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一位同学联系到我，给我看了一篇《财经》杂志的文章，题为《史傅德：寻找真实的马克思》，这位同学希望我写一篇文章来谈谈看法。我扫了一眼，发现这篇访谈通篇没有原始文本，史傅德先生也是频发高论、语出惊人。而要写一篇争鸣文章，需要搜集原始文本，文章读起来也枯燥，自然是出力不讨好，更何况史傅德先生还是学术权威。然而我还是没有控制住我自己，拿起长矛准备挑战一下风车。
史博德先生何许人也？《财经》杂志介绍到：
【作为德国著名学者，史博德是极少能辨认马克思笔迹的人，也是当今世界极少看过马克思全部手稿的学者。史博德的毕业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马克思1850年到1860年思想转变的手稿。2002年－2012年间，他作为柏林科学院马克思和恩格斯新全集编委会成员，负责整理、编辑出版马克思未刊历史笔记，又有许多新的发现和心得。】
这篇访谈的全文，我们也会推送出来，以免染上断章取义的嫌疑（见哲学园今日第一篇文章）。下面，我们就选取一个对话片段，来具体分析一下。
《财经》：【概括地说，1850年以后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什么转变？】
史傅德：【他越来越觉得，政治革命、暴力革命是行不通的。暴力革命也只是换汤不换药，把政府换掉了，但是资本主义体系是不可能被政治革命打碎的。】
我本以为，德国专家在《财经》记者面前必有高论，谁曾想竟说出如此惊人之语。专家史傅德认为，“资本主义体系是不可能被政治革命打碎的”，我读罢抓耳挠腮，怎么想也想不通，有什么历史事件比政治革命更彻底、更激进、更具有破坏性呢？如果说连政治革命都无法“打碎资本主义体系”，那么恐怕中美俄三家库存的核武器也无法干掉“资本主义体系”这只怪兽了；史傅德先生的言下之意或许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体系”永远不可能被打碎？我们不得而知。
那么，1850年以后的马克思，是否像专家史傅德所说的那样，认为“政治革命、暴力革命是行不通的”吗？史傅德先生在访谈中只是讲述了他在阅读完所有手稿之后的心得，并没有引证任何马克思作品的原文，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一观点到底出自何时何地的手稿。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著作与手稿浩如烟海，这叫我们上哪里去考证？真是令人大伤脑筋。“谁主张、谁举证”是学术研究的基本法，而我们的史傅德先生并没有遵守基本法，他的论证给人一种钦定、硬点的感觉。不过，这毕竟是一篇面向大众的访谈，史傅德先生可能没有条件来一一举证，我们也就姑且不纠结这些，暂时替史傅德先生承担起举证的责任。下面，我们不妨也来看几段原始文本，探究一下马克思到底是什么看待“政治革命”和“暴力革命”的。我们先引用一段脍炙人口的名段：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共产党宣言》，1848年）】
可见，在1848年那会儿，马克思不仅支持政治革命，还认为政治革命的唯一手段便是暴力革命。当然，史博德先生也说了，1850年之后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转变，越来越觉得政治革命与暴力革命不靠谱了，那好，我们再看看1850年之后的文本：
【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己解放的权利。（马克思：《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1871年9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版第2卷第443页。）
这是些小资产阶级代表，他们满怀恐惧地声明，无产阶级被自己的革命地位所推动，可能“走得太远”。不是采取坚决的政治上的反对立场，而是全面的和解；不是对政府和资产阶级作斗争，而是企图争取他们，说服他们；不是猛烈地反抗从上面来的迫害，而是逆来顺受，并且承认惩罚是罪有应得。一切历史地必然发生的冲突都被解释为误会，而一切争论都以大体上我们完全一致这样的断语来结束。（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1879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87页）
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恩格斯：《致格·特里尔》，1889年12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685页。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37/155.htm）】
