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总第137期） 主编：王雅平

朝韩启动对话的巨大危险 包道格，2018年1月4日 ,《国会山》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其新年致辞中提议重启朝韩对话，韩国政府急于抓住这一机会。韩国总统文在寅有一个充分利用对话的现成理由：即下个月能够成功的举办平昌冬奥会，此举预计会在韩国国内产生一定的政治收益。体育为展示朝韩关系积极的层面提供了为数不多的机会，否则朝韩关系便会恶化成长期的冷战对抗，而文在寅在去年竞选时就宣称要改善朝韩关系。 朝鲜将利用重启的对话战术性地离间美韩两国的关系，并削弱近来所受制裁的效果，这其中存在非常严重的风险。自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以来，美韩同盟一直历经并维护着朝鲜半岛的稳定，然而其给予韩国人民对这一联盟的支持一直是有条件和不平衡的，即使是细心周密的领导人当政也很难处理这一问题。 不同于往届总统，特朗普政府为局势平添了不确定性。该政府质疑韩国对美韩联盟做出的贡献，选择重新协商来之不易的《美韩自由贸易协定》（U.S.-Korea Free Trade agreement），并威胁要对朝鲜展开直接军事行动，为此韩国则要承担大部分风险。此外，韩国总统文在寅及其主要助手均自封为“进步人士”，这位美韩联盟埋下了不稳定的种子。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对韩国1988年民主转型前独裁专政的容忍。因此， 当下的美韩联盟是一个不稳定的组合。 特朗普和文在寅至少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都在对两国的同盟做表面文章，但很明显老话“同床异梦”仍然适用。去年年初特朗普设立的优先事项是对朝韩施加最大压力，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孤立朝鲜，以此让朝鲜政府终止其核武器和导弹武器计划。朝鲜升级核试验以及相关说辞，让制裁金正恩政权的声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大力支持。 但美国在是否会利用新制裁来重启谈判释放了混合信号，韩国进步人士和其他外交伙伴更倾向选择谈判。朝鲜自身的计划肯定包括利用对话为推进其武器计划争取时间、努力从韩国榨取贿赂以便冬奥会能顺利召开、减弱美国对朝鲜临时目标进行军事袭击的念头，以及无疑要削弱美国的联盟体系。 就中国本身而言，也在这一问题上扮演着多重角色。中国对金正恩鲁莽行为失去耐心，支持对朝鲜进行史无前例的制裁。但中国政府也对韩国实施了未经公布的制裁，原因是韩国同意部署美国“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对此中国方面认为可能会降低其自身的战略力量。中国政府近来通过文在寅访华和放松部分制裁，来对韩国政府展现出一种外交上的外柔内刚。但中国军机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进入韩国防空识别区，这是在提醒韩国，中国政府的天鹅绒手套里装的是铁拳。 为在这一复杂的环境里取得成功，美国需要灵巧的外交和全套的政策工具装备。特朗普政府已明确释放了军事威胁和制裁压力的信号，而在整合缺失或未充分利用的朝鲜半岛综合政策上，美国并未装备充分。 其他元素包括对谈判的认真态度以及应对朝鲜新导弹和核威胁的新措施。由于朝鲜需要时间来证明其具有进攻威胁的实力，而美国毫无疑问希望在坐下来与朝鲜政府进行双边或多边对话之前让新制裁随时间的流逝刺痛朝鲜，因此协商展开各种形式的对话（包括预期的朝韩冬奥对话）需要一段时间，可能是数月。但准备展开对话的这几个月可能会是一个危险的时期，朝鲜若展开新的导弹试射或将产生无法预测的后果。 与此同时，美国应为该区域建设一张厚厚的导弹防御网，准备为在半岛海域附近活动的美国舰艇部署战争核武器，增强应对朝鲜的隐蔽行动，还可能需要为反击朝鲜给美国的盟友日本和韩国带来的威胁而开发中程导弹。若朝鲜未能感受到来自美国同盟的反击压力，很难想象该政权会愿意放弃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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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武安全 核武器新思考 乔恩·沃尔斯塔尔（Jon Wolfsthal）, 2018年1月18日，WAMU电台 2018年1月2日 | 特朗普政府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与其往届报告的不同之处——以及这对美国核政策的意义。 自2002年起，美国每届政府都发布了《核态势评估报告》；这是一项综合政策，其中阐述了美国可能使用核武器的时间以及政府当前运转核武库的方案。第一份《核态势评估报告》于1994年克林顿执政期间发布。这一报告被认为是一份温和的文件，因为其讨论核武器的方式与民主党政府和共和党政府一样。 卡内基核政策计划（Carnegie NPP）学者乔恩·沃尔夫斯塔尔（Jon Wolfsthal）解释道，美国当前正处于一个临界点；在1990年到2010年间，美国能够在核边缘向后退。现在，沃尔夫斯塔尔说道，俄罗斯和朝鲜正在建立他们的核武库，而特朗普政府似乎准备以美国未曾使用过的方式扩大核武器的角色；特朗普政府的《核态势评估报告》讨论了通过扩大核武器角色来解决美国政府可能会面临的所有形式的网络攻击和传统攻击。 沃尔夫斯塔尔详细解释了美国持有核武器的三个主要原因：（1）震慑敌人、（2）安抚盟友以及（3）若震慑无效，用于满足国防需求。美国可使用非常少的核武器进行震慑——很可能少到一百来个，也可仅用几十个核武器就能满足防御需求。美国每年都会对外公布其军械库中的核武器数量。2017年公布的最新数字显示美国大约有4000枚核武器，与冷战巅峰的35000枚相比显著下降。美国军队称，美国目前拥有的核武器用于满足其国防需求绰绰有余。 沃尔夫斯塔尔称，奥巴马政府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同特朗普政府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核心内容的转别。军备控制和国际外交、全球领导地位以及防止核扩散是奥巴马时期评估的核心部分，而在特朗普政府的报告中，有一小部分论述了军备控制，不过其看似不是一个主要目标。

