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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接下来挑难的事做
周其仁:接下来挑难的事做
10/31/2018 10:30:06 AM | 浏览:328 | 评论:0

 

周其仁:接下来挑难的事做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就,但挑战也越来越大。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过程中,我们面临很多难题,有很多难啃的硬骨头。经济增长方面,国际形势的复杂化深深影响着我国的对外贸易,国内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以及老龄化趋势的显现让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不再,再加上环境负担明显加重,投资拉动效用减弱,中国会不会由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引起广泛关注。

如何让中国不被多年的高速增长围住?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讲座教授周其仁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40年,我们通过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体制运行成本,让中国经济跟全球市场接通,这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而这一切主要得益于思想解放。未来,在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过程中,关键在于改革突围和创新突围,将创新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上。因为,经济发展越向中高收入迈进,越要依靠与众不同。

周其仁:接下来挑难的事做

周其仁 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讲座教授

今天讲讲中国的经济。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台阶”的说法——中国的经济起点很低,只能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有时候要停一停、看一看,反思一下。现在有一个新台阶要迈了。怎么理解这个新台阶?首先回顾一下已经走过哪些台阶。

1

中国经济这四十年

走过的台阶

1978年我从“上山下乡”的黑龙江考到北京念经济。当时中国正在制订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定下的发展目标是“保四争五”——争取5%,确保4%。

这个目标回头看还是蛮低的,现在虽说进入新常态了还有6.2%。为什么定这么低?这是当时的条件决定的,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第一个就是吃饭问题。1980年前后,中国的基本国情是10亿人口中有8亿农民。虽然80%的人口在农村,但粮食问题没有解决。当时既没有那么多外汇,也不可能完全靠进口来解决10亿人的吃饭问题。粮食问题不解决,工业、商业、科技、教育都谈不到。后来解决这个问题是靠中国自己摸索出来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包产到户,农民跟集体签约,交了国家和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激励机制改变以后,同样的技术条件和自然情况,温饱问题解决了。

第二个问题是剩余劳动力。改革之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农村劳动力溢出,问题就大了。当时中国企业全是国有制,而国营体制招不了那么多工人。这个问题也是在改革中解决的。当时就提出了新的要求,几个轮子一起转,除了国家办、地方办、乡镇办,非常重要的是允许民办企业。第二个问题也破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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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问题,几亿人都来办公司、搞企业,资本从哪里来?完全靠自己积累不是不可以,但是非常慢。所以邓小平的办法就是开放。首先允许香港、台湾的资本到内地来,然后是华侨,然后包括日本、欧美资本都可以进来,这就解决了第三个难题。

第四个问题,劳动力释放出来了,多种资本也启动了,生产的产品往哪放?国内市场还比较薄。所以上世纪80年代末就提出沿海率先开放,当时的口号叫“大进大出”,就是我们缺的原料、能源海外进口,生产的产品向国际市场上销售,让沿海的2亿人率先融入国际市场。效果不错,再逐步扩大到全国全领域全方位开放。这就带来中国外向发展驱动,由出口带动国内的就业税收增长、GDP高速增长。

过去这几个台阶就是这么爬过来的,共同的特点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最重要的其实是观念的问题。用经济学的术语讲,在原来的体制下,人很便宜,但制度很贵,因为制度是在僵化的观念下制定的,这不能做,那不能做,自缚手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40年,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通过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体制运行成本,让中国经济跟全球市场接通,这是中国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GDP增速从4%、5%发展到7%、8%、9%、10%,甚至出现超过10%的高速发展。

2

开放经济、

高增长里的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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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开放经济。G7——七个工业化已经完成的高度发达国家,人口不到12亿,人均所得非常高,他们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基本是打通的,是一种互相开放的经济分工,技术增长、积累都处在高水平上。

“二战”后还有一批新独立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这些国家“二战”以后才独立,对国家主权看得很重,并且把维护主权和开放对立起来,为了维护主权关闭国门,用高税收来阻止进口替代,以发展民族工业来支持国家的独立。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经济的这套理论,影响了很多国家的经济战略,包括中国。结果国家主权明确了,但经济增长慢。1980年邓小平提出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当时中国人均GDP200美元,美国人均1.3万美元,差60多倍。中国因为落后、穷,储蓄率很高,很多钱集中在国家手里搞基础工作,搞“两弹一星”,搞国防,所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真正落袋的收入还要低。如果以落袋收入比,大概我们和美国差距要扩大到100倍。

两个经济体,一个“海平面”很高,一个“海平面”很低。只要一打通,这个结构就开始变化了。我们搞开放,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资本会往低海平面来——这是经济规律。发展水平低的地方因为穷,所有成本都低,尤其是人工低。工资在利润里占的比例越低,产品就越有价格竞争力、成本竞争力,所以开放以后我们大量的东西可以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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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封闭的时候我们搞什么都不够,一打开,由于价格刺激,同样的东西卖到发达国家,拿国内的标准比很赚钱。这就形成了对流,资本、技术进来,我们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去,这奠定了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基础。

因为出口有很大比较优势,我们挣了很多顺差。我们先从玩具、自行车、一般的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开始出口,一些组装工业、机床工业也逐渐转移到中国生产。我们赚来很多外汇——这是一个变量进来了。

中国不断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所以外资真金白银往中国放。我们出口赚来的是美元,外商投资也是美元,这些钱到了中国首先要和商业银行换成人民币。商业银行因此积累了大量美元头寸,必须再跟央行换人民币。央行拿什么和商业银行换外汇储备?基础货币。

央行手里有两个“武器”,一是发行货币,人民银行是唯一有权印钞票的机构;第二是法定准备金,它有法定借钱的权利。央行开会,通过一个决定,商业银行吸收的100元储蓄里,有多少必须放到人民银行来,这就是法定准备金。央行手里的武器可以无限供给,所以商业银行不管吸收进来多少美元,央行都可以用基础货币把它买成国家外汇储备。