从上述的文本中看，1850年以后的马克思并没有认为“政治革命、暴力革命是行不通的”，不知道史博德先生依据了哪一篇手稿。据我所掌握的文本来看，1850年之后的马克思既没有否定政治革命，也没有否定暴力革命。是否有一篇神秘手稿呢？在这个神秘手稿中马克思写道：“我之前关于暴力革命的话都是开玩笑的，大家别当真哈！”恐怕这个问题需要史博德先生来解答一下。
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总是在发展，随着西欧民主制度的建立健全，马克思也提出了采用平夺手段实现社会革命的设想。下面的文本可以作证。
【毫无疑问，在这样的时刻，应当倾听这样一个人的声音，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他从这种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在欧洲，英国是唯一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当然，他从来没有忘记附上一句话：他并不指望英国的统治阶级会不经过“维护奴隶制的叛乱”而屈服在这种和平的和合法的革命面前。（恩格斯：《〈资本论〉英文版序言》，1886年11月5日】
归纳一下段意，马克思的意思说，在英国可以利用议会制度搞一场和平的革命，但他觉得利益受损的资产阶级不会乖乖地认命，换句话讲，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很可能会拿起武器镇压和平的革命。我们不妨通俗地打个比方，占村庄人口大多数的贫农可以通过合法程序制定村规民约，规定今后村里的土地大家公有，然而利益受损的地主胡汉三很可能会引来马匪和皇军来把对付这些贫农，他撕毁村规民约并大喊：“我胡汉三又回来了！”因此，马克思分享给我们一条这样的人生经验：即使在那些有可能实现和平革命的地方，无产阶级也要“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在和平夺权之后，要提防资产阶级的叛乱。当资产阶级的坦克碾压过来，就不要再用选票去螳臂当车，而应该拿起武器镇压叛乱。
有点扯远了，我们好像冷落了史博德先生。根据上面列出的文本，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没有否定暴力革命，他只是说和平革命在某些国家或许有可能而已。然而我们不排除有一篇神秘手稿彻底颠覆我们的结论，我们期待史博德先生把它拿出来，也让我们开开眼界，从而找到一个真实的马克思。
不过，事情总得辩证看。史博德先生把马克思包装成一个主张“告别革命”的思想家，很符合当今某些人的口味。《财经》杂志把史博德先生的妙语纶音记录下来以飨读者，也为我国的理论宣传工作“立了一功”。
史博德先生的高论，还有很多，我们今天暂且拜读到这里，回头有机会我们接着欣赏。
我们接着来欣赏《财经》杂志的奇文，史博德先生凭借着他对马克思手稿的深刻理解，断言马克思否定了政治革命。接下来，《财经》杂志的记者、毕业于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的马国川先生把问题引入到了经济领域。
【《财经》：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马克思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怎么看呢?
史傅德：1850年之后，马克思的思考是围绕着资本运作展开的，他从来没有给出结论。如果说有结论，就是：第一，无论政治还是军队，相对于市场都是失败者。拿破仑第一，还有俾斯麦，在强大的市场面前都是失败者。第二，面对金融市场，政府也是个失败者。马克思经常以嘲讽的口气在手稿里说，不论是英美还是德法，要说政治和市场之间有什么关系的话，唯一的关系就是政治家被市场腐化。他非常辛辣地来嘲笑说，你政治家想要对市场做什么，只有被它腐化。并不是市场来积极腐蚀他，是政治家自己积极被腐化。】
马国川先生提出了“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问题，然而马克思似乎并不怎么关注这个问题，据我个人了解，在马克思的著作里几乎没有出现什么“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概念，在高中的政治教科书里可能会有类似的简答题。史博德先生不愧是学术权威，他的回答委婉而又巧妙：“1850年之后，马克思的思考是围绕着资本运作展开的，他从来没有给出结论。”不知此时史博德先生的内心活动是怎么样的，据我斗胆猜测，这位德国教授大概会暗骂：“这位中文系的记者问来问去都是什么烂问题啊，too simple!美国的华莱士，比你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马克思的手稿我哪一篇没看过?哪有什么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你还是需要学习一个!”史博德先生只好坦言马克思没有给出结论，但是这位记者既然问了，他也不得不硬着头皮说下去，毕竟面对记者的提问总不能说“无可奉告”吧?他补充了两点，这大概是他自己的理解，当然，依旧没有原始文本的依据。