台湾动向 台湾海峡动态更新 邓志强（Abraham Denmark）、苏紫云（Tzu-yun Su）、包道格（Douglas H Paal）,美国华盛顿特区 2018年2月15日 | 最近，中国大陆未与台湾方面协商，单方面改变了一条航空线路，即M503。这一航线飞越台湾海峡，接近美国在1954年设定的中线以及台湾防空识别区。两岸关系因此遇冷，两岸合作航班协议也因此而受到威胁。同时中国政府寻求限制台湾的国际空间和外交关系，增加了近台区域海军和空军活动的频率和范围。 那么应如何看待台湾海峡出现的这些变化呢？关于中国大陆的意图，他们可能会在更广泛的层面上说些什么？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主席包道格（Douglas Paal）将同前美国国防部东亚事务副助理部长邓志强（Abraham Denmark）和苏紫云一起探讨M503路线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及其对于未来两岸互动的意义。

日本局势 2018年的日本 鹤来博之（Hiroyuki Tsurug）、詹姆斯·祖沃特（James Zumwalt）、 朱莉·钟（Julie Chung）、 泰介荣（Taisuke Mibae）、塞拉·史密斯（Sheila Smith）、 泽村互（Wataru Sawamura）、 简·纳卡诺（Jane Nakano）、 詹姆斯·肖夫（James L. Schoff）,美国华盛顿特区 2018年1月18日 | 2018年，日本继续面临着具有重要意义的国内和国际关键性问题，这包括经济增长缓慢、修宪争论、朝鲜核威胁以及与邻国间的紧张关系。与此同时，随着能源贸易成为双边合作的一个重要新领域，美日同盟关系依然坚固。来自三井物产株式会社（Mitsui Co.）的特邀嘉宾鹤来博之 （Hiroyuki Tsurug，音译）与学术界、政界、传媒界和非盈利行业的顶级专家一同探讨了2018年可能会影响日本及美日同盟的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等一系列广泛问题。

民主法制 世界正义项目法制指数发布 约翰·内里（John Nery）、大卫·斯莫兰斯基（David Smolansky）、蕾切尔·克莱因菲尔德（Rachel Kleinfeld）、乔迪·维托里（Jodi Vittori），美国华盛顿特区 2018年1月31日 | 世界正义项目法制指数是世界上最原始、独立的法制数据的来源之一，它衡量了全球公众对法制的体验和感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世界正义项目将联合在卡内基华盛顿总部发布第九期法制指数报告。 今年，该指数囊括了有关美国的部分。报告发布之后，菲律宾调查记者约翰·内里（John Nery）和当前正在流亡的委内瑞拉政府官员（市长）大卫·斯莫兰斯基（David Smolansky）将就如何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第16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和平、正义与强大体制进行探讨。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乔迪·维托里（Jodi Vittori）将主持这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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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 为何中国政府应该抛弃其债务 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外交政策》 2018年1月16日 | 中国必须强行经历一次去杠杆化过程来克服地方障碍，抑制其沉重的债务。

