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安徽桐城人，60年代中出生。小学毕业的时候正赶上文革，当时像我这种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人，无论学习好坏也没什么机会上初中，所以我也从来不敢奢望。

　　我小学五年级毕业，就每天跟着父亲去山里挖草药 — 青木香、大黄根之类的。每天早上四点多出门，挖一上午，然后去河里把草药洗净、晒干，拿到桐城药店里卖。有一天我父亲就问我，你看看药店里哪些药卖得比较贵，咱可以多挖点，多赚点钱。可是我当时也根本认不全那些药的名字。我父亲就非常生气，说你这样将来不就像我一样？ 所以他就决定让我回学校再去复读一年，也不指望去考初中，就能多认几个字就好。

　　幸亏我奶奶是个比较有智慧的人。她觉得我应该继续读书，就偷偷把家里的鸡蛋送给村支书，这样我才可能被推荐上初中。我本来在学校的成绩也不错，后来有了鸡蛋的关系，我也就有幸继续读了中学。

　　上了初中以后，当时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程远翔对我很器重。可是那个时候是“不用读书也可以当接班人”的年代，所以我们也都没有认真读书的想法。1976年我读初二，毛主席去世了，国家政策开始变化，大家突然听说以后可以考大学了，而且77年我们那个村子里就真有人考上了中专和大专，他们的成功鼓励了很多人。

　　我们的班主任看到我的潜力，鼓励我好好学习，将来一定有机会上大学。我受到鼓励，也就慢慢成为尖子学生。等到初中快毕业的时候，家里经济困难，奶奶又生病，所以父母觉得考中专吧，可以尽早给家里挣点钱，但班主任程老师建议我报考高中。父亲说家里没钱，考高中路费也出不起，还是考中专吧。结果程老师和另外几位好心的老师给我凑了几毛钱路费，让我去考高中。我幸运地考上了桐城中学，那是安徽省的重点中学。桐城派和六尺巷的故事也是源于当地。在桐中那两年的教育和住校生活开启了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

　　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就想去报考中国科技大学，因为一来我对物理感兴趣，二来科大在我们安徽，那也是我唯一比较知道的学校，所以我就报考了科大的近代力学系。那时候是刚刚恢复高考的年代，科大也非常希望招到一些好学生。所以科大的老师通过学校的介绍找到我家里来，说只要你报考我们肯定录取你。后来高考完之后，父母问我考得怎么样，我说不怎么样，因为我怕万一考不好让他们失望。结果听我这么一说，他们果然很失望。

　　有一天我正在田里插秧，结果村里的广播响起来，喊我名字，让我明天去桐中报道，说高考成绩单出来了。当时的录取线是375，我考了497，算是非常高了，于是我就到学校去填了志愿。后来录取通知来了吓我一跳，因为邮递员送来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对清华是个什么学校也不是很了解，因为那对我们太遥远了。后来才知道，是我们班主任临时把我们好几个人的志愿给改了，那一年我们的同学里除了我去了清华，还有七个去了北大，没有人去科大，科大的老师就非常生气，可能是因为这个，影响了后来很多年科大在我们学校的招生。但我记得我父母当时很高兴。我母亲就说了一句话， 我记得非常清楚 — “感谢邓小平，没有他我们的孩子哪有机会上大学。”

1988年秋天和清华校长张孝文等合影。

　　清华岁月

　　1981年，我被清华工程力学系录取。可是到了入学的季节，家里却没有钱买去北京的火车票，怎么办？我父亲就想起了一个在安徽铁路局工作的小时候的朋友，于是把我送到了合肥，再让那个朋友托人把我偷偷带上了火车的餐车，他们让我不要说话，我就这么忐忑不安地一路坐到了北京。幸亏到了北京之后也没有人查票。后来在车站里看到了清华的接待新生的旗帜，我非常激动，像是看到了救星。终于踏踏实实坐上学校的校车到了清华。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大礼堂的迎新生横幅上写着“清华，工程师的摇篮”。我也高兴地想，五年之后我也会成为一名工程师。