央行的基础货币给了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就可以放贷,这个放贷还有一个放大过程,1亿元的借贷可以周转好几次。基础货币如果放得多,商业银行就有力量往市场多放信贷,广义货币的量就开始增加。这个量如果与国内市场供应的商品和服务匹配,那物价是平稳的;如果国内的很多商品供应量低于货币供应量,国内的商品价格就会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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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外向驱动型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外汇顺差推动经济不断增长,很多产品出去了,钱回来了,所以国内形成了不平衡。最高的时候我们一年的GDP里有11.7%的净出口,换句话说,我们100元创造的收入,里面要减掉11.7元,才是国内市场供应的商品,我们的货币额会高于商品供应量11.7%。这个力量如果一年又一年地积累,国内就会出现所谓不差钱的宏观环境。

钱很多,钱往哪流呢?那就是问题了。钱如果平均分配到国民经济方方面面,也没有问题。但是市场里的钱流到哪个部门,流到哪个方向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通常供给没有瓶颈的,钱流过去就有供应,你再买他再供应,价格涨不起来。但是如果有些领域钱流过去产品供不上来的,物价就开始上涨,连续上涨以后人们就会预期它还会涨。预期起来以后,人的行为就开始变化,因为你猜“这瓶水”还会涨,很多人去买,“这瓶水”就真的涨了。这种自我强化的预期变成国民经济当中越来越大的力量,资产价格就这么起来了。

所以国民经济麻烦在这里。什么叫资产价格?只要持续涨,任何东西都可能变成资产,跟它的物理特性没有关系,它可以是土地,可以是房子,可以是邮票,可以是一盆花,也可以是一头羊。在自我加强的预期之下,有的必需品价格会涨得厉害,货币量大到一定程度,必需品供不上来时,就形成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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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中国经济形成了这样的循环:高速增长本来是好事情,完全突破了当年“保四争五”,但增长是不平衡的,这就是十九大报告里说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我们在这个架构下高速发展起来,外汇储备从当年朱镕基管经济时只有180亿美元,涨到了4万亿。中国手里从来没有这么多外汇,4万亿外汇,约等于28万亿人民币,如果平均周转5次,就是100多万亿,这是广义货币。这也构成了我们现在经济运行的基础,不断出险情,不断要调控。

3

理解“锈带”,

理解特朗普冲击

上面说的是国内,再看看全球。由于打通了两个“海平面”,全球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来就是富经济与穷经济,一个高海平面,一个低海平面。如果中间有壁垒,不开放,那就各过各的日子。发达国家资本多,生产力高,收入高,就是蓝领工人也可以过得好。穷国因为资本很少,生产力很低,收入很低,积累很少。

现在把壁垒打通,开放,引进外资,劳动力虽然不能自由地到发达国家去,但劳动力生产的产品可以通过贸易出口到发达国家市场。这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穷经济里的劳动力跟美国工人开始竞争了。然后大家看会发生什么?这种全球化,这种开放,谁得到好处更多一点?谁的麻烦更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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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理解特朗普冲击,基本面就是这个图。首先富国的资本获得了极大的好处,因为资本面向全球服务,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资本在全球化当中高歌猛进。全球的公司都要到华尔街去融资。第二,发达国家的科技公司走向了全球。一打通以后,微软在中国布局,苹果在中国热销,每年中国进口几千亿美元的芯片……如果中国不开放哪有这个市场?

但是发达国家也有金字塔的问题,除了金融、科技,还有很多普通劳动者,还有其他传统产业部门,这些部门在全球化以后日子没那么好过了。为什么?假设过去300个工人关起门来竞争,现在门打开3300人一起来竞争,一些穷国家里劳工的工资是你的1%,只要这些发展中国家会做你做的东西,怎么竞争?

发展中国家还有一条厉害的,他的学习曲线在帮忙。后发展的国家看哪个东西好,就买回来拆,再组装。所以为什么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问题越来越寸步不让?他没法让。他开发出来的东西你拆开来看一眼,做出来的东西比他便宜。所以这个问题大了,发达国家失业率奇高,工人实质收入没有增长,特别是年轻人失业率很高。发达国家国内收入分化,华尔街、硅谷好上加好,而传统地区的老百姓、普通的传统工人,他们从事的只要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会干的事情,过日子的压力就越来越大。

中国总的来说缺资本、缺技术,有劳动力,在开放当中是受益的,但是这个收益也不平均,越靠近资本,越靠近技术,收入越高。中国开放伊始,你只要懂外文收入就高一点,因为可以成为桥梁。改革开放发展出了人数可观的中产阶层,同时也出现了超高收入层。中国也发生了收入分化。当然大部分劳动者——以中国的农民工为代表,在开放当中,自己跟自己比收入增长也是非常快的。这就是全球化以后的复杂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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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1世纪资本论》里有一张图,用基尼系数衡量一个国家收入分配的情况,即头20%的人口多少收入,后20%人口多少收入。“二战”结束到1950年的时候,这个基尼系数已经收敛得很低了,也就是收入非常平均了。从1950年开始到1970年都比较好,到1990年,这个基尼系数又开始往战前的水平靠。

所以发达国家国内面临分化,出现“占领华尔街”这样的行动,舆论对华尔街资本主义的贪婪发起声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为这本书写了推荐词,称它是21世纪最重要的一本书。这本书证明富人大部分收入并非源于他们的工作,而是来自他们已经拥有的财产。它跟普通劳动者辛苦流汗挣钱的逻辑不一样。这是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的经济基础。

