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15日，美国政府宣布，将对从中国进口的约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其中对约340亿美元商品自2018年7月6日起实施加征关税措施。中方随即声明将发起同等反制，并已经做好了对抗和双输的准备。

至此2018年国际经济领域最令人瞩目的一场纷争就在最强的两个大国间打响。也许至今人们都还无法理解，为什么中美之间会突然爆发如此规模的经济冲突？

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什么？

特朗普的公开理由是贸易逆差问题。他发推文称，美国没有和中国打贸易战，那场战早在多年前就被代表美国的愚蠢或无能的人打输了。“现在美国每年有5000亿美元贸易逆差，还有3000亿美元知识产权被盗窃。我们不能让这样的情况继续。”

关于中美贸易，据美商务部统计，从1985年美方开始出现6亿美元的逆差到2017年美方贸易逆差达到3752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这32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总数为47380亿美元。而2017年对中国3752亿外贸逆差，占到当年整个美国外贸逆差的46%。

中国对美贸易的顺差自2010年以来8年间占总顺差平均占比超过78%，其中有四年超过80%，一年超过130%。应该说没有中美贸易顺差，中国经常项目下的顺差很快将清零。

以才过去的2017年为例。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18.9%，对美国出口占GDP比值为3.5%。2017年美国对中国出口占GDP比值为0.667%。

   据中国海关统计，2017年中美贸易总值为3.9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2%，占中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其中对美出口2.91万亿元，增长14.5%。

下表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7年中国对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商品进出口情况。2017年，中国对美国商品出口增长14.5%，比当年中国商品出口增速高出3.7个百分点，占中国商品出口总额的19.0%；同期中国从美国进口，占中国进口总额的8.4%，比上年增长17.3%。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和进口的比例，如不考虑香港的转口贸易因素，仅从上表看，是2.8比1。即中国对美国每出口2.8美元，则从美国进口1美元。中美两国对于美国的贸易逆差具有不同数字，按中国海关公布的中美商品贸易顺差是2758亿美元，不过中方数字尚不包括香港转口贸易。

尽管双方统计方式有差别，但毫无疑问，中美是存在巨额贸易差的，而这种巨额贸易差对双方经济的现行模式和未来走向都造成了深刻的影响，这一点也毋庸置疑。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巨额贸易差的存在本身是不是合理，也就是说，它是不是建立在遵循规则自由竞争的公平贸易之上？

中国媒体也在指出美方贸易统计数据的问题后指出，中国取得这一切，是由国际间贸易自由竞争而得，美国这么做是在无视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基本事实，实际上是忌惮中国的崛起，害怕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霸主地位构成了威胁。

而曾任美国总统首席战略专家和高级顾问的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在日本的演讲中谈及中国则说，实际上，中国的领导者根本没打算加入遵循世界贸易规则的行列中来，他们有自己的计划，第一是2025，这是中国领导层几年前提出的一项战略计划，掌控全球10个产业，其中3个产业，芯片及硅片制造，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将使中国在21世纪里统治全球的制造业。第二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是中国真正大胆的地缘政治扩张。特朗普的中心目标是重振美国，其中的重要策略是对中国的货币操纵、贸易不公平加以反制。

美国贸易代表莱蒂泽前不久在提到《中国制造2025》时也说，中国要在这些产业和其他国家竞争，那没有问题，但是透过投入3千亿美元补贴，市场准入设限，以及强制技术转让等手段，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那就另当别论了。

而全球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全球科技政策事务负责人保罗·特寥洛（Paul Triolo）5月3日在华府对一个贸易团体说：美国针对「中国制造2025」发声并非要阻止大陆的科技发展，而是希望大陆为这些前瞻性产业的发展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平竞争体系，而不是以国家资本主义以及政府的巨大投资来扭曲全球的供应链。

他们所言，实际上是这次中美贸易战所为人忽视的关键部分，那就是中国是否真正遵守或履行了国际贸易规则。这是双方争议的核心问题。

2017年8月，美国贸易代表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针对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不当行为启动调查，并于2018年3月22日公布调查报告。云锋金融的知乎网民总结了301调查后发觉：

这篇报告没有提到一句赤字规模，没有提到中国哪些行业对美贸易赤字高企。报告通篇致力于说明一件事：（China’s）“acts, policies or practices that are unreasonable or discriminatory and that burden or restrict U.S. Commerce”（中国不合理或者有歧视性的行为、政策和做法，令美国商业承压和受限。）它实际上是对中国科技发展、技术引进、产业升级等相关政策的系统而全面的梳理，以及中国引进和利用高新技术的较为成功的案例的详细总结。它表明，报告这样说：“技术和知识产权驱动经济增长，令美国经济保持竞争优势。最终，中国要求或施压进行技术转移的行为、政策和做法，削弱了美国公司知识产权价值、降低了美国的全球竞争力，阻碍了创新投资。因此，令美国商业承压和受限。”

301调查的主要发现如下：

· 中国利用合资公司要求、外国投资限制和行政审查及授权过程，强迫或施压美国公司进行技术转移。

· 中国利用歧视性授权过程从美国公司向中国公司进行技术转移。

· 中国指挥和促进产生大规模技术转移的投资和收购。

· 中国开展和支持对美国计算机网络的攻击以获得有价值的商业信息

——CSIS Surviving March Madness in U.S.-China TradeRelations March 27, 2018（作者：云锋金融 来源：知乎）

 随后4月6日，中国人民大学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举行“中美双边贸易形势”专题研究会上，学者王孝松也指出，301调查报告主要谈到四项问题：强制性的技术转移、歧视性的许可要求、海外并购和非法商业黑客行为。不仅仅是贸易本身，而这些产业政策实际上又是为“中国制造2025”服务的。

而这些早在2015年就已经在False Promises：The Yawning Gap Between Chinas WTO Commitments and Practices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报告（“2013 Report to Congress On Chinas WTO Compliance”）中就有相应的类似说明，简单列表如下：

中国是否履行了入世承诺？

中国和美国的立场显然并不一致。2010年8月，中国商务部、财政部先后正式宣告：中国加入WTO的所有承诺已全部履行完毕。2011年，中国政府发布对外贸易白皮书，正式宣布入世承诺全部履行完毕。

中国加入WTO的“所有承诺”是指哪些承诺呢？据中方报告，在货物贸易领域,中国按照承诺逐步削减关税,平均关税水平从入世前的15.3%降低到目前的9.8%。在服务贸易领域的上百个部门中，银行金融、通信网络、保险证券等逐步放开。在知识产权领域，中国完成了相关法律法规的修改,使其与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及其他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规则相一致,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为此我们看看香港贸易与发展局的研究报告，中国入世时的承诺涵盖以下多个领域：

非关税壁垒：进口许可证要求及招标要求将于2005年被取消,所有的进口配额在2005年以前逐步被取消。

关税减让：工业产品的平均关税2004年降至8.9%。农业产品的平均关税将降至15%，农产品进口和销售无须通过国营企业和中介机构。中国国内农业补贴上限为8.5%。取消对大麦、大豆、油菜籽、花生油、葵花籽油、玉米油和棉花籽油的进口关税配额体制。信息技术产品关税最迟将于2005年被取消。

对外贸易权、流通领域、特许经营入世后都要逐步全部取消限制。

交通：对公路运输，将分别在一年和三年后允许外资占合资企业多数股份和全资拥有子公司；对于铁路运输，将分别在三年和六年后允许外资占合资企业多数股份和全资拥有子公司。

通信和互联网、移动话音与数据业务、银行金融还有保险、证券都要逐步全部取消经营限制。

另外还有资产管理、专业服务、法律、会计、企业服务、管理咨询、广告、音像、建筑业、旅游业、饭店、旅行社、教育等都要对外开放。

至此双方谁所言更符合事实，已不难判断。

301调查报告还显示出对中国产业战略极为熟悉和高度关注。它广泛引用“中国制造2025“、“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十三五生物产业发展规划”、“十三五”生物技术创新专项规划”、“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多篇规划。调查报告特别提到“中国通过合资公司获得了先进的汽车制造科技后，试图提振本土品牌，外国汽车厂商在“外投资目录”中越来越受到限制。”