　　清华的学习环境，我刚开始非常不适应，我虽然聪明但也不是很努力学习的人，加上当时各省来的尖子生很多，竞争非常激烈。虽然我有些科目成绩也不错，受到老师赏识，但在见识上跟北京的孩子没法比。他们都视野开阔。比如第一年冬天，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班一个北京的同学戴了一个小红帽，穿着红衣服，说是圣诞老人来了。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圣诞老人要背个口袋给大家送礼物？另一个差距是在入党上。当时有很多同学积极要求入党，可是在我心目中，党员是伟大光荣的象征，一个普通的同学怎么可以入党呢？而且是平时一起生活的同学，这跟我以前想象的差太远了。 所以我当时就感觉自己和别人差距太大，对将来毕业之后的发展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那个时候我对专业的理解还很肤浅，对将来到哪里干什么都没有清晰的概念。真正感觉受益的，是我一个姓吕的同班同学的哥哥对我说过的一番话。那时候是1985年，我快本科毕业的时候。当时我周末通常都到外面去教书，辅导一些学生和社会青年，但每次出去前都先跟我那个北京的同学一起去他家一趟。我这个同学学习非常优秀，政治上也非常进步，是我的偶像。 他有两个哥哥，老大当时已经在波士顿大学留学，老二在银行工作。有一次去他家遇到他二哥，闲谈中他听说了我的烦恼后就跟我说，“小弟，人生要有一个目标，你要在40岁之前做到比较杰出和优秀，40岁以后就可以有资本享受生活了，不要等到40岁了才开始努力。你的目标就是40岁前要当上正教授，之后就可以享受余生。”他这番话对我影响很大，让我真正意识到人生一定要有个目标。

　　因为大学五年是在迷茫中度过的，想要改变自己也只能考研究生了。下定决心之后，本科毕业时我就考取了本校的研究生。当时的班主任李老师对我很好，他也是最早引导我对能源感兴趣的人。我研究生的专业方向是解决集成电路散热问题的微尺度传热的研究。

　　在研究生期间，我决心改变自己，我希望能有为同学服务的机会，同时也可以让自己得到一些锻炼。我就从团支书开始，后来又担任力学系研究生会主席，出版研究生通讯，组织各种比赛。

　　88年夏天硕士毕业之后，我继续在学校做博士研究生。那年我还当选为清华大学第十届研究生会主席，也因此轮值为全国学联的常务副主席。

　　留学日本

　　89年春天，北京发生了政治风波，作为学生代表，我也不可避免地主动或被动地介入当中。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大的事件中，没有一个人知道怎么做。我说我是农民的孩子，也没有本钱做太多政治的事情，还是应该走科学的道路。

　　在那之前的1988年，我和另外一批人已经被教育部选定准备次年秋季到美国留学。当时教育部设立了一个每年公派40个博士生到美国联合培养的计划。我被选派去密西根州立大学，学习传热。可是89年之后我们被教育部告知，美国不再接受中国政府派的留学生。教育部告诉我们你们自己找其他国家吧。当时好多人去了澳大利亚。我听了一位老师的建议，去日本东北大学跟随一位很有名的传热专家学习。可是在办理申请的时候，日本文部省的人说他们也不能接受中国政府的研究生，但如果你们放弃中国政府的资助，我们可以给你日本的政府奖学金。当时中国的奖学金是800美元一个月，日本政府是一年16000美元，还免学费。所以我们就申请了日本政府的奖学金。

　　日本政府很认真，听说我们几十人要来留学，他们专门派了日语老师去东北师范大学的出国留学中心来教我们日语，从当年10月教到次年5月。这种强化教育很有用，我们从零开始，很快就掌握了基本的语法和发音。1990年10月9日，我们一行36人到了成田机场，接待的政府人员发现我们都能用日语交流，非常吃惊。

