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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如何处置和对待流民,体现出一个王朝的良心指数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如何处置和对待流民,体现出一个王朝的良心指数
11/29/2017 12:52:07 AM | 浏览:305 | 评论:0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如何处置和对待流民,体现出一个王朝的良心指数

《流民图》,宋代郑侠,宋熙宁六年(1073年

明宪宗朱见深的一辈子,过得既意外又惊喜。两岁时,父亲明英宗朱祁镇脑子发热,被太监王振忽悠去亲征入侵的瓦剌,结果在土木堡被俘虏。叔叔朱祁钰在于谦等人的扶持下登基,不久便把朱见深的太子身份给撸了,活在惊惧中的朱见深从此落下了结巴的毛病。没想到的是,老爸朱祁镇被瓦剌放了回来,并在之后夺回了皇位,朱见深的太子位子又失而复得。1464年,明英宗驾崩,朱见深登上帝位,年号“成化”。

作为皇帝的朱见深,丰功伟绩没几件,奇葩事儿倒不少,比如专宠大他19岁的变态老阿姨万贵妃,差点儿害的自己断子绝孙。跟庸碌的皇帝一样,“成化”这个年号,也极少被人提起,只有在此年间烧制的鸡缸杯,成为近年来见诸报端的唯一。这个学名叫做“明成化斗彩鸡缸杯”的物件,在2014年被私募大佬刘益谦以2.8亿港币拍下。据说在连续刷了24次信用卡后,刘益谦拿这个朱见深用过的杯子,喝了一壶普洱茶。

从1465年开始到1487年结束,表面上成化朝只给后人留下了斗彩瓷和万阿姨的故事,几乎在历史长河中默默无闻,但在此期间,一些对明帝国有深远影响的事情却在悄悄的发生。成化八年,王阳明出世;成化九年,下西洋被废止;成化十三年,西厂建立,这些都对大明王朝甚至汉民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在尘封于成化朝故纸堆下的往事中,最大的莫过于那场对百万襄樊流民长达十几年的剿抚。

中国的历史是如此的广袤厚重,以至于你所目睹的所有破事、烂事、糟事,都能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对于流民是“剿”还是“抚”这个问题,早在五百多年前,明朝人就用一套教科书般的大剧给了我们答案。

01

流民问题,是一个从夏朝以来便根植在华夏土地上的社会现象,历经数千年而无法根除。产生流民的原因,无非是天灾和人祸两种,如果两者叠加,便一定会造成“赤地千里,流民百万,盗贼蜂起”的情景,动摇国家的统治基础。因此,如何把老百姓束缚在土地上,来保证赋税徭役和社会稳定,便成了所有统治者都要研究的重大课题,古往今来,概莫能外。

明朝建立初年,举国疮痍一片废墟,中国经济基本上已经被战乱所摧毁,幸存下来的农民也大都外逃避乱沦为流民。为了尽快恢复经济,朱元璋一方面号召百姓复业垦荒,官府以轻徭薄赋来呼应,一方面通过“黄册”这一严厉的户籍制度来管理人口和土地。两项举措效果明显,到1393年,全国人口已经超过6000万,超过了元朝的顶峰时期。

6000万并非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数字,因为早在西汉平帝和东汉桓帝时期,中国人口就已经达到过这个水平。但在明朝初年,这一数字便代表了土地承载的极限,再多的人口便无法养活。此时但凡有水涝旱灾蝗害,粮食减产,“多出来”的百姓便沦为流民。在大明朝前期几个皇帝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平衡后,流民问题就再次阴魂不散般的大规模上演了。

除了天灾之外,人祸也是流民形成的重要推手。1449年土木之变后,大明王朝的腐败问题日趋严重,亲王、权贵、宦官、地主一起上阵,“多倚势恃强,视细民为弱肉”,大肆兼并土地盘剥农民,加上频年荒欠,农民大量逃离家乡。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官府实行“陪纳”制度,留守的农民要替逃跑的乡邻纳税,这样便形成恶性循环,很快便出现整村整乡集体弃田出逃的现象。