而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则提及了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目标。

“到2020年，自主品牌纯电动和插电式新能源汽车年销量突破100万辆，在国内市场占70%以上；到2025年，与国际先进水平同步的新能源汽车年销量300万辆，在国内市场占80%以上。”（数据来源：中国制造2025）

调查报告总结了中国对外投资的各个主体和框架，包括中投、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等，重点涉及中国制造中欲加速弥补技术缺口的行业，有国有背景和支持的投资重点涉及可能与军用技术相关的领域。（作者：云锋金融 ）

为此学者雷达发言指出，301调查报告非常清楚的表明，美国要改变的是影响美国战略发展的制度性因素。“特朗普政府的此轮大动作，则是事关全局的、战略性的、经过长期酝酿和深思熟虑的，其目标不仅是简单修正平衡中美贸易的巨额数字差距，而且意在要求中国必须改革有关贸易政策、体制和行为，形成双方贸易平台的公平对等，从根本上扭转中美贸易过程中美国的被动态势。”（伟达：美国对华贸易战的意图2018-04-02 联合早报 ）
 毫无疑问，美国的这一系列举动给了中国舆论之美国害怕中国崛起之口实，而中国的这一系列宏伟规划又很难不让人想起它的近邻日本韩国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时刻。

中日韩半导体产业革命

日本政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做了两件事，一个是在通商产业省底下设立了工业技术院，完全由财政拨付经费，负责推动日本整体产业技术的发展；另一个是颁布了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置法，限制外资进入日本，以保护本国市场，同时引导日本企业向电子行业进军。德州仪器经过与通产省四年的谈判才得以进军日本，却被迫拿核心技术来换市场。日本政府要求德州仪器先和索尼设立股权对半分的合资公司——凡是德州仪器独资子公司销售的产品，在合资公司里也必须有。其次，要在三年内向日方公开与产品相关的所有技术专利。最后，德州仪器独资公司的产品在日本市场的占有率不得高于10%。

日本政府在1976年～1979年间组织了一场奠定之后在半导体领域地位的关键行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共同组合技术创新行动，简称VLSI项目。

这一项目以通产省提出的“下世代电子计算机用超LSI研究开发计画”为中心，以富士通、日立、三菱、日本电气、东芝五大公司为骨干，联合日本工业技术研究院电子综合研究所和计算机综合研究所组成“超LSI研究开发政策委员会”，经该委员会充分酝酿，通产省最终决定于1976年3月10日成立由政府和民间企业共同出资的共同研究开发组织——“VLSI技术研究组合”。

1980年，日本宣布为期四年的VLSI项目顺利完成，期间申请实用新型专利1210件，商业专利347件。更重要的是，到了64K DRAM大规模集成电路时代，富士通公司的研发进度开始与IBM、德州仪器等美国企业并驾齐驱，而到了256K DRAM时代，美国才刚研制出来，日本富士通和日立的产品已经量产上市。靠着政府和产业界大规模的投入，日本一步步抹平了在半导体领域和美国的技术差距。

日本政府采用的是一个重商主义的框架，原本是指互动的双方皆以私营厂商为行为主体，私人企业家被本国政府的宣传和政策所引导，不按照自由市场的原则做买卖，而是把贸易当作民族国家之间的零和博弈（参阅“重商主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译版，第3卷第477-481页）。日本战后的国际贸易主体也是私营厂商，也是被政府引导，从事违反自由市场原则的操作行为（村上薰：《通产省的挑战》，台北：创意文化公司1986年译版）。

而同处东亚的韩国也走了一条相似的路。

如果说日本半导体行业的崛起依靠的是初期从美国的技术引进加上政府“官产学”三位一体的规划和投资能力，那么韩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路径更像是这个故事的加强版——更密集的技术援助，更“无赖”的政府保护和更强势的企业投资。

作为韩国版半导体龙头的三星在上世纪80年代与2008金融危机时，两次不计成本的烧钱，迫使日本德国竞争对手先后破产，成为名副其实的行业霸主。

这样，日本曾经靠“官产学”三位一体的集团军作战方式独占鳌头，而韩国则是凭借国家的投入和三星财阀独特的集权式管理杀出一条血路。（中日韩半导体“三国杀”“云锋金融”，作者：翁放 2018-04-23 ）

当我们把日韩半导体发展的历史做一个简单的梳理，不难发现，今天中国的赶超路基本上是遵循着这一路径过来。不过对美国来讲，与日韩相比，中国无疑是更危险的对手。除了中国拥有比日韩大的多的经济体量，更为完整的产业体系外，还在于中国官产研结合范围更广，摊子铺得更开。

2014 年 6 月，中国国务院颁布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提出设立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简称“大基金”），将半导体产业新技术研发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且明确提出，到 2020 年，集成电路产业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逐步缩小，全行业销售收入年均增速超过 20%，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大幅增强。

中国对半导体产业的发展路线制定了详细的目标，对设计、制造、封测等各个环节制定了明确的计划，同时为支持半导体产业发展给予了行政、金融、税收等全方位的支持。

. 中国发展半导体产业政策重点

大基金首期募资 1387.2 亿元。投资覆盖了集成电路全部产业链，重点是在制造领域。截止2017年12月12日，大基金投资的企业在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之外，多个省市也相继成立或准备成立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目前包括北京、上海、广东等在内的十几个省市已成立专门扶植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地方政府性基金。根据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的统计，截止 2017 年 6 月，由“大基金”撬动的地方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包括筹建中）达 5145 亿元。

美国人眼中中国产业发展的实质威胁

在美国人看来，与日本相比，中国还有强度更大范围更广的国内市场准入门槛，尤其是强制性的以市场换技术，除了有形的文件，还包括无形的甚至更多的口头的约定。

据《华尔街日报》4月16日报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考虑依据 1974 年贸易法301条款，研究对华发起新的301调查，以反制中国在云计算与其他高科技服务领域的所谓“不公平限制”。

报道声称，中国要求亚马逊和微软等美国云计算公司与中国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并向中方授权技术许可。USTR之前在有关中国贸易做法的报告中也称，中国限制对美国公司发放在华独立运营执照，美国公司因此不能在中国直接销售其云计算服务或与顾客签约。

关于强制性的技术转移，这是通过撰写301报告的机构对美国的企业进行了调研，证明中国当局要求外国企业同中国企业组成合资企业的时候，首先要将知识产权转移到中国使用，为了避免违反WTO规则是以间接和口头的形式展开。

相比日韩，中国式的政府集权更集中，并且因为附带政府的行政声威，贯彻起来更彻底。而在不计成本的投入，以低价倾销，直至挤垮竞争对手这方面，有强大的国有银行为其背书，中国企业做的更极端，所以也更具毁灭性。

但对于美欧日等创新体而言，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对中国的企业而言，面对技术服务水平远远超过他们的那些企业，他们一看不管花多大的代价也是追赶无望，通常所要做的就是买。海外并购是301调查报告当中最重要的内容，占到几乎一半的篇幅。报告认为，中国企业在“中国制造2025”中的战略性行业疯狂地并购，获取美国的技术，如集成电路、机器人、航空、生物技术等。报告指出这些企业大多数具有政府背景或是得到了政府的资金支持，所以中国的并购行为其实是为了实现“中国制造2025”目标进行的非市场行为的技术购买。（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压制中国制造2025 中国有何胜算 澎湃新闻记者 蒋梦莹 ）

