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美關係正在發生重要變化，進入新一輪摩擦多發期的高峰階段

　　2017年12月以來，中美之間密集發生的一系列嚴重摩擦,成為中美關係明顯嚴峻的主要表現。但中美關係的明顯嚴峻事態，卻掩蓋了中美關係重要變化的複雜化，即中美關係變化中，多種可能的客觀存在，相互交織、相互影響。實際上，中美關係明顯嚴峻，也正是中美關係明顯複雜的主要內涵之一。所以，中美關係明顯複雜是中美關係重要變化的最本質特點。

　　1.中美關係進入冷戰後新一輪摩擦多發期的高峰階段

　　事實表明，冷戰結束以來中美關係經歷了三輪摩擦多發期，即：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世紀之交，以及從2010年至今的三輪。筆者曾撰文“中美共建新型大國關係起步磨合階段反思”（“中國評論”月刊2017年第1期），對之論述，茲不贅述。筆者希望在此強調的是，中美關係三輪摩擦多發期出現的共同原因是，中美共同戰略利益明顯弱化，已無法掩蓋中美重大戰略矛盾；中美關係三輪摩擦多發期出現的獨特原因則是，美國對中國持續、較快發展，綜合國力明顯增強，國際地位和影響大為增強而產生日益強烈的疑慮。
　　2017年12月以來密集發生的中美嚴重摩擦，在時間上與2010年以來一直在發生的，冷戰後中美第三輪摩擦多發期，完全無縫連接，而且摩擦發生的根本原因完全相同（對此，本文後面將專門論述）。此外，摩擦的主要內涵基本相同，但側重點有所變化。明顯的差別是，2017年12月以來的中美摩擦明顯比2010年至2017年12月之前的中美摩擦嚴重得多。無論摩擦發生的頻度還是強烈程度，都是冷戰結束以來的中美摩擦最突出的。顯然，對於2017年12月以來的中美嚴重摩擦準確的定位，應該是2010年開始的，冷戰後中美第三輪摩擦多發期的高峰階段。明確這一定位，是清醒認識、準確把握、有效應對當前這場中美嚴重摩擦的需要。

　　2.中美摩擦全方位展開，但貿易摩擦是突出的主體和主要特點，成為中美關係更加嚴峻複雜的主要表現

　　2017年12月以來，中美摩擦已全方位展開。可以說，中美關係歷來的摩擦點，全部都明顯激化，包括：貿易摩擦、南海摩擦、台灣問題摩擦等等。同時，更值得重視的是，貿易摩擦已成為中美摩擦突出的主題。3月8日，特朗普以反傾銷為由，宣佈對包括由中國進口在內的多國鋼材、鋁材，分別加徵25%和10%關稅。隨後，在短時間內，又對中國採取了幾項重大的貿易制裁措施：3月23日，特簽署對華貿易備忘錄，宣稱根據特別301調查，將對500億美元的進口中國商品，加徵25%關稅，並隨後在其推文中稱，可能對1000億美元的進口中國商品加徵25%關稅；4月16日，美商務部宣佈對中國中興通訊禁售任何電子技術和通訊元件。顯然，摩擦的規模，特別是摩擦的影響，都顯示中美貿易摩擦已迅速成為中美摩擦最突出的主題和最重要的特點。

　　人們一直把中美經濟關係視為中美關係的穩定器、壓艙石，但這次中美貿易摩擦卻成為中美摩擦突出的主題。無論摩擦規模之大，摩擦強度之高，特別是摩擦影響之深刻，都明顯超過此前多年的中美經濟摩擦。尤其受到人們高度關注的是，此前的中美經濟摩擦，無論是美國對中國的“雙反調查”（反傾銷、反補貼調查），還是301調查，都限於具體、“真正”的經濟摩擦，但這一次的中美貿易摩擦，卻被人們認為，在貿易摩擦之中，有著十分重要的戰略競爭內涵。這次美國對中國301調查開列的擬進行制裁的500億美元商品清單，涉及的主要是中國的高新技術產品，從而被認為實際針對“中國製造2025”戰略規劃，是企圖遏阻中國高端製造業發展的戰略舉措。顯然，這一次中美貿易摩擦成為中美摩擦突出的主題，特別是人們廣泛關注中美貿易摩擦的戰略內涵，已經成為中美關係明顯嚴峻化的重要表現。