史博德先生的第一点：无论政治还是军队，相对于市场都是失败者。这句话让人摸不着头脑，此时此刻的我也深刻怀疑这篇访谈是用什么语言进行的。在汉语中，把政治和军队并列在一起，就像把经济和人民银行并列在一起一样，非常奇怪，高中的语文老师恐怕会纠正史博德先生的语法错误。然而这口黑锅应该由史博德先生背吗?恐怕不见得，如果史博德先生不会中文，访谈使用的是英语或者德语，那这口黑锅则要归到对这篇文章负责的马国川先生头上。
在这里，我们姑且把史博德先生的话理解为：无论是政府还是军队，相对于市场都是失败者。马克思的原始文本，我们也没有办法一一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里翻找，因此我们不妨独立地评述一下这句话。这句话说得很对，举个现实的例子，资产阶级政府不断宣称要与失业和经济危机做斗争，各个党派的政客们都提出各自的法宝来试图消灭失业和经济危机——而失业和经济危机恰恰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一边是资产阶级政府的主观措施，另一边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法则，这场战斗的结果怎么样呢?正如史博德先生所说，拿破仑和俾斯麦都在市场面前败下阵来，当今的这些政客又能有什么好结果呢?自然是碰得头破血流。失业依旧是个老大难问题，拿法国的例子来说，今年8月，法国的失业率四年来头一次降到10%以下，这竟然成为了一条令人欢欣鼓舞的正面新闻!而经济危机被资产阶级的改革家们消除了吗?并没有，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等各派高手都没有制服经济危机这个怪物，更糟糕的是，这个怪物超越了国界，一国出事，全球遭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府相对于市场是货真价实的loser。
资产阶级政府的失败教训告诉我们这样一条人生经验：如果不改变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游戏设定，那么玩家永远都无法打败经济危机、失业、两极分化这些小怪物——因为这些都是市场规律的必然产物。那么，除了被市场虐之外还有没有别的选择呢?当然有，如果觉得这场游戏的设置不合理，我们可以连桌子也一同掀翻，改变规律作用的条件——宏观低速领域遵循牛顿力学的基本法，但到了微观领域牛顿力学的规律便无法起作用了;私有制市场经济必然伴随着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可到了公有制计划经济的社会，经济危机的周期律自然无法立足。所以，要消灭现代社会的的这些弊病，自然要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对此，马克思支持不支持呢?我们来看看原始文本：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共产党宣言》）】
当然，这只是一个行动大纲，至于轻重缓急和具体措施，要视实际情况而定。如果有时间，我们会在下面的文章中具体讲一讲“消灭私有制”，因为史博德先生在后面又向读者指出了通往真理的“捷径”。
综上，史博德教授的论断，说对也对，说不对也不对。对于不改变游戏规则的资产阶级政府来说，政府永远逃不出市场规律的手掌心，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相对于市场是失败者;对于要对步入暮年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革命性变革的无产阶级政权来说，市场规律所依赖的条件会逐步被废除，这时候，无产阶级的政府不仅不是失败者，反而是市场的终结者。
史博德教授还说了第二点：政治家被市场腐化。在现实中，我们确实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从维基解密的爆料到美国大选的互黑，从山西的塌方式腐败到辽宁的人大贿选案，比比皆是，数不胜数。然而史博德教授这个回答似乎不怎么令马国川先生满意，因为这位德国教授还是黑了一发市场，于是这位记者便把问题引到了计划经济方面，据我猜测，马国川先生大概是希望通过否定计划经济来从侧面证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必然性。于是有了下面的精彩对白：
【《财经》：马克思讲得特别精彩、特别重要。（马克思到底讲了什么让这位记者如此兴奋?上面那两点分明就是史博德先生自己的理解好不好?为什么无缘无故就高潮了?）他有没有预见到计划经济?
