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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台国宾馆《经济50人论坛》:官学商三界 百家争鸣
钓鱼台国宾馆《经济50人论坛》:官学商三界 百家争鸣
9/18/2018 4:54:43 AM | 浏览:468 | 评论:0

钓鱼台国宾馆《经济50人论坛》:官学商三界 百家争鸣

9月16日下午两点,在钓鱼台国宾馆举办了一场中国经济界的重磅会议: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

这场以“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研讨会",由经济50人论坛举办,官学商三界群星云集,樊纲主持,吴敬琏、楼继伟、易纲、林毅夫、白重恩、杨伟民等重量级人物出席并讲话。刘鹤的出现,吸引了中国经济界和企业界的注目。

尤其是此次论坛上,吴敬琏提出的,“大量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容易导致系统性风险”;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提出的,“行政手段去产能,这是计划经济”;中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提出的,“长期应该逐步淡化并取消国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类”等大量的观点,与现行的行政体系存在较大的差别。

再加上最近关于国企民企的大讨论,因此一时之间,此次论坛的演讲文件迅速被广为流传,各类对论坛的“矛盾冲突”解读也在迅速发酵。

主持人樊纲:今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开放40周年,同时也是50人论坛成立20周年,50人论坛就发挥我们的功能,我们是做论坛,我们是以讨论40年的改革开放的成就和未来要进行的改革与开放和进一步发展所需要采取的各方面的改革措施,我们来以讨论这个议题来纪念我们50人论坛成立20周年。今天大家同聚一堂,我们一方面来讨论严肃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来庆祝回顾50人论坛的20周年。
 
出席本次会议及主要的发言嘉宾阵容:
1.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2.楼继伟(十三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党组成员)
3.白重恩(中国民主建国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委员)
4.杨伟民(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5.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6.吴晓灵(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
7.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
8.王一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
9.郑新立(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10.管涛(原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CF40高级研究员)
 
吴敬琏:解决经济“跷跷板”归根结底要靠提高效率 
 
第一,如何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和论坛成立二十周年,最好的纪念办法是认真回顾四十年和二十年的改革历程,总结经验教训,从中找出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就的原因,找到正确的方向和路径,并以此指导今后的行动。经过这样的分析、思考和总结,砥砺前行,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第二,改革的经验教训可以从各个角度去观察,个人认为,主要教训是要坚持市场化和法治化的改革方向,并用适合我们的方法去执行。在四十年中,凡是市场化和法治化改革推动比较顺利的时候,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都较好增长,社会和谐的气氛能够保持和改进。当改革进行的不顺利和发生曲折的时候,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就会遇到挫折,各方面进步减慢甚至倒退。这是一个基本的教训,这个教训是否总结恰当,需要大家共同研究和讨论。
 
第三,四十年改革有很多波折和起伏,研究这些波折和起伏能加深我们对改革的经验教训的认识深度。虽然有很多曲折,但经过每一个曲折后改革都上了台阶,因此要把十八大以来的改革措施落实到位。
 
第四,现在因为改革没有完全到位,经济增长和转型也还没有到位,经济运行呈现跷跷板状态,主要靠大量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但大量投资造成高杆率过高和债务风险,增大了系统性风险。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要提高效率,而效率能否提高归根结底要靠改革。要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决定,更要贯彻十八大以来的各项措施。
 
林毅夫:经济学家的理论贡献和世界格局
 
第一,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学家做了许多贡献,中国两个百年目标的实现,经济学家还要继续发挥作用。在1978年我们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按照世界银行的指标,我们的人均GDP156美元,是当时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20年前,50人论坛成立的时候,我们的人均GDP只有850美元,还是低收入国家。经过40年,每年9.5%的增长,去年我们的人均GDP达到8640美元,变成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并且也是在过去40年当中唯一没有出现金融经济危机的国家。所以能够取得这样亮丽的成绩,当然主要的是党中央国务院英明决策推动改革开放的结果。但我们作为经济学家,也不断地给党中央国务院各级领导出谋划策,我想也是有一份的贡献。
 