　　但是，中美貿易摩擦成為中美摩擦突出主題，同樣是中美關係明顯複雜化的主要表現。在中美摩擦中，貿易摩擦已經與傳統的中美政治摩擦、安全摩擦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甚至還更為重要的地位。這導致中美摩擦從原因到形式，再到內涵的多樣化，即複雜化。雖然，中美貿易摩擦已具有戰略競爭內涵，而且日益受到人們關注，但貿易摩擦的經濟問題基本屬性並沒有、也不會因此有大的改變。所以，處理、解決中美貿易摩擦，雖然將受到中美政治安全因素日益明顯干擾，但基本上將仍然主要遵循經濟邏輯，即主要也只能通過對話、協商、談判處理、解決。在中美貿易摩擦在整個中美摩擦中地位日益重要的情況下，這將意味著，整個中美摩擦的處理、解決具有更多樣的選擇與可能，中美摩擦處理與解決前景將因此具有更多的不確定性。筆者認為，隨中美摩擦、特別是經濟摩擦的繼續發展，這一點將會有越來越清晰的表現，並對整個中美摩擦的走向產生越來越重要的影響。
　　冷戰結束以來，中美之間一直存在經濟摩擦，有的還很嚴重，但像這幾個月貿易摩擦成為中美摩擦突出問題還從未有過。這當然與特朗普執政直接相關，但在深層次上則是中美經濟矛盾長期積累、激化的表現。所以，可以預料，未來時期中美經濟摩擦成為中美摩擦突出問題，很可能成為常態。

　　3.冷戰結束以來，形成的中美競爭-合作關係，其競爭內涵的權重明顯增加，但競爭-合作關係的基本框架繼續保持

　　2017年12月以來，人們在高度關注各方面中美嚴重摩擦的同時，對於總體的中美關係及其走向，也予以了高度關注。這從一個側面清楚反映了，當前正在發生著的中美摩擦的嚴峻性、複雜性。人們已經因為正在發生的中美嚴重摩擦，對於總體的中美關係產生了嚴重危機感。幾個月來，“中美已陷入新冷戰”，“美國全面遏制、圍堵中國”等判斷和論述，已成為對總體中美關係及其走向主流的判斷和論述。清楚表現了嚴重的危機感。但筆者認為，事實並非如此。由於嚴重的中美摩擦密集發生，總體中美關係確實發生重要變化，但並沒有達到“新冷戰”、“全面遏制”的程度。冷戰結束以來形成的競爭-合作的中美關係內涵的權重發生了明顯變化，但其基本框架繼續保持。

　　所謂“競爭-合作”的中美關係，是在冷戰結束以來的近三十年中，逐漸磨合形成的。這是與1949年到1972年之間，中美全面、嚴重對抗完全不同的關係，也與1972年到1989年之間，中美“非結盟的盟國”關係，很不相同的關係。筆者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提出以“既鬥爭又合作，既摩擦又協調，鬥爭而不破裂，摩擦而不對抗”，表述冷戰後的中美關係。實際上，這就是競爭-合作的中美關係；即中美之間競爭與合作同時並存，相互交織，相互影響的關係。競爭與合作，是冷戰後中美關係的兩個基本內涵。近三十年的事實表明，儘管因為受國際大形勢變化，以及中美兩國自身變化的影響，中美競爭與合作兩大內涵的權重不斷有所變化，但競爭-合作關係的基本框架一直保持延續。這是因為在當今世界上，在1979年以來中美關係發展變化的基礎上，中美之間存在著廣泛、深入的合作決定了，儘管中美之間必然存在競爭、甚至激烈、嚴重的競爭，但這些競爭都沒有轉化為對抗，尤其沒有轉化為全面、嚴重的對抗。冷戰結束以來，中美之間三次摩擦多發期的事實，已經清楚顯示了這一點。特別是，2010年以來美國推進亞太再平衡戰略、插手南海和東海爭端，中美之間競爭明顯加劇；但同一時期，中美的經濟合作，處理地區熱點問題的合作都在持續推進。顯然，中美的競爭沒有轉化為對抗，尤其沒有轉化為嚴重的全面對抗。