大明帝国的流民问题肇始于永乐大帝统治末年,在宣德、正统、景泰年间不断升级,逐渐有席卷全国之势。而到了成化年间,流民的规模达到了高潮,人数已达数百万之巨,遍及全国十三个省份,并形成了荆襄、赣南、豫东三大聚集地。这三大聚集地中,以荆襄地区的流民规模最大,聚集的人数高达一百五十万。

荆襄地区是川陕鄂豫四省交界地,这里北据秦岭,南临巴山,山高林密,土地肥沃,战略位置显要。此地人烟稀少的原因并非是物产贫瘠,而是由于长期的战乱兵祸所导致,尤其是靖康之变后,襄阳成为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对决的前线,荆襄地区在反复的拉锯战中变成绞肉机。到了明朝初年,这里沃野千里却无人耕种,又不用纳粮当差,对于老百姓来说,这便是蜜糖之地。

但看中荆襄地区的不止有流民,还有官府。在农民起义出身的朱元璋看来,荆襄位置过于显要,一旦被流贼占据,将是大明王朝的心腹之患,加上高山林密不易管理,因此将其视为禁地。于是,明初卫国公邓愈平定这一地区的乱军后,遵循朱元璋的指示,将百姓全部迁出,“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所以凡是进入荆襄地区的谋生的,一律划为“流民”,成为被驱赶和清理的对象。

但公平地讲,涌入荆襄地区的流民,并非乞丐盗贼乱兵等,而是被苛征暴敛逼迫破家去产的贫苦农民,他们所求的,无非是一寸立锥之地一亩可耕之田,大明帝国基于所谓“国家战略”的角度,将他们统统划成“流民”,无论是法理还是情理,都没那么能站得住脚。事实上,在明朝早期,官府对此地流民一直以“劝抚”为主,但到了成化年间,流民数量已达百万之巨,朝廷开始将此视为“腹心之疾”。

官民对抗在成化元年便首先爆发。1465年,荆襄地区爆发了刘通石龙领导的第一次流民起义,但在成化二年便被官军扑灭。在此之后,中原地区连遭大旱,流民继续大量涌入,官府依然进行抓捕驱逐。于是成化六年,又爆发了第二次流民起义,荆襄流民纷纷响应,竟然聚拢百万之众,迅速控制整个地区。朝廷对起义军的势如破竹深感惊惧,派遣都御史项忠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务,前往镇压。

项忠,浙江嘉善人,21岁考中进士,不到三十便升职为刑部员外郎,相当于今天的公安部副司长。1449年,项忠跟随着心里没点儿逼数的明英宗出征瓦剌,在土木堡被俘,并被扔到草原上牧马。项忠趁着守备松懈,狂奔十一昼夜逃回祖国,一举成名。此后项忠四处征战救火,政绩显著平步青云,一直坐到正二品的右都御史。

在成化朝的这部流民剿抚大戏上,冷酷无情的官吏,救民水火的名臣,敢言敢谏的学者,都将逐一登上舞台。首先出场的是项忠,成化六年,这位来自浙江的官员,面对百万计的流民,开始举起了手中屠刀。

02

项忠于成化七年抵达荆襄前线,便开始疯狂且残酷的围剿。一方面,他调集湖广、陕西、河南等多路军队,集合二十五万兵马,分八路截杀起义部队,第二次流民起义领袖李原、小王洪等部陆续被官军所击破,俘虏全部斩杀。另一方面,项忠派人深入荆襄深山中,招抚散落在四处的流民,假意宣布官府会对流民开垦的耕地予以承认,前后诱骗40万人出山归顺。

四十万流民携老扶幼走出深山之后,却发现自己掉进官府挖的坑了。项忠非但没有兑现之前承诺,反而将流民一概遣回原籍,甚至那些在明初便来荆襄定居、已经成家立业子孙繁衍的良民家庭,也统统被驱逐,”不前,即杀之。“对于不肯走的,项忠的军队直接进行屠杀,“兵刃之加,无分玉石,驱迫不前,即草剃之,死者枕藉山谷”,一时间荆襄地区血流成河。

更惨的是那些被遣送到云南、贵州充军戍边的流民。官军利用流经荆襄的汉江,将流民成群成群的驱赶装船沿江南下。由于正值暑天炎热,船上拥挤不堪,不久便瘟疫蔓延,死者被抛尸江中,“舟行多疫死,弃尸江浒,臭不可闻,怨毒之气上冲于天。”此时,本来是物产丰饶的荆襄,沃野上遍布死者,江水里塞满浮尸,穷苦百姓开垦的立锥之地,已被完全摧毁。

