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中美贸易战画风突变，3月27日，特朗普在Twitter上说，他正与多国进行贸易谈判，最终将“皆大欢喜”，贸易战的硝烟似乎即将散去。

然而，特朗普的这场豪华政治秀却给国人带来了空前的思想冲击。这周，不少媒体热烈地讨论新崛起大国与现存大国必有一战的“修昔底德陷阱”，称幻想中国的崛起过程一帆风顺，敲锣打鼓地实现民族复兴是幼稚的，不现实的。

中美之间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不好断言，但笔者查阅史料发现，如今对中国发难的美国在崛起的终局阶段，没有与英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而是和平地取代了英国。

当然，美国在这个阶段也曾与他国交战，尤其是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但美国却没有和英国刀兵相向，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已经是“和平崛起”了，更何况它参加两次世界大战拯救了和平。

美国得以“和平崛起”，首先得益于它极为务实的外交政策。

大国之间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英国就是靠战争从荷兰手中夺取世界领导权的。

17世纪中叶，荷兰垄断了全球贸易的一半，商船游弋于五大洋之上，号称“海上马车夫”。荷兰对海上贸易的控制，严重制约了后起之秀英国的发展，于是双方在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打了四次战争，最终“海上马车夫”被挑落于马下。

荷兰战败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根本的一点是，荷兰是一个扮演“倒爷”角色的商贸国家，而英国是一个靠第一次工业革命崛起的制造业国家。英国由于本土市场狭小，所以必须开辟海外市场，而荷兰不可能自动让出海上交通线，所以英国只能选择与荷兰一战。

然而，崛起于19世纪的美国却面临与英国当年不同的对手。

1894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准GDP）首次超越英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但美国并非一枝独秀，19世纪末是一个列强纷起的时代，英国的制造业虽然处于衰落中，但体量仍排世界第二，而德国和日本也迅速崛起，其中日本1895年还打败了中国。

面对这样一个国际环境，美国人没有试图挑战英国，而是希望在英国继续做老大哥的情况下，扩大自己的海外市场。

当时世界正处于殖民时代，全球的贸易呈现“中心-边缘”结构，也就是列强（中心）负责生产，殖民地（边缘）提供原材料和市场。英国是这套体系的构建者，到19世纪末，英国已经建立起横跨地球近四分之一土地的“日不落帝国”，在帝国内部，英国限制其他列强获取原材料和市场，并以英镑作为结算货币，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循环体。

对于其他列强而言，大英帝国循环体的确阻碍了其发展，因此希望打破这一体系，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其中德国表现得最为积极，这也是一战的起源。

彼时，美国面临和德国类似的扩张需要。1893年，美国爆发经济危机，西部大开发也达至尽头，国内开始滋生劳工暴动，对于总统而言，对外扩张变成了一件重大任务。

尽管有扩张的强烈需要，但美国却不想挑战英国，1812年，美国曾试图吞并英国控制薄弱的加拿大，结果反被英军打到了华盛顿，连白宫都被烧了，从此美国人知道挑战老大哥不是闹着玩的，所以尽管GDP超越了英国，但仍选择承认英国的势力范围，只要求搭个便车，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

对英国人软弱的同时，美国对曾经辉煌却没有进入工业化的老牌列强西班牙却异常强硬，1898年美国对西班牙宣战，夺取了后者的属地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

其实，19世纪后期，美国一直在向英国势力薄弱的南美和亚洲地区扩张，做增量市场而不是虎口夺食。

当然，美国也不是没有出现试图挑战英国的政治家。一战后，威尔逊总统就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十四点原则”，呼吁列强让殖民地民族自决，消除贸易壁垒，以及建立国联。然而总统的宏图大梦被美国国会否决了，国会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理由是总统的计划违反了美国的“孤立主义”外交传统（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日本偷袭珍珠港）。换句话说，美国坚决拒绝领导世界，不想挑战英国。