虽然过去40年的成绩很亮丽,不过我们经济当中还存在各种问题,包括像收入分配的问题、腐败的问题、环境的问题等等一系列,并且距离两个百年目标想要达到的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还有很长的距离要去做。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克服我们体制性的问题,抓住时代给我们的机遇,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同样,需要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领导,也需要我们作为经济学家深入研究问题、出谋划策。这是第一点看法。
 
第二点看法,中国经济学家要做政策研究,也要进行理论创新。固然,如果只看我们自己国内的经济,确实可以看到前面提到的很多问题,不管收入分配、不管城乡差距、不管腐败等等,但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走的一个渐进双轨的方式,政府保持了对市场进行太多干预所导致的结果。但是仔细去想的话也不完全是这样子,比如说在80年代、90年代,同样给我们在进行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前苏联、东欧国家,他们试图一致性地把那些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引进到他们的国家去。我想大家知道,取得的结果是他们的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基本上我们存在的每个问题他们都存在,而且从某种角度来讲,还比我们更严重。所以并不是简单的讲说我们现在有很多体制不完善导致这些问题,并且在我们自己的改革经验当中也经常出现,有很多出发点非常好的改革措施,从理论上面讲非常清楚,应该是好的。但推行的结果常常是跟原来的愿望相左,甚至把问题还搞得更复杂一点,所以不得不倒退。
 
那么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形呢?不可否认,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不管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或者是世界上的这些发展机构,总是以发达国家现有的理论跟现有的经验来看我们存在的问题,希望用那些理论跟经验来作为我们改革发展的参照。但是我们知道,理论的适用性决定理论的前提条件,经验的适用性也决定这个经验产生的前提条件。
 
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前提条件当然跟发达国家不一样,跟完善的、完整的理论模型不一样。以那样的理论做参照,经常会出现我们所讲的“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我们经济学家如果想对我们进一步的深化改革,推动中国的发展,非常有需要自己深入了解中国的经济现实,从中国的经济现象当中去了解它存在的原因以及克服它可以动员的资源、推动改革前进的动力等等,提出新的理论。
 
这样的理论能够比较好的让我们了解过去这40年的转型为什么能取得这些成绩,同时还存在这么多问题,这么多问题怎么来解决才会真的有效,使我们的理论能够从认识世界跟改造世界得到统一。现在经济学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认识世界好像很有力量,改造世界苍白无力。我们希望我们作为中国的经济学家,这场改革开放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难得的最大的实验,从这场实验当中我们自己来总结经验、提出新的理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的时代,必然产生理论;这是一个需要思想的时代,必然产生思想。我们不能辜负这个时代。经济改革转型最重要的是在经济方面的这种体制的改革,我们作为经济学家不能辜负这个时代,在政策研究的过程当中,也同时要进行理论创新。
 
我第三点看法是,中国经济学家要有更大的格局,我们不仅是要关心中国自己的事,而且要关心世界。中国的崛起、民族的伟大复兴,到底能不能被世界接受,相当大的程度决定于中国的发展是不是给其他国家带来共同发展的机遇。而这方面我们不仅要做,同时也要会说。比如说现在中美关系,大家在打贸易战,可是我们知道贸易是双赢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有理有据的让美国学界、理论界、民众能够了解中国的发展、中美的贸易会促进美国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崛起能够给美国的企业提供更大的利润空间,这是互利双赢的。
 
同时,现在85%的世界上的人口还生活发展中国家。即使到2025年左右,中国变成发达国家,但到那时候还有66%的人是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发展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到2025年左右又是一个高收入国家,那我们对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原来过去发达国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一样,应该负有更大的责任。
 
但如果回顾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的发展跟合作的格局,发达国家如果从钱上面来讲,花了不少钱。根据我的统计,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超过三万亿美元,但是真正能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国家非常少,能够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国家非常少。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讲的思路决定出路。因为发达国家在提供发展中国家援助的时候,通常是沿着他们的理论、他们的思路、他们的经验来做的,结果出发点非常好,效果不如人意。
 