中国人原来埋头干自己的事,穷了多少年,开放以后,资本来了,技术来了,可以办企业了,我们埋头干自己的事,不大顾及美国相应发生的变化。

我2006年到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研究土地问题,路过底特律去看福特博物馆。讲解员是一位退休工人,70岁,从高中毕业就在福特,一辈子在福特工作,受人尊敬,收入也很好,活得很开心。我问他现在年轻人还进福特吗?他说现在进不了,因为福特都去中国投资了。他的孩子现在在亚洲教英文。

当时我受到很大的触动。这个退休工人的话让我开始思考我们国家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呢?美国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经济地理的词叫“锈带”。在宾夕法尼亚,当年美国第一个航空母舰甲板的钢板是他们供货的,现在没有生产了——这个巨无霸就锈在那了。为什么?日本钢铁工业、韩国钢铁工业、中国钢铁工业起来了,那个成本怎么比?是不是要关门?关门了,工人和工人的后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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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东北部区域大城市在1954年的工作岗位数量变化,可以形象说明美国工业“锈带”的产生

在这张图里,颜色越深就锈得越厉害,全是美国早期工业化的地带,东北部,加到一起就是政治。美国是选票政治,这个地带有人的,活生生的人。我们埋头干活,出口一船又一船,你不知道对那头发生的影响。

4

被高速增长围住的中国,

改革突围

所以,整体看中国开放带来高速增长,很成功。成功当中也产生了我们内部的矛盾,发展不平衡,有些阶层、有些地区更成功一些。但整体看我们把贸易对手逼到了墙角。当然他还有自己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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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苹果手机的例子告诉了美国人,他发明再新的东西,制造环节也会转移到中国。智能手机是苹果对人类的贡献,但是制造环节是富士康,就业也不在美国。主要的利润落在了美国公司,可是国家不能完全用资本来支撑,有很多活生生的人要生活,所以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开放态度开始逆转。起初嫌我们开放不够,龙永图参加WTO谈判的时候,每次要答应一个发达国家的开放条件就感受到来自国内的压力:“是不是让得太多,把市场出卖给洋人了?”后来不知不觉中发达国家认为我们的开放损害他们了。等到他回头开始咬了,我们还有什么选项?继续赶超?对打贸易战?把我们积累起来的力量转向“一带一路”新兴市场?国内进一步加快技术升级?或者重回封闭老路?

这就是摆在今天中国面前的问题,这些问题怎么解决现在还不知道。发生这些问题的背景跟我们前30年成功是有关系的。我们的成功并不完全是中国人自己努力就获得了成功,我们确实改变了全球的结构。多年封闭的结果是贫穷,一开放发现穷就是竞争力,穷就是成本低。这个成本低很厉害,发达国家的工厂怎么跟你竞争?这次打贸易战,数据公布出来我们才发现,中国出口有2/3是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企业出口的,里面很多是组装,关键零部件是人家的,组装以后出口。

但是从就业层面看发达国家,就要到“锈带”去看看,你会知道为什么美国的政治发生了逆转,从同情中国人,嫌中国人不够开放,到现在对你的开放害怕了。中国这么开放,不会的可以学,可以模仿,中国对知识产权的观念跟发达国家还有距离。然后,中国的成本还是低。开放40年,我们的人工涨了一些,但相对美国还有很大优势。事情就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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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讲成本的曲线,一般先降,然后再升。回到国内经济的分析,麻烦在哪里?我们用低成本把发达国家打醒,站起来要对我们进行贸易战了。此时我们自己的成本曲线正好是降下来以后又上去了。任何一个事情开始阶段都是很开心的,为什么?成本有向下走的机会,提高设计能力、加大生产规模等都可能带来成本下降。但到了最优点以后,所有成本都会上去,为什么?上新的生产线,管理要扩大,难度会增加。而成本达到最优点,利润达到最高点时,竞争对手会来,一赚钱就有人跟,互相挖人,成本一定上去。这是成本的诅咒。

国民经济运转过程中体制的成本更值得关心。我们解放思想,包产到户,发展民营企业,开放市场,全是体制成本下降。但是体制成本降了以后也会升,为什么会升?经济发展了,所以政府、市场等所有的相互关系都在变化。从1995年到2012年中国最高速成长阶段的基本数据看,不调整通货膨胀指数的GDP在这期间涨了8.6倍。大家都说人工涨得很快,其实人工工资总额涨了8.8倍,略高一点点。涨得快的是什么?税收16.7倍,非税收入18.8倍,法定的社会保障金28倍,最厉害的是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涨了64倍。

我们在全球靠低成本发展出竞争优势,这口饭吃了几十年。但是,现在全球的经济格局变化了,我管它叫“三明治”。发达国家成本比你高,人工比你贵,但是人家手里有独到性的东西,资本、技术的优势还在发达国家这边。另外,印度开放了,越南也开放了,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看到中国的经验也开始搞改革开放,中国的这套经验没有专利。后开放国家比我们更穷,工资更低。所以很多产业往越南、印度转移。美国很多大商场现在衣服是越南生产的了。中国夹在中间,成本优势已经不明显了,独到性优势还没有完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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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夹在中间”。所以为什么讲突围呢?被什么围住了?中国被自己的成功围住了,被多少年凭低成本优势杀进全球的高速增长围住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成本一定要上去的。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是,我们能不能比竞争对手成本管得好一点,降的时候快一点,升的时候慢一点。企业跟企业,地方和地方,国家和国家,成本管理永远是一个基本战略。但光靠成本管理,这个诅咒还会追上你,因为成本曲线的规律没有例外。

所以为什么讲创新?我们必须得移动这条成本线。不能说工资高了,土地贵了,税收增加了,我还生产原来的东西,还用原来的方式去生产。你得改进它。所以这里就分化出两个题目,一个是改革突围,一个是创新突围