不挑战英国的坏处是无法迅速扩大海外市场，但好处是让英国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把美国视为头号敌人，从而避免与英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更幸运的是，没过多久，德国就开始兴冲冲地挑战英国，而且一挑战就是几十年，这就为美国的发展赢得了宝贵的战略机遇期。

不挑战英国带来的更重要后果是，英国为对抗德国几乎必然与美国结盟，于是，美国把两次世界大战变成壮大国内制造业的一门大生意，两次大战分别把美国的产能提升了一个量级，到二战结束时，美国已经成为供应全球生存的世界工厂。

与美国成为世界工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到二战时已经走到崩溃的边缘，它不但失去了积累了两百年的家业，甚至连生存都需要仰赖美国，电影《至暗时刻》便反映了这一点 ——丘吉尔几乎是在向罗斯福乞讨。

到1944年，英国已经不可能继续领导世界了，但世界却需要一个强大的领导，于是，几乎是在盟国人民敲锣打鼓的情况下，美国建立起美元替代英镑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对此，英国极为恼火，但却无能为力，它失去了与美国谈判的筹码，这之后，美国又推动殖民地地区“民族自决”，从而彻底瓦解了大英帝国“中心-边缘”的循环体。

就这样，那个曾经坚决不挑战英国、拒绝领导世界的美国，和平地成为了新时代的老大哥。

2

英国取代荷兰靠的是制造业，美国取代英国靠的也是制造业，可见制造业强弱是国家兴衰的根本。

在美国GDP超越英国的半个世纪里（1894～1944），英国和美国对制造业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政策，简单讲就是英国持续地去工业化，美国则持续地加强工业化。

先说英国。

英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现代制造业的先驱，它当初得以取代荷兰、殖民海外靠的就是工业化。然而随着大英帝国“中心-边缘”循环体的建立，英国却陷入了一种“霸权的诅咒”——

由于英国主宰着全球主要市场，其工业品很容易卖出去，其他列强的工业品即便品质更好，也没有机会与之竞争，这种情况跟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国企和民企的竞争很相似。

依靠霸权排斥竞争貌似对英国有利，但实际上害了英国，使其失去了创新的动力，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开创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是美国和德国，不是英国。

失去创新动力已经很糟糕了，而更糟糕的是，英国还出现了一种诅咒制造业的文化思潮。19世纪中后期，狄更斯等一大批文化名人没完没了地批判工厂主，让人觉得工厂主的身上都流着“不道德”的血液。一片谩骂之下，大量工厂主的二代拒绝继承家业，甚至嘲笑父辈，这些公子哥要么试图成为靠不动产逍遥度日的“绅士”，要么玩起了金融，平民子弟也一样，他们不愿意投身制造业，而更希望去帝国广阔的殖民地当Officer——看看香港电影你就知道这些人为什么会这么选了。

体制和文化的共同作用，导致英国制造业陷入严重的衰退。一份史料显示，1872年，德国慕尼黑大学一家高校的研究员数量，超过了英国所有大学的总和，而1894年美国超越英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从此扶摇直上。

按理说，英国这时候应该赶紧改弦更张，重新振兴制造业，就像美国这几年所做的。但英国没有这么做，而是听任经济去工业化，并在一战后通过一项外交政策，加速了这一进程。

一战后，战胜国英法要决定战败国德国的命运，当时两国民众的普遍呼声是“罚死它”！作为一种朴素的民族情绪，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一种外交政策，这却是愚蠢透顶的——

彼时，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指出：如果希望德国支付赔款，就要允许它大规模出口，而德国的出口必然侵蚀英法的国际市场，于是，德国越能支付赔款，就越会削弱英法的制造业，等德国支付完赔款，英法的末日也就到了。

道理简单易懂，可惜没有人愿意听，英国历届首相宁肯削弱自身的制造业，也要德国赔款，结果养出了横扫欧洲的战狼。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大英帝国的坟墓是英国人自己挖的，死因则是去工业化。

就在英国走上去工业化道路的同时，美国却走上了加强工业化的道路，这种道路的形成首先得益于美国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

