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民图》，宋代郑侠,宋熙宁六年（1073年）

明宪宗朱见深的一辈子，过得既意外又惊喜。两岁时，父亲明英宗朱祁镇脑子发热，被太监王振忽悠去亲征入侵的瓦剌，结果在土木堡被俘虏。叔叔朱祁钰在于谦等人的扶持下登基，不久便把朱见深的太子身份给撸了，活在惊惧中的朱见深从此落下了结巴的毛病。没想到的是，老爸朱祁镇被瓦剌放了回来，并在之后夺回了皇位，朱见深的太子位子又失而复得。1464年，明英宗驾崩，朱见深登上帝位，年号“成化”。

作为皇帝的朱见深，丰功伟绩没几件，奇葩事儿倒不少，比如专宠大他19岁的变态老阿姨万贵妃，差点儿害的自己断子绝孙。跟庸碌的皇帝一样，“成化”这个年号，也极少被人提起，只有在此年间烧制的鸡缸杯，成为近年来见诸报端的唯一。这个学名叫做“明成化斗彩鸡缸杯”的物件，在2014年被私募大佬刘益谦以2.8亿港币拍下。据说在连续刷了24次信用卡后，刘益谦拿这个朱见深用过的杯子，喝了一壶普洱茶。

从1465年开始到1487年结束，表面上成化朝只给后人留下了斗彩瓷和万阿姨的故事，几乎在历史长河中默默无闻，但在此期间，一些对明帝国有深远影响的事情却在悄悄的发生。成化八年，王阳明出世；成化九年，下西洋被废止；成化十三年，西厂建立，这些都对大明王朝甚至汉民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在尘封于成化朝故纸堆下的往事中，最大的莫过于那场对百万襄樊流民长达十几年的剿抚。

中国的历史是如此的广袤厚重，以至于你所目睹的所有破事、烂事、糟事，都能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对于流民是“剿”还是“抚”这个问题，早在五百多年前，明朝人就用一套教科书般的大剧给了我们答案。

01

流民问题，是一个从夏朝以来便根植在华夏土地上的社会现象，历经数千年而无法根除。产生流民的原因，无非是天灾和人祸两种，如果两者叠加，便一定会造成“赤地千里，流民百万，盗贼蜂起”的情景，动摇国家的统治基础。因此，如何把老百姓束缚在土地上，来保证赋税徭役和社会稳定，便成了所有统治者都要研究的重大课题，古往今来，概莫能外。

明朝建立初年，举国疮痍一片废墟，中国经济基本上已经被战乱所摧毁，幸存下来的农民也大都外逃避乱沦为流民。为了尽快恢复经济，朱元璋一方面号召百姓复业垦荒，官府以轻徭薄赋来呼应，一方面通过“黄册”这一严厉的户籍制度来管理人口和土地。两项举措效果明显，到1393年，全国人口已经超过6000万，超过了元朝的顶峰时期。

6000万并非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数字，因为早在西汉平帝和东汉桓帝时期，中国人口就已经达到过这个水平。但在明朝初年，这一数字便代表了土地承载的极限，再多的人口便无法养活。此时但凡有水涝旱灾蝗害，粮食减产，“多出来”的百姓便沦为流民。在大明朝前期几个皇帝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平衡后，流民问题就再次阴魂不散般的大规模上演了。

除了天灾之外，人祸也是流民形成的重要推手。1449年土木之变后，大明王朝的腐败问题日趋严重，亲王、权贵、宦官、地主一起上阵，“多倚势恃强，视细民为弱肉”，大肆兼并土地盘剥农民，加上频年荒欠，农民大量逃离家乡。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官府实行“陪纳”制度，留守的农民要替逃跑的乡邻纳税，这样便形成恶性循环，很快便出现整村整乡集体弃田出逃的现象。

大明帝国的流民问题肇始于永乐大帝统治末年，在宣德、正统、景泰年间不断升级，逐渐有席卷全国之势。而到了成化年间，流民的规模达到了高潮，人数已达数百万之巨，遍及全国十三个省份，并形成了荆襄、赣南、豫东三大聚集地。这三大聚集地中，以荆襄地区的流民规模最大，聚集的人数高达一百五十万。