什么叫改革突围?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变量。如果再不做进一步的体制深化,我们将眼看着40年的改革成果一点点消融掉,这个社会的福利被按住了,又找不出新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方向。我们是发展起来了,但是未富先奢、未富先腐。看起来是小事,到处讲捧场,这里要点钱,那里要点钱,加到一起都是国民经济的负担,《人民的名义》里一面墙的钱,最后都落到产业的头上,都是整体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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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成本不解决,经济就会下去,多少发展中国家有点苗头以后走下坡路都是这么来的。所以要全面深化改革,但是现在难度非常大,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是无路可走了,饿肚子了,你改不改?现在没有这些情况了。过去叫开放促改革。现在发达国家带头保守往回走,要增加贸易税,封锁市场。开放促改革有很大难度。

所以,中国下一步改革越来越要靠我们内生的力量。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讨论进一步减税降费。现在我们法定社保缴得比发达国家还高,企业怎么受得了?社保不缴那么多,将来工人退休怎么办?这是一个矛盾。可能的解决办法是把国有企业划到社保基金去,用国有企业的利润充社保,把企业缴纳社保的费用降下来。中国企业是不管政府规定多少,我不缴,但不缴有风险,一查就是问题。中国企业一上市得补多少年的税?

还要破垄断。我们的电费比发达国家还贵,有道理吗?中国制造业现在有到美国去布厂的,土地比国内便宜,电价非常便宜,算起来1度电不到0.1元人民币,中国在哪里也没这个价。为什么?这个领域有很大的垄断。电话费、油价,都是国民经济运行的成本。这些领域的问题,很大程度是政府行为。但是中国不进一步在这些领域把体制成本降下来,很难有国民经济的未来。

5

创新突围:

从市场出发和从原理出发

对在企业工作的人来讲,非常重要的是创新突围。为什么要创新?因为成本曲线不可逆转要上升,没有创新对付不了成本的诅咒。约瑟夫·熊彼特当年讲五种创新的途径,要么是引入新的产品,或者改变已有产品的质量;要么用新方法来生产,要么开辟新市场,要么夺取原料和半成品新的来源,还有商业模式的变化。在中国,创新的口号一直是响彻云霄的,但中国今天由于形势所迫,我们必须认识到创新重要,而且创新也不一定会发生。下一步我们来讨论一下创新所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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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2016年来腾讯交流的时候就讲过的一张图。创新要有原理,原理要有应用技术、关键技术、辅助技术,再生成产品,这个产品打出一片市场来,这都叫创新。创新有两种路径,一种是上行的创新路线,从市场出发,看到有消费者潜在要的东西,就去开发产品,产品开发不出来找技术,技术攻不下来最后找科学院,找院士,看通过什么原理解决它,这是一条路径,也是我们到目前为止主打的路线。第二条路线,我认为对未来的创新更重要,是从原理出发,从摸索自然规律出发,看看这个原理有没有新的技术支撑,技术能不能整合成产品,产品能不能跟消费者的需求结合。

吉列刮胡刀的发明过程非常有意思。欧洲的产品有一个特点,讲究品质,但是只服务于少数人,这是欧洲的传统。早年的刮胡刀是一体型的,用很好的钢做的,非常贵,还不能自己刮,得有一个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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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的剃须刀需要专人剃须

美国企业家怎么做?怎么通过创新把产品变成美国的主流产品?领军人物就是吉列先生。他本来是做食品行业的,他把食品行业里的一次性概念引入了刮胡刀的设计,把这把刀分离成两部分,一个刀把,一个刀片。通过分离,刀片变成一次性的,既然一次性的,它就不用像整体性的刮胡刀一样需要那么好的钢,所以制造成本大幅下降。这对工薪阶层很实用。工薪阶层每星期都有收入,每次拿几分钱买刀片就可以满足刮脸的需求。这是从美国新兴工业化的消费者特点出发产生的创新。

美国这个新兴市场国家,通过创新开发了很大的市场,这里还有定价里的商业模式创新。刀把是零利润,刀片单价很低,但经常更换,细水长流,利润很高,这是吉列的盈利模式。后来丰田打进美国也是这样的策略,整车便宜,零部件很贵,厂家从零部件交易中获取利润。这个策略被广泛应用于商业世界。吉列的创新是从市场特征出发,然后对欧洲的产品进行某种改变,结果大规模扩大了市场。福特也是如此。让工人都买得起车,这是福特的愿景,福特参观屠宰场受到启发,发明了流水线,从此整车可以拆解为零部件组装。把工业消费品从欧洲少数人的享受变成大批量生产,从市场出发,从需求出发,让产品去满足需求,这是福特的贡献。

下一个创新我们也很熟悉,苹果,这是对现代工业有重大影响的一个创新。东西越来越多,最后多就成了负担,人怎么需要这么多东西呢?把很多功能结合到一起,简化。据说这是乔布斯在印度得到的美学的冲击。对中国企业家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念。因为中国的房价越来越贵了,空间成本非常高,放哪去?这都是从市场角度出发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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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当劳是商业模式革命,发明了统一的制作方式。这些例子都是从市场出发,节约制造成本,节约交易费用,扩大市场前景,扩大市场应用,把欧洲少数人享用的东西变成大众消费品,无论汽车还是手机,都是美国企业家对人类的贡献。

但是美国在工业化过程当中同时尝试从原理出发创新。比如原子弹不是从市场里来的,完全是科学家研究自然界得出的结论。问题是这个能量怎么开发出来?最早是科学家的猜测,论文写出来后,才有人说能不能做实验去检验。第一个原子反应堆是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建的,希特勒也上手做原子反应堆。逃亡美国的犹太科学家,以爱因斯坦为首,游说罗斯福做原子弹。因为爱因斯坦名声大,罗斯福就拨了一点钱,珍珠港事件之后才正式立项“曼哈顿计划”。