而著名的清华紫光的收购行为，则是为此做了生动的诠释。提及紫光集团，自其2013年7月斥资18.7亿美元收购展讯通信后开始进入业内的视野和关注，并开启了其近乎疯狂的并购之路，9.1亿美元收购锐迪科;25亿美元收购惠普旗下新华三通信51%股权;31亿美元收购同方国芯;20亿美元成为中国台湾两家封测厂矽品和南茂科技的股东;37.75亿美元收购全球领先的硬盘生产商——美国西部数据（Western Digital Corp）15%的股份，成为其最大股东;主导西数以190亿美元（约合1200亿人民币）收购了闪存芯片厂商闪迪（SanDisk）等，要不是美国政府阻挠，紫光可能还会以230亿美元将美光科技收入囊中。

美国人认为，这些购买往往不是出于纯粹的市场行为，往往包含了复杂而暧昧的国家战略。那些购买者大多本身并没有能力做这样的交易，但他们背后的力量，包括各大中资银行、财团、基金通常会鼎力相助。

再以清华紫光为例，2017年3月，国家开发银行、华芯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与紫光集团签署了《“十三五”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和《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在“十三五”期间，国家开发银行将为紫光集团提供各类金融产品及服务，意向支持紫光集团融资总量1000亿元;华芯投资拟对紫光集团意向投资不超过500亿元人民币，重点支持紫光集团发展集成电路相关业务板块。

面对如此国家背景，被收购企业很显然如果没有同样的国家力量的阻挠，单靠企业本身，根本是无力抵挡的。2017年1月6日，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发表了《确保美国在半导体领域长期领导地位》报告，该报告认为中国芯片业已经对美国相关企业和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为此，成员包括英特尔和高通等芯片制造商的现任和前任首席执行官的委员会给出的建议是：阻止中国收购美方认为影响到其国家安全的所有半导体技术和芯片企业，限制中国对美芯片的行业投资、出口和采购，同时和其他国家联手，加强限制审查中国的海外芯片出口和投资。而这些举措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企业的疯狂并购。而在去年年底，美国商务部长珮尼·普利兹克（Penny Pritzker）发出警告称，中国政府计划投资1500亿美元，到2025年将国产集成电路产品的国内市场份额从现在的9%扩大到70%，这种由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可能扭曲全球集成电路市场，破坏行业创新生态系统。（紫光的疯狂并购模式 能为中国芯片产业带来什么？新浪科技2017年03月31日）

而对那些技术水平领先但厚度不够的企业，中国更是它们的坟墓。在这里基本上没有什么知识产权的概念，通常也谈不上什么新技术的研发，而一般都专注于攻破现有本国或外国产品的技术壁垒。正如华为总裁任正非接受深圳电视媒体采访所言:乱开枪。先随便开一枪，打中了就换炮集中火力攻城，如果打不中也没事，就让子弹飞一会儿。

只要有一个企业攻破了壁垒，这个壁垒往往就会全线崩溃。无数的同类企业迅速涌入。同时产生出大批子系统、部件供货商。有的只是善于用现有技术大规模复制，以价格优势击败外国同行或填补市场空白。哪一个领域被他们涌入，哪个领域就变为红海，价格直驱谷底，然后他们为了利润，又会寻找下一个市场机会。正是这批企业，截断了那些缺乏足够技术实力的发达国家的后路，并不断侵蚀其产业基础。这是中国创业企业对那些“落后发达国家”的死亡判决。依托庞大的国内市场、海量人员供给、越来越强有力的商界与政界的促进创业的举措，中国创业企业（尽管良莠不齐）正在前方堵截，封锁了那些缺乏足够国内市场和研发实力的发达国家的上升路径。（作者：冷哲 来源：知乎）

与曾经的半导体对手日本相比，具有深厚现代法治精神的它至少在民间经济竞争层面是尊重知识产权的，20世纪60年代前，美国著名的仙童半导体已经有了一套成型的“平面技术”生产工艺，日本尽管极度渴望得到，但仍未进行模仿抄袭。1962年仙童公司决定以收取技术授权费的方式向其他企业传播这一制造工艺，已经苦苦等待好几年的日本NEC公司立马把钱拍在了仙童CEO的桌子上。

美国的态度与反制措施

4月5日，前总统尼克松成立的智库国家利益中心国防研究主任Harry J. Kazianis在福克斯上撰文说，特朗普政府此举表明，它接受了国家安全界许多人长期以来的一个认识：中国不是美国的朋友，而是一个棘手的地缘政治、经济、外交竞争对手。且美中之间的竞争在加剧。文章说，现实很清楚：美国和中国现在是对手，并且没有退路。

为此曾参与了301调查的智库CSIS给美政府提了十项建议。

1）要求中国限制对竞争性（pre-competitive）的研发补贴，或使中外企业都可获得补贴；2）取消合资公司的外国投资者所有权限制；3）取消技术转移要求；4）降低对制成品如汽车和机械的关税；5）对民营和外资完全开放增值服务行业，如金融、健康、教育和物流；6）制定基于市场的标准和认证体系；7）更好地管理网络安全机制，促进全球商业和隐私保护；8）政府采购自由化；9）结束对银行利率的窗口指导，对IPO采用更中性的注册系统；10）全国和地方监管过程更加透明。 上述措施不会完全消除中国的产业政策机制，但会促使中国采取更加市场化和有效的经济监管机制，对其自身和贸易伙伴都将有利。

因此此次“301调查”中主要指控中国的四项问题：强制性的技术转移、歧视性的许可要求、国家资金扶持海外并购和非法商业黑客行为，除此外特朗普还要求美国有关部门加强对中国在美国投资高科技企业的限制，亲自阻止了与中国相关的基金公司收购美国FPGA公司莱迪思（Lattice），基本上关闭了中国收购任何美国半导体企业的大门。

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采取严厉措施，阻止中国公民在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敏感研究，以免他们获得情报机密。 白宫正在讨论是否限制中国公民进入美国，包括限制他们获得某些类型的签证；以及是否对相关规定进行大幅扩展，限制在美国公司和大学从事有军事或情报价值项目的中国研究人员。目前尚不清楚具体哪项目将会受限，但这些措施可能会严格管制先进材料和软件方面的合作，以及其他涉及北京《中国制造2025》计划核心技术的合作。

上下发力，多管齐下，视规则如儿戏，置法律于不顾，面对中国方面这种全民皆兵咄咄逼人的战略态势，美国方面真的害怕了吗？

美国的所作所为最终取决于两点判断：一是中国这么做究竟能不能真的崛起？二是以美国现今乃至长远的发展来看，究竟能不能完成对这个野心勃勃的对手的制衡？

中美各自的创新优势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达沃斯论坛上阐明，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内涵，就是从总量扩张向结构优化转变。（刘鹤达沃斯演讲全文：推动高质量发展 共同促进全球经济繁荣稳定。2018年01月28日）

中国的现状究竟怎样呢？首先我们来看看2016年中国各行业全球市占率排名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中国市占率比较高的制造业，其实都有些技术含量和门槛，但技术密集度不高，属于中低度技术密集型，处于价值链的中下游。

再来看反映高科技的中美独角兽企业对比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表面看来，中国独角兽企业的数量仅次于美国，但主要集中在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文化娱乐、生活服务这些领域，在硬件、软件、科技、制造这些领域的独角兽依然稀缺。中国巨大的市场优势、良好的互联网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完备的产业链基础，培育出了互联网+服务业的规模红利。然而随着上网人数和网上购物的饱和，互联网+服务业的红利事实上已经到达瓶颈。