对流民无差别的屠剿滥杀,引起了全国舆论的猛烈抨击,项忠先后撰写两篇《抚流民疏》为自己辩解,其辩解的角度和逻辑,在几百年后,都值得后人反复琢磨。

首先,项忠列数字摆成绩:“臣先后招抚流民复业者九十三万余人,贼党遁入深山,又招谕解散自归者五十万人。”,“后来又写到:”今臣已遣回流民一百五十余万,谪戍贼党一万二百有奇,随居家属五万九千余,四省之内,帖然安矣。”意思是我先后处置清理了接近150万流民,四省安定,这个成绩有谁不服吗?

其次,项忠翻前任的账来喊冤:“自宣德至今四十余年,屡命尚书白圭,都御使王恕、杨璿经略安抚。虽尝移文散遣,奈何有司虚文勘报,实无一人还乡。”意思是朝廷之前也派了很多人来管理流民,已经多次发布公文,要求遣散流民,喊了多少次了,你们就是不听。现在我痛下杀手了,实在是没办法中的办法,此事怪不得我。

最后,项忠又着手反驳“滥杀”的指责:“贼党罪固当死,正因不忍滥诛,故令丁壮谪发遣戍。”意思是这些流民罪该万死,我是出于人道关怀,才把他们塞到船上充军戍边的。又说,“臣揭榜晓贼,谓已杀数千,盖张虚势怵之,非实事也。” 意思是我号称杀了数千人,其实是在虚张声势吓唬人而已,没杀那么多。至于遍布汉江两岸的死尸,项忠自然是没提半分。

在朝廷上,给事中梁璟、兵部尚书白圭等人均对项忠的滥杀进行了弹劾,但两篇《抚流民疏》洋洋洒洒,简直是千古甩锅佳作,给出的三条逻辑貌似无可辩驳。朱见深对那些弹劾之言,自然是不听不听王八念经,照样提拔项忠。项忠于成化八年被朱见深召回京城,不久便被晋升为刑部尚书和兵部尚书。

但项忠的辩驳其实经不起推敲。遣散流民一百五十万,却死亡数十万为代价,此为无能;不顾流民已安家立业,无差别驱赶,此为无情;纵容军队以返籍遣边为名,大肆屠杀滥杀枉杀,此为无德。如此无能、无情、无德之人,利用建立在流民累累白骨上的所谓政绩,换取了生前的荣华富贵和死后的香火鼎盛。

对项忠此等手持霹雳手段,却无菩萨心肠的人物的批评,往往会招来铁石心肠之人的各种反驳。但即使将所有反驳都逐一辩斥,还是会等来一句:“你行你上啊!” 令人哑口无言。但成化朝这场大戏,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还真有一个人“我行我上”,他就是接替项忠出场、后来被百世传颂的山西人原杰。

03

项忠剿杀叛军并遣散百万流民后,并没有彻底解决荆襄的流民问题,因为其背后,是越演越烈的土地兼并和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用刀枪驱散流民只是治标不治本。官军撤兵之后,各地的流民又蜂拥而至,“入山就食,势不可止”,到成化十二年,荆襄流民人数又高达四十多万,如果不妥善加以解决,荆襄地区又会变成一个火药桶。

朱见深虽然没有处罚项忠,但对这种滥杀的行径估计也有些意见,于是便派了左副都御史原杰前去荆襄地区安抚流民。为避免再次发生“死者枕藉山谷”的惨剧,大明朝有良心的学者官员纷纷出来献策。首先向朱见深谏言的是国子监祭酒周洪谟,他建议在荆襄地区效仿东晋的做法,设侨置郡,让流民变成良民。

几个月后,一个名叫文会的小官也上书参奏,更加系统地阐述了安置流民的建议:一是给予早期入籍的流民一定的土地,新进来的流民“领田土力耕,量存恤之”;二是设置府、卫、州、县,完善市场,建立学校,则流民自然会安定下来,不再加入起义的行列。这些建议都被转发到原杰那里,为他的施政提供了支持。