从原理出发,变成产品,最后改变人类历史,这是另一条创新的路线,直到今天中国仍然缺少这样的创新。而这条创新路线不光让美国国力强大,科学能力也就此整体超越德国。

美国的创新能力是围绕大学发展的,不是工业区,不是那些锈带的工厂,美国今天最厉害的生产力是围着头脑,围着研究原理的单位、实验室、科学家、大学。它的形态非常有意思,无论是硅谷、MIT,还有美国二十八九个地区级的研发中心,大学周围围着很多新兴公司、投资机构、律师事务所、军队的订单单位、军队的研发机构,打成一片,浓缩在一个不大的地方。他主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从市场去研究将来需要开发什么,不是从问卷里问你还有什么东西没有被满足。而是科学家研究自然界的原理,让原理能落地,最后变成产品,产品再打进市场。

我们现在还是在跟随。3D打印热,我们每个县都有3D打印,实际解决什么问题不大清楚。AI现在全中国,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各种公司都搞AI。AI其实最早是1950年美国科学家之间的讨论,图灵邀请了六个跨学科的人讨论问题,机器人会不会思考。这个问题根本看不到有什么前景。但是根据原理的猜测做实验,动脑又动手。这是斯坦福大学的校训,“让自由之风劲吹”,往一切方向去探索。这个口号听起来很简单,“动脑又动手”,现在越理解越深,动手动到一定程度会动不下去,不动手光动脑子也动不下去。从原理里面去找到未来创新的方向,对于我们,这是一个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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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年7月1日-1716年11月14日),德国哲学家、数学家,历史上少见的通才,被誉为十七世纪的亚里士多德

再来看德国工业。真正的冲击不在所谓的工业4.0,而是德国曾经在科学上站在人类最顶峰。从德国人对莱布尼茨的尊重你才知道什么叫国家重视科学、尊重人才。这个天才活到70岁,从早到晚就是各种各样的想法。300多年前,莱布尼茨研发了计算器,可以用机械的办法做加减乘除。为什么莱布尼茨花两年时间研究这个问题?他说人类不应该从事这些简单、重复、乏味的工作,应该让机器去做。这是科学活动本源性的人文基础。人从事创造性的活动,这些活动永远不会有边界。德国对生产的贡献不是工匠精神,是科学原理性的发现怎么对创新、对降低成本曲线有帮助。

以色列,这个在圣经里流淌着奶和蜜的地方,全是沙漠,但是他们在沙漠里开发出非常好的农业,全部是人造的。以色列大概一半国土都是沙漠,面积比北京还小,其中1/3的面积年降雨量50毫米,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以色列就是靠知识,靠滴灌改良土壤,海水淡化。中国有五千年农业文明,但现在购买以色列的农业技术,从滴灌、土壤改造技术、种子技术、大棚技术都是从以色列买的。原理是最高生产力。在以色列特拉维夫这么狭长的地方,创新高度密集,有七八千家创业企业。

以色列解决了很多关键的技术难题,比如手机里没有风扇如何散热?芯片的存储量翻倍,热量也在翻倍。这个问题是英特尔以色列研发中心攻关解决的。我们做大数据检索,一个词没打出来就知道你最大的可能性要查什么,这个技术是谷歌的特拉维夫研发中心解决的。以色列1948年建国,800万人,7000多家公司,人均GDP3.5万美元;我们1949年建国,现在人均GDP是9000美元,当然我们历史长久包袱重,但另一方面以色列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不是靠资源,是靠想法,然后从原理出发找到关键技术,开发出全新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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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学生设计新一代自动驾驶汽车

为什么以色列这么厉害?答案是重视教育。以色列人的重视跟我们不一样。首先学习方式不一样,从5岁开始就两三个人一组讨论式地学习、吵、提问题、应对挑战。老师、家长、拉比、圣经、上帝,都可以问,这是以色列人最厉害的地方,我们对探索未知没有那么重视。一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阿龙·切哈诺沃)演讲时谈到妈妈教给了他一辈子的思想方法、人生和学问的态度。妈妈说,走进一条河流,你可以顺着走,也可以逆着走,你要永远逆水走,挑难走的路走。

中国曾经讨论全国产能过剩,产能过剩的思想根源就是抄。这是我们国内很大的问题。容易的事情大家都要做,反而难做成;相反,难的事情做的人少,也许容易做成。

成本优势逐步丧失以后,下一步怎么发展?《被误读的创新》的作者凯文·阿什顿说,不要认为神才可以做创新工作,所有人动脑子都有机会。为什么把公司放在大学周围?学者们有无数想法,可能最后会变成新产品,对冲那条最后总要升上来的成本曲线。

所以从市场往上打,从原理往下打,哪条路线都可以。中国总体来看是从市场、从应用打的占绝大多数。但是发展到这一步,逐步开始有一些地方,要从原理往下打,因为那样才能有原创。

6

未来要迈的四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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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之谜”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再往前走,有一个很重的历史包袱要解决:“李约瑟之谜”。中国很多领域都曾经领先,为什么到了科学革命的门口最后一脚不踢?进去了就是科学革命,就是文艺复兴。他最后有一个猜测,中国搞科举,所有聪明头脑都在猜皇帝会出什么题目,标准答案是什么,写一篇讨巧的文章去做官,对自然界有意思的东西就没有倾注这么大的注意。这是我们的历史包袱。

第二个包袱,赶超思维。欧洲文艺复兴、科学革命,最厉害的是解放头脑,解放对整个自然界的认知能力。我们在这里落后了,落后就挨打,然后就赶超。赶超思维带来的后果是要盯住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两弹一星”大家都引以为豪,了不起,但这不是原创,是“曼哈顿计划”的结果,已经在广岛炸了。到今天为止我们所有的创新很大程度都有这个特征。国人以高铁为自豪,高铁原创的想法是谁的?我们叫组合式创新,这里拿一点,那里拿一点,捏到一起,也比没有强,但是不够。