不过恰当的发展时机、相对独立的市场所带来的规模优势、意识形态原因导致的近似产业保护效应、充足的资本支持与助推，先进的整体产业环境，互联网领域的特殊机遇，给了中国在信息革命中对西方实现弯道赶超的机会。但直至目前，信息科技革命的主战场和主要的成果积累都集中在美国，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关键成果和发展基本由美国贡献，导致的结果是，今天的国际互联网管理权几乎被美国垄断。

中国的特殊机遇在于，当互联网技术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规模国际传播与民用化时，中国已经通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基本融入了国际贸易与经济体系，从而可以吸收互联网领域的最新技术，实现该产业的迅速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不是高效管理、技术研发或精益成本控制，而是通过强力的销售和营销迅速占领市场，实现收入和规模的快速扩张。（中国互联网产业的空心化之忧 转自The World in 2018 杂志，《财经》翻译，作者： 笪兴）

因此中国在渐进性（商业模式）创新方面表现突出。也就是说，所谓的中国式创新更多是在商业模式上的合理应用。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基本上都是第三棒，也就是商品化包装，做品牌、销售、客户服务。而第一棒的核心元件和第二棒的公版、产品都是绕过去的。而在最基本的实体创新，也就是底层技术储备上，和传统强国还有着不小的差距。而要想迈过这一关，过去靠市场换技术，现在已很难行得通，只有靠买，但今天这扇门也要被关上了。

而技术和知识产权驱动经济增长，正是美国最大的优势。美国社会的最大财富和最大优势不是钱，也不是人，而是美国社会的大环境，也就是文化。科学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制度，有三个特征：普遍主义、重视创新、致力于增进公众福利。美国文化与科学的三个特征相契合。美国文化是多元的、开放的、自由的、推崇个人创造力的，对科学来说这是最重要的文化，是科学发展的“软实力”。从长远来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文化环境才是美国科学所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谢宇：美国科学在衰退吗？2018年4月30日《财经》杂志）而这其中最重要的当是美国的制度——美国其他方面先进，在很大程度上说都缘于美国的制度先进。比如美国的科技能够领先世界，首先得益于美国具有包容力的体制和具有自主经营、自由选择、自由流动的现代市场经济，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优秀科技人才，而崇尚和鼓励科学家自由探索的风气，则有助于激发科技人才的创造性思维。

同时美国是发达国家中人口最多的国家，还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同一所蕴含的价值观与整个西方世界高度整合，外加以美元为核心的整个西方金融市场，因而享受整个西方世界约10亿人口的规模优势。即使离开中国，它也能享受到整个西方市场梯级分工的规模优势。

如果特朗普的政策组合可以让美国重现短期繁荣并加速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的诞生与兴起，那么，美国就会在结构转型升级中领先一步，中国经济转型将遭遇极大的挑战。里根时期放开管制与鼓励竞争，推动军民融合，为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产业革命打下了基础。现在，美国的技术革命走在中国前列，但硬件制造主要依赖中国，一旦美国实现“再工业化”，或许美国将实现“软硬”结合的经济结构，巩固其全球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中美竞争中的中国劣势  于2017年12月26日 张立伟 FT中文网）

中国最担心的是什么？

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崛起必须依靠结构优化转变带来的经济转型，以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如果顺利实现结构转型，必将对美国构成巨大的冲击，而上一个曾经对美国构成如此冲击的是日本，当我们把中美双方此次贸易战（实际上是今后长期的经济竞争）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可能采取的措施做一简单的列举，也许不难发现，这次贸易战中国舆论如此高调，无非是为了掩饰其一个真正的目的，那就是在这场前所未有的贸易战面前，一定要避免上世纪80年代日本式的妥协，以耻辱的广场协议换来的是日本近30年的停滞不前。

关于《广场协议》，外界一直存在着美国设计遏制日本经济增长的阴谋论说法。但严格来说，《广场协议》并不是导致日本经济长期衰退的直接原因。因为签署《广场协议》的其他国家，例如同样对美国存在大额贸易顺差的德国，虽然随后货币也明显升值，但其经济走势并没有遭受日本这样的惨烈后果，也没有出现地产泡沫。

普遍观点认为，日本政府在《广场协议》前后的一系列政策失误导致了日本经济在随后的几年形势急转直下。日本政府没有有效遏制日元的失控升值势头，更以失策的量化宽松政策引导经济转型，促使国内出现资产泡沫和炒房热潮，又采取急刹车的方式导致经济硬着陆，才是经济陷入长期衰退的主要罪魁。（历史惊人相似：三十多年前的美日贸易战和广场协议2018-4-23 新浪科技作者：郑峻）

但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认为，泡沫当然对经济较多地产生负面的冲击，但日本的问题不仅仅是泡沫，只是由于泡沫处于显著地位而遮盖了其他更深层的问题。日本的竞争模型中有更本质的错误。日本政府模型的核心是一个关于经济发展过程和竞争力基础的独特概念。它隐含着对某些形式的回避和以各种方式导致竞争妥协的努力。日本政府在经济中扮演活跃的角色的根本原因是它欣赏一种保护支撑的观点。我们发现，实际上政府模型的核心实践根本不存在于日本大多数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中。相反地，这个模型在不具竞争力的产业倒是普遍深入。它还导致了大范围的、生产率低下的国内部门拖着经济整体的后腿。（美：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日本还有竞争力吗？》第二章 第三节 中信出版社2002-2-1出版）

为此东京大学的小宫隆太郎教授主持编写了《日本的产业政策》一书，指出，“日本很有竞争力的产业绝大部分不是通产省主导的产业扶持下产生的。但即使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也不等于简单地用政府的产业政策去纠正。因为政府调节本身的成本很高，有副作用，即政府失灵。至于日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其消极面大于积极面。”

小宫教授也许没想到，日本的这套产业政策在中国得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推广和应用。80年代初有吴敬琏所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建议引进战后日本产业政策，中国产业政策是1987年从日本引进。（主编吴敬琏：产业政策讨论中的两点不足 《比较》）

日后在中国被称为“国师”的林毅夫（《有人称我国师，我不敢当》凤凰智库2017年5月7日）在《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了他的“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框架”（GIFF）的“两步六法”：第一步是确定一国可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新产业；第二步是消除那些可能阻止这些产业兴起的约束，并创造条件使这些产业成为该国的实际比较优势。”（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9，第135－138）

“如果发展中国家能顺应自身的比较优势，发掘后发优势潜力，采纳和适应新技术，则完全可以在未来数十年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和迅速增长……如果低收入国家的政府能采纳新结构经济学的建议，建立有利于自身比较优势的私营部门发展的政策框架，填补领头龙留下的空间，则有望在未来数十年里达到8%甚至更高的年增长速度。”（林毅夫：《从西潮到东风》，中信出版社，2012.9，108页）

简而言之，整个理论的含义就是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着要素相对价格和最优产业结构。因而当企业所选择的产业和技术都与经济体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符时，经济将会最有竞争力。这实际上是日本产业政策的中国式翻版。新结构主义借助中国特殊的政策环境，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得到了实质性的最大规模的应用。

必须承认，这种以有为政府、市场按政府的归划来布局的产业政策模式在90年代以后的中国，首先是在以上海江苏为主的长三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且很快在全国推广，在这些年来逐步成为全国经济运行的示范标本，它之所以如此备受青睐，首先表现为对经济发展尤其是起步阶段非常关键的外资的大规模的有效吸收。