中国政治 欧洲积极领袖马克龙访华恰逢其时 菲利普·陆克（Philippe Le Corre）， 《南华早报》 2018年1月13日 | 马克龙是一位很有魅力的总统，并于中国寻求欧盟伙伴时，积极向中国释放信号。

学者文摘

中共十九大与中国外交政策 Chinese Views of Foreign Policy in the 19th Party Congress 史文（Michael Swaine） 《中国领导人观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第55期 | 中共十九大所阐述的外交政策表明中国将不再“韬光养晦”，而希望成为国际舞台上重要的一员。除了作为主要经济实体，进入新时代的中国认为其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范例。 作者先将十九大报告中涉及外交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1）全球和亚洲的外交，经济和安全环境的总体特征; （2）中国基本的国家发展目标和与外交政策直接相关的成就; （3）主要外交和国防政策原则，举措和优先事项。 作者指出，十九大报告中阐述了中国外部环境的变化，包括“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 在报告中还提出目标，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50年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在外交方面，中共提出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建设新型外交关系与“全球治理”；在经济关系上强调开放，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在国防领域，值得注意的是“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作者接下来分析了官方与非官方语境下对十九大工作报告中内容的阐述与解释。在一些官方话语中，一些对中国外交的解释似乎比习的话语还要高大全。比如外长王毅指出中国已经成为“在全球治理过程中最具活力和最积极的力量”, “一带一路是 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和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而许多非官方评论同样充斥着自信与对抗性。但也有一些评论表示报告中提到的全球治理需要政府提出更多实际的计划。 最后，作者在结论中表明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确实在增长，并在国际舞台上谋求更大的地位。但如何实现外交上的“双赢” ，满足其他国家的利益需求，仍有疑问。

美国新的对华经济战略？ A New U.S. Economic Strategy toward China? 范亚伦（Aaron L. Friedberg） 《华盛顿季刊》（The Washington Quarterly），2017年第40期 | 随着冷战之后中美关系的深入，中国逐渐融入全球经济并成为国际体系的重要一员。而中国并没有像一些专家预测的那样放弃国有经济、更加依赖市场，更没有出现随之而来的中产阶级扩大与政治自由。中国的经济总量、国家直接干预经济政策和日益扩大的野心都使美国感到担忧。 作者首先举出了四种经济政策流派，分别是依赖市场机制尽可能减小政府干预的自由放任；以国家安全为最终目的的安全干预；注重当前国际经济一体化绩效、贸易赤字、制造业整体的综合性干预和关注美国企业在高科技产业表现的针对性干预。其中后两者属于福利性干预，与安全干预同属于政府干预。 作者接下来详细阐述每种流派如何看待中美经济与贸易与其赞同的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对于自由放任学派而言，中美之间存在“金融恐怖平衡”，握有大量美国国债的中国很容易在政治上掌握筹码。该学派对市场有信心而对政府存疑，认为一带一路的运行并不会如中国预计那样顺利，很难改变欧亚的经济。综合性干预主义认为中国不公平的经济政策是美国贸易赤字的原因，来自中国的廉价进口产品冲击了美国制造业就业。 故而该流派认为美国应该采取措施减少贸易逆差，比如增加对中国产品的关税，增强对中国在美企业的审查和限制。针对性干预流派认为关注传统制造业和贸易赤字早已过时，尖端科技才能创造更多价值与工作机会。保护知识产权，处罚那些盗取知识产权而获利的中国在美企业，通过这些做法让中国真正融入世界市场。而国家安全干预流派认为美国市场对其出口的限制可能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国防负担加重。联邦政府应该在国外竞争的压力下为国内产业提供救助，尤其是国防所必需的产业。还要减缓战略性相关技术向中国的传播，如通过加强网络安全等做法。 最后作者认为，在特朗普政府中，其经济智囊更倾向于综合性干预和自由放任，但政府也探索了一些国家安全干预和针对性干预的做法。特朗普行政管理部门要求提高对中国经济政策与美国福利和安全挑战的认识。但其是否能够对这一挑战制定持续有效的应对措施仍有待观察。