我们是很重视教育,但我们的教育为什么叫应试教育?应试教育就是有标准答案,看谁离答案近。这样能发现新东西吗?掌握已知,我们没有问题,探索未知,兴趣不足,能力更不足。这要有一个氛围。这是为什么美国的湾区要有这么多厉害的人凑到一起?要高密度地互动。你要么成本领先,要么与众不同。中国的成本已经不领先了。我们可以努力控制成本,但只要经济发展,人均所得总要提高,成本就贵。经济发展越往中高收入走,越要靠与众不同。

周其仁:接下来挑难的事做

美国有一个通向天空的小镇,在沙漠边上。有一批工程师、管理人员在那里呆了很多年了,要做一个可以发往火星的发动机。能不能做成不知道,但是这股劲让人佩服,什么氛围可以让一批人在这个半沙漠地带很多年就干一个前景不知如何的事情?某种程度这是美国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中国下一步发展,心思要放在创新突围上,要把创新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上来。

再说什么叫新台阶。第一个台阶是品质台阶,中国今天的速度增长没有问题,总量没问题,我们有几百种产品占世界第一位。但是品质是问题,第一步还不是新,是怎么把东西做好。因为我们出口导向,国内起步很穷,国内买不起,要求也不高,好东西先出口。日本企业的好东西是先给国内,我们多少年来出口,留下尾货卖给国人,叫外贸尾单。这样就导致国内的产品品质总的来说很差。

小米做的市场分析说,现在国内不是没有好东西,是非常贵,比欧美还贵;便宜的东西非常差,是“非贵即差”。雷军为什么要把性价比放在一起?“非贵即差”对应的就是要做性价比。你做的东西要对得起买家。我很认可他整个团队的这股劲。小米有一款产品是电插板,没什么科技含量,但是市场极其庞大。过去中国的电插板质量很差,有人因为电插板漏电被电死。日本、德国的电插板里面都是一块整铜,有工艺美术设计,很合理。小米带头一搅,现在主流的电插板企业全开始反应。

周其仁:接下来挑难的事做

小米电插板

什么因素妨碍了把品质做好?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难题。我们主流市场是认价格便宜的,价格怎么便宜?杀价杀到最后就是偷工减料,找替代品,看上去是一个东西,一用就出问题。对低收入人群更不公道。在这种市场结构下,以低价取胜,很多消费者、经销商也是对价格敏感,这种情况下你要做好产品,品质竞争怎么跟价格竞争打?这是我们最近研究的一个问题,现在还没有结论。

第二个台阶是人们的时间越来越贵了,时间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了。人们现在有点工夫就要去购物,便利便利再便利。这个领域是制造和服务结合的大题目。比如佛山有一家企业,生产煤气灶、锅、油烟机,都是过剩产能。有一家东方麦田工业设计公司对这个产品下了功夫,连续五年横跨10个省30个城市,发了1万份问卷,2000户入户访谈,200户每户拍半小时的视频,拍家庭主妇炒菜,研究痛点在哪里。调查完研究改进对策,一个蓝牙技术的改进增加了十几亿的销售。

第三个台阶,中国的市场正在发生变化,消费升级是真的,因为收入增加,所有参数都在变化。这个变化当中提出很多新的要求。所以在中国千万别认为过剩产能没市场做了,有的是市场,取决于你怎么看。在我近两年考察过的企业和产品,西贝筱面村、海天酱油、冲浪鱼、刘强东的跑步鸡、李嘉诚投资的人造肉,都在传统的市场里寻找新的消费升级的路。在奥斯汀,汉堡王已经有一款用人造肉做的汉堡,非常好吃。

周其仁:接下来挑难的事做

汉堡王人造肉汉堡

第四个台阶是供给变革。中山大学的一个教授研发了可降解的塑料,放到水里就没了。南海一家生产塑料模具的公司正在跟教授合伙组织公司。当然还有刘自鸿的柔性显示材料,先有论文,再有关键技术,再有产品,再打开市场。深圳好几家公司都有这个特征,这是中国下一步创新非常重要的方向。

由此带来一个新的趋势——结盟。美国怎么解决锈带?它把锈带变成脑带,就是跟宾夕法尼亚所在地的大学、实验室、研究机构结盟,开发出新的产业,新的产品,形态与硅谷、MIT类似。美国各地都开始冒出这样的产业带。围绕着奥斯汀校区有几千家公司,他们管自己叫硅山。

7

抉择和行为决定未来

关于创新突围,我有几点感悟。创新不是喊口号喊出来的,创新的分布极不平衡,也不一定是人口的函数。人口多不一定点子多,它到底落在哪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多元素凑齐的过程。形形色色的想法、点子、猜测,然后到发现原理、发明技术、制造成产品,形成产业,要一连串条件凑齐才能成事。原创的想法、支撑的技术、知识产权保护、融资、科学家、发明家、工匠、企业家、各类投资人、商人等,一个都不能少。

周其仁:接下来挑难的事做

最优的创新载体既不是超大公司,也不是单个人,而是群,就是想法相同、理念相同,自发性、凝聚性极高的群,可大可小,重要的是高频互动。想法不是天才在冥冥当中冒出来的,从希腊开始就是厉害的头脑互相对话出来的,所以关键一个是密度,一个是浓度,离开这两个条件很难。

我们研究了上述所谓创新的集聚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万向节”,为什么斯坦福在这件事情上走到前面了?什么是节点呢?当年斯坦福大学工程院的院长弗里德利克·特曼能同时跟很多人打交道,同时让很多人信任他,他跟很多不同的人有共同语言,能跟军方对话。