史傅德：他说，理性或合理的市场解决方法，实际上是乌托邦，并不是说国家来介入就能够解决经济问题。所以，他根本不能认同后来苏联的那种所谓的计划经济。
对未来社会，马克思并没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构想。他说，我们不能想象未来社会是什么样的。他强调社会自身演进，最反对国家来支配生产和分配。】
实话实说，“理性或合理的市场解决方法”，这个短语我并没有理解，但是从上下文来看，这位教授认为马克思反对“国家介入经济”。“国家介入经济”!又一个时髦的术语，只可惜又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行话，但是既然史博德先生讲了出来，我们只好硬着头皮去分析。如果说“国家介入经济”指的是凯恩斯那一套，即国家通过各种手段对资本主义经济修修补补，不好意思，马克思不支持，因为他主张把桌子掀翻、把体制打碎而不是修修补补。如果说社会革命期间无产阶级政权剥夺资本家的生产资料算是“国家介入经济”的话，那么马克思肯定是支持国家干预经济的，无论是1850年以前，还是1850年以后，马克思都是支持的，我们来看原始文本：
【一旦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 达到了同它们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资本论》第一卷，该书出版于1867年，倘若马克思在1950年之后思想发生了转变，为什么在出版时还要保留这些话语呢?）】
引文说了一大通，但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在1950年后依旧持这样的主张：随着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矛盾日益激化，无产阶级将在社会革命中剥夺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
我们跟着马国川记者和史博德先生绕来绕去，就是因为史博德先生使用了“国家来介入”这样含糊不清的提法，真是令人心烦意乱。这两位智者一直在用非马克思的概念来讨论马克思，我们也是替他们感到着急啊!
史博德教授还说：“对未来社会，马克思并没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构想。”此言不虚，马克思没有搞过完善制度设计，他顶多提供了一个大致的框架，谁也不能指望启蒙思想家们把美国宪法的所有法条都设计的一清二楚。这位学术权威的后一句话则略微高能：“他（马克思）强调社会自身演进，最反对国家来支配生产和分配。”这位学者言之凿凿，依旧没有原始文本，害得我又得去翻书。但在这之前，我们需要阐明，众做周知，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阶段，国家已经消亡了，所以我们不再讨论共产主义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马克思是怎么论述过渡阶段（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也就是采取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的和没有力量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
但是，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
1.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
2.征收高额累进税。
3.废除继承权。
4.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5.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7.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8.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9.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
10.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
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国家应该逐步支配生产和分配，最后实现“变革全部生产方式”。当然，这依旧是1950年之前的文献，是不是有一篇神秘手稿的存在呢?在神秘手稿中马克思写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应该去支配生产和分配，无产阶级更不应该通过革命夺取政权，我们应该任由社会自然演进，不要去干涉他，自然而然我们就进入共产主义啦!”我们期待《财经》杂志把这篇神秘手稿译介到中国来，也让我们开开眼界。