那么中国变成一个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对世界上要承担更大的责任的时候,我想应该要理解为什么过去的发展没有效果,因为从发展的角度,比如说这几年我们提倡的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从农业到制造业到服务业,从低收入水平到高收入水平,这样一个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少数几个发展成功的发展经济体,他们也有共同的特点。都是抓住国际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国际转移的窗口机遇期,然后来抓住那个窗口机遇期,让他们从农业社会变成现代化工业社会。中国现在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从世界的制造业大国当中的有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会逐渐输掉比较优势,我们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怎么向世界转移的窗口机遇期。当然,要抓住这个窗口机遇期必须有一些条件,比如必须有基础设施的完善。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2013年以后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过去18年来我们讲的中非合作发展,强调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强调产能合作,这确实是可以给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繁荣带来一个历史上难得的机遇期。当然,他们要怎么抓住这个机遇期,我们必须要有理论的指导,就是怎么样来改变他们的发展思路的问题,这也跟我前面讲的理论创新相关。
 
总的来讲,在1995年的时候,《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的时候,我写的一篇文章当时提出,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的世纪。我想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作为经济学家,一方面要继续贡献我们的智慧,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让我们的经济能够继续乘风破浪往前进,同时提出新的理论,才能够让我们的改革发展更顺当地进行,并且以我们的理论、我们的思路以及我们的发展、援助来帮助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也同样能给发达国家创造出的机会,同样能够实现百花齐放春满园的时代的到来。谢谢。
 
白重恩:面临不完善的普惠制度,特惠制度是次优的安排 
 
1.一些企业在它的发展中,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帮助,这些帮助可以帮助他们克服制度的障碍。我们把它叫做一种特惠模式,这是在普惠的制度化情况下,营商环境不完善的时候,地方政府会为某些特定企业提供特殊的帮助和保护,使得这些企业可以克服不良的营商环境对它发展所造成的障碍。
 
2.如果说特惠的对象都是一些低效的企业,肯定是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如果说特惠的对象是一些效率比较高的企业,那么经济就可以获得增长。
 
3.如果特惠的对象都是一些低效的企业,肯定是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如果说特惠的对象是一些效率比较高的企业,那么经济就可以获得增长。那么是什么样的机制使得这些特惠的对象是相对比较高效的企业呢?一个是地方政府有能力,第二是也有激励。
 
4.特惠模式会带来一些问题,不公平,资源错配,挤出效应,不可持续等。在追赶型的经济中,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来识别哪些行业是下面这个阶段可以比较快速发展的行业,所以识别比较高效的特惠对象还是可以做到的。随着经济发展,随着追赶型的特征越来越弱,要让地方政府还能有效地识别高效的特惠对象,变得越来越难了。
 
5.面临不完善的普惠制度,特惠制度不是最优的安排,是次优的安排,普惠制度还不完善,特惠制度还是有它的作用,但是特惠制度不会长期有效,随着经济发展能起到正面效果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我们要尽力完善普惠制度,但是怎么来提供动力,来完善普惠制度,这是我们特别需要考虑的。
 
杨伟民:要从简政放权到减政,减权,减税,减费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在主旨发言中表示,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但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仍然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新时代要加快改革,全面深化改革,要落地有声。他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从总量扩张到高质量发展。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是最有效率的方式,要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
 
第二,要从不平衡发展到平衡发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以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为导向,通过改革,建立相关机制。
 
第三,要从所有制改革到产权机制改革。产权是对所有制的深化,应淡化所有权,强化产权。如果一直在所有制问题上争论就很难突破公有制、私有制的束缚,一些改革就很难突破。
 
第四,要从商品市场化到要素市场化。目前,相对商品市场化的改革,要素市场化的改革严重滞后,要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
 
第五,要从简政放权到减政,减权,减税,减费,减少行政层级。
 
第六,要从调动普通劳动者的积极性到调动创新人才的积极性。让科研人员成为科研成果转化的主体,
 
第七,要从国有企业改革到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
 
第八,要从渐次开放到全面开放。
 
其中在简政放权到减政,减权,减税,减费的提议中,杨伟民提出了具体的意见,主要内容如下:
 