荆襄地区是川陕鄂豫四省交界地，这里北据秦岭，南临巴山，山高林密，土地肥沃，战略位置显要。此地人烟稀少的原因并非是物产贫瘠，而是由于长期的战乱兵祸所导致，尤其是靖康之变后，襄阳成为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对决的前线，荆襄地区在反复的拉锯战中变成绞肉机。到了明朝初年，这里沃野千里却无人耕种，又不用纳粮当差，对于老百姓来说，这便是蜜糖之地。

但看中荆襄地区的不止有流民，还有官府。在农民起义出身的朱元璋看来，荆襄位置过于显要，一旦被流贼占据，将是大明王朝的心腹之患，加上高山林密不易管理，因此将其视为禁地。于是，明初卫国公邓愈平定这一地区的乱军后，遵循朱元璋的指示，将百姓全部迁出，“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所以凡是进入荆襄地区的谋生的，一律划为“流民”，成为被驱赶和清理的对象。

但公平地讲，涌入荆襄地区的流民，并非乞丐盗贼乱兵等，而是被苛征暴敛逼迫破家去产的贫苦农民，他们所求的，无非是一寸立锥之地一亩可耕之田，大明帝国基于所谓“国家战略”的角度，将他们统统划成“流民”，无论是法理还是情理，都没那么能站得住脚。事实上，在明朝早期，官府对此地流民一直以“劝抚”为主，但到了成化年间，流民数量已达百万之巨，朝廷开始将此视为“腹心之疾”。

官民对抗在成化元年便首先爆发。1465年，荆襄地区爆发了刘通石龙领导的第一次流民起义，但在成化二年便被官军扑灭。在此之后，中原地区连遭大旱，流民继续大量涌入，官府依然进行抓捕驱逐。于是成化六年，又爆发了第二次流民起义，荆襄流民纷纷响应，竟然聚拢百万之众，迅速控制整个地区。朝廷对起义军的势如破竹深感惊惧，派遣都御史项忠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务，前往镇压。

项忠，浙江嘉善人，21岁考中进士，不到三十便升职为刑部员外郎，相当于今天的公安部副司长。1449年，项忠跟随着心里没点儿逼数的明英宗出征瓦剌，在土木堡被俘，并被扔到草原上牧马。项忠趁着守备松懈，狂奔十一昼夜逃回祖国，一举成名。此后项忠四处征战救火，政绩显著平步青云，一直坐到正二品的右都御史。

在成化朝的这部流民剿抚大戏上，冷酷无情的官吏，救民水火的名臣，敢言敢谏的学者，都将逐一登上舞台。首先出场的是项忠，成化六年，这位来自浙江的官员，面对百万计的流民，开始举起了手中屠刀。

02

项忠于成化七年抵达荆襄前线，便开始疯狂且残酷的围剿。一方面，他调集湖广、陕西、河南等多路军队，集合二十五万兵马，分八路截杀起义部队，第二次流民起义领袖李原、小王洪等部陆续被官军所击破，俘虏全部斩杀。另一方面，项忠派人深入荆襄深山中，招抚散落在四处的流民，假意宣布官府会对流民开垦的耕地予以承认，前后诱骗40万人出山归顺。

四十万流民携老扶幼走出深山之后，却发现自己掉进官府挖的坑了。项忠非但没有兑现之前承诺，反而将流民一概遣回原籍，甚至那些在明初便来荆襄定居、已经成家立业子孙繁衍的良民家庭，也统统被驱逐，”不前，即杀之。“对于不肯走的，项忠的军队直接进行屠杀，“兵刃之加，无分玉石，驱迫不前，即草剃之，死者枕藉山谷”，一时间荆襄地区血流成河。

更惨的是那些被遣送到云南、贵州充军戍边的流民。官军利用流经荆襄的汉江，将流民成群成群的驱赶装船沿江南下。由于正值暑天炎热，船上拥挤不堪，不久便瘟疫蔓延，死者被抛尸江中，“舟行多疫死，弃尸江浒，臭不可闻，怨毒之气上冲于天。”此时，本来是物产丰饶的荆襄，沃野上遍布死者，江水里塞满浮尸，穷苦百姓开垦的立锥之地，已被完全摧毁。