在访谈中，两位智者还对苏联计划经济进行了无根无据的探讨。在这里，我斗胆猜测中文系毕业的马国川先生可能连线性规划求最优解的方法都不懂，遑论去理解苏联计划委员会所进行的更为复杂的、涉及到成千上万种产品的复杂运算了。马克思到底支不支苏联的计划经济呢?反正马克思死于苏联成立之前，任由史博德先生评说好了，这种问题和“卢梭支不支持法国大革命”差不多。对计划经济感兴趣的读者，不仅可以去看《资本论》，还可以去了解一下淘宝、京东和商务咨询公司的运作，这总比看《财经》杂志的奇文有帮助。
跟这两位先生绕来绕去，想必我们的读者也厌烦了，真是拿这两位知识分子没办法，说话含含糊糊，立论没有证据，害得我们还得替他们澄清语义、引证资料。无论如何，史博德先生头脑中的马克思和我们心中的马克思确实不怎么一样。怎样寻找真实的马克思呢?怎样辨别真假马克思呢?与其看《财经》杂志里的奇谈怪论，不如老老实实阅读原著，这样才不容易被人忽悠。
[附件] 史博德：马克思本人成了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
《财经》前言：马克思并不是从一而终的马克思主义者。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是1850年以前马克思的思想。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经说过，“经济学家与政治哲学家的想法，无论是对是错，其影响力均超过一般人的理解。自认能够完全不受知识影响而偏重实务之人，其实经常是某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马克思就是这样一位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经济学家与政治哲学家”。可是，随着历史渐行渐远，100多年后的今天，马克思的形象就像雕塑一样固定下来，令人仰望而难以接近。幸好，马克思留下来大量的手稿，可让后人深入了解一个思想家的心路历程。
“马克思手稿的流传过程非常非常复杂，也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史博德（Fred E. Schrader）先生说，“最初给了恩格斯，恩格斯交给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总部，193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把它们交给了荷兰社会历史研究所。现在这些手稿已经全都电子化了，可以在英特网上找到。谁愿意研究都可以去看，只怕没人看得懂，因为马克思会几种语言，而且有很多缩写，还有他自己创造的写法，非常难以辨认。”
作为德国著名学者，史博德是极少能辨认马克思笔迹的人，也是当今世界极少看过马克思全部手稿的学者。史博德的毕业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马克思1850年到1860年思想转变的手稿。2002年－2012年间，他作为柏林科学院马克思和恩格斯新全集编委会成员，负责整理、编辑出版马克思未刊历史笔记，又有许多新的发现和心得。
在上海，史博德先生接受《财经》记者采访，详细讲述他阅读马克思手稿的认识，给我们描述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马克思。
为什么1850年后马克思开始反思？
《财经》：马克思在中国知名度很高，但毕竟已经是100多年前的人物，所以普通中国人对他个人并不了解。您在大学里上课，学生们对马克思感兴趣吗？
史傅德：我教中国学生的时候发现，他们不能接受真实的马克思。其实，马克思是19世纪的人，他使用的所有资料和信息都是19世纪的，然而，他的思想是超前的，并不局限于要解决19世纪资本主义的那些问题。这两者是脱节的，好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和马克思不同，恩格斯是比较现实的，他要解决19世纪的社会民主党、银行国有化等问题。马克思在手稿里写道，这些行不通。马克思有大量笔记手稿，许多话题并没有和恩格斯讨论，也没有发表。通信讨论的还是两个人比较一致的观点。
实际上，马克思在和恩格斯讨论当中，不断在试探到底恩格斯能接受到哪一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问题，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讨论限于政治层面，而马克思在笔记里想得更深，从经济结构、生产结构、生产方式等多方面去思考。
《财经》：传说马克思、恩格斯是亲密无间的朋友，看来并非如此？
史傅德：他俩是特别好的朋友，但是思想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19世纪40年代他们是亲密战友，共同写了《共产党宣言》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从手稿看，你写一段、我写一段，还互相评论。但是1850年以后明显分开了。