尽管是封建社会的干部,但原杰充分领会“当省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县”的思想。六十高龄的他在抵达荆襄地区之后,率领一众大小官员,挨家挨户拜访流民,听取人民群众意见。到了年底,原杰便把荆襄地区流民的户数和人数全部统计出来,甚至精确到个位数。拿到第一手数据后,原杰向朝廷上奏了著名的《处置流民疏》。

在这篇奏折中,原杰将流民涌入的原因做了概括:除少数“畏罪弃家偷生”者,流民涌入根本原因在于“原籍差、粮浩繁”,责任不在民而在官。不仅如此,奏折还明确了流民的性质:“置有田土,盖有房屋,贩有土产货物,亦不过养赡家口别无非为事。”这番话已是大白话:所谓荆襄流民,其实就是置地盖房贩货的老百姓,何罪之有?

给流民定性之后,原杰又紧接着提出了治理方案:建设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特区。按照原杰的建议,首先在荆襄地区设置一个新的郧阳府,下辖六县,统一管理流民。其次再将郧阳、襄阳、荆州等八府统一管辖,实行朝廷直辖的抚治,设置握有实权的湖广行都司,抚治中心也设郧阳府,方便协调。朝廷全数采纳了原杰的建议,大明朝的深圳特区就此成立,第一任特首就是原杰。

新成立的行政机构,一改对流民的驱赶策略,反而引导流民开垦荒地,田税给予减免,并给他们上户口(就地附籍),之前统计的四十三万流民大部分都在郧阳府附籍,流民的人心大定。从1472年到1512年,郧阳府户籍增加了一倍,人口增加了三倍,耕田增加了两倍,税赋却只增加了12%,困扰大明帝国多年的荆襄流民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郧阳抚治自成化十二年建立,至清康熙十九年裁撤,历时204年,为稳定荆襄地区的流民发挥了巨大作用。而设在郧县的郧阳府,直到辛亥革命才被废止。经过原杰及其继任者的不断建设,郧阳从一个小县城变成了汉江流域的“雄藩巨镇”,城内钟鼓楼、府学宫、会馆、商铺、戏楼、酒肆、寺庙、庵堂等建筑鳞次栉比,已是汉江上最大的商埠。

原杰的抚与项忠的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项忠的方法,将人民群众视为敌对势力,虽然短期能看到政绩,但于国于民毫无益处。原杰的方法,其根本在于不将流民视为劣等人口,反而充分利用其生产力,解决了荆襄地区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矛盾。明代史学家高岱的评价最具代表意义:项忠之荡定者,一时之功,而原杰之经略者,百世之利也。

在历史长河中,大部分人随波逐流,有人却扁舟独征,迎着船头的浪花,激起一片雪白的赞叹。

04
1947年底,国民党政府从郧阳县撤退时,把档案资料装船准备运往襄阳,在途中翻船沉入江底,丢失了大量的历史资料。1959年12月,南水北调中线的丹江口工程截流合龙,具有数百年厚重积淀的郧阳古城沉入了江底,而原杰在山西阳城的墓,也在1972年被损毁,自此,郧阳府和它背后的流民故事,便极少被人提起。

甚至项忠和原杰的路线启示录,在明朝中后期便被忘记的一干二净。从万历到崇祯的半个多世纪,摊上小冰河期的大明王朝几乎年年遭灾,水灾、蝗灾、干旱、瘟疫连绵不断,朝廷又加收“辽饷、练饷、剿饷”等诸多苛捐杂税,流民潮席卷全国,官军四处剿杀。萨尔浒之战十年后的1629年,23岁的李自成起义造反,大量流民加入起义队伍,1644年,大明王朝灭亡。

但流民问题不光是明代的问题,更是所有时代的问题。中国自古是一个“恋土”情结很重的国家,历代人民均恪守“安土重迁”,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若非生计逼迫,他们是不会抛家舍业去往一个陌生的地方谋生的。因此,如何处置和对待流民,往往体现了一个王朝的良心指数。项忠和原杰的路线启示录,不该被遗忘。

几千年的流民史,更是一部我们先辈遭受的苦难史,他们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填四川,无论是国运昌隆的升平年代,还是江山飘摇的坎坷岁月,汉民族在这片土地上的挣扎与迁徙,永远都未曾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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