　　事實表明，競爭-合作的中美關係中，競爭與合作兩個基本內涵，並不只是相互獨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交織、相互影響的。中美合作對於中美競爭激化，進而轉化為對抗，尤其是對全面、嚴重對抗的有效制約，清楚地顯示了中美競爭與合作的相互影響。這一點在冷戰結束以來的三次中美摩擦多發期，中美競爭加劇之時表現特別明顯。但必須清楚意識到，中美之間的競爭，即使是激烈競爭沒有轉化為對抗，根本原因還在於，中美雙方都清醒認識到，對抗、尤其是全面對抗，必將嚴重損害各自重大利益。中美合作的存在，則是在這一認識基礎上，為此提供了更加充分的保障。2017年12月以來密集發生的中美嚴重摩擦，實際上都受到中美雙方的努力管控。儘管美方首先發難，且調門很高，但具體的動作又都留有餘地；中方應對態度堅決而且強硬，但具體行動則明顯克制。所以，中美嚴重的貿易摩擦並未像外部十分擔憂的，迅速演化為激烈的貿易戰，而且已出現通過對話、談判，予以處理的前景。須知，通過對話、談判處理中美摩擦，正是中美合作的重要表現。總之，儘管由於中美嚴重摩擦密集發生，中美關係中競爭的權重明顯上升，但中美競爭-合作關係基本框架繼續保持。
　　二、導致中美關係重要變化的主要因素

　　2017年12月以來，以中美之間一系列嚴重摩擦密集發生為主要內涵的，中美關係的重要變化，讓很多人感到突然。但實際上，這一變化的發生既有深刻背景，又經歷了相當漫長的積累發展過程。同時，還受到美國國內政局重大變化，主要是特朗普執政的直接影響。由此可以確認，導致正在發生的中美關係重大變化，有兩方面的主要影響因素，即冷戰結束以來，中美雙方各自的發展變化，以及中美關係的發展變化，這主要是基礎性、長期性和積累性的影響，既有加劇中美摩擦的影響，也有制約中美摩擦的影響；由特朗普執政集中表現的美國國內政局變化的影響，是具有明顯突發性和很強震撼性的影響，直接加劇了中美摩擦。

　　1.中美綜合國力對比消長變化，中國日益強勁的上升勢頭，引發美國明顯“恐華情緒”，是基礎性影響因素

　　國際社會公認，1979年以來的近四十年中，中國的綜合國力得到持續、大幅度增強。其中，中國經濟總量持續、較快增加，是中國綜合國力持續、大幅度增強的重要基礎之一。資料顯示：從1980年到2016年間，中國經濟總量增加了約60倍，由世界第十三位，上升到第二位（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與美國仍然存在明顯差距，但差距正在不斷縮小。200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為美國的11.7%；2016年中國經濟總量約為美國的62%。而且在中國經濟總量大幅增加的基礎上，中國的科技實力、軍力、外交影響力等都有十分明顯的加強。這在2010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後，有越來越突出的表現。2013年中國提出並積極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積極參與多個重大全球性問題和重大地區問題的解決。中國道路、中國模式、中國方案、中國擔當在世界和地區產生了越來越顯著的影響，中國已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所有的事實都清楚表明，儘管中國仍然還是發展中國家，中國的發展還存在諸多短板，但中國已經不僅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中國已經確確實實成為綜合國力世界第二大國。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勝利召開後，中國進入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時代。可以預料，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中國的國際影響和作用將有更輝煌表現。