对流民无差别的屠剿滥杀，引起了全国舆论的猛烈抨击，项忠先后撰写两篇《抚流民疏》为自己辩解，其辩解的角度和逻辑，在几百年后，都值得后人反复琢磨。

首先，项忠列数字摆成绩：“臣先后招抚流民复业者九十三万余人，贼党遁入深山，又招谕解散自归者五十万人。”，“后来又写到：”今臣已遣回流民一百五十余万，谪戍贼党一万二百有奇，随居家属五万九千余，四省之内，帖然安矣。”意思是我先后处置清理了接近150万流民，四省安定，这个成绩有谁不服吗？

其次，项忠翻前任的账来喊冤：“自宣德至今四十余年，屡命尚书白圭，都御使王恕、杨璿经略安抚。虽尝移文散遣，奈何有司虚文勘报，实无一人还乡。”意思是朝廷之前也派了很多人来管理流民，已经多次发布公文，要求遣散流民，喊了多少次了，你们就是不听。现在我痛下杀手了，实在是没办法中的办法，此事怪不得我。

最后，项忠又着手反驳“滥杀”的指责：“贼党罪固当死，正因不忍滥诛，故令丁壮谪发遣戍。”意思是这些流民罪该万死，我是出于人道关怀，才把他们塞到船上充军戍边的。又说，“臣揭榜晓贼，谓已杀数千，盖张虚势怵之，非实事也。” 意思是我号称杀了数千人，其实是在虚张声势吓唬人而已，没杀那么多。至于遍布汉江两岸的死尸，项忠自然是没提半分。

在朝廷上，给事中梁璟、兵部尚书白圭等人均对项忠的滥杀进行了弹劾，但两篇《抚流民疏》洋洋洒洒，简直是千古甩锅佳作，给出的三条逻辑貌似无可辩驳。朱见深对那些弹劾之言，自然是不听不听王八念经，照样提拔项忠。项忠于成化八年被朱见深召回京城，不久便被晋升为刑部尚书和兵部尚书。

但项忠的辩驳其实经不起推敲。遣散流民一百五十万，却死亡数十万为代价，此为无能；不顾流民已安家立业，无差别驱赶，此为无情；纵容军队以返籍遣边为名，大肆屠杀滥杀枉杀，此为无德。如此无能、无情、无德之人，利用建立在流民累累白骨上的所谓政绩，换取了生前的荣华富贵和死后的香火鼎盛。

对项忠此等手持霹雳手段，却无菩萨心肠的人物的批评，往往会招来铁石心肠之人的各种反驳。但即使将所有反驳都逐一辩斥，还是会等来一句：“你行你上啊！” 令人哑口无言。但成化朝这场大戏，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还真有一个人“我行我上”，他就是接替项忠出场、后来被百世传颂的山西人原杰。

03

项忠剿杀叛军并遣散百万流民后，并没有彻底解决荆襄的流民问题，因为其背后，是越演越烈的土地兼并和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用刀枪驱散流民只是治标不治本。官军撤兵之后，各地的流民又蜂拥而至，“入山就食，势不可止”，到成化十二年，荆襄流民人数又高达四十多万，如果不妥善加以解决，荆襄地区又会变成一个火药桶。

朱见深虽然没有处罚项忠，但对这种滥杀的行径估计也有些意见，于是便派了左副都御史原杰前去荆襄地区安抚流民。为避免再次发生“死者枕藉山谷”的惨剧，大明朝有良心的学者官员纷纷出来献策。首先向朱见深谏言的是国子监祭酒周洪谟，他建议在荆襄地区效仿东晋的做法，设侨置郡，让流民变成良民。

几个月后，一个名叫文会的小官也上书参奏，更加系统地阐述了安置流民的建议：一是给予早期入籍的流民一定的土地，新进来的流民“领田土力耕，量存恤之”；二是设置府、卫、州、县，完善市场，建立学校，则流民自然会安定下来，不再加入起义的行列。这些建议都被转发到原杰那里，为他的施政提供了支持。