在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新时代仅仅是“简化”这种简政放权还不够,需要同步的推进减政减权减税减费的改革。比如减政就是要减少政府机构,纵向部门的改革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进行了比较大力度的改革,现在正在落实当中。同时我觉得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各级行政单位应该减少行政层级按,现在我们老说改革不到位、政策落实不到位,所以检查是越来越多。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层级太多,现在是五级行政,应该逐步改为三级行政,中央、省、市(县),市县同级,这样可以大幅度压缩行政建制单位,大幅度减少乡镇和行政村的建制,适当增加城市建制,减少行政事业单位,省级特别是市县级的政府没有必要一样粗的层层套用中央政府的政权设置,都是几大班子几大班子,没有必要。
 
减权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减少政府决定资源配置的权力。如果在三级行政的架构下,县区政府可以不再负责辖区的经济增长、财政收入、投资,主要应该负责本级政府应该负责的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够大规模的减税减费。
 
减税减费就是要重建地方税体制,形成中央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才能根本解决土地财政以及房价问题等等,降低并简化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保的缴费率,逐步取消强制性住房公积金。当然这需要配套建设政策性的住房金融机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但是现在争论很大,到现在有没有出台。
 
取消各类建设性的政府收费基金,废止各级政府、各级财政资金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补贴,现在的补贴太多。
 
王一鸣:产权激励是最好的激励方式 
 
1.改革现在也带来一系列的遗症,新体制的成长和旧体制的衰亡相伴相生,而且相互制衡,由于过去传统体制遗留的这种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管理模式,依然有比较大的惯性,所以你会发现,改革过程中时不时遇到一些问题,就是政府对资源的配置干预又会强化,就是存在干预过多的问题,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很好地解决。
 
2.要深化市场化的改革,就要要让市场配置资源,政府就要让渡权力,这个是一个难点。这种以双轨制为基础的渐进改革,两种力量的存在,往往容易导致这种腐败的滋生和收入差距的拉大。它的目标应该是向单轨过渡,就是要下决心向市场化、法制化的方向逐步地推进。
 
3.供给侧改革的核心要素: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人才、信息。改革实际上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下一步改革怎么样来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激励性的机制,这个可能是很重要的。那么这里面涉及到产权的激励,可能是最好的激励方式。
 
李扬:经济下行,很多民企主动并入国企以寻求自救 
 
李扬认为,整个经济大的格局发生变化,国进民退比较突出有四个原因:第一,整个形势今年是有变,稳中有变,这个变还是不小。首先受冲击的是民企,过不下去了。
 
第二,最近几年“三去一降一补”,使得产业链条相对的优势地位发生变化。在上游的赚钱,国企赚得不得了,那是因为供不应求。
 
第三,影子银行受到了抑制,过去民企大多数靠影子银行来融资,随着资管新规的推出,当然现在有些调整,资管新规是断了它的财路。
 
第四,虽然主流政策上强调要给小企业、要对民企不歧视,但事实上是歧视的。所以很多企业过不下去了,寻找国企做庇护伞。
 
“所以这一次的国进民退要分析,我宁愿说它是在面对经济下行剧烈压力下的一个自救措施,不这样做,恐怕就得不到资金,成本降不下去。这样做的话,它就活了。利润就有了,就业就保持了。似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李扬说,国进民退在中国也出现多次,这次出现也一定要分析它的特殊的原因,以及它的利弊得失。
 
李扬提醒称,弊端也是显然的,因为国企的效率比民企还是低一些的。“特别是我们看到有一些国企开始往民企派领导,很有可能就窒息了它原来的生命力。”
 
李扬认为,这正是推进国企改革的一个契机。国企改革有现成的章法,就是管资本不管企业。所以这是一个机会,国企来收购民企的时候,注入资本,不要派干部,不要换人。可以借这个机会搞一搞混合所有制改革。
 
吴晓灵:改革进入各方利益优化配置期避免中国陷入“黄宗羲定律” 
 
1.新时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为人民幸福安康、国家文明强盛而奋斗的时代。改革的新使命就是让国家全面进入法制轨道,让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能够得到充分保护,让人民选举的政府能在法律授权下依法行政。
 
2.改革进入各方利益优化配置期,只有畅通,通过法律手段调整各方利益,维护各方权益,社会才能避免无序动荡。只有在司法实践中尊重律师的辩护权、尊重法官的独立审判权、尊重社会舆论的监督权,我们才能不断完善法律法规,让良俗赏罚引领社会风气的净化和社会秩序的优化。
 