毫无疑问，当初外资成片进入上海苏南，与主导那里的重商主义色彩浓厚的地方政府的大力介入是分不开的。政府以组织的形式充当企业间交易的中介，同时政府本身的政治属性又赋予某种绝对的权威性与公信力，似乎这样能减少不必要的试探考察与漫长而艰苦的讨价还价，无形中减少了交易的成本，进而增加成交的可能性。这无疑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变革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我们现在要问的是，今天当我们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关口，却提前遇到了当时已步入发达国家的日本所遇到的各种问题，这种强调产业政策的新结构主义还能不能带我们顺利跨过去。

林毅夫教授认为要有“有为的政府”来解决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外部性问题和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这样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才能顺利进行（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9，第25—28），并且有足够低的交易成本来使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

他说，这是落后国家后来居上赶上发达国家的途径，“对于技术引进，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借鉴或采用在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技术，从而将它们的劣势转变为优势。与之相反，发达经济体必须在全球技术前沿上进行生产，并必须持续在研发方面进行新的投资以实现技术创新。因此，发展中国家有潜力实现高于发达国家数倍的技术创新率”。（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9，第5—6）

可是，政府虽然可以通过自己的活动来达到影响企业竞争优势的目的，但决定企业根本竞争力的因素像产品生产要素、市场需求状况、相关产业和支持性产业的表现等政府绝不可能面面俱到，更不用说具有决定意义的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竞争对手，包括企业的经营理念、经营目标、员工的工作动机、同行业中竞争对手的状况等，必须要企业主亲自站到前台来把关，所以政府的影响虽然可观"，但"政府本身并不能帮助企业创造竞争优势" [参见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国家竞争优势》（2002，中译本），第116-120页]。

林毅夫所主张的这种“有为政府”从短期来看的确消除了企业发展的“瓶颈限制”，但从长远来看，恰恰也使企业失去了面对这些问题自己想办法来解决的机会，这实际上剥夺了企业通过独立面对市场来自我成熟的机会。这是因为，这是因为，经济活动中引发蜕变的如由于技术进步、偏好改变等因素而引起供给和需求变化的某一节点，往往是市场前沿运行的企业最先感知并做出调整，进而改变生产过程中原有要素的分配，资源被重新配置。随后这种反应将扩散至产业层面，使该产业投入产出结构变化并导致产业的要素密集度发生改变，劳动生产率和产业附加价值提高。随着其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与产业波及效果日益显著，市场主导更新换代速度加快。而产业间的关联效应所产生的联动作用，使得这一地区经济整体的投入产出乃至要素禀赋的结构得到优化，并最终实现转变。 

这也验证了一个“知识界很晚才达成的共识，同意弗雷德里希•冯•哈耶克的如下深刻见解是正确的：灵活的市场价格包含的信息比任何计划机制有可能统一收集的都多；因此，分散决策可以比政府部门更高效地发挥作用。”（“从列宁到雷曼兄弟：谎言的代价”2017年8月21日 英国《金融时报》 马丁•桑德布）

不仅如此，当政府以“有为”形象不断深刻的嵌入经济发展的躯体时，其方向性抉择所带来的制度引领总是令人胆战心惊，谁也不能保证其一贯的正确性，而一旦方向选择失误，其带来的惊人浪费和后续的创痛都将是灾难性的。从已出土的“2025制造”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专栏二 智能制造工程 来看，仍然在延续这种政策。（支持政产学研用联合攻关，开发智能产品和自主可控的智能装置并实现产业化。）这种国家投入的产业政策的呼声在不断加强，而中兴事件的出现更为这种集举国之力克芯片之痛的叫嚣有了最好的借口。相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反对声就显得无比微弱。

中国一方面继续承接日本那一套早已被证明失败了的产业政策，另一方面还在往与创新近乎相反的方向走。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政府扶持的发展型经济体，强调经济增长目标，而不是制定经济活动的具体法规和程序，后者只是“改革事业”的一小部分，“改革”往往被异化成让政府可持续操控经济完成政治目标的行为。

中国若要推动经济以更高效率、更高质量发展，必须让整个市场基于明确的法律、程序之上运行，实现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保护私有财产，促进公平竞争。但现在，中国政府继续控制着社会方方面面，无孔不入。市场经济是建立于法治与信用基础之上的，假如没有政治改革推动法治社会的建立，仅仅要求政府赋予市场主体地位，这几乎是天方夜谭。（中美竞争中的中国劣势（中）2017年12月29日张立伟 为FT中文网撰稿）

因此在目前的国际政治环境下，中国要想顺利完成结构转型，再像过去那样市场开放或购买已很难完成，从本质上必须依靠创新，但用科思的话说，创新需要的是思想的自由流动与碰撞，在中国现今的政治文化传统下，这无疑是奢谈。但政府所能做的只能是举全国之力，将有限的钱砸入那些看得见的竞争产业中去。

政府在研发领域或通过政府风险基金注入的巨额投资可以支持创新，然而倘若中央政策导向过强，则可能会对创新造成阻滞。限制大学、企业或私底下信息和思想自由交流的政策也会如此——最深刻的创新往往不是计划好、编程好的，而是来自自发或自由的互动。限制性政策也使中国在吸引国际创新者和企业家前来工作与生活上失去不少魅力。结果，那些人蜂拥到了硅谷之类信息能快速自由传播的地方。政府在主要私人公司内持有股份和获得董事会席位，确保大学的政治正统，以及通过网络安全法监控或限制交流等一系列政策，也可能会适得其反，扼杀创新。（从硅谷视角审视中国创新 2018年2月7日 美国旧金山湾区委员会经济研究院院长 肖恩•伦道夫 为FT中文网撰稿）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竞争目前根本还不在一个层面。

中美贸易究竟何去何从？

尽管美方此建议清单公布后，将有60天的公示磋商期，到期将公布对华301调查最终制裁清单，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中美“几乎不可能”缔结有意义的贸易协议。（凤凰国际iMarket2018-04-20 s）

5月5日就在为期2天的中美贸易谈判刚刚宣告结束之际，《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代表团的文件称，美国提出多项要求，包括在2020年前将中美贸易逆差减少2000亿元，中国必须按照美国的要求开放市场给美国，不得要求美国企业转让技术给中国以及停止对“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相关产业给予补贴。对这次谈判中国媒体没大力宣扬，可见双方应该还没有达成实质性协议，也就是说，贸易战的风险并没有消除。双方必将继续谈判下去。

可以肯定，贸易战是中美双输的牌，问题是谁输得更厉害？中国是美国出口的第三大市场，它会影响到美国240万个工作岗位。而中国如果每年没有这3000多亿美元的顺差，对中国的影响：一、特朗普的关税对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将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将造成中国产能极其严重的过剩，成千上万的工厂将倒闭；二、估计高达5000万-7000万个工作岗位将受到影响。如果中国对美国的外贸顺差就算只降一千亿的话，对中国有多大影响？3752亿相当于我们GDP的3%，一千亿对中国实际上影响是0.8%。除去其他因素，应该影响在0.5%左右。（张方舟：特朗普为什么铁了心要和中国打一场贸易战？来源：中美学者智库）

中国能不能和美国打一场贸易战？

首先从双方所拿出的筹码来看，中国出台的关税清单则直指特朗普票仓。这份清单主要包括大豆、汽车、化工品、等14类106项商品，涉及美国多个农产品出口州，包括艾奥瓦、密苏里州、德克萨斯等。其中许多州是支持特朗普的“红”州。中期选举年，这份清单对于特朗普是不小的政治威胁。

在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看来，中国这次的反击体现了三个原则：一、这些产品大量出口中国；二、产品产地主要来自于特朗普的票仓；三、产品具有可替代性。