尽管是封建社会的干部，但原杰充分领会“当省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县”的思想。六十高龄的他在抵达荆襄地区之后，率领一众大小官员，挨家挨户拜访流民，听取人民群众意见。到了年底，原杰便把荆襄地区流民的户数和人数全部统计出来，甚至精确到个位数。拿到第一手数据后，原杰向朝廷上奏了著名的《处置流民疏》。

在这篇奏折中，原杰将流民涌入的原因做了概括：除少数“畏罪弃家偷生”者，流民涌入根本原因在于“原籍差、粮浩繁”，责任不在民而在官。不仅如此，奏折还明确了流民的性质：“置有田土，盖有房屋，贩有土产货物，亦不过养赡家口别无非为事。”这番话已是大白话：所谓荆襄流民，其实就是置地盖房贩货的老百姓，何罪之有？

给流民定性之后，原杰又紧接着提出了治理方案：建设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特区。按照原杰的建议，首先在荆襄地区设置一个新的郧阳府，下辖六县，统一管理流民。其次再将郧阳、襄阳、荆州等八府统一管辖，实行朝廷直辖的抚治，设置握有实权的湖广行都司，抚治中心也设郧阳府，方便协调。朝廷全数采纳了原杰的建议，大明朝的深圳特区就此成立，第一任特首就是原杰。

新成立的行政机构，一改对流民的驱赶策略，反而引导流民开垦荒地，田税给予减免，并给他们上户口（就地附籍），之前统计的四十三万流民大部分都在郧阳府附籍，流民的人心大定。从1472年到1512年，郧阳府户籍增加了一倍，人口增加了三倍，耕田增加了两倍，税赋却只增加了12%，困扰大明帝国多年的荆襄流民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郧阳抚治自成化十二年建立，至清康熙十九年裁撤，历时204年，为稳定荆襄地区的流民发挥了巨大作用。而设在郧县的郧阳府，直到辛亥革命才被废止。经过原杰及其继任者的不断建设，郧阳从一个小县城变成了汉江流域的“雄藩巨镇”，城内钟鼓楼、府学宫、会馆、商铺、戏楼、酒肆、寺庙、庵堂等建筑鳞次栉比，已是汉江上最大的商埠。

原杰的抚与项忠的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项忠的方法，将人民群众视为敌对势力，虽然短期能看到政绩，但于国于民毫无益处。原杰的方法，其根本在于不将流民视为劣等人口，反而充分利用其生产力，解决了荆襄地区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矛盾。明代史学家高岱的评价最具代表意义：项忠之荡定者，一时之功，而原杰之经略者，百世之利也。

在历史长河中，大部分人随波逐流，有人却扁舟独征，迎着船头的浪花，激起一片雪白的赞叹。

04
1947年底，国民党政府从郧阳县撤退时，把档案资料装船准备运往襄阳，在途中翻船沉入江底，丢失了大量的历史资料。1959年12月，南水北调中线的丹江口工程截流合龙，具有数百年厚重积淀的郧阳古城沉入了江底，而原杰在山西阳城的墓，也在1972年被损毁，自此，郧阳府和它背后的流民故事，便极少被人提起。

甚至项忠和原杰的路线启示录，在明朝中后期便被忘记的一干二净。从万历到崇祯的半个多世纪，摊上小冰河期的大明王朝几乎年年遭灾，水灾、蝗灾、干旱、瘟疫连绵不断，朝廷又加收“辽饷、练饷、剿饷”等诸多苛捐杂税，流民潮席卷全国，官军四处剿杀。萨尔浒之战十年后的1629年，23岁的李自成起义造反，大量流民加入起义队伍，1644年，大明王朝灭亡。

但流民问题不光是明代的问题，更是所有时代的问题。中国自古是一个“恋土”情结很重的国家，历代人民均恪守“安土重迁”，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若非生计逼迫，他们是不会抛家舍业去往一个陌生的地方谋生的。因此，如何处置和对待流民，往往体现了一个王朝的良心指数。项忠和原杰的路线启示录，不该被遗忘。

几千年的流民史，更是一部我们先辈遭受的苦难史，他们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填四川，无论是国运昌隆的升平年代，还是江山飘摇的坎坷岁月，汉民族在这片土地上的挣扎与迁徙，永远都未曾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