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6日，“2017新华网三亚思客年会”在海南召开。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副教授克里斯托弗•鲍尔丁在“创新引领与人工智能”的分论坛中发表主旨演讲。克里斯托弗•鲍尔丁认为，中美需要促进跨文化、跨边界的合作，在合作中培育开放的氛围，从而驱动全球创新。

创新模式是全球性的

　　首先，从商业的角度来看，竞争有利于创新，有利于消费者。十年前我到中国，那时，每个中国人都用现金，企业不接受银行卡或者信用卡。现在，我们看到，企业甚至不收现金，只接受移动付款，这就是中国的变化。中国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因为企业提供了这样的服务。阿里巴巴进入这个空白地带，帮助消费者使用手机付款，这就是竞争，在服务方面促进了创新。

　　美国硅谷的公司起起伏伏，变化非常快。创新在迅速扩展，创新不会在一个地方。今天一家公司有了新发明，明天就会被别家公司采用。有些中国人移民到美国，成为当地公司的CEO，然而他们又回到中国，就把技术带回来了。所以现在，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国家有什么技术优势，技术发展非常快。

　　我刚来中国时，发现中外网站的用户界面是不同的。中国的界面有很多链接，在上面找东西非常麻烦，所以腾讯开发了语音系统进行沟通，这是根据中文的特点而开发的服务，从而使得中文的处理方式取得领先地位。另外，创新是全球的。谷歌在北京开设了人工智能中心，发展人工智能需要全球人才的协作。阿里巴巴和中国其他技术公司在大学、在实验室，在美国、在全世界开展相应研究，开展这种协作不需要人到中国来，这是一个全球的网络。如果你是一个机器学习专家，或是一个算法专家，你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开展合作，无论是在硅谷、在深圳，还是在伦敦。

　　公司需要在全球范围内争夺人才、争夺资本、争夺新技术。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考虑中美的合作与竞争，各方交易是由差异来推动的。因为市场上买方与卖方想法不一样，这样才有交易的发生。中国生产的产品所具有的独特性，使全世界受益。我们把这种独特性、差异性看作推动进步的力量，让我们找到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案。

　　当然，中国和美国解决问题的方式有所不同。共享单车在中国发展得非常好，我经常使用共享单车。但在洛杉矶，就必须开车，你没办法骑车上班。所以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各个国家都有其特色，但我们可以看到合作的空间和竞争的空间。

　　美国的信用报告由数据支撑，因为它要证明一个用户的信用度。比如说一个人的信用额度是1万美元，现在剩下2000美元，但我们并不知道他的资金是用于什么地方。但是在中国，如果有人要借款，可以调查这个人的微信账户，了解到他赚多少钱，去什么餐馆花了多少钱。从微信可以了解到一个人的很多信息，比机构提供的信息都多。所以在提供借款时就有非常好的分析，非常精准的信贷服务。中国在这方面得到的信息比美国更加全面。所以我们要创新，首先要解决问题，我们要相互欣赏彼此的差别。

“2017新华网三亚思客年会”上，观众在留影拍照。 （陈文武 摄）

既竞争又合作，方能实现双赢

　　在硅谷，我们通过新方式来看待老问题，要进行创新，一方面需要技术，这是基本前提。如果不能做电脑编程，就没有办法在电脑上创新。但是获得更高的能力，并不能使你成为一个创新者。我们要做的就是中美合作，尤其要在创新方面合作。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沟通信息、互相交流来促进创新？我有几点建议：企业必须开放市场，促进沟通。中国的公司要去美国设立实验室，招收当地的高材生，就像美国的公司来中国设立实验室，招收中国的高材生一样。通过这种方式奠定创新的基础，这在全世界通用。中国经济繁荣，对美国有好处，对所有人都有好处，对此我们毫无疑问。

　　怎么能实现双赢？我们既竞争又合作。在硅谷，人们因为热情而聚集在一起开始项目协作，我们应该培育协作的文化。在深圳，我看到了创新文化的诞生，人们相互帮助，你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化正在壮大，感到创新的氛围。

　　在人工智能方面，中美都是领先国家。竞争常被认为是不好的东西，但事实上，竞争是有利的。研究表明，短跑和马拉松运动员创纪录的时候，是因为他们旁边有很好的竞争者，使他们充分发挥潜力。如果没有这些竞争力，他们就不会突破自己的潜力和极限。所以我们需要促进跨文化、跨边界的合作，使得两国都受益。在商业、贸易、市场中都需要动态的、活跃的开放性，不断地让新思想进来。硅谷从移民和开放的社会中获益，我们也应该在中美合作中培育这样一种开放的氛围，促进技术合作，促进中美之间的合作。在深圳，每天都能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看到“中国硅谷”的崛起，看到企业家精神在迸发。我想中美必将从中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