中国能否退缩？——大众反对下的危机降级 Can China Back Down? --Crisis De-escalation in the Shadow of Popular Opposition 郭全铠（Kai Quek），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 《国际安全》，（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第42期 | 中外专家认为国内民意是影响中国东海、南海外交战略的关键。尤其是由于近代中国遭到西方强国的侵略，中国人民对于领土和主权问题上的民族情绪非常强烈。因此许多学者和官员担心民意降低中国政府在危机解决中的能动性。 作者首先引入一个概念——国内观众成本，指的是一国领袖向外国公开发出威胁后退却了，下来所遭受到的国内政治成本，如支持率下降等。作者指出国内观众成本的现状研究有许多不足之处，而本文在调查研究中的创新。 为研究如何降低国内观众成本，作者开展了一个实验，构建了一个基于现实的假设场景：日本在钓鱼岛安装装置，中国领导人表示如果装置继续进行，中国将采取军事行动。而日本继续安装。最后，中国领导人决定不对日本采取军事行动。选择来自中国各省、直辖市的受访者，将他们随机分入六个组，每个组除了假设的控制场景外还有一个附加条件。第一组受访者阅读到的场景为：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和平并从中调节，最后中国领导人放弃对日军事行动； 第二组为：美国威胁军事干预，最后中国领导人放弃对日军事行动；第三组为：最后中国领导人放弃对日军事行为并表示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将不用武力解决问题；第四组为：最后中国领导人放弃武力行动因为战争会使中国经济受损；第五组为：最后中国领导人放弃武力行动但进行了经济制裁与抵制日本；最后一组为：中国领导人继续以模糊的话语警告日本，如果不去除这些装置，日本必须承担后果。受访者首先阅读控制场景，被要求表示“支持”“不支持”和“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其次在分组的场景中被要求继续表达程度更深的态度。 作者根据实验得出了量化的数据，以上六种解决方案都能在不同程度降低国内观众成本，比控制场景的支持率更高。但美国威胁这一条件下情况较为复杂。接下来作者将受访者分为本土主义者和非本土主义者，鹰派和鸽派，分别比较六种情况下和控制场景中不同支持率。 最后作者强调研究在现实政治中的重要性，国内观众成本并非很难降低。一定的策略引导民意，会让中国在地区冲突中有更大的外交空间，防止危机升级甚至陷入战争。

解构中巴经济走廊：油气管道梦想和地缘政治现实的博弈 Deconstructing the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Pipe Dreams Versus Geopolitical Realities 杰瑞米·盖里克（Jeremy Garlick） 《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8年2月15日 | 中巴经济走廊，特别是中国在瓜达尔港的投资建设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巴经济走廊被认为可以丰富中国的能源输送渠道，成为马六甲行道的重要路上替代途径。但作者在对一手资料（主要是瓜达尔港管委会网站）和其他二手资料（媒体报道）的分析之后，认为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面临着许多困难，中国投资建设中巴经济走廊特别是瓜达尔港可能更多的是为了加强自己在印度洋区域的存在感，而非出于经济的考量。 作者在文中主要指出了中巴经济走廊如需实现经济效益所面临的四个主要困难，分别是，巴基斯坦的经济和安全形势，路上油气管道的成本，管线修建难度和瓜达尔港的地理位置。巴基斯坦国内政治局势不稳，自穆沙拉夫下台后，中央政府缺乏对于地方的有效管理。在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上，巴方很难提供切实的经济上的支持，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国内的安全形势恶化，发生了多起争对中国公民的恐怖袭击。 与此同时，修建中巴油气管线的难度很大，必须穿越地质活动频繁的帕米尔高原。此外，在对现已建成的多条路上管线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之后发现，平原地区的路上管线运输成本都远高于海上石油运输，中巴石油管线的运输成本可能会是经由马六甲航线运输的十倍以上。此外，瓜达尔港所处的俾路兹斯坦地区远离巴基斯坦的主要城市，现有港口建设落后。 在进行经济效益分析之后，作者认为中巴经济走廊特别是中国在瓜达尔港的建设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上述项目更多是体现中巴合作的深度。地理位置平衡（geo-positional balancing）理论的核心观念与围棋的原理类似即在重要的位置部下棋子，一方面可以对冲当前潜在的危机，另一方面该棋子也可能在未来发挥作用。瓜达尔港和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在一定程度可以对冲印度在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同时也可以加强中国在巴国的存在，防止 “三股分裂” 势力对于新疆的渗透。