　　中國的強大是中國自身發展歷史邏輯的表現和結果，但都引發了中美關係的微妙變化。2010年10月，奧巴馬政府開始推進亞太再平衡戰略，標誌著中美進入冷戰後第三輪摩擦多發期。與此前兩輪冷戰後中美摩擦多發期，主要涉及中美之間長期存在的具體摩擦不同，這一輪主要涉及中美之間新發生的，而且具有明顯戰略內涵的摩擦，諸如亞太再平衡戰略，東海和南海爭端，推進建立TPP等。特別是，2010年以來美國同時出現了又一輪關於對華戰略、對華政策的大辯論，而且其廣泛程度、深刻程度，大為超過了冷戰結束後美國斷斷續續一直在進行的相關辯論。可以認為，現在這場辯論已經得到重要共識。包括知名的“知華派”人士，都認為中國已不可能按美國期望的方向發展，中國已經成為美國重要的，甚至首要的戰略威脅、戰略對手。這不表明美國認為中國的經濟、軍事、科技實力已接近、甚至超過美國，這些方面中國與美國還有很大差距，而是中國發展趨勢，特別是完全不同於美國的中國道路，中國模式和它們成功的前景，對美國模式、美國道路形成了真正的挑戰。這甚至成為“中國威脅論”的新內涵，從而引發美國相當廣泛的“恐華情緒”。

　　中國道路、中國模式是中國在自己歷史的基礎上，根據自己的國情做出的選擇、中國不會將之強加於任何其他國家，但也不可能因為任何其他國家對之不滿而有所改變。顯然，中美之間的發展道路之爭，發展模式之爭，已成為中美摩擦具有基礎意義的核心內涵。
　　2.中美重大共同戰略利益明顯減少，戰略矛盾大為增多，是中美摩擦多發的關鍵因素

　　中美是存在重大差異的兩個大國。筆者曾經將中美的重大差異概括為：社會政治制度不同，意識形態不同，經濟社會發達程度不同，歷史文化傳統不同。其中，前兩項不同最為重要，影響最重大。回顧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的中美關係，可以清楚看到近七十年的中美關係變化軌跡，即從全面嚴重的軍事對抗到“非結盟的盟國”的合作，再到“既鬥爭又合作”的競爭-合作。歷史一再表明，導致變化的關鍵因素是，中美重大共同戰略利益的變化，及其對中美兩國相關戰略和政策的關鍵影響。對此，已有大量相關論述，茲不贅述。值得注意的是，在現實的中美關係和國際環境中，中美重大的共同戰略利益，實際上表現為面對重大的共同戰略威脅。例如，上一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蘇聯擴張，以及本世紀最初十年的國際恐怖主義活動。事實顯示，這些重大的共同戰略威脅的存在與否，直接決定了中美合作與否，以及摩擦與否。

　　但是，中美關係及其變化的實際情況，比以上分析更為複雜。主要是，不僅重大共同戰略利益及其變化，或者說重大共同戰略威脅及其變化，而且中美作為大國的戰略矛盾及其變化特別是這二者的相互關係，對於中美摩擦發生與否及其烈度更有著關鍵影響。這在進入本世紀第二個十年後，有更突出表現。2010年10月，奧巴馬政府宣稱開始推進亞太再平衡戰略。由於具有針對中國的明顯意圖，因而開始了冷戰後中美第三輪摩擦多發期。很明顯，2010年這一時間節點，首先是國際反恐戰爭取得重大進展，國際恐怖主義的共同威脅大為弱化；同時，如前述隨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美之間諸多矛盾，特別是戰略性矛盾，開始越來越清晰地表現出來。2010年以後越來越突出的關於美國對華戰略、美中關係的辯論，就清楚反映了這種狀況。雖然中美之間的這些矛盾，實際上一直存在於中美之間，但以新的形式密集表現則表明，首先這些矛盾有所發展，更加嚴重；同時，還與反對國際恐怖主義的中美重大共同利益的明顯弱化，對矛盾的緩衝作用明顯減少直接相關。

　　需要強調的是，儘管特定時期中，中美之間重大的共同戰略利益，或重大的共同戰略威脅，以及中美之間的戰略矛盾，都是客觀存在的，但歷史事實一再表明，中美兩國執政者對此的認知，特別是共識，才是對中美關係，即對中美的合作或摩擦最關鍵的影響因素。這種影響在國際環境和中美關係發生重大變化的時間節點，表現尤為突出。當前，面臨這樣的時間節點，中美兩國執政者的相關認識、判斷，對於中美合作或摩擦前景的影響將再次突出表現。