美国建国时只是东海岸的十三个州，后来又通过战争和购买不断向西扩张，从某种视角看，这和英国向海外殖民具有相似的作用，都是扩大市场和原材料产地。

两国的不同之处在于，英国旨在构建“中心-边缘”循环体，只允许英国生产，殖民地则被压制为一个提供原材料和市场的次等地区；美国则旨在构建“大陆一体化”循环体，联邦政府把新加入的州视为平等的地区，允许每一个州展开工业化，将制造业拓展到了更加广阔的区域，因此，美国工业产能超越英国是一定的。

并且，由于发展制造业，新加入的州具备了远高于英国殖民地的消费能力，这就为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动力，形成良性循环。经过85年的滚动发展，美国北方完成了一体化，之后又通过4年内战，把甘心做欧洲原材料产地和市场的南方打败，彻底完成了美国大陆的一体化。

通过工业化新加入的州完成大陆一体化，这便是美国持续加强工业化的内在逻辑。

南北战争之后（1865），一体化的美国有如一个新生的巨人，迫不及待地想要大展拳脚，不久它便掀起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把工业化带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1865年到1900年，美国诞生了64万多种获批登记的发明专利，发明大王爱迪生成为著名企业家，他创立的公司叫做通用电气（GE）。

美国得以领导第二次工业革命，不仅得益于“大陆一体化”的发展模式，还得益于文化传统。美国是一个极端尊重知识产权的国家，把保护知识产权写入了宪法，总统们不断地强调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第三任总统杰斐逊甚至亲自担任了第一名专利审查员。

第二次工业革命为美国的工业化提供了新的动能，1894年美国工业总产值超越英国则成为这种工业化的一个里程碑，之后的两次世界大战又为其提供了燃料，美国终成世界工厂。

由于国家的兴衰总是由战争决定，战争最后拼的又是制造业，所以美国取代英国称霸全球是必然的。

3

兴衰表面上是国家的兴衰，实际上是人的兴衰，文明的兴衰。美国的成功，在于它发展出了一种极具生命力的商业文明。

美国人喜欢把自己的历史追述到1620年，那一年，100多名英国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抵达美国，这100多名清教徒为之后的美国人立下了有如国学的两大精神：奋斗和自治。

先说奋斗。

清教徒主要来源于英国下层，为逃避宗教迫害来到新大陆，这些人想要证明自己也可以成为上等人，也就是“成为上帝的选民”。如何成为“上帝的选民”呢？他们的答案是通过奋斗去建立一个受人尊敬的事业。

美国建国那一年，托马斯·潘恩对于这种奋斗精神做了一段精彩的描述，这段描述1904年被新成立的《企业家》杂志选作发刊词，并一直延续了下去。

潘恩这样写道：

我是不会选择做一个普通人的。

如果我能够做到的话，我有权成为一位不寻常的人。

我寻找机会，但我不寻求安稳，

我不希望在国家的照顾下成为一名有保障的国民，那将被人瞧不起而使我感到痛苦不堪。

我要做有意义的冒险。

我要梦想，我要创造，我要失败，我也要成功。

我的天性是挺胸直立，骄傲而无所畏惧。

我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自豪地说：在上帝的帮助下，我已经做到了。

可以说，《企业家》杂志用这段令人振奋的宣言，吹响了美国企业家阶层崛起的号角。

除了“我要奋斗”的精神，美国人还同时建立了“我要自治”的精神。

1620年的“五月花号”尚未抵达新大陆，100多名清教徒便签署了一份《五月花号公约》，规定船上所有人上岸后将在法治的精神下，结为民众自治团体。换句话说，这些新移民选择在一种没有统一指挥的情况下自由发展，至于个体的成败，则听凭市场做主。

“我要自治”的精神使得美国人在建国后迟迟不允许出现大政府（罗斯福上台后才改变），政府的权限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主要职能是提供法治和机会均等。而历史告诉我们，美国GDP超越英国，恰恰是在这种社会自治的模式下实现的。