　　我到了仙台的东北大学，找到了传热专家相原教授，结果他说，这个传热就不用学了，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到头了，我给你推荐一个新领域，然后他就给我推荐了一个从日本宇宙航空研究所新调来的做超音速燃烧的新岗教授。于是我就成了新岗教授的第一个博士生。我对新的领域非常感兴趣，而且新岗也是真正处在这一领域基础研究前沿的人。他在美国读过博士后，所以对美国的行业大师都有了解和接触。他经常给我介绍那些教授的研究成果，对我成长的影响非常大。这就是所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否则我们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当时也老听他说起普林斯顿这个名字，他说这个行业里面主要的研究人士都或多或少跟普林斯顿有关系。当时正好是美国搞星球大战、空天飞机、超音速飞机的时代，日本也紧跟美国搞超音速发动机，所以我们碰巧赶上了这个潮流。人生真是人算不如天算，我的清华朋友陈希以前常对我这样说。

　　中国的基础教育很强，所以我们这些人应对在海外的学习也得心应手。大约一年后，我跟老师说我要回国了。老师很失望，说你为什么要回国？我说我有义务回去。他说你先考我的研究生，考上了读不读再说。结果考上了，我还是要回去，我觉得清华培养了我，我应该回去给学校做点事情。我的老板说，中国我从来没去过，你回国我非常不放心，我跟你一起去北京看看吧，给你参谋参谋，看是不是应该回去。

　　所以他就买了一张飞机票，到北京参加一个传热大会，然后和我一起在北京和清华校园转了一圈。他问我哪个房子是我的，我说没有。那你回来干什么？我说把博士读完，做助教。他说我这两天在北京转了两天，我觉得现在的北京跟我读高中时的东京差不多，你先不要回来了。你要等待合适的时机回中国，你才能发挥作用，否则你的研究根本派不上用场。他指着清华教学楼前面的一排自行车棚说，当某一天所有这些都被拆掉了，有人开车上班了，那时你就可以回来了。当时我觉得不可思议，这得啥时候。我觉得那是非常遥远的事情。他说你听我的，我是过来人，我看到过日本的发展。就这样，我又跟着他回到日本了。

　　我在日本读到94年博士毕业，然后在同一个实验室工作了一年。95年我在东北大学当了讲师。那年我还因为优秀论文得了日本的流体科学奖，荣获6000美元的奖金，当时是很大一笔钱。我希望这笔钱能发挥它的作用。想到当年我家庭困难，正是我的初中程远翔老师等人给了我帮助，现在他是中学校长。所以我把奖金的绝大部分寄给了家乡的白果中学，成立了一个希望奖学金，专门帮助品学兼优却又经济困难的学生读书。后来在2000年我回到清华教书的时侯，有一个学生敲我办公室的门，告诉我他来自桐城白果乡，多亏了我的奖学金才得以继续学业，今天上了清华大学。当时我非常激动，人生最大的安慰莫过于能帮到别人，这是一段后话。

　　我在98年当了日本东北大学的副教授。之前97年我的长子在日本出生。我90年6月结婚，太太是我清华同学。98年冬天有一次我从东京出差回到家，给儿子买了个海狮玩具，我小孩一看到海狮就想抱它，他就这么居然站起来走路了。当时把我惊呆了，又惊讶又高兴。我们得想想今后的人生规划了。是把孩子留在日本还是回中国。我说日本已经发展到现在，将来肯定会缓慢很多，可是中国将来潜力无限，与其留在日本，不如回中国。

　　那时正好李嘉诚在国内设立了一个“长江学者”计划。通过我国内导师过先生的帮助，我顺利申请到清华的长江教授，2000年夏天辞别海外工作回到清华，并担任工程热物理研究所的所长。当时日本的第三大重工企业石川岛播磨公司（IHI）知道我回国工作，为了加大和中国的合作，在清华成立了一个IHI研究中心，我也兼作这个中心的主任。科研方面，国家给予很大的支持，我还在2001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回国的工作发展一切都很顺利。

