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媒体近日推出的“失败国家”指标中，“人才流失”被作为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单独列出。

　　2010年6月，中国颁布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人才发展要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而另一方面，却是以新富阶层为代表的精英群体正在集中出走。当巩俐们身后的隐性移民群体愈发庞大，我们便忍不住关心这些人的离开，并追问，他们为何离开？

　　尽管眼下看来，所谓人才流失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中国巨额资金逃离的担忧，还只是“少数派报告”。但当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走出国门，成为另一片国土上创造价值的中坚时，却传递给了我们不能忽视的信号——这也是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国应有的警醒。

别了，祖国

　　北京日照当头，多伦多已是深夜。

　　鲁万萌安顿儿子睡下，并为自己在当地汽车公司谋得的新差事做好工作计划后，采访得以进行。

　　鲁万萌笑言，自己的移民史几乎就是一部血泪史。6年前，家境优裕的她为了追随丈夫，从二线城市一家相当不错的国企跳进北京某外企，来到北京后却发现，这里并非理想的安居地，而移民国外几乎是身边所有同事的首选，这显然刺激了鲁万萌。在和丈夫达成一致后，他们先是尝试技术移民，却因丈夫的环节一再出现问题而宣告放弃，后在移民公司的劝说和运作下，耗尽大半积蓄，成为所有投资移民中“最穷的一批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她极有可能“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婚姻”。尽管在说辞上，丈夫将于半年后来到多伦多。

　　“你后悔吗？”

　　“曾经有过，但现在不会，以后也不会了。”回答前，鲁万萌略有停顿，一旦开口，却无丝毫迟疑。

　　此刻的多伦多，比北京凉爽，鲁万萌说她坐在自己的新家里，心里有说不出的平静，或者还有隐隐的失落。“在这里，我们是彻彻底底的普通人，不再有曾经国内的光鲜。”

　　“钱可以再挣，内心的宁静和幸福感却是无价的。”令鲁万萌一家苦苦挣扎6年的，正是这种对于所谓内心安全感的追逐。

中国精英蜂拥美加澳

　　也许，鲁万萌只是这一波移民大潮中最为平常的一个。

　　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机构协会的最新统计数据便能够说明问题：2009年到美国投资移民的EB-5类签证的中国申报人数已经翻了一番，从2008年的500人上升到超过1000人。同时，近十年申请各国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移民相比，大约为20∶1。美国国务院公布的数据则显示，2010年财政年度获批的EB-5类签证移民总数还将大幅增长，而中国申请人在其中所占的比重将可能提高至70%左右。

　　而对于另一热门国度加拿大而言，尽管2009年曾有媒体称中国移民加拿大出现低潮，但该国移民局提供的关于投资移民的数据，却给出另外一个结论：去年，加拿大吸收全球投资移民目标数为2055名，中国占了1000人，而仅魁北克移民局审理的投资移民，中国申请人就占据了七成。

　　澳大利亚同样“高烧不退”，根据今年1月澳洲统计局（ABS）公布的最新数字，中国大陆出生人口的移民比例，从2009年8月至10月间的连续三个月，一直问鼎澳洲抵境“报到”移民人数榜首，超过传统的英国和新西兰，甚至后来居上的印度。自2009年7月至今年1月，中国大陆移民澳洲的人数约为7800名。

　　2007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今年6月16日，国务院侨办宣布，中国外海侨胞的数量已超过4500万，绝对数量稳居世界第一。

　　很显然，这组数据背后所传递的，是极为严峻的中国移民现状，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胡伟略认为，所谓的“第三波移民潮”也许确实出现并存在，但绝不是仅仅因为移民数量的上升，关键还是人们所说的新移民所呈现出的高学历、高技术、高成本等特点，亦即新移民群体的“精英性”。

　　“上世纪80年代的移民带有很大盲目性，90年代移民有一定理性，这次就有综合的理性了。”在胡伟略看来，“综合的理性”，才是此次关于移民潮话题备受关注的焦点所在。

不留下一片云彩

　　如何解释“综合的理性”？

　　鲁万萌仍是最好的案例——出国前，她家庭幸福，事业有成，正迈入中国社会中坚阶层，对她而言，出国并非冲动，而是为之苦苦奋战6年的人生目标，出国也并非为名利或者赚钱，而是为了生活的质量、更好的教育和更良性的社会。