马克思是真正的学者，他不断在进行思想实验，也不断在试探恩格斯，看你到底能懂到什么地步，能够沟通到什么地步。可是恩格斯没有理解马克思另外的想法，所以1850年以后两人思想上已经有了分歧。但是在感情上还是一样，只是理论上求同存异。马克思自己继续思考探索。
《财经》：思想上求同存异，这种朋友很难得。
史傅德：他俩感情上一直是非常好的朋友，恩格斯知道马克思是个奇才，他也需要这么一个奇才。马克思也需要恩格斯，因为恩格斯是真正行动的政治家，马克思根本不能付诸行动，另外恩格斯也确实在财力上支持他。
《财经》：您说马克思从1850年后思想发生转变，可是上世纪80年代，马克思的《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在中国思想界影响很大。人们突然发现，好像有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马克思。是不是马克思思想转变要更早些？
史傅德：《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实际上是马克思的阅读笔记，档案中看到的不是一本书，是一部未完成的手稿。它是哲学思考，讲了对人类解放，所以非常有意义。
这本书1932年第一次出版，然后大家就忘了。到了上世纪50年代苏联解冻时期，又被重新发现，拿来反对斯大林。马克思提倡人类的解放、自由主义、个人，西方学者也拿这个来反对斯大林专政。这种观点对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也有冲击力。这本书一次次被拿出来说事，这种现象特别有意思。
在1850年以前马克思的思想还是比较清晰的，就是暴力革命、无产阶级政权等主张。列宁特别欣赏这一套，列宁主义就是沿着这么一条线发展起来的。可是1850年之后，马克思进入反思。
《财经》：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马克思会产生反思，是什么事件或者什么因素促使了他的转变？
史傅德：首先是1847年－1848年和1857年－1858年两次经济危机，马克思忽然认识到，这两不但是经济危机，还是金融危机。金钱分两部分，10％进入个人消费领域，90％是债券、股票等资本运作。和过去危机完全不一样，这是第一次全球化的金融危机，政治革命根本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他意识到从此以后，经济危机不再是一个国家的事，而是全球化的。经济全球化的思想在马克思这里开始出现。
其次，法国1848年革命以后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政治经济基础是国家银行、重工业、信贷银行等。马克思原来认为，这个帝国不可能持续，早晚垮掉，由无产阶级掌权。结果与他的预料完全相反，法国社会越来越稳定。这对他的震撼非常强烈，也促使他开始反思过去的那些想法。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和蒲鲁东针锋相对的斗争。蒲鲁东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兄弟，其实支持拿破仑三世。马克思要回答蒲鲁东的理论，就必须要深入思考。
“无论政治还是军队，相对于市场都是失败者”
《财经》：从资料看，当时恩格斯坚持政治家的实践性，甚至身体力行去练骑马射击，准备打仗。
史傅德：马克思钻到他的思想实验室里，转向经济学、金融研究，研究经济危机的内在逻辑和运行机制。在此之前他不是一个经济问题专家，真正进入研究之后，才发现和原来的结论是完全不一样的。
《财经》：概括地说，1850年以后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什么转变？
史傅德：他越来越觉得，政治革命、暴力革命是行不通的。暴力革命也只是换汤不换药，把政府换掉了，但是资本主义体系是不可能被政治革命打碎的。
《财经》：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马克思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怎么看呢？
史傅德：1850年之后，马克思的思考是围绕着资本运作展开的，他从来没有给出结论。如果说有结论，就是：第一，无论政治还是军队，相对于市场都是失败者。无论拿破仑一世，还有俾斯麦，在强大的市场面前都是失败者。
第二，面对金融市场，政府也是个失败者。马克思经常以嘲讽的口气在手稿里说，不论是英美还是德法，要说政治和市场之间有什么关系的话，唯一的关系就是政治家被市场腐化了。他非常辛辣地嘲笑说，政治家想要对市场做什么，只有被它腐化。并不是市场来积极地腐蚀他，而是政治家自己积极地被腐化。
《财经》：马克思讲得特别精彩、特别重要。他有没有预见到计划经济？
史傅德：他说，理性或合理的市场解决方法，实际上是乌托邦，并不是说国家来介入就能够解决经济问题。所以，他根本不能认同后来苏联的那种所谓的计划经济。
对未来社会，马克思并没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构想。他说，我们不能想象未来社会是什么样的。他强调社会自身演进，反对国家来支配生产和分配。
