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地采访，当地官员指着一个刚刚落成的小区告诉我，这块地原本是一个香港公司拿下的，空置了好多年，最后当地政府想办法找来了资金，才把这个地方发展了起来。 这样的事情对我来说并不陌生，特别是在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太多的皮包公司，而且所谓的外商，很多就是花几百块钱在香港注册一家公司，但他们的口气都很大，动不动就是要做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生意，他们赚钱的方法很简单，拿到了项目或者土地，然后再去银行借钱，空手套白狼。 有点意外的是，原来改革开放三十年了，这样的事情在中国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还能够看到遗留的痕迹，因为在开放的沿海城市，甚至是其他的内陆地方，这样的方法已经行不通了，因为当地人见多识广，明白不管对方如何口中说得天花乱坠，相关的资质文件，还有查询都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样的情况下，骗子自然越来越少。也许在偏远以及相对封闭的地方骗子见得少，加上找不到或者不懂得如何找求证的渠道。 不过说到求证的渠道，往往有两种情况。有些东西是无从求证的，比如打工皇帝唐骏在他的书里描述了自己和比尔·盖茨的交往，虽然包括他的旧同事在内的很多人并不相信，却没有办法证明这是否是他本人杜

　　有点意外的是，原来改革开放三十年了，这样的事情在中国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还能够看到遗留的痕迹，因为在开放的沿海城市，甚至是其他的内陆地方，这样的方法已经行不通了，因为当地人见多识广，明白不管对方如何口中说得天花乱坠，相关的资质文件，还有查询都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样的情况下，骗子自然越来越少。也许在偏远以及相对封闭的地方骗子见得少，加上找不到或者不懂得如何找求证的渠道。

　　不过说到求证的渠道，往往有两种情况。有些东西是无从求证的，比如打工皇帝唐骏在他的书里描述了自己和比尔·盖茨的交往，虽然包括他的旧同事在内的很多人并不相信，却没有办法证明这是否是他本人杜撰或者夸大，因为可以证明真假的只有比尔·盖茨本人。同样的情况还有，不少人声称自己和一些名人或者官员关系密切，有的人并不在乎，但是对于有的人则相当有效，另外也会有些人将信将疑，可即便有渠道也不敢去查证，因为万一对方说的是真的，担心承受不起惹怒了对方的后果。

　　当然有些是完全可以去求证的，关键在于一开始是否有质疑的精神，然后才是求证方法的问题。比如当初，那么多的媒体采访唐骏，让他有机会谈论他的成功之道的时候，只要有一家媒体有一点点的怀疑，那么方舟子所找到的证据，从理论上来说，媒体也是同样可以取得的。

　　一个理想的社会状态，应该是每个人都按照社会认同的规则来做事情，当然，这只是一种希望，但是至少大家都认同，诚信可以为社会节约很多成本，而这些成本的付出或者减少，会分摊到每个人头上。

　　如何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崇尚诚信？很简单，看看一个社会中欺骗行为付出的成本到底有多大。2007年，韩国被称为美术界的灰姑娘的申正娥被揭发伪造美国学历，当时她刚刚成为韩国最大的美术展光州双年展的总策划人，结果双年展27个理事集体辞职，表示为申正娥伪造学历负道义上的责任，包括电视台主持人、明星、画家等演艺界人士，申正娥则主动承认自己的学历是伪造的。根据韩国的《刑法》，伪造学历属于文件伪造罪，除了罚款，最高可以被判处10年以下徒刑。还有韩国当年学术造假的黄禹锡，最后也锒铛入狱。相反，学术造假或者学历造假在中国，遭到舆论谴责，已经算是相当重的结果了。

　　没有一个社会可以避免出现欺骗行为，如果那些做出了欺骗行为的个人和团体机构，即便没有违法，也会为此付出代价，甚至身败名裂，那么诚信才能被保持成为社会的共同价值。而如果相反，一个人的欺骗行为被揭露之后，尽管引发一片谴责的声音，但最终并未付出多少代价，甚至经过一段时间后，一切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那么，这样的社会，不单单诚信稀缺，而且整个社会都在为欺骗行为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