　　3.特朗普執政，美國反華鷹派人士得勢。特朗普及其團隊的理念和政策，直接推動中美關係第三輪摩擦多發期進入高峰階段

　　2016年11月特朗普當選美國第四十五任總統，2017年1月20日就職。特是一個幾經起落、最終成功的大房地產商，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商人總統”。特執政一年多以來，其“反建制主義”的行事風格表現得淋漓盡致，導致美國國內政策，特別是外交政策的混亂。但透過政策混亂的表象，可以清楚看到特對其在競選中強調的，“讓美國重新偉大”和“美國優先”理念的執著堅持，以及這些理念對其重要政策，包括對華政策的深刻影響。
　　與很多人的想像不同，特雖然沒有從政經歷，但對美國的國際事務並非完全無知。從其競選中的言論和執政後的表現可知，對於美國的重要國際事務，包括中美關係，實際上特已有定見。這對其執政後的相關政策，包括對華政策有著重要影響。綜合特競選言論中的涉華言論：（1）中國的迅速發展和美國的衰落，是美國不再偉大的主要表現；（2）中國的“不正當”競爭，是導致美國衰落、不再偉大的主要原因，中國已成為美國最主要的競爭對手；（3）強調執政後，將對中國採取強硬措施，反制中國的“不正當”競爭，以保證美國重新偉大；（4）表示意願，而且認為可能與中國建立正常、友好的關係。特開始執政後，儘管2010年以來中美的摩擦仍在繼續，但中美關係經歷了十個月的相對平靜。由於四月、十一月的兩次習特會，甚至被認為開始了又一個友好階段。但是，2017年12月，特的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發表，其中明確把中國與俄羅斯共同作為“修正主義國家”列為美國面臨的主要戰略威脅、戰略對手。此後一個多月中，相繼發表的美國《國防戰略》、《核態勢報告》以及2018年《國情咨文》中，重複、強調了這種判斷。這是1986年美國總統發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以來，第一次把中國列為主要戰略威脅、戰略對手。這些對中國、對中美關係的判斷，完全就是上述特在競選中公開宣稱的判斷，表明這些判斷已成為特的執政理念。從2018年3月開始，由於美方的動作，中美嚴重的貿易摩擦密集發生，表明特的理念已成為其政策。

　　特的執政團隊集中了一批鷹派人士，特別是鷹派反華人士。其中，身處決策圈、具有指標意義的是，現任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納瓦羅，現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博爾頓。此二人不僅在相關事務上持強硬立場，尤其對中國一貫態度嚴厲、立場強硬。納原為加州大學歐文分校經濟學教授，長期關注中美貿易問題。2007年以後，納出版幾部關於中國和中美關係的專著，其中《致命中國》一書尤為知名。納在該書中，以對中美貿易分析為主軸，全面分析了中美經濟、政治、軍事競爭態勢及其前景，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與中國進行全面競爭的政策建議。納的觀點和建議受到特高度讚賞，前述特在競選中關於中國和中美關係的觀點，完全照搬於納。特別是2018年3月開始的中美嚴重貿易摩擦中，美方的動作更是完全來自於納的建議。博長期活躍於美國政界，以一貫強硬、尤其是堅決反華“友台”聞名。博剛於4月9日被任命為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其影響還沒有明顯表現。但可以預料，如果未來中美因台灣問題發生重大摩擦，肯定與其有密切關係。顯然，納、博二人對特的執政理念和政策，都有重要影響。

　　事實表明，正是特及其團隊的執政理念和政策，直接導致了2017年12月以來，中美嚴重摩擦的密集發生，即直接推動冷戰後中美第三輪摩擦多發期進入了高峰階段。但應注意的是，對於納、博等人，反華的理念肯定是必然堅持的，而對特則未必。特將更加堅持“讓美國重新偉大”、“美國優先”的理念。反華對特，更多的不是理念，而是工具。所以，特是否堅持反華有比納、博大得多的不確定性。顯然，冷戰後中美第三輪摩擦多發期高峰階段的前景，必然具有不可忽視的不確定性。對此，應予以必要的重視。
　　三、討論與展望

　　1.中美重大摩擦密集發生，表明冷戰後形成的中美競爭-合作關係的競爭內涵大為突出。但中美合作仍然保持，競爭-合作關係基本框架繼續存在。中美沒有陷入全面對抗的新冷戰

　　如本文前述，2017年12月以來，中美之間的嚴重摩擦密集發生，引起人們的高度關注。由此，還引發人們對總體中美關係及其變化的重視。“中美陷入新冷戰”，就是一部分人的判斷。但這一判斷並不符合中美關係的實際狀況。