3.近年来,司法改革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离党所提出的让人民群众从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还有不小的差距。未来的改革使命就是要通过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公正司法,稳定社会预期,增强社会信心。
 
4.通过立法、司法博弈,调整利益,才能奠定社会稳定的基石。让国家全面进入法制轨道,才能有效防止贪腐,避免中国陷入黄宗羲定律
 
5.十八届五中全会对建设法制国家有非常好的论述和规划,新时代改革的新使命就是要把党描绘的蓝图付诸实践,让全国人民能在阳光下享受安全、幸福的生活。
 
郑新立:需求不足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 
 
郑新立认为,需求不足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主要表现有四个方面:
 
第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今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百分之四点几,我们是6.7%。我国的经济增长的绝对额、增量的绝对额已经少于美国,按照这样一个速度,我们与美国的差距在逐渐地拉大,而不是缩小,这就正中了特朗普的下怀。
 
第二,我们M2的增长速度已经下降到名义经济增长速度之下,M2增长速度8%,经济增长速度6.7%,加上通胀指数,M2的增速已经低于经济增速。
 
第三,民间投资增长低迷,最低的时候增长了百分之二点几,连续几年,现在是5%、6%,低于国有单位投资增长,低于全社会投资的增长。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已经由65%最高的水平,现在下降到60%了,还得继续往下降。
 
第四,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算,中国的上市公司中间营收额低于企业的还本付息额的企业已经占到17%,由于连续经济下行,企业不景气,这样下去孕育着金融风险。
 
管涛:改革开放涉及到利益的调整,预案比预测重要 
 
1.改革开放要大胆设想、小心求证,中国渐进性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到深水区、攻坚战,对于很多问题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涉及到既得利益集团处于不同的立场,要求更加稳妥推进改革,如果改革进展顺利的话,有利于凝聚共识、推进改革,如果改革遭受挫折的话,会给改革增加新的阻力。
 
2.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一道有舍才有得的选择题,这有两个政策含义:一是任何政策的变化都有利有弊、有得有失,在这种情况下,要区分政策调整的后果和意外的冲击。对于政策调整的后果,我们应该保持政策定位,对于意外的冲击就要考虑调整政策的节奏和力度;二是有的时候改革政策调整不一定有决定的对错,最后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政策,取决于最后是不是做成功了,成功了就是一个正确的政策选择。
 
3.改革开放预案比预测重要,改革开放涉及到利益的调整,那么会有很多这种变化,特别是进入攻坚战,以前的很多经验不能简单地照搬,特别是又遇到目前的这种稳中有变的内外部形势,在这样的情况下,预案比预测更加重要。
 
4.改革开放要讲求协调配套、整体推进,没有绝对的条件,没有绝对的次序,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在实践过程当中,恐怕也得注意,一方面我们不能够消极等待,另外一方面也不能够积极冒进,我们要在操作的过程中动态地评估条件和顺序。

评注:

单纯看这些摘要和劲爆的观点,意义并不大,想要理解此次的经济重磅论坛,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回到50人论坛创办的1998年,去寻找建立论坛的初心。

20年前,是1998年,那年爆发了东南亚金融风暴和史无前例的大洪水,在内忧外患的联合冲击之下,中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再加上国企改革引发的大下岗,经济学界对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前景出现了较大的分歧。

当时,很多学者非常悲观,认为按照经济学的规律,自改革开放以来,20年改革的高速增长已经结束,增量已被瓜分完毕,中国将进入存量为主的,低速增长的结构调整期。

对此,今天论坛主桌上坐在中央的刘鹤和樊纲二人,在二十年前,面对学术界的悲观情绪,两个人在木樨地一家小快餐店,认为需要建立一个经济学者之间对经济形势讨论的平台,决定发起中国经济50人论坛以正视听。

之后,两人联合举办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学术研讨会,会上,刘鹤坚持中国经济会有光明的前景,他批评了悲观论调,认为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将会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提供新的引擎。

