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CPI突破3%的通胀警戒线时，中产们也许感受不到这一数字带来的生活压力。

　　猪肉涨了，可以吃牛肉；大米涨了，可以买面粉；咖啡馆提价了，可以在家里喝；房价涨了，可以先租房。这些不过是“中产阶级的幻觉”，以自身生活体验，认为通胀无所谓。

　　而如今，房租在多年稳定后也开始蹿升，根据媒体报道，一些城市的房租涨幅超过了20%，这个时候，中产们似乎一下陷入无处可避的境地。于是，曾经还可“隔岸观火”的中产们发现，这一轮通胀，火已经烧向了自己，CPI的上涨让一向对价格不够敏感的中产们开始觉得如此直接而沉重。

　　如果像有的经济学者说的那样，未来十年，世界都将在通货膨胀中度过。我们该如何避免自己的资产不缩水？况且如今，错综复杂、内忧外患的经济形势下，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通缩的声音也在耳边响起。为此，我们希望从七位知名经济学人的分析中，勾勒出中国未来经济的脉象，通过梳理这一焦虑，发掘出真正的应对之举。

中产的焦虑正是中国的焦虑

　　中产阶层的焦虑或许正是中国的焦虑。如今，中国经济站在一个尴尬的十字路口，或许我们应该梳理这种焦虑，从产生这些焦虑的元素中，发掘出真正的应对之举。

　　就像本届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决荷兰一般，没有到加时赛的最后一刻，谁都不知道冠军的归属。而如今中国经济面临的局势，同样也是复杂得令人难以猜透，本来今年一季度中国创出了11.9%的GDP增速，人们还在担心中国的通胀压力，但随着欧元债务危机以及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人们担忧的焦点又开始转变成了通货紧缩。

　　通胀压力不难理解，从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开始，全球经济都处于一个破产和债务上升的过程，这也导致了发达国家消费欲望的下降，从而对严重依赖出口高速增长的中国造成了致命威胁。

　　于是，我们在2008年，发出令全球叹为观止的 “四万亿救市”计划，2009年开始，取消了信贷规模控制，让商业银行多出了9万亿新增贷款，甚至到今年上半年，仍然有4.6万亿的新增贷款发放。

　　毋庸置疑，投资保证了中国的经济增速，2009年，中国GDP投资拉动率高达92%，比2008年上升了45个百分点，结果是“保八”成功，在黯淡的全球经济中独树一帜。

　　不过，这造成的另一个后果是，中国货币数量增长，高于GDP增长20到30个百分点，这使得中国广义货币M2比GDP，在2009年年底达到创纪录的180%左右，这个数据远远超过美国的65%以及日本的110%。换句话说，中国用接近10万亿美元的货币，生产着5万亿美元的GDP，而美国只用 8.3万亿美元，就生产了14万亿美元的GDP。

　　如此说明一个事实，中国发行了非常多的货币。而货币发多了，同挣了更多的钱，完全是两回事，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所说：“货币数量的急剧增加，只会引发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则会使物价上涨，中低阶层财富减少，导致人心不安。

两次恶性通胀

　　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共发生过两次恶性通货膨胀。第一次是1988年。由于此前实行的财政“包干”体制，地方政府财政赤字不断扩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货币连年超发行，到1988年四季度，市场中的货币流通量为2134亿元，比上年同期上涨46.7%。

　　加之当年又宣布实施物价改革，等于让此前中国压抑了几十年的消费需求，一下子敞开。想象有一天，你手上拿着比原来多50%的钞票，同时还能自由购买原本需要凭票证供应的商品，你会怎么做？自然，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全面抢购潮诞生了，20元的酒一下子涨到200元，人们纷纷抢购能买到的任何商品，连火柴和厕纸都供不应求。

　　第二次则发生在1993年。当时，全国金融业一片混乱，一些银行把贷款额度全部发光，就倒逼央行要钱， 银行间也大举拆借资金，当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31%，到1994年中国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竟达到了惊人的24.1%。

　　今年5月，中国的CPI同比上涨3.1%，又一次超过3%的通胀警戒线。自2007年开始，中国结束了长达10年的“高增长、低通胀”局面，CPI以每年约5%的速度在上涨，那一年也是次贷危机发力的开始，正是在“救市”背景下，出现了大手笔刺激计划。

　　这些多发出来的货币，大部分流入了基础设施、房地产以及汽车行业，通过拉升地产价格，加大石油消费，使得高企的房价和油价，成为增发货币的高能回收器，好处不一而足。

　　从地方政府而言，此举无异于过新年拿“利是”。不仅加速了城市化进程，政绩工程名正言顺。进而让地方摆脱了实业不振、GDP捉襟见肘的局面，让土地财政这一“公私皆宜”的模式，正式登堂入室。