实际上中国的“反击”表面上是针对美国，更像是做给作为总统的特朗普看的，中国方面看来信心满满，至少从媒体透出的主流民意是如此。因为与美国相比，这里政府的政治动员能力更强，政府能轻易将贸易战受到冲击后造成的影响传递给民众，最终无非是在各大城市掀起一股反美的“爱国”示威。而美国重新寻找出口地需要时间，同时来自中国的商品被阻断后一时要寻找替代国也不容易，贸易战后物价上涨是实实在在的。如果贸易战一直打到选举，恐怕特朗普无力承受。无论如何，特朗普必须在下一次选举前从中国手里拿到让步，这才能有助于选情。指望特朗普改变主意，或者下台，换个人当总统，这是目前许多中国人最现实的想法。

为此《纽约时报》指出，中方目前表现的相对克制，实际上是看准了中美两国政治环境的差异。很多人都认为打政治战，西方民主体制一定会吃亏。因为一旦政府的政策影响了某一群体的利益，反对的声音就会很快涌现出来，对政策的实施形成阻力。中国国内很多媒体和专家也都在期待特朗普的贸易政策会触发美国国内的“政治反制机制”。他们认为特朗普的举动会让民主党和其他商会组织站出来，对特朗普施压，甚至让特朗普因为关税政策付出政治代价。

但这次中国人的指望恐怕要落空了。西方民主体制的政治生态环境确实很多时候会让其在打政治战时吃亏，然而，恐怕要让很多人失望的是，这次特朗普政治战的结局很有可能会不一样。

根据美国民调机构RCP的总统支持率数据，从3月以来，特朗普的民意支持率一直在稳步攀升，从3月7日的39.8%的民意支持率一路走到了4月6日41.5%。而自从特朗普去年12月民意支持率跌倒37%后，他的支持率再也没跌下过这个最低值。

特朗普的民意支持率最近整体走势是向上的

实际上，特朗普对华的强硬态度得到了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的较为广泛的支持。（黄亚生：特朗普的政治战，凤凰国际智库2018年4月10日）
特朗普巧妙的利用了美国国内喧嚣不息的中国威胁论，通过不断的对中国外交经济等方面大放厥词，从而确立对其制裁与对抗的正当性，进而占据了为民请命的普遍社会道义的高度，有预谋的去建构了中国这样一个危险的敌人。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仅可以强化国家的内部处理，而且可以通过发现甚至建构国家的外部敌人来转移或者汇聚国内政治关系，强化国家内部的团结，从而减缓来自主流民意和媒体的政治压力。所以那些看似疯狂的外交表演更多是为了恫吓对手，进而通过对方的惊疑与妥协来塑造自己对外的强势。如果特朗普通过冒险的有时看起来不计后果的外交策略这次能迅速搞定，这将极大增强他在民众中的威信和号召力。

美中贸易战的产业命门在哪里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对象并不仅仅是中国，此前还宣布要针对进口钢材和铝材加征关税，欧盟、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都将受到影响。但是“贸易战”的主要推手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 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表示，如果欧洲国家等希望得到“豁免”，就必须与美国一道在经贸政策上“对付”中国。显然，其如意算盘是“一石多鸟”，既在贸易上迫使相关国家让步，又能打造联手压制中国的“国际阵营”。（特朗普频频“出牌” 美国对华战略向何处去2018-04-05联合早报 作者：赵明昊）

于是更令中国人担心发生了，特朗普对华的强硬态度得到了其西方盟友的支持。3月23日，在特朗普宣布拟对中国价值高达5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的同日，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也决定，对中国的部分钢铁产品征收反倾销关税。紧接着，日本和欧盟在4月3日、4日分别向世界贸易组织（WTO）递交文件，要求与美国一道，向WTO投诉中国“涉嫌歧视性的专利技术许可规定”。因此，中国应该清醒的认识到，美国、欧盟和日本之间尽管并非铁板一块，但很可能联手针对中国； 此次对华贸易战完全有可能由“中美冲突”演变为中国与“八国联军”之战。之前德国政府就曾在奥巴马的要求下，撤回了已经颁发给中国公司的收购德国半导体设备企业爱思强的许可。被日本软银收购的英国企业Arm在2016年3月也按照美国商务部的要求，第一时间切断了对中兴通讯的支持。

但是特朗普过于强调的“美国第一”原则还是遭到了西方主要经济体的反弹。在国内外一片反对声浪中，美国商务部长罗斯5月31日在电话吹风会上表示，美国将从6月1日起，对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当天随即发表新闻公告称，美国的这些单边举措是不合理的，欧盟将立即向世贸组织发起争端解决机制，并将很快对美国采取反制措施。5月31日，加拿大墨西哥分别声明对美方采取反制措施。外界有分析认为，由于美国方面把是否继续豁免钢铝关税与目前美加墨三国正在进行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挂钩，因此，三方在钢铝关税豁免问题上还有回旋的余地。 但所有这一切都赶不上中美之间这场贸易战。

美中贸易战的产业命门在哪里？

从中美双方对对方经济强点的依赖性来看，作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芯片消费国家，中国半导体芯片市场严重依赖进口。过去几年中国的芯片进口额维持在2000亿美金左右，自给率不足20%。

我国集成电路自给率不足两成（来源：ICinsights，中国银行证券研究部整理）

虽然中国半导体产业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在全球芯片产业格局中仍处于中低端领域。以CPU为代表的高端处理器芯片的自给率均为个位数，存储等芯片的自给率接近零。即使华为海思在通讯基带芯片和应用处理器器芯片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其中的核心处理器IP仍然是来自于Arm、Cadence等公司。

国内主流芯片的自给率（来源：OFweek ，西南证券整理）

如果中美真的爆发贸易战，美国只要把从上游的芯片到操作系统对中国全部切断，中国的高端信息产业将陷入瘫痪境地，整体产业转型之路必将被完全阻断。

而中国国内的引以为豪的制造业在人力能源等成本节节攀升的情况下，也可能会出现为避免受到贸易战伤害进行产业转移的现象。中国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无法抑制的成本增速，导致制造业不堪重负。中国制造业出口大部分是由贴牌生产（OEM）企业与设计代工企业（ODM）完成，它们掌握着发达国家市场的客户资源，而后者更有技术优势。为了避免在中美贸易战中受到伤害，这些企业可能会将生产线转移到成本更低而且不受美国关税政策威胁的国家，甚至有的可能直接到美国设厂，这会加速中国一直存在的“去制造业”趋势，未来中国想要“再制造业化”将比登天还难。（中美竞争中的中国劣势 2017年12月26日 张立伟 为FT中文网撰稿）

为此有学者认为，特朗普政府本次挑起贸易战的诉求与历史上历次中美贸易摩擦不同。如果说在历史上，美国政府挑起贸易摩擦主要是在接触（Engaging）的过程中敲打中国，而当前特朗普政府挑起贸易战则体现了以贸易为工具来系统性遏制（Containing）中国的思路。为此美方可能采取的措施是：第一，将对中国的贸易制裁扩展至对中国赴美直接投资的制裁。第二，切断从美国到中国的人力资本与技术传递，以此来限制中国的技术升级与产业升级。第三，美国将会大力拉拢欧盟、英国、日本等国家，试图在多边层面针对中国采取一致性措施。第四，在地缘政治方面，美国可能在朝核、台海与南海问题上大做文章。（张明：打贸易战这三个错误不能犯  凤凰财知道 2018-03-28）

张明先生认为，贸易战对中国经济带来显著降低中国贸易顺差，从而降低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由此带来的股市震荡以及禁止进口美农产品带来的通胀压力。短期不利影响，以及金融风险进一步加强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中期影响。

我们认为，贸易战长期的影响在于，可能会切断中国产业链向顶端延伸的途径，严重迟滞中国的产业转型，进而迫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为要突破此陷阱的唯一途径就是支撑中国经济的主流必须向制造业与服务业的高端迈进，而要完成它只有依靠创新。但是中国现有的经济基础与政治文化决定了这种真正意义上的颠覆式创新基本没有可能，而以往的三个途径:以市场换技术、以资本买技术、挖人才来造技术，可能都会随着这场贸易战而大为收敛，而目前在互联网商业模式上的微创新又根本支撑不起庞大的经济体量的过渡，一不小心，完全就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