社会自治并不意味着政府无所作为，恰恰相反，政府可以做的事情非常多，比如建立法治。1900年前后的五十年间，美国贪腐横行，食品安全和生产安全事故频发，还有使用童工的现象，政府通过一系列措施向这些非法现象宣战。

商业繁荣除了需要法治，还需要机会均等，而到19世纪末，美国出现了严重的垄断现象，“铁路大王”“钢铁大王”“石油大王”一个个横空出世，中小企业家则被挤兑地失去了生存空间。面对这种趋势，美国国会在1890年通过了《反托拉斯法》，21年后，美国最高法院便依据该法，把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分拆了，分拆为34家新公司，反垄断序幕由此拉开。

崇尚社会自治的美国人之所以非要分拆标准石油公司，是因为垄断的出现摧毁了大量创业机会，威胁了机会均等原则，而机会均等是个人奋斗和社会自治的前提。

美国政府不但保障企业家阶层机会均等，而且强烈肯定其贡献，1923年到1928年的柯立芝总统说，“建一座工厂就是盖一座圣殿，在工厂干活就是在那里做礼拜！”

奋斗、自治、法治、机会均等、肯定企业家的贡献，这些构成了美国商业文明的核心价值观，这些核心价值观连同美国务实的外交政策和先进的发展模式，一道成就了美国的“和平崛起”。

 

鲍盛钢：美国是如何和平崛起的？
（2010年05月24日）

　　新加坡《联合早报》2010年05月24日刊文《美国是如何和平崛起的》说，从历史上看，大多数大国崛起都是靠打出来的，但美国的崛起却相对平稳:美国和平崛起至少提供了以下经验：一国崛起必须建立在自我科技创新基础上；少谈崛起，多谈发展；等待竞争对手的自然衰退；须在道义上得到世界各国普遍认同和国际社会广泛支持。

 
　　文章摘编如下：

　　大国崛起，一靠实力，二需战略。从历史上看，大多数大国的崛起都是靠打出来的，即强者必争，相争必战。但美国的崛起却相对平稳，它摧毁了影响地球上40%面积的欧洲帝国，却未引发全面战争，这和其崛起战略有着很大的关系。

　　美国从1776年建国到19世纪后半期开始崛起，进而在二战后成为国际体系的主导者，大约经历了150多年时间，归纳起来讲，美国的崛起有三大因素：自身发展、他者的衰退和美国崛起战略的准确性。

　　自身发展：19世纪中后期美国开始崛起，是建立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上，以汽车、飞机及电的发明及使用为标志；两次世界大战以及随后爆发的冷战，为美国制造的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全球市场，财富源源不断从欧洲流入美国，使其成为全球新的财富和权力中心。二战结束时，美国的GDP已是英国的10倍，其黄金储备为200亿美元，几乎占世界总量（约330亿美元）的三分之二。所以1945年美国实力之强，只能用“非同一般”来形容，堪称史无前例。

　　他国的衰退：美国崛起之所以能相对平稳，部分原因就取决于美国实力的超强性和其竞争对手实力的衰竭。和平崛起和权力和平过渡绝不是一种意愿，而是实力较量的结果。美国崛起的国际环境是以大英帝国为中心的欧洲殖民主义国际体系，国际体系的主导者是欧洲列强，美国只处于这个体系的边缘，没有多少话语权。

　　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但到19世纪后半期就被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会的美国和德国赶超。两次世界大战更是消耗了欧洲各国的力量，让英法无力承担自己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更无力遏制美国的崛起。在冷战爆发后，他们只能邀请美国帮助维持国际体系，以英国为主导的欧洲殖民主义体系，就这样和平过渡到以美国为首的国际体系。

　　崛起战略：一国崛起，实力为根本，但除此之外，其外交战略也非常重要，否则崛起会被遏制而夭折，或为之付出巨大代价。美国崛起战略表现为极大的准确性和艺术性，在大国心态上表现为极大的忍耐力和克制力，美国不仅抽到了幸运牌，而且玩的也不错。美国崛起战略实际上是一部交响乐，影响最为深远的则为孤立主义政策和国际主义政策。