旧金山当年是太平洋舰队的基地,太平洋舰队对通讯有非常高的需求,这是硅谷兴起非常重要的力量。他跟很多有艺术感的创新人员能够沟通,跟银行沟通,跟投资人沟通,跟律师沟通,这些是形成创新的集合,凑成创新基地最重要的条件。要经历一场组织创新,然后才可以把原理、人类对自然界好奇驱动的认知变成经济活动源源不断的源泉。

在已有的里面组合永远有机会,问题是追兵总是多,从原理出发才有原创性的东西产生。我们要对运用新原理产生的创新引起高度的重视。中国有几千家大学,有很多国家研究所,发表的论文,培养的博士、工程人员,数量上在全球都排在前列,问题是下一步的发力。

周其仁:接下来挑难的事做

大湾区是非常有希望的地方。去年全球创新指数发布,这个指数显示,全球创新密度最高的是东京、大阪,其次是深圳、香港,再其次是硅谷。这个统计里没有计算专利的级别,仅从专利数量上看,深圳、香港这一带,就是现在讲的大湾区很有希望。问题是我们要从创新上突围,把突围的水平再提高,从底下往上打还要继续,但应该有一些公司、有一些领域从原理出发、从上往下打。

中国的经济走势脉络总体是很清楚的,我们从贫穷的现状出发,最成功的就是利用了全球化,利用了开放,引进资本、引进技术,结合我们又能干、收入又低的人口,完成了一场中国经济的革命。现在新的问题是成本曲线调头向上了,国内有国内的问题,体制成本重新上升,市场成本急剧上升。特朗普这么一闹,中国将来的进出口成本也会上升。下一步的出路就是两件事:改革突围、创新突围。

具体要迈的台阶有四个,首先是品质。我们的品质路线要不反省,不光对不起消费者,关键对不起环境,我们工业垃圾太多了,这是不可持续的。我们的高速增长是成就,但是里面隐含问题,东西坏得快。品质好一点我们的增速就不需要那么高,实际上人民的福利程度也不会低。第二个时间变贵了,要让事情变得更便利,苹果征服人类很大程度就是便利。第三个是消费升级,审时度势跟着走。最后整个供给系统面临变革。

至于大家关心的将来会怎么样,将来的走势不确定,将来不取决于经济学家讲了什么,取决于你乐观还是悲观。将来不是观出来的,将来是做出来的,抉择和行为决定未来。

周其仁:接下来挑难的事做

本文来源:腾云

本文作者:周其仁

延伸

阅读二

李稻葵万字雄文!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学总结:中国做对了什么?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中没有很大争议的,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一直在帮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二者同向使力。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实践中,中国的三条经验值得总结和其他国家借鉴。其一是政府积极帮助新企业进入市场,由此加快了经济的发展和创新,其二是通过积极有效的宏观调控,在经济周期中用政府的手帮助市场加快出清,其三是通过有管理的对外开放,使得各行各业在渐进中学习,一步步具备了国际竞争力。

2018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40年纪念。改革开放的40年相比过去30年、20年有哪些特殊的意义,有哪些成功的基本经验,毫无疑问值得深入总结。其基本目的,是对改革本身的规律进行探索,是为了推进接下来的改革。这是历次改革开放纪念活动的共性,也是政治学学者肩负的重要责任。

40年改革开放纪念的特殊性还在于,中国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国际事务上,传统的主导国际事务的大国,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后撤。与此同时,经历了4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治国理政和经济发展模式方面的基本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初现端倪,过去40年大刀阔斧式的改革应该说已经使中国的经济体制基本成型。因此,纪念改革开放40年的一个特殊意义就是,要认真总结哪些是中国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哪些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开放而加以完善。

这一工作具有非常现实的国际意义。在国际社会,有很多人指责中国是国际秩序的破坏者、中国与市场经济的要求越来越远、中国是国际贸易不公平的参与者,甚至是盗窃者。因此,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必须认真地梳理过去40年发展历程中,中国经济有哪些基本的经验值得总结,并将其上升到经济学理念的层面,讲清楚这些理念在哪些方面比传统的理念更为合理,更值得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如非洲国家借鉴学习。

01

德日美发展对经济学创新贡献有限,

总结中国经验意义深远

德国、日本等经济体的发展经验没有得到客观总结,美国经济学思想主要传承欧洲,思想层面的创新不多,因此,总结中国经验不仅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具有经济学学理意义。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最显著的特征和基本的经验中,应该说没有很大争议的,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不断地理顺、创新。高度概括地讲,中国的基本经验就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一直在帮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二者在同向使力。政府努力的方向,总体上讲与市场一致;市场的发展,总体上讲得益于政府的支持和培育。

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历程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并不完全属于首创。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意大利、日本这些赶超型经济体在发展最快的时期,都有政府帮助市场经济发展的情况,德国统一后的俾斯麦政府还创立了一系列创新性经济制度,包括基础教育和社会保障。在国际贸易领域,德国、日本等国都采取了相当程度的贸易保护措施,目的是培育本国的产业。很不幸的是,由于这些国家都走向了军国主义道路,以致其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在全球范围内没有得到客观的总结。

伴随德国经济起飞的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曾极力主张政府帮助市场发展,搞关税保护,但随着德国一战的失败,这一学派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影响力也让位于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所整合推出的新古典学派,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完全占了上风。

而美国的经济起飞历程相当特殊。美国直到一战前夕,仍然是一个极其封闭、靠高关税壁垒保护的经济体。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位国父级别的大思想家,他极力主张美国应该走政府强力干预和扶持新兴工业的道路,美国也应该推行强力的贸易保护。不过,汉密尔顿在政治上最终输给了托马斯·杰斐逊,其宏伟的治国理政愿景最终没有得以实现。但是,汉密尔顿留给美国的最大经济遗产就是他以美国的高关税作后盾,建立了统一的联邦国债市场,为美元成为国际货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美国人至今必须感谢汉密尔顿的远见卓识。