外交机遇和日益增长的威胁：非传统安全在中国外交和安全战略中起到的更广泛作用 Diplomatic Opportunities and Rising Threats：The Expanding Role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n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阿德里亚·季赛里（Andrea Ghiselli） 《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8年2月15日  | 在本篇文章中，作者详细的回顾和介绍了非传统安全这一概念在中国外交和安全战略中的演变过程。非传统安全这一概念1983年由乌尔曼提出，其核心在于国家安全以及国际安全概念应予扩大，使之包容非军事性的问题。上世纪90年末以前，非传统安全这一概念并未得到中国领导层的关注，但自90年代末以来，非传统安全逐步得到了中国领导层的重视，对其的运用被实际体现在一些外交行动之中。 作者认为1998年的中国国防白皮书中已经包含了非传统安全的概念，并在2002年的国防白皮书中得到了明确的体现。中国的国防战略不光只是军事性质上的，还包括增加互信，互利和合作。但这一阶段的国防战略中，虽然提出了这一概念，但并未明确军队会如何参与进来。胡锦涛政府明确了军队的作用，即军队不光要保卫国家安全、主权、领土完整还要保护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利益，这其中必然包括了中国在海外的相关利益。 《求实》杂志的文章中提到中国的外交需要保护中国人民的权益。到2015年，习近平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本质在于平衡内部与外部威胁、传统和非传统安全。 在本文中，作者还具体的给出了中国政府在深化非传统安全概念过程中参与的一些具体事例。在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这一个阶段中国政府开始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但参与的范围往往限于医疗和工程方面。在2004年到2011年这个阶段，中国更加积极的参与到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中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发挥了领导性的作用。此外由于亚丁湾的安全局势恶化，中国派出军舰对商业船只进行护航。2011年之后，中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投入更进一步，最突出的案例就是利比亚撤侨行动，中国驻外领馆和军队一起完成了大规模的撤侨行动。但在此次行动的过程也暴露了诸多不足，中国的军事院校开始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分析非传统安全问题。 作者最后指出，对于非传统安全的理解增加了中国外交和军事策略选择的余地，但也需要谨防过度的风险，需要加强研究与决策领域的沟通。

第十九届党代会：习近平新时代的回音 The 19th Party Congress：Ringing in Xi Jinping’s New Age 傅士卓（Joseph Fewsmith）, 《中国领导人观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第55期 | 五年一度的中国共产党党代会因为涉及到最高层次的人事变动，直接影响到中国的未来发展而备受关注。习近平作为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物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已经开展了包括反腐行动在内的一系列举措提升了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作者认为第十九届党代会对于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等机构的人事任命直接的体现出了习近平的领导核心地位。 在各位政治局常委中，首先人们所期待的接班人并没有出现，本次政治局常委的构成体现了习近平在党内的政治势力。作者指出栗战书和赵乐际同习近平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李克强和汪洋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团派”的力量，韩正虽然来自上海但和习近平有着良好的合作，王沪宁作为主要的“谋士”，为习近平的执政策略提供了很多意见。习近平权利的巩固在政治局委员的任命中，体现的更为明显，在新当选的政治局委员中，作者认为有十位是由习近平直接提拔的，或者同习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人员安排相较于五年前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体现了军队改革的力度。 除了人事变动，“习近平思想”被提议写入宪法被认为是一项重大的变革。习近平思想体现出了对于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强化，不同于邓小平时代所提倡的分权，习近平更加强调中央的作用，提倡发扬“看齐”意识，并且把党的合法性问题放到了重要位置之上。文末作者指出，虽然习近平对权力的巩固突破了一些既有传统，但十九大中还是体现出了对其他传统的尊重，比如常委“七上八下”的年龄限制，同时进入政治局常委的人选必选从已经进入政治局中的人员产生。 作者最后指出，习近平政治改革的影响是深远的，可能会在较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