　　很显然，这属于典型的中国社会新兴精英阶层的逻辑。

　　有趣的是，在中国，精英是一个暧昧的词，当它与人才关联，意味着责任，当它与财富站在一起，代表的是中国改革开放数十年来的既得利益者，当它与权贵结合，旋即变成了公众埋怨社会不公的贬义词，而当精英与移民组成一个复合词，预示的却是一个国家在成长过程中不容小觑的大问题。

　　去年出版的《人才战争》一书认为，中国“绝对是目前世界上数量最大、损失最多的人才流失国”。虽然官方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数据，但根据行业内的一些统计显示，单是中国富商聚集地浙江，每年至少有1500人成功办理移民，并以每年10%到20%的速度增长。在这些人中，大多数人的职业一栏填的是商人。在这个保守的数字背后，还有大量的人跃跃欲试。他们，曾是这个大时代里的创业者，不过在这个时候，他们选择了换一个身份生活。很多人拒绝承认和享受相关，在他们可信服的理由中，生意和子女是被提到最多的。

　　但更具争议的还不在此。自1978年以来，有106万中国学生留学海外，仅27.5万人回国。流出海外的78.5万青年才俊，相当于30所北大、30所清华的所有在校本科生。

　　也许，甚至焦点不在于“精英”或其“综合的理性”，而是，他们的离去，带走的是一个国家在其成长过程中所不可缺少的技术、能量、财富，乃至变革中再出发的信心。

人财两失？

　　新世纪十年，中国经济高歌猛进，成就了迅速壮大的富人阶层，但社会转型带来的阵痛和弊病，也令更多的人无力承受房价之压和矛盾夹缝中的窒息。此时的他国，似乎成为逃离的最好方向。越来越多的人，以奋斗的名义，以未来的名义，将目光在世界的版图上逡巡——这俨然已不再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严谨姿态和逻辑，却也是一个无比理性的选择过程。

　　路透中文网专栏作家李小彩总结新一轮精英移民特点有三：移民主体不再是知识分子或技术工人，而是富人；他们带走了在中国国内赚取的大笔财富；转换国籍后，子女留在国外，富人回头继续把中国作为挣钱发财的主战场。

　　但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者曾省存的观点，所谓“人财两失”的结论为时过早。在全球化的今天，移民潮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事实上，在中国大陆之前，中国台湾和新加坡、韩国甚至是一些发达国家，也曾出现过精英外流的移民潮，但是，后来通过“人才流转”反而又大为获益。这一说法，与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在读博士阎靖靖不谋而合。

　　从阎靖靖的关注范围来看，与台湾地区曾经经历的移民潮相比，中国大陆几乎是在重演其轨迹。从两蒋时代开始，留学海外就是不少台湾普通家庭对其子女的最高期待。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留学的高潮时期，只有20%的留学生学成返台。也有数据显示，过去十年，台湾为澳大利亚贡献移民达9万人，其中知识型人才呈上升趋势。

　　但是，至少目前看来，台湾地区、新加坡和印度，未曾因移民潮而遭受不可挽回的创伤——除了人才流动本身所具有的循环性外，更重要的在于，当时三地均采取了正确的吸收人才和引导回流措施。

　　“如今，大陆在这一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阎靖靖所指的，正是上月刚刚颁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长达19000字的《纲要》，表达的似乎是，中国于未来十年在人才培养和吸收上的决心。（文中鲁万萌为化名）

专家视点：要给所有公民一个有保障的未来

【嘉宾】于建嵘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与以往移民目的是追求财富相比，现在移民的人群不是为了简单的生存需求而离开，他们要追求安全感，并且是可以预知的安全感”

民众普遍的不安全感在增强

　　记者：自上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两拨移民潮以来，第三拨以精英为代表的移民高潮已经形成。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您觉得移民的“精英”，是怎样一个群体？

