、息县。其中，外贸系、外语二系和校直、教辅、后勤部门共1050人安置在固始，外语一系师生172人安置在息县。1970年8月，学校被撤销，教师、干部大都转入息县外贸部“五七”干校。1973年，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在北京复校。据对外经贸大学党委副书记、校友总会会长贾怀勤回忆：“固始人民在自身并不富裕的条件下，敞开胸怀接纳了我校师生，为我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支持。”“他们热情地接纳了我们，用固始的粮油禽菜养活我们，使我们能够从这里出发，重新走上国家对外经贸事业的征程。” 2012年，“对外经贸大学固始旧址纪念园”开园。

中国科技大学在局势好转后一直想迁回北京，毕竟它要依托中科院办学，但安徽方面极力挽留，最终中科大没有回成。为了挽留中科大，地理上不集中供暖的合肥给中科大装了暖气，是合肥首家。1978年，中国科学院在北京成立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2000年，北京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与中国科学院其它研究生培养机构组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2012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更名中国科学院大学。至此，中国科技大学创始时的性质转移到了中国科学院大学。安徽取得了对中国科技大学的长期拥有。中国科技大学是中国在建的九所“世界一流大学”之一。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安徽拥有了一所中国顶尖大学。以中国科技大学为基础，安徽省还争取到中国科学院在合肥建立研究所、研究院。国家筹建的20个顶级的国家实验室中，安徽有三个，仅次于北京。这些河南都没有。蝴蝶效应显示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会导致行为结果的极大变化，从而对未来造成巨大影响。一失足成千古恨。当河南南阳籍的建筑大师杨廷宝在主持规划中科大合肥校园时，我想他一定特别的有感触。

一所大学对一个地方的价值是巨大的，全面的。不必说“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即以河南最常见的言论“河南无人”便可证明。整个清代，河南只出了一个状元吴其濬，但他实际上是在京城生长、就学的。河南也出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崔琦，但他十六岁时就被姐姐带离河南，到了美国。南阳籍学者冯友兰说：“近几百年，河南人之能以学术文章成名者，其数目是‘损之又损’，虽不必即‘以至于无’，然而的确是‘鲜矣’。其所以‘鲜矣’的原因之一，即是自从全国学术界的重心，自中原移至东南以后，河南人与各时代的大师，学术界的权威，或‘学阀’，失了联络。因之河南人在一方面因不能得那些大师们的指导及‘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灵感、激励）而不能有所成就；一方面又因不能得到那些‘学阀’们的鼓吹揄扬，所以即有所成就而亦不为省外的人所知。”学界如此，政界、商界、文艺界也如此。

河南省为什么消极对待中国科技大学呢？此时的安徽已有全国重点大学合肥工业大学，而河南没有。我们可以说，当时是乱世，湖北省、江西省不也没要吗？我们可以说，河南民众重视教育，在旧中国时期建有著名的国立河南大学、私立焦作工学院（今中国矿业大学），接纳中科大的安徽领导人李德生不就是河南人吗？我们可以说，河南省领导水平有限，鼠目寸光。纪登奎后来也讲，检点平生，他有三大遗憾，“一是自己早年投身革命，没有上过大学，不知道大学生活什么滋味。”但是，作为全国主要交通枢纽的郑州，没有铁道学院、公路学院、交通学院。作为农业机械第一城的洛阳，没有农机最高学府镇江农业机械学院（全国重点大学，今江苏理工大学、江苏大学）。河南医科大学在1980年代实力仍强过山东医科大学，却没有像后者一样进入卫生部直属。机遇的把握总是要先人一步，等好处显而易见的时候，机遇已不属于普通人。

河南后来为错失中国科技大学进行了补救。1985年，河南省政府与美籍华裔联合，创办了一所新体制、现代化的黄河大学，河南省拿出了秀丽的1200亩省委第三招待所，数百位海外华人予以支持，1991年试验失败。河南民间也出现了黄河科技大学，想办成哈佛、耶鲁那样的私立名校。河南又在郑州工业大学下放河南管理之际，将它与郑州大学、河南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郑州大学，渴望建成高水平大学。但都很难。安徽一劳永逸，河南事倍功半。战略学家博弗尔说，“在某一点之前，历史还是可以影响，但过此之后，就会变成难以改变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