中国的致命痛处

而对中国的影响则远不止这些。

学者张方舟认为，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中国发行货币的基础。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美元即成为人民币的发行之锚，基础货币投放，主要是外汇（美元）占款的方式，形成人民币对美元信用的依附。人民币发行以美元为锚，是让美元及美元背后的美国政府信用为人民币背书。

这是因为，中国已经有一套建立在美元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基础上的货币金融体系。2001年以来，中国基础货币主要通过央行向其他存款性公司购买外汇占款来投放，央行所购入的外汇是中国外汇储备最重要的来源。央行外汇占款的最终来源是国际收支。从中国国际收支表上看，其来源大致有三个：⑴经常项目下的贸易盈余；⑵新增FDI（外商直接投资）；⑶资本项目下的其他资金流入。（赵巍华：中国货币政策新周期 转变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方式第一财经日报 2014-06-09）

人民币基础货币现在接近60%是依靠外汇储备发行，这还是在央行这两年大量购买国内金融机构债权稀释后的比例。早期该比例甚至高达85%。这套货币发行制度成功地在中国信贷规模大幅度扩张的情况下保持了人民币购买力的相对稳定，抑制了通货膨胀，消除了类似于80年代“货币闯关”的威胁。但是同样的，也导致中国整个信贷体系被人家拿在手里。

  对于别国而言顺差只是一个外部现象，但是对中国，已经成为货币信用的重要支撑。如果中国连续出现数年的大额贸易逆差，人民币信用和国内的资产泡沫根本不可能撑住。

毫无疑问，这是中国最致命的痛处。

“2016新华网思客年会”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前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朱云来强调，从2003年到2015年，我们已经累计投资了335万亿。所谓建设总额和债务，也就是信贷总额比从2002年的0.7，基本上处在比较水平的状态，升到了2013年的1.1。而煤炭、钢铁、电、运、地产这五大行业加起来将近50万亿的资产，但是基本的回报率不到1%。他认为主要是货币的过量发放所致。投资下降就是因为钱太多。（朱镕基之子谈改革，五大产业回报率不足1%新华网思客2016-12-06）

朱先生说的是政府货币过度发放的问题，当年4万亿刺激政策出台，其实拉动了民间与地方政府无数个四万亿，从2009年到2012年四年投资完成额高达116万亿元，由此导致随后数年过剩产能问题日益严重。然而此后，中国投资并没有下降，在2014年到2015年的2年之内，中国投资完成额107万亿元，几乎相当于“前期刺激期”4年的投资量。

中国如此大规模的超发货币主要基于两点，在内以居高不下的政府投资刺激地方政府大兴基建，大量毫无经济效益的基建项目在带动相关利润率极低的相关企业钢铁、水泥、机械工程等急剧膨胀的同时，还巧妙的将由此带来的通货膨胀的压力转移到了房地产行业上，在不露声色的抵消居民对物价上涨埋怨的同时，再以关于地产各种高昂的隐形税收将集中生长于房地产的外溢资金悄悄收下，这就使得整个经济发展至少表面上呈现出一片没有恐慌的祥和发展中。

要说的是，这种通过房地产的缩表还是远远赶不上向国企的无底洞似的填塞的，其间的缺口主要通过中国特有的高储蓄率补上。但这一优势也在慢慢消失。2018年3月24日，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易会满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上表示，从2010年开始，中国居民储蓄开始出现持续下降。从增速角度看，中国储蓄从2010年的16%下降到了2017年的7.7%，同期，居民储蓄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占比则从25.4%下降了近一半至12.7%。他认为理财、信托、互联网理财等都分流了存款，他没提的是，过高的房价提前透支了居民手中可支配的财富，为了买房，要挖空“6个钱包”，大多数居民实在已无款可存。

在外则牢牢绑定美元。在过去近20年里，中国通过加入WTO，搭上全球经济增长的快车，逐步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储备，中国将这些美元储备以美国国债的方式存储。因为美元信用的扩张，中国货币当局才具备人民币信用扩张的条件和底气。一旦失去每年对美35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基础货币投放就失去了依附之锚。中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中，有60%是来自外汇占款，所以中国是被美元绑架最成功的国家。

这种绑架与中国目前的经济现状一联系，就更加加重了对美元的依赖。中国的货币投放方式主要有两种：外汇占款（美元换人民币）、逆回购和MLF（国债换人民币）。2015年开始，前者的比重正在下降，而后者的比重在增加。作为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维持强劲的增长，在为出口企业提供运转活力的同时，它所带来的庞大就业足以形成足够的消费资金增速来平衡产能增速。但到了出口下降外汇减少的时候，国内外双重利润来源下降，国内各行业就缺乏对应的货币利润率，导致经济下行压力很大。

而从中国国内看，信贷扩张的步伐还不能停止。按照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测算，中国债务占GDP比例约为260%。其中，债务包括家庭、政府和非金融企业的债务。在260%总体的债务里面，非金融企业债务大约占160%以上。总体上看，中国的去杠杆实际去的是企业的杠杆。在对国企和非国企的杠杆率进行拆解后发现，在160%的债务率中，国有企业债务占到120%左右。所以，去企业的杠杆主要是去国有企业的杠杆。而国企债务之所以快速膨胀，是因为在我国特殊的体制机制下，其背后承载着政府稳增长的隐秘诉求。

居高难下的资金成本，叠加每况愈下的投资回报率，使得资金的“脱实向虚”与金融加杠杆成为必然。一方面，大体量的融资需求使得金融体系的资金供给压力不断加大，从根本上导致资金利率居高难下。其实这里也体现了货币的内生性的特征，同时对国企利润的维护，除了无止境的输血，实无他法，而这又免不了货币的超发和巨量的金融风险。

正是有鉴于此，2017年以来，防范金融稳定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逐渐成为中国政策的关键词。去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发表署名文章，指出高杠杆是宏观金融脆弱性的总根源。同时在有如此巨额美元储备的前提下，中国仍对万达、复星、海航、安邦的对外购买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其目的无非是防止美元从中国市场的流失。

这一方面显示有着庞大经济体量和巨量外汇储备的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另一方面恰恰表明，当下中国虽然已经加入SDR，仍然停留在通过“一带一路”输出信用的阶段，不具备全球基础资产定价的能力，也因此它的高资本依赖和高利率并不会引起全球利率走高，另外这种重资产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受债务危机的影响而不得不付出更高的风险溢价，进一步抬升信用成本。

美国对中国的组合拳

2017年5月24日上午，评级机构穆迪（Moody）下调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当日下午，穆迪再度下调了中国26家政府相关发行人（GRI）及其受评子公司的评级，与主权评级下调保持一致。这也是28年来国际主要评级机构首次下调中国的主权评级。如果标准普尔在未来下调对中国的评级，那么三家主要国际评级机构对中国的主权评级都处于同一水平线。

评级下调首先必然会给海外融资带来严重影响，比如说中国刚刚宣布将很快实施“债券通”，旨在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者进入中国债券市场。而中国的主权评级下调之后，这些国际投资者将不可避免地要求更高的债券收益率作为评级下调的补偿。同时还会给本应下行的人民币国际支付的地位带来负面作用。5月25日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称，4月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中的使用占比下滑至1.6%，排名降至第七，被瑞士法郎超越。报告显示，与3月相比，全球人民币支付额大幅下滑24.24%，降幅高于同期全球所有货币支付额的降幅15.76%。这无疑给本已十分紧张的国内资金流动带来更大压力。。