　　孤立主义政策的传统

　　孤立主义政策为美国的立国之策之一，最早由华盛顿总统在《告别演说》中提出，之后门罗总统又发展为门罗主义，要旨是美国外交应立足于西半球，反对加入任何类型的伙伴关系；欧洲列强也不要干涉西半球的事务。在崛起历史过程中，美国长期处于其经济实力与国际政治地位不匹配的地位。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已经成为大国，但它并非大国体系的成员。一战后威尔逊总统提出“十四点原则”，试图走向国际政治舞台中心，但很快又退回到孤立主义政策；二战后美国已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霸主，但还是大规模地削减军事力量，仅留一部分占领军维持德国治安。只是在冷战爆发后，它才义无反顾地出头，接受全权霸主地位。

　　之所以产生此现象，一方面自然是欧洲列强的遏制，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美国刻意坚持孤立主义政策的结果。美国人好像生活在一个“善意孤立”的神话，恪守它，美国就会繁荣昌盛；违背它，美国就会遭灾蒙难。

　　现实中，孤立主义政策确实使美国得到了许多实惠。它首先使美国避开了欧洲列强的关注，为崛起创造了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能够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实力；其次，它让美国避开了战争和消耗。两次世界大战反而使美国成为了欧洲的兵工厂和生产基地；其三，它使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取得了离岸平衡手的角色，退可守，进可攻，以最小代价获得最大回报。这一切固然与美国处于两大洋间的优越地理位置有关，但没有恪守孤立主义政策，不能排除会有其他情况和局面的产生。

　　国际主义政策最初体现在一战后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原则”和国际联盟的构想；二战后期罗斯福又在此基础上提出并建立了以联合国宪章、联合国组织为中心的全球体系。如果孤立主义政策确保了美国崛起的外部和平环境，那国际主义政策为美国立足国际舞台，提供了一个不同于欧洲殖民主义国际体系的理论基础和框架，在道义上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和共识，为美国国际体系代替英国国际体系铺平了道路。

　　欧洲殖民主义体系显然已过时、陈旧，变得狭隘和具有排他性；美国的国际主义政策所包含的和平民主、相互尊重、反对殖民主义、消弭战争以及宣扬种族平等内容，则是一个更加普世的理想，任何一个种族、个人、国家或文化，原则上都无法排斥它，尽管在此理论上建立的全球体系，实质为美国霸权，但它披上了理想主义的外衣，与欧洲殖民主义体系相比，更具进步性、民主性和宽容性。

　　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曾经讲过，上帝对傻瓜、醉汉和美国给予了特别的保佑。美国确实很幸运，但又不尽然，事实上美国崛起离不开其战略的作用，同样崛起于19世纪后半期的德国，在俾斯麦后实行进攻、冒险的战略，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两次惨败。

　　再反观当前美国的衰退，原因可以归纳为：一是自身的衰退；二是他者的崛起，主要表现为由中国引领的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崛起；第三，也是最为关键的是美国自我战略的混乱，实行单边主义和国际干预主义，在道义上失去了世界的支持和认同，既违背了孤立主义政策，也全然抛弃了其国际主义政策的理想主义外衣，使其主导的国际体系露出了赤裸裸的霸权形象，变得越来越狭隘、排他和陈旧过时，不能再代表全球的发展趋势和解决全球问题。

　　美国和平崛起至少提供了以下经验：首先，一国的崛起必须建立在自我科技创新的基础上，而不是引进和模仿的基础上。美国是建立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基础上并保持不断创新发展的模式，这是美国崛起及保持领先的根本原因；其二，少谈崛起，多谈发展。美国在崛起过程中恪守“善意的孤立”，把孤立主义政策视为神圣法则来遵循，把精力、时间更多花在发展和贸易方向而非军事安全，致使其国力空前发展，无与伦比；其三，等待竞争对手的自然衰退，这需要有很大的忍耐力和克制力；其四，须在道义上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只有如此大国崛起才能做到瓜熟蒂落，和平崛起及和平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