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些举世瞩目的成绩当然值得肯定，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差距和不足。我们今天一些喜大普奔的科技成就，比如大飞机，人家半个多世纪前就有了。我们今天一些正在苦苦攻关的重大项目，比如载人登月，美国1969年就已大功告成，明年整整50年。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差距。

中国的科学技术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这本来是常识，不是问题。可是，国内偏偏有一些人，一会儿说“新四大发明”，一会儿说“全面赶超”、“主体超越”，“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都分别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还算得有整有零，说得有鼻子有眼儿。明明是在别人的地基上盖了房子，非说自己有完全、永久产权。如果只是鼓舞士气也就罢了，可麻烦的是，发出这些论调的人忽悠了领导，忽悠了公众，甚至忽悠了自己，这就成了问题。

上周我访问日本，和日本科技振兴机构（JST）签了一个合作协议。我在JST见到了一个人，叫冲村宪树，他是前文部省次官，现任JST首席研究员。冲村对中国非常友好。他说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很快就可以和美国平起平坐，甚至超越美国，所以日本应该和中国搞好关系。我说，你的结论正确，但前面说得不符合实际。我告诉他，中国要建成现代化强国，还有很漫长的道路要走。冲村不同意我这个说法。由于他不会说英语，我们的交流是通过日语翻译，效率比较低，所以到最后我也没能说服他。

冲村的观点在日本很有代表性。无论左翼还是右翼，他们都是这样看待中国的。我们的舆论无疑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可否认，这些为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提供了口实。那些把中国建设成就夸大其词的與论，无论出于什么动机，都有百害而无一利，其结果是误国害民。

只有认识到差距，才有可能弥补差距，否则我们的中国梦将永远是中国梦。就像《礼记·中庸》所说，闻过而终礼，知耻而后勇。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兴事件无论最终结果如何，都是一件大好事，好就好在它让更多的国人正视了中美科技实力的巨大差距，惊醒梦中人！

《科技日报》“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栏目要长期办下去，因为有太多的卡脖子技术让我们在发展的道路上不能扬眉吐气。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核心技术亟待攻克？是否有一些共性原因阻碍了我们攻克这些核心技术？我想是的。今天我讲三个问题。

第一，缺乏科学武装。
科学和技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它们之间有联系。正是由于缺乏科学的指引，才阻碍了我们的技术发展和进步。
中国自古以来只有技术传统，而没有科学传统。技术发明靠的是经验的积累，或许还有灵机一动；而科学发现则是建立在系统研究和专业训练的基础上。有人说我们有四大发明。我告诉你，四大发明属于技术范畴，它不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技术创新和突破，跟科学没有半毛钱关系。

比如指南针，我们的先人只知道它很有用，迷不了路，找得着家。没有去研究磁场、磁力线，也不懂得导体切割磁力线时会产生电流，更推导不出麦克斯韦方程。比如火药，我们的先人只满足于它能爆炸的事实，只知道一硝二磺三木炭，而没有深入探讨它的化学和物理机理，所以才止步于黑色火药，没能研发出黄色炸药。有人说，我们祖先发明了火药，所以才有了后来工业和军事上用的炸药。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黄色炸药和黑色火药没什么关系。

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不求甚解，这些倾向今天也在严重影响我们的技术发展和进步。离开科学的指引，技术的发展注定不会走得久远。

第二，缺乏工匠精神。
去年中央电视台播了一档节目《大国工匠》，我几乎每集都看了。拍得很好，下了功夫。问题是相对于我们13亿人口，这些大国工匠实在太少了，太稀缺了。

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是瞧不起匠人的。从我们对很多职业的称谓上就能看出这一点，什么剃头匠，泥瓦匠，小炉匠，很多教师自嘲，管自己叫教书匠……

轻视操作，轻视实践。孟子就说过，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6月20日，科技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海洋调查一线难觅学科带头人身影”，讲的是海洋调查的某个航次上，16名科研人员中有副高以上职称的只有一人。学科带头人都说，学生去了，我就不去了。这种现象在中国很普遍。

不久前我访问德国，在萨克森州首府德累斯顿参观了中德轨道交通联合研发中心的创新工厂。我在工厂里看到，很多人穿着工装在一丝不苟、非常专注地工作。我本来以为他们都是工人，后来一打听，原来都是工程师！我想，正是凭藉这种务实严谨、精益求精的精神，德国人生产出了莱卡相机、奔驰汽车、克虏伯大炮等，创造了“德国制造”的品牌价值。