《财经》：那么，马克思对私有制持什么样的态度？
史傅德：认真阅读马克思就会发现，甚至在共产党宣言里，他都承认私有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在手稿里，他特别讲私有制在18世纪对社会推动和生产力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私有制才能被全社会所接受。还有，私有制对个人的发展、对人的自由也是很重要的。他认为，哪怕你是个拿薪酬的工人，你都是个自由的人。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发展如果超越了个人消费的界限，所有制本身就不再是私有了。发展到一定程度，私有制就成为一个悖论了。
《财经》：私有财产超过了一定限度之后，就会变成社会公共财富。但它并不是以政治的方式变成公共财富，而是自我演化的内在逻辑。是不是这个意思？
史傅德：金钱变成资本，资本进入公共领域的循环体系，私有制其实就异化了。私有财产不再私有。马克思并没有只说要消灭私有制，而是说私有制有一天会超越自己，自己否定自己。而且私有制超越到一定程度，会否定国家，而不是说通过国家干预来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的意思是说，社会有一种自我繁殖、自我再生产的能力。有一天社会生产将超越社会、超越所有个人的利益，超越金钱，超越资本，但必须是社会自我繁殖，政治外力不可能超越它。
“马克思反对强化国家在经济当中的作用”
《财经》：马克思在1850年之后，参与过现实政治活动吗，参与到什么程度？
史傅德：他对第一国际、第二国际起了理论引导作用，很谨慎地参与，真正参与的是恩格斯，当然他们是互相沟通的。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纲领是马克思起草的，但是这些纲领把他的想法简化了，二者之间有落差，也可以说是矛盾的。
《财经》：不过对于1871年发生的巴黎公社，马克思很快就写了一本书《法兰西内战》，说明他还是关心现实政治的。
史傅德：巴黎公社期间，马克思就写了《法兰西内战》，实际上是即时的反应，根本没有足够的信息，也没有经过缜密思考。巴黎公社之后，是不是无产阶级掌权了？全是猜想，没有坚实的事实基础和充分信息。
《财经》：在此之后，马克思对有些基本判断是不是有过修正或者校正？
史傅德：很难说他到底有没有反思，因为他的兴趣和注意力再一次转移到经济问题上。但是能看出来，他越来越认为政治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没有什么太大作用，所以他反对强化国家在经济当中的作用。
马克思认为，国家不能占上风，不能是强者，政治也不能起决定性作用。马克思越来越反对政治控制经济，而恩格斯还是强调国有化的重要性。
《财经》：马克思主义的很多基本原则，共产主义、暴力革命、公有制等等，这些东西难道不是马克思学说里面的内容吗？还是说，马克思思想里面本身也充满了巨大矛盾？
史傅德：马克思的思想其实从来不是一个结果，不是一个结论。马克思的思想一直是发展的，从来没有完结。
例如，《资本论》从来没有完成定稿，第一卷有八个版本和草稿，互相矛盾。现在通行的版本是恩格斯整理定稿的。后来德国马克思全集研究小组发现，恩格斯编《资本论》第一卷把它浅化了，甚至加了很多政治内容，其中一些和马克思手稿里的内容甚至是冲突的。也不能说恩格斯是篡改了马克思的思想，权威的《资本论》版本其实是没有的，因为马克思自己留下了好几个开放性的选择。
《财经》：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
史傅德：因为马克思留了几十本手稿，恩格斯又把好多不理解的搁到一边去，觉得哪个更适合自己，就选择了哪一个。
考茨基、列宁都觉得恩格斯的版本特别好，因为里面线索很清晰：先有生产，然后有交换、剩余价值，把这些都消灭以后，社会主义实现，所以他们就沿着这条线拼命往下走。但是看马克思的手稿，根本就找不着这条线索，完全是后人的主观理解。
《财经》：列宁描述的马克思主义说，资本主义的危机一次比一次大，到最后大爆炸，工人阶级夺取政权。马克思承认这个观点吗？
史傅德：特别是1860年以后，马克思越来越排除了总崩溃的结论。他说，要改变一个社会当然是可以的，但是不可能从外界用政治手段一下子来打碎它，只有在不同领域的空间里来寻找改变社会的可能性。其结果，马克思自己排斥的观点，最后却被考茨基、列宁强化。
《财经》：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矛盾有没有提出解决方案？
史傅德：没有。在他看来，按照内在的逻辑是不可能解决的。在现行体制中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进入资本的运作，必然多少年再来一次经济危机。用实用主义的政治手段解决，他也觉得不可能。必须走出这个体系和逻辑，才能解决。但是他说，我没有想出来怎么办。
“马克思是极端的天才”
《财经》：作为一个思想家，马克思研究的主要是什么？