　　于建嵘：“第三拨移民潮”的形成，表明社会的不安定感增强了。现在移民的精英，主要是指“经济精英”的移民。文化精英移民的也有，但他们也是需要有一定经济基础的。而整体来看，有钱的经济精英移民的情况比较明显，他们对自己财富的稳定性有一些顾虑。

　　Q：他们出国为了寻求一种稳定感？

　　A：出国本身虽然可能不稳定，但主要是对自己的财富比较放心，尤其是一些因权力而获得财富的官员。他们利用权力寻租更感到不安全，怕被清算。而其他的有钱人也会担心，自己的财富会不会被怀疑来路不明？他们对财富未来的不可预知性越强，就越想移民。

　　Q：但移民的心理不光是“精英”有，现在很多普通民众也会说“有钱就移民”之类的话，这说明了什么？

　　A：我的一些朋友，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也流露出了移民的想法。这说明，民众普遍的不安全感：对财富、对生活各方面都觉得不够安全。这种想法不光是对有钱移民的认同，而且是一种对自己没有能力移民的失落。

主要是财富和身份的流失

　　Q：这样的移民潮会给中国的发展带来哪些影响？

　　A：不管是从中国的人才结构还是资金的角度来看，移民潮都会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但另一方面，因为移民潮引发的对人才流失的忧思会使民众广泛关注到这一问题，我们会检讨这一问题，以此推动改革有关制度层面上的一些不合理之处。所以移民问题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Q：6月初，我国颁布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我国人才发展要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您觉得这一目标能实现吗？

　　A：要实现这一目标比较困难。人才之所以出走，最主要的问题是他们对自己未来的预期出现了问题。与以往移民的目的是追求财富相比，现在移民的人群不是为了简单的生存需求而离开，他们要追求安全感，并且是可以预知的安全感。这一安全感可以是为他们自己，也可以是为他们孩子今后生活考虑。

　　另外，有一个问题也值得关注。很多移民的精英并不是就此离开了祖国，他们把财富转移到国外，获取另一种身份后，又回国继续国内的事业。当然，也有很多演艺明星通过移民来获得工作上的便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能简单地从人才流失的角度看待精英移民。人才并没有流失，他们只是财富和身份“流失”到国外了。

整个社会都要“守规矩”

　　Q：他们觉得未来没有保障，那该怎样提供给大家一个好的生存环境呢？

　　A：主要是要“学规矩”。因为不懂规矩，整个社会不遵守规矩，所以人们对未来产生极大的不确定感和恐惧感，不知今后会发生什么。我们提倡要建设一个“法治国家”，实际上就是在增加确定性。

　　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成为美国人，即便他出事之后，他还受美国法律的保护，中美之间要处理此事还需要司法互助。所以我们首先要把自己的法制建设搞好，这样才能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感觉有保障，能够安心。

　　Q：您觉得未来10年这拨移民潮的趋势会有减弱吗？

　　A：这个很难说。我认为我们必须看到的一个问题是，社会越来越感觉到不平等化和不稳定时，有能力的人就一定会往外走。

　　Q：可能有钱人对财富的合法性和安全感特别敏感，但对其他想移民的中国民众而言，除了法制建设，还应该怎么做才能让他们安心？

　　A：健全的社会福利制度增加社会全体成员的安全感是十分重要的。要给所有人一个有保障的未来，社会福利制度必须完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中国长期以来，民众有一种患不均的心理。特别是当代一些富翁有一些原罪，他们面对这种民众心理和法制并不健全的国度，就会更敏感。

　　Q：有专家建议在留住人才方面我们可以学习印度，强化故土与海外侨社的联系；还可以学习新加坡和香港，全面打造国际都市以吸引海外精英团队。

　　A：国外的经验当然可以学习。但我认为最关键的要认清楚两点，中国新的移民和以往移民的心理需求区别，中国移民和国外移民的心理需求区别。我一直强调“法治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重要性，因为有健全的法制，人们才知道自己的行为哪里会受到约束。没有法制的国家，悲哀就在于人们犯了错，还不知自己错在哪里。

　　如果抛开这一关键点，光去谈怎么吸引创业资金就是徒劳的。因为都感觉不到安全了，还能留得长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