　　冷戰，是專用於描述二戰結束後，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爭奪世界霸權的專用概念。冷戰的基本特點是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全面對抗，而且首先是嚴重的軍事對抗。此外，還包括意識形態對抗、軍事同盟對抗等。只是由於美蘇都擁有大量核武器，冷戰沒有轉為熱戰。

　　顯然，當前中美嚴重摩擦密集發生，完全不是當年的美蘇冷戰。首先，當前的中美嚴重摩擦不是中美爭奪世界霸權的表現。美國確實對中國的迅速發展有越來越明顯的疑慮，視中國為主要的戰略威脅、戰略對手，但中國堅持和平發展，無意與美國爭霸，因為這不符合中國的長遠利益和現實利益。其次，儘管嚴重摩擦導致冷戰後形成的中美競爭-合作關係中競爭內涵明顯突出，但中美合作繼續保持。無論中美密切的經貿活動還是處理相關地區熱點問題的合作，都一直進行；中美高層的交往、對話也繼續進行。第三，中美建交近四十年以來，中美民間的交流、合作已有強大聲勢和雄厚基礎，中美民眾相互好感明顯等，都是當年美蘇關係沒有的。

　　總之，中美競爭明顯突出，但沒有轉化為全面對抗，尤其沒有發生嚴重的軍事對抗。這是比冷戰結束以來前二十年，更為嚴峻、複雜的局面，但肯定不是“新冷戰”的局面。這是重要的基本判斷，也是我戰略信心和戰略定力的重要表現。

　　2.特朗普執政期間，在中美摩擦全方位展開的同時，中美經濟摩擦將始終是突出的摩擦主題。必將通過對接、協商、談判，形成相對穩定的中美經濟關係，以及整個中美關係

　　筆者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提出，在中美摩擦全方位展開的同時，中美貿易摩擦已成為中美摩擦突出的主題，分析了其影響，但還須進一步分析。首先，如果不是特執政，中美貿易摩擦不會成為中美摩擦的突出主題。其實，冷戰結束以來，中美貿易摩擦一直沒有停止，有時還相當嚴重，但從未達到2018年3月以來的嚴重程度和深刻程度。顯然，這正是特執政後的中美摩擦的重大變化，是特“讓美國重新偉大”執政理念，以及商人特質的重要表現。由此，可以預料，在整個特執政期間，中美貿易摩擦都將是中美摩擦突出的主題。其次，在特執政期間，中美各領域的摩擦將繼續全方位展開，特別是台灣問題和南海爭端。但這些摩擦的繼續，除了它們本身的意義外，特將主要用之為與中國貿易摩擦中的美國籌碼，以對中國施壓，甚至交易。正如筆者在本文第二部分指出的，反華對特而言，更主要是工具、策略手段。
　　2018年5月3日、4日，中美高級別代表團在北京，就中美貿易摩擦進行第一次會談。繼而於5月17日、18日在華盛頓進行了第二輪會談，5月19日中美就經貿磋商發表聯合聲明。這次磋商的最重要成果是雙方達成共識，不打貿易戰，並停止相互加徵關稅。中美雙方都積極評價這次磋商，認為這是一次積極務實、富有建設性和成果的磋商，為發展積極健康的中美經貿關係達成許多共識。當然，落實這次磋商的成果，還需進行多次具體協商、談判，不僅可能需時漫長，還可能有激烈爭執，但大原則、大框架、大方向都已明晰，最終一定可以實現中美雙贏。中美這場激烈的貿易摩擦可說是戲劇性的化解，正表明了貿易摩擦必然、也只能按經濟問題基本屬性處理。未來中美完全可能再次發生激烈經濟磨擦，但最終仍然只能通過協商、談判解決。

　　中美作為當代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在幾十年的磨合中已形成規模巨大、聯繫密切的經濟關係。雖然一直摩擦不斷，但鬥而不破，在摩擦中不斷協調、發展。筆者相信，在經歷當前這場嚴峻、複雜的中美貿易摩擦後，中美合則兩利、鬥則兩敗的觀念將被更多人接受。可能形成更穩定的中美經濟關係，以及更穩定的整個中美關係。