　　意外转折

　　但是人生当中有太多偶然因素，很多东西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回到清华后的第二年（2001年）5月，我到加州开会。当时遇到一位普林斯顿的罗姓教授，他说那里正好有个助理教授的空缺，你要不要来试试。我当时根本没有多想，因为国内发展很顺利。我说我兴趣不大。结果他说，没关系，你来答辩试试，我们也不一定会给你这个位置，当然如果答辩通过了你也可以不来。这反而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就决定去试试，成不成无所谓，我肯定还是要在国内发展。结果回国后，6月份我就突然收到一封普林斯顿工程系主任史密斯教授的电邮，说学校决定给你这个职位，你告诉我们在工资和经费方面有什么要求，一个月之内给我们答复。我很高兴，但却没当回事，根本没想要接受这个工作，所以也就一直没有回复他们 。

　　可是那年6月中旬的一天，我遇到了一些个人的事情，改变了我的想法。当时我的好几个桐城同乡，包括我的亲弟弟和妹夫，都在北京的建筑工地打工。他们都按规定申请了暂住证、健康证和环境证。他们的妻子也来北京帮他们做饭，洗衣照顾孩子。因为家属没有工作，另外申请这三个证件也非常贵，所以他们的家属和孩子们都没有这些证件。有一天我请他们在清华东门外的一个饭店吃饭时，警察突然来查证件。结果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们就被追得到处躲闪，哭叫，我就跟警察起了争执。我当时对这种状况非常失望。再看看那些孩子，还有我自己的孩子，再加上我那些同乡之前也经常遇到这类事情找我帮忙，我就觉得这样下去我很难安心做自己的研究。我也理解这是国家处在发展时期的一种社会问题，可是这样下去我很难保持专心做科研的精神状态。

　　就在那一天，我改变了我的想法，我就觉得到美国也可以考虑。很多在清华的外国老师劝我说你不要去了，那里一盘死水，多数人都拿不到终身教授。所以我又退缩了一下。正巧那年6月底去韩国开会，在去首尔大学的一个汽车站，遇到一个同去开会的韩裔美国教授，他碰巧是普林斯顿毕业，在费城Drexel教书。我征求他的意见，他说普林斯顿是全世界研究燃烧的中心，你在那里成功，全世界都会知道你。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给我正面建议的人。这进一步坚定了我的想法，我放弃了我的犹豫，回去就回复了普林斯顿。2001年9月我到了普林斯顿。所以我觉得人生，很多事情你没法预测，很多人很多事情都会改变你人生的轨迹。

　　普林斯顿

　　我到了美国，感觉美国和日本很不一样，日本把我们当客人，美国是没有人把你当客人，全靠自己。我刚开始困难很大。主要是语言问题，可以讲课，但学生的问题却听不懂。有个学生甚至反馈说，学校为什么雇这个人？他连我的问题都听不懂。但系主任史密斯很鼓励我，一个劲告诉我You will be better。即便我教书不好，语言不通，刚开始申请不到经费，但他们一直都非常鼓励我，说我们搞科研不是为了钱，只要你学术做得好，我们就欣赏你的工作。正是这种学术自由和宽容给了我成长的机会和空间。

　　后来科研慢慢顺畅。有学生反馈我们系的航空课程教的不够，我就主动开了一门课，专门讲火箭和航空推进。我在2007年成了终身教授。那时候赶上美国政府对可持续能源非常重视，我就写了一个计划，建议系里成立一个可持续能源研究的专科教学计划，邀请不同系的教授来担任顾问和老师，结果这个项目出乎意料地迅速获准成立。至今我们已经培养了近200名这个专科的学生。

　　所以我觉得美国的大学最大的优势是自由的学术氛围，多元的价值观，以及宽容的教学和科研环境。我不认为美国的大学有玻璃天花板。我们主要缺乏社会关系，来得晚，语言上有欠缺，但我们还是可以在自己的领域做出成绩。我们华人在美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短短30年，能有今天的成就，应该感谢美国先人创造的自由、宽容和多元化的环境，也应该为美国社会和我们所在社区的发展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