第三，缺乏持之以恒的情怀。
浮躁和浮夸是中国科技界流行的瘟疫，而且至少已经持续了20年。我们很多科技工作者耐不住寂寞，坐不了冷板凳，总想走捷径，弯道超车。我不喜欢“弯道超车”这个词儿。除非你车里有毒品，警察追你，要不干嘛弯道超车呢？总结别人的经验，吸取别人的教训，少走弯路，这是对的，也是应该做的。但在更多情形下，“弯道超车”是个伪命题，往往成了投机取巧的代名词。弯道超车走直线，就意味着别人走曲线，别人都比你傻，这可能吗？很多实践已经证明，弯道超车行不通。

比如说研发航空发动机，要通过大量实验数据的积累，不断总结、完善、调整、提高，最终才能生产出一款好的产品。要弯道超车的话，我们可以搞到一台别人的不那么先进的航空发动机，照葫芦画瓢，山寨出“八九不离十”的产品。可今后要改进提高，增强性能，你还能做得到吗？

“三跑并存”的提法是对的，但它不是现在的事情。1965年，我们的科学家就实现了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这在当时绝对是世界领先。1964年中国爆炸了原子弹，1966年我们有了核导弹，1967年爆炸了氢弹，1970年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半个世纪前，我们就“三跑并存”。所以，不谈比例和构成，“三跑并存”的说法就失去了意义。最近在“三跑并存”后面又加了一句“跟跑为主”，这就实事求是了。

此外，目前在某些关键技术领域，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呈现出扩大的趋势。上个月我看到美国媒体的一篇报道，美国的F135型航空发动机经过改进，其推力竟然达到22吨。稍微有一点航空发动机知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数字。听了这个消息，大家都很着急，但着急也没有用。我们寄望于从事航空发动机研发的科技工作者能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百折不挠，尽快把高性能国产航空发动机搞出来。

评论：重拾“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

　　竺可桢先生曾说：培养科学的空气是什么？就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什么？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这“利害”二字却是真正“厉害”，到了现实生活中，要将它与是非分割开来，真是难之又难。最后无非以一句“科学家亦不能免俗”作为借口。

　　这俗，说的便是社会的潜规则，是“利害”、是权衡、是功利，是科学精神的死敌。追求功利让我们失去对真理的热爱；追求功利诱惑我们违背实证精神；追求功利让我们放弃质疑、屈从权贵。最终，功利主义让我们离科学精神越来越远。

　　“科研人员东南飞”，飞向更有钱更发达的地区已是持续了十几年的老话题；人才激励和评价以金钱为导向，不以科学论英雄，也不是新鲜事；“帽子”满天飞的问题说了也不是一两天，但似乎看不到彻底改变的迹象。

　　社会对科学的认知是功利的——人们常常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遇事先问这个研究有什么用；方向的选择是功利的——科学家要先看自己做的是不是热点，美国有没有做；科学家自己也是功利的——为了帽子、票子、位子愿意作出改变。坐冷板凳、耐得住寂寞、不计名利，变成了“傻子”才做的事。

　　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求真务实，讲的就是敢于探索。凡事先计名利而后动，谈何科学、谈何真理。这个问题其实科技界的有识之士一直都是痛心疾首的，老一辈的科学家也一直在呼吁大家得失心更少一点，好奇心更多一点。

　　在科技界内部，多少人呼吁要动真格的、动刀子。要的就是让违背科学精神、追求功利的人受到最大的惩罚，让人们知道那些“傻子”才是“真正的聪明人”。

　　科学精神的匮乏被认为是我们民族从事原始性创新的软肋，而功利主义又被认为是深植于我们文化内核中的元素。难道我们必须接受“科学家也不能免俗”的现实？不。当历史发展到今天，核心技术与原始创新成为社会向前的最大推动力时，为了国家民族的长远发展，我们已经到了必须向功利主义“宣战”的时刻。

　　坊间一直有种说法——老先生敢讲，小先生不敢讲。一开始不解深意，后来有圈中人解释说，敢讲的老先生因为心中私欲不多，看不得科技界的歪风，不吐不快；小先生不敢讲也情有可原，自己还有诸多所求，“帽子”、位子都在等着，得罪人岂不自毁前途。

　　你看，这功利二字着实可怕，因着它，讲真话都变得不容易了。

　　如今我们倡导科学精神，希望求真务实、理性质疑之风能成为科技界的常态；希望这股浩然正气“占领”科学共同体，进而影响全社会。这第一步，怕是要先斩断功利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