　　3.中美關係進入重大轉折的關鍵階段，面臨兩種前途的抉擇。歷史將證明，中美共建新型大國關係，將是唯一正確的選擇，但將經歷比預想漫長、複雜、曲折的歷程

　　如前述，筆者認為2017年12月以來，中美嚴重摩擦密集發生，是冷戰後中美關係進入了第三輪摩擦多發期的高峰階段。實際上，對此還可更深刻地描述為，冷戰後中美關係重大轉折進入了關鍵階段。1989年底冷戰結束迄今已近三十年，但只是在2010年後，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際恐怖主義活動明顯削弱之後，才真正開始冷戰後中美關係的重大轉折。因為正是從這時開始，美國越來越明顯地認為，強大、繁榮的中國正在對其實力地位、領導地位形成越來越嚴重的挑戰，甚至威脅，越來越明顯地成為其戰略對手。雖然經歷近十年的磨合，但中美的戰略矛盾並未消除，而是不斷積累。2017年特執政後，其“讓美國重新偉大”的執政理念及相關政策，進一步激化了冷戰後的中美戰略矛盾。所以，2017年12月以來，中美嚴重摩擦的密集發生，正表明冷戰後中美關係的重大轉折進入了關鍵階段。2017年12月特發佈的，其執政後的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確提出“大國競爭成為美國最主要的戰略威脅”，認為中國和俄羅斯，作為“修正主義國家”，是美國“主要戰略對手”。以後，在相繼發表的《美國國防戰略》、《核態勢報告》，以及特的2018年《國情咨文》中，一再重複了這些觀點。這些都是進入特執政團隊的鷹派反華人士班農（已於2017年8月離開）、納瓦羅、博爾頓等人一貫鼓吹的觀點。顯然，如果美國堅持按這些觀點定位中國和中美關係，制定和推行對華戰略與政策，中美對抗將不可避免，中美關係必將落入“修昔底得陷阱”，進入“新冷戰”。但是，正如本文前述，“反華”實際上並不是特真正的執政理念，而主要是他的工具。所以，他將不會全盤接受那些鷹派反華人士的相應觀點。而且，更重要的是，如前所述，當前和未來的世界大形勢，已完全不是70年前的東西方兩大陣營的嚴重對抗；中美關係完全不是當年的美蘇關係，特別是，中國明確而堅定地堅持和平發展道路，不爭霸是中國不可動搖的外交戰略、政策和策略。所以，儘管中美嚴重摩擦密集發生，但中美沒有、也不會陷於“新冷戰”。顯然上述事實表明，在當前和可能還將延續一個時期的，中美關係重大轉折的關鍵階段，對於中美關係未來的走向，中美兩國共同面臨兩種選擇，即經過艱難、反復磨合，形成相對穩定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以及雖經多方努力，但仍陷入惡性循環的嚴重對抗。前一種選擇的可能性是主要的，但後一種並非完全沒有可能。

　　2012年中國就提出“中美共同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的概念，得到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的回應。2013年關於新型大國關係形成了“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基本框架。幾年來，在冷戰後的第三輪中美摩擦多發期中，這一概念不斷遭到質疑，主要是認為，中美難以形成“新型大國關係”。但隨中美競爭——合作關係的逐步形成，甚至開始成為常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實際上逐漸成形。但2017年12月以後，中美嚴重摩擦的密集發生，打斷了這一進程，確實嚴重強化了對於中美共建新型大國關係的質疑。但是，最終必將出現的中美關係更加鬥而不破，中美競爭——合作關係不僅繼續保持，甚至更加穩定，都將顯示中美共建新型大國關係不僅可能實現，而且是中美唯一正確的選擇。這一選擇符合中美兩國各自當前的利益，更符合各自長遠的利益。同時，需高度重視的是，中美嚴重摩擦的密集出現再次顯示，中美共同建設新型大國關係，作為冷戰後中美關係重大調整的目標，其實現的進程必將比預想的漫長、複雜和曲折，特別是存在發生重大突發事件的現實可能。對此，必須有充分認識和高度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