同时还令轰轰烈烈的一带一路的海外战略蒙上阴影。据国际观察文章，“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融资来源现在仍是中国政策性银行提供的双边贷款。中国进出口银行2015年发放贷款逾800亿美元，相比之下，亚洲开发银行只发放了271亿美元。这样的大背景下可见我们面临的资金压力。正因如此，2016年9月21日，央行副行长陈雨露在“2016丝绸之路金融论坛”上表示：“一带一路”要注重引入中长期资金。大型基础设施等项目建设周期和投资回收期都比较长，要研究通过扩大直接融资、开展PPP合作等模式，鼓励和引导各类社会资本特别是中长期资金，参与“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建设。这一切还没开头即遭穆迪这么一闹，无疑会给雄心勃勃的海外融资带来更高的风险。这也是为什么财政部对穆迪评级如此愤怒的原因。

偏偏美国人总在这当口插上一杠子。2017年12月2日，美国近30年最大的税法改革，即所谓的特朗普税改法案获得了参议院通过！根据最新的美国税改法案，美国的企业所得税将从35%下调至20%，刺激美国企业利润的回流。

2018年3月22日，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区间上调至1.50%-1.75%，美联储还预计，2018年还将加息两次，预计会在2019-20年更加陡峭地加息。4月份提高缩表的力度。自2015年以来美国连续加息多次，但中国的基准利率丝毫不为所动，维持在2015年的水平（一年期存款利率1.5%，5年期贷款利率5.9%）。变动的主要是逆回购和MLF等操作的利率。

至此，美国经济三大组合拳加息+缩表+减税持续打出。伴随美联储缩表与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同步，5月10年期美债利率接近3%，5年期接近2.8%，2年期接近2.5%，比欧洲和日本的债券收益率高太多。这是近期美债进一步强势的表现。全球资本市场“美元荒”的不断蔓延。更令全球“窒息”的是，美元正涨势如虹，刷新了半年来新高，而美联储再度加息预期更是火上加油。相对利差的扩大，更进一步提升了美元吸引力。强势美元会让美国在全球「资本争夺」的游戏中，处于优势地位。也即是加速资本流向美国，尤其是从新兴市场撤出的资金。显然，如果美元持续升值，对全球新兴市场货币而言将是“三重打击”，汇率贬值、利率抬升，风险资产价格下跌。而面对潜在危机，新兴市场则需要拿出更大勇气，进一步提高市场利率，如果背道而驰，则需要做好外汇储备快速消耗的准备。

中国也出现了上述同样的问题，伴随美元升值压力和美债收益率攀升，美联储的持续加息，也显著限制了国内资本进一步宽松的空间。

中国是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人民币自然也面临巨大压力。看看最近一段时间的CNY走势就一目了然。4月以来，在岸人民币已经从6.24贬值到6.38，贬值幅度2.2%。

美元的持续强势，对人民币显然不是什么好事，好在我们有资本管制这个「制度优势」。但也不要觉得有了它就一切万事大吉，逐利的资本总有办法突破限制。（美元上涨让这两个国家“趴下”了，对中国影响大吗2018-05-11 来源：凤凰国际iMarkets）
美国未来持续的加息会继续拉大中美两国的利差，这在利率平价的底层规律下，会对人民币形成中期的贬值压力。中国为了维持相对均衡的利差水平，可能会不得不在某个时点被动加息（尽管中国央行的自主性在增加，但还远远未到可以脱离美联储独立制定货币政策的地步），而（持续）加息往往是刺破资产价格泡沫最有力也是最根本的工具，效果相当于釜底抽薪。缩表其实和加息的效果类似。简单来说，就是美联储收回市场上过多的美元，这会对美元形成支撑。强势美元会让人民币形成压力，中国央行要保持汇率稳定，必须同样‘缩表’，收回市场过多的人民币。这无疑令必须时刻保持适度量化宽松以维持预期经济增长的中国面临更大的压力。

到这里我们基本上能看清川普这盘棋的大致模样，他四面出击，大张旗鼓，但其目的其实只有一个，遏制中国。笼统说来，分实的虚的两手。他先是小试牛刀，借钢材、铝的关税下手，四邻朝见，经一番安抚协商，并挣得各自站队表态后又一一放手，唯一死死撰在手里的只有中国。看看一副四海臣服海河晏清再无杂音时，他觉得差不多了，于是悍然再出大招，对中国价值600亿美元的产品突加重关税。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中国举国上下一片哗然，各部门一面嘴里放着狠话，一面心怀忐忑等着美方放出机会来谈判。面对着急不已的对手，此时的川普显示出一个现代政治家的高明与老到，他并没像他对选民时所说的那样杀气腾腾，相反非常懂得适可而止，以退为进，将原先的30天后实施的期限延长到60天，这很显然是给对手留下充分的估量的时间，从而争取更大的回旋的余地。

对于中国外交来说，与特朗普交涉的最大风险，就在于其日渐清晰的围堵中国的思路却又不按牌理出牌的手段，从而做出得不偿失的强硬和不必要的妥协。但是无论如何，特朗普那一实拳已打出，借缩减巨额贸易逆差之名，行掐产业转型脖颈之实。同时辅以减税、加息、缩表，三记虚的，可谓招招致命。

在5月初贸易代表来华谈判无果而终之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5月中旬赴美谈判，但要在特朗普所言的60天期限前达成协议，看样子是希望渺茫。种种迹象表明，美中贸易已很难具有调和的余地，假如真有那么一天，中美之间真打起贸易战来，会又如何呢？

假如美中贸易无法调和

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驻上海的高级中国经济学家李伟估计，美中爆发大范围的贸易战将使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降低1.3%至3.2%，后一个估计值是针对美国禁止进口所有中国产品的极端情况而言。对美国而言，GDP增速将降低0.2%至0.9%。

美兰德智库曾由此发过一篇深度报道。

美中关键的不对称包括总体上中国对国际贸易更大的依赖性（在能源供应方面尤其如此），特别是对美国出口贸易的依赖和增持美国国债；美国对自中国进口商品的依赖；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以及美国消费占GDP更高的比重。

这种中美之间特殊的不对称在图一中用同心圆表示。中心的圆圈代表中美双边贸易，中间一圈代表其他区域贸易，外圈代表其他全球性贸易。每一个圆圈表示的百分比表明该国全球贸易的比重。这种表示是带有主观性的，而不是精确的表示。而圆圈大小的差异表明与美国相比，中国对贸易的依赖性更大。

交战地带对贸易的影响

此图表明了战争情况下潜在的贸易脆弱性。红色表示在一场大规模战争中贸易的脆弱性极大，黄色表示脆弱性较大，绿色表示脆弱性较小。

因此，中国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和与其他区域的贸易可能是极端脆弱的，而对美国来说，只有与中国的贸易会受到严重影响。总体而言，中国的大部分贸易（除了陆上的一小部分）很容易受到西太平洋地区的海运贸易中断的影响，而美国大部分贸易却不受影响。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一旦战争发生，这对（中美两国）GDP的影响是不对称的。

我们也没有量化一个因素，它能使中国的损失远比以下所估计的大得多，这一因素即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深化。由于生产价值链的存在，中国与其邻居（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东南亚）的经济是高度相互依存的。许多东亚贸易由中间产品和零部件构成：在一国生产的输入品被运至另一国，与来自别处的部件结合，在送入市场分配系统之前被组装成最终产品。这样的一体化在促成使中国及其邻国得以繁荣的效率和生产率的同时，也加剧了东亚经济面对贸易中断时的脆弱性，这比传统终端产品贸易时代严重得多。中国要减少对这种环环相扣的区域生产的依赖，必须面对极大困难，付出极大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