　　一时间，各地的建设计划竞相以天价报出，西安才推出3000亿的建设规划，重庆就涨了一倍，最后湖北直接爆出12万亿的建设规划成为其中的翘楚。让人怀疑经济发展，只需要考虑的是胆量和气魄。

　　但是，资本的本质是“唯利是图”，在出口依然疲软、内需未见起色的情况下，房地产只能继续狂飙突进。其中，北京在原有均价1万多的高价上，今年3月间，一路飙升至3万元左右，房价远远超过纽约的曼哈顿和东京的银座。

　　于是，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新政出台，房价过高地区停止发放第三套房贷，二套房贷首付必须超过50%。而就在业界热议楼市拐点是否出现时，北上广深四城市房租价格又出现大幅上升趋势，打破了中国以往房价高涨，而房屋租金保持稳定的局面。

硬币的两面

　　以前买不起房，最少还可以租房，但现在城市的中产阶级，以及刚毕业的大学生们，切切实实感受到生活压力。与此同时，中国充裕的廉价劳动力，经过多年无限量供给后，终于在老年化的阴影下，看到“刘易斯拐点”的临近。

　　“刘易斯拐点”在经济学中，指的是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这将直接引发劳动力成本提高，近来，富士康加薪，东南沿海大规模的民工荒，以及各地最低工资标准调高等一系列事件出现，使中国又多了一道难题——未来几年劳动力成本上涨也将成为通胀压力。

　　屋漏偏逢雨。年初刚经历了西南大旱，夏季又遇到了南方暴雨，中国夏粮连续6年增长后首次产量下降，反映到菜市场上，则是各种农副产品价格上涨。最后，输入性通胀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缓解。今年初，随着石油、铁矿石、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动国内煤炭、钢铁、金属价格上涨，一季度中国工业品价格同比涨幅达到40%。

　　于是，在2009年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持续上扬的住房价格，在劳动力成本变得高昂，在粮食和能源因为各种原因大幅上涨的背景下，人们加重了中国进入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如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所言：未来十年，中国都将在通货膨胀中度过。

　　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二季度以后，中国GDP坚挺的高增长速度突然遇到了挑战，各项经济指标先后出现下滑：贸易顺差下降、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下滑、资产价格走低、发电用电量、交通运输等等指标开始徘徊不前。

　　急转直下的局势，原因在于当前急剧恶化的全球经济形势，随着希腊政府破产而引发欧洲债务危机，人们担心全球经济再次触底。事实上，欧美消费实力的萎缩，已很难让中国制造重振信心。

　　因此，中国经济很可能从“过热”变为“过冷”，也意味着中国眼前的挑战不是通货膨胀，而很有可能是通货紧缩。

　　在如此复杂局面下，6月底7月初，国务院9天内四度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也说明了高层对当下经济的忧心。在G20峰会全球重申经济低谷危险的背景下，调控政策变成了——“应重视宏观调控的松紧搭配，力促总量平衡和结构转换”这样意味深重的语调。

　　事实上，中国宏观经济调整面临着很多“非此即彼”就可作出决断的选择题，到底是控房价还是保“支柱”，是保增长还是控通胀，是保增长还是调结构，是提高居民收入还是增加国家、企业收入，是扩大赤字还是增加税负， 货币应当收紧还是宽松。

　　这些问题，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答案，高层的政策也越来越审慎。这让中产阶层陷入了越来越大的焦虑中。

　　如果不是通胀，而是通缩，是否宁愿让资金躺在银行的账户上，也不要以高风险进入股市和理财产品市场，来博取并不一定能得到的高收益呢？又或者应该精打细算，严阵以待，防止通胀通缩并存下的滞涨，那样面临的很可能是大规模失业和减薪。

　　这类似于《等待戈多》这样的后现代多维解构状态。

　　之所以要重视中产的焦虑，乃是因为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的润滑剂，也是社会消费的主力人群。当中产阶层花费太多的钱用于食品、房屋、教育和医疗支出，喝咖啡、旅游和消费高档商品的需求，就将退居二线。当中产阶层消费能力持续受到损害，劳动阶层的储蓄又贬值的环境下，恐怕扩大内需的政策不仅难以实行，社会矛盾也将日益尖锐。

　　这就是当下大家为什么会纷纷寻求“内心安全感的追逐”。从这个角度说，中产阶层的焦虑正是中国的焦虑。如今，中国经济站在一个尴尬而又危险的十字路口，理智的做法是不该坐等“戈多”到来，或许我们应该梳理这种焦虑，从产生这些焦虑的元素中，发掘出真正的应对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