而现任的央行行长易纲,当时刚回国,和当年的刘鹤一样,自然也不用担心他的发言引发市场动荡。他借着刘鹤继续发言,表示中国经济增长还有五大空间,当时中国的经济减速,只是在熨平经济波动,是“短期问题”。

两人认为,从长期的角度来看,必须通过深化改革, 调整经济结构, 以保障中国经济高效可持续地增长。

最终,历史证明了刘鹤、易纲和樊纲的判断是对的,在50人经济论坛成立之后,中国在对内一系列改革,对外进入WTO,迅速开启了新的高速增长模式。1998年的这场改革,就像其20年前的改革开放一样,奠定了后20年高速发展的基础。

而50人论坛也从一个学术论坛,逐渐成长,培养出了副总理、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等共和国多位经济界的舵手。

而今天,也就是50人经济论坛的20周岁生日的时候,随着贸易摩擦的升级,国内经济出现起伏,部分经济学家又开始了二十年前的悲观。

钓鱼台国宾馆《经济50人论坛》:官学商三界 百家争鸣

本来,随着论坛的发起者刘鹤逐渐身居高位,后来他不再参加每年的年会。可是,这一场中国经济50人论坛,他也抽出时间来了。而且,他听完了吴敬琏吴老的演讲,才匆匆离席,去参加下一场的公务活动。

说起来,本次50人论坛有一个特色,上主坐上的嘉宾,除了资历足够老的吴敬琏之外,被楼继伟、白重恩等代表的清华经管,林毅夫、易纲等为代表的CCER,以及陪坐的李扬、郑新立等为代表的社科院,这三大机构几乎包圆了。

而一直被各类机构评为中国经管排行第一的北大光华,却缺席了。

对此,也许从北大光华的两位大佬,厉以宁大战吴敬琏,和张维迎大战林毅夫的两场大辩论中,我们就能嗅到什么。

1978年的改革开放从农村开启,在改革逐步向城市推进的过程中,决策层仍然处于前进的方向进行反复的讨论。

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有一句纲领性的话:“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而价格体系的改革则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

一个中心,一个关键,两者的不同,也引发了经济学的理论界两个针锋相对的流派,一个是厉以宁为代表的“企业主体改革”,一个是以吴敬琏为代表的“整体协调改革”。

钓鱼台国宾馆《经济50人论坛》:官学商三界 百家争鸣

两位大国师的主要分歧点,在于厉以宁认为通过体制改革,改企业股份构成以增强企业活力;而吴敬琏认为通过价格体制改革,通过市场竞争改进企业的生存环境。

因此也就留下了“厉股份”和“吴市场”的两个外号。

在80年代的改革中,“厉股份”一度获得支持并取得了胜利,但是,在93年新一届政府换届后,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郭树清、李剑阁等人的“整体协调改革”的方案被中央重新采纳。最终,在这一套“整体协调改革”的思路下,开启了90年代的那一场轰轰烈烈的整体改革。

所以,最终在回到此次论坛,目前网上有些关于此次论坛的争吵,多半是对经济理解程度不够,或者对历史背景的理解不够。

当年“厉股份”主张靠经济高速发展,引导资源合理流动与高效配置推进“水涨船高 ”,而“吴市场”主张靠经济紧缩,淘汰无效企业从而“水落石出”。

所以,按照这个主线把这些主坐念稿的大佬们的话,重新梳理一遍,除了林毅夫不痛不痒说了几句,主张继续走中国特色的改革之路,将在2025年变成发达国家,要承担更大责任之外。

从吴敬琏主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会导致系统性风险,到楼继伟提出的坚持供给侧改革和不能搞混野经营,再到白重恩主张的杜绝地方政府的保护政策,最后是杨伟民提到的由市场配置资源,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

可以说,50人经济论坛主桌上大佬们的思路,都是一脉相承的,依然是沿着之前市场经济派的观点,主张通过紧缩经济,将无效企业淘汰出清之后,再交给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因此,那惊鸿一睹,可能也是在表面政治态度。

所以呢,目前依旧死守着落后产能企业家们,不要被近期一些会议释放的利好信息误导。政事堂建议还是尽快出清自身的落后产能,转向符合市场资源配置的新动能。

至于这些新动能在那?其实早都写在了十九大的报告里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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