史傅德：马克思的思想研究没有主线，经济、金融只是一部分。他想成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所以他的手稿里头什么都有，包括电力、化学、文献学、生物学、地理，甚至他对数学也有兴趣。他有三大本历史手稿从古罗马社会一直到英国革命，他要研究政权传承的合法性和逻辑。
《财经》：通过阅读手稿，您认为马克思是个什么样的人？您对这个人怎么评价？
史傅德：马克思的手稿是一个思想大实验室，实验的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各种模式。
马克思是19世纪的人，但他研究得出来的结论符合今天社会的一些情况。如果好好读马克思的话，特别是他没发表的东西，都能看到他真的有一种预见性。例如，中央银行、信贷和政府债券的作用——这些是19世纪没有发生的，马克思的手稿里完全推断出来了，而且做了非常详细的描述。
马克思是一个极端的天才，或者是一个天才式的“疯子”，毕生的精力都在寻找一种他不可能得到的结论。从天才性来说，他可以跟黑格尔相比，他在思考的层面已经触及了可能的边界。所有他之后的政治家，或者是在他的这条线上思考的人，都没有到达他的高度。
《财经》：怎么理解马克思思考的边界？
史傅德：对马克思来说有两方面，一个是他想知道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实际是什么样的，这是可触及的、相对物质层面的东西；还有一个就是，人的精神和思考的临界点在哪儿。他一直在研究人类意识形态的演变，结果是相互矛盾的，这是他所触及的临界点。
不管从哪个层面上说，马克思都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或者其他政党宣扬的马克思。真实的马克思不是后来被描述的，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后来列宁他们塑造的那样。
《财经》：其实早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的时候，很多德国年轻人阅读后，兴奋地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知道以后气愤地说，我什么都是，但我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史傅德：确实，马克思并不是从一而终的马克思主义者。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是1850年以前马克思的思想，后来马克思本人成了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可惜没有人去好好研究，也没人理会马克思后来的思想，因为不想接受。
马克思主义者都说，马克思作为政治家和思想家是不可分的。但是，政治家必须是可以交流的，必须有听众，但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是自相矛盾的，大部分东西无法交流、无法让听众马上明白。从这点上说，马克思不是一个政治家。特别是阅读他的手稿以后，我真的不能把这两者捏在一块，完全是两个形象。
《财经》：既然不是从事实践的政治家，所以马克思也不应该为后来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负责？
史傅德：马克思思想在共产主义国家被接受的其实是很少的一部分，主要是国家革命、暴力革命之类，这些都是1850年以前马克思继承傅里叶、圣西门、欧文等人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19世纪50年代对英国的经济状况研究以后，就像前面谈到的，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巨大改变。
马克思主义和后来发展下去的那些理论是另外一个历史。它不是马克思思想的延长线，而是衍生出相对独立的另外一条历史线索。作为思想家，马克思不能、也不应该为共产主义运动实践负全部责任。
《财经》后记:
马克思说，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如何理解这句话？
有些人认为，这是马克思担心人们误解他的理论。这般理解马克思，是降低了他思考的层次，别忘了马克思是思想家。追溯一下历史可以看到，资本论的第一卷成书于1867，第二、三卷成书于马克思去逝后，第四卷完全是他人编著的。所以看了第一卷就发展出了马克思主义的那些人，必定和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是不一致的。
理解这句话，需要从二个角度加以思考：一是人的复杂性，人的思想本身是动态的，马克思的想法自然也在不断地演变；二是任何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政治斗争的武器，而马克思作为思想家，当然不会禁锢于某种意识形态，即使这种意识形态是以他自己的名字来命名。
正如佛陀说：毁我教者，乃穿我衣人。
深刻的思想家大都如此。
打印本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