很可惜的是,由于美国早年缺乏经济思想家,再加上美国国内政治主谱系是强调民众自由,尽量减少政府干预,因此,美国早年非常成功的经济实践并没有被上升为经济学思想。至今为止,可以称得上美国本土原生的经济学思想家,无非是凡勃伦以及康芒斯。凡勃伦的贡献是批判,他批判的是美国新兴富贵阶层的炫耀式奢侈消费,而康芒斯则强调制度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但是其理论比较分散,以至于很快被战后科斯、诺斯、威廉姆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所淹没。

总体上说,美国经济的伟大崛起没有给经济学思想领域带来应有的烙印。战后美国的经济学思潮,主要传承的是维也纳学派和英国凯恩斯学派的思想。维也纳学派影响的是芝加哥学派,其代表人物当属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凯恩斯经济学思想传到美国,影响的则是东西两岸的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的阿尔文·汉森教授摇旗呐喊,尔后带出了一大批具有深厚数学功底的经济学家,其代表人物有保罗·萨缪尔森等。总体上讲,美国经济学尽管在战后成为了世界经济学界的主流,但是其思想主要是传承欧洲包括英国的,思想层面的创新其实并不多。

在这个大背景下,今天我们认真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基本经验,对于推动世界范围内经济思想的进步具有深远的经济学学理上的意义。那么,过去40年,中国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主要做对了哪些事情呢?我想,在三件大事上,中国的实践是有探索、有心得,非常值得总结的。

第一件大事,就是通过政府的积极运作,快速推动了一大批企业进入市场。

02

政府扶持企业,

推动新企业入市

过去40年,中国发展的经验之一是政府助力市场,通过积极运作,快速推动企业进入市场。政府此举的动力在于,经济发展不能只靠老企业扩张,而要靠新企业进入,在制度安排上,由于GDP考核的约束,更由于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收是企业税,政府必须扶持新企业进入市场,从而打造未来税源,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中国做对的一件大事,政府推动新企业入市,避免苏东式难题

经济发展最基本的经验就是不能靠老企业的扩张,而更多的要靠新企业的进入。回想一下,当年如果没有福特等企业的创立,美国的汽车行业不可能有今天,美国的经济也不可能有今天。上个世纪90年代初,哈佛大学商学院的两个教授试图研究前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发展,并写了一本非常接地气的书,名字就叫《从零开始》(Start All Over),基本观点就是苏联和东欧国家必须鼓励新企业的进入,因为改革旧的企业是极其艰难,甚至完全不可能的。回头来看,中国的发展恰恰走的就是这一条道路。今天中国发展最活跃的地区,比如深圳,过去是渔村,没有任何的产业;而今天发展相对困难的地区,包括东北,是老企业林立的地方,几轮的改革下来还没有完全成功。再比如,江苏、浙江一带新企业踊跃创立,才带来了当地经济的蓬勃发展。

那么,中国是怎样鼓励一大批企业迅速地进入市场,从而避免了苏联、东欧式困难呢?有人讲是完全放开市场,由企业家寻找资源,自我发展。从理论上讲,这个说法非常有吸引力,那就是一切放开,一切自由,企业就会蓬勃地发展。但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并非如此。

中国企业进入市场,绝大部分是企业家自己开球,踢出第一脚,而不是政府搞产业政策主导的结果,但很多企业都得到了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某种方式的帮助扶持。当然,政府的许多条条框框也限制了企业的进入,这些条条框框是改革的对象。几乎所有成功的企业都是寻找到了政府的直接支持,甚至是资金的支持,打破条条框框,最后成功的。

看看几个具体的例子。百度、搜狐等互联网企业在创办初期,当然是困难重重,各种各样的政府限制都有,但是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也给了它们各种各样的优惠条件,包括税收减免、办公用地补贴、人才引进等等。这类情况在传统的制造企业身上可能更加明显。

上世纪90年代初,江苏江阴有一个小型的农机修理厂,总经理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到上海大众汽车需要配套零部件,他当机立断,登门拜访。上海大众提出了苛刻的条件,要求他必须用进口的注塑机和模具生产。当地政府竭力支持,动用了政府的外汇额度,帮助这家企业进口了相关设备,令其得以迅速投产,获得了极高的早期投资回报率。如今这家企业已经成为给宝马、奔驰等主机厂配套生产零部件的知名上市公司。

再举个例子,某沿海城市近年来推出了院士创业港项目,拿出十几亿元财政资金吸引院士来该地创业。我问他们为什么愿意拿出真金白银,当地的政府人士告诉我,这项开支很值,因为他们所吸引的都是精心挑选过、具有一定产业潜质的院士,众多创新企业中只要成功一两个,其未来所创造的税收就一定能够远远超过政府给予的补贴。

地方扶持企业,动力在于税源来自企业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政府机构,尤其是地方政府,会有意识地帮助企业家克服各种障碍,成功创业呢?这当然有政治上的因素,因为各个地方政府的考核标准中都有GDP。唯GDP论英雄肯定是有偏差的,但在经济发展的早期也是有必要的。去年笔者参加哈萨克斯坦的阿斯塔纳经济论坛时,应邀参加了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召开的座谈会,我对他的建议是,要尽快编制和公布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指标,包括GDP,通过经济指标的竞赛,调动地方官员的积极性。

中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积极扶持企业进入创业和市场领域的另一个动力是财政税收。许多地方政府,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的政府,很会算经济账。他们的财政税收主要来自于企业,而不是消费者和居民。也就是说,房产税、个人所得税不是各地区的主要税收来源,其主要税收来自企业,所以,扶持新企业进入,是创造未来财政收入最主要的方式。这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个经验总结。

具体说来,对企业征税,比对个人征税更能够让地方政府与经济发展的主体紧密地结合。如果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是企业税,它一定会扶持未来的成功者,前提是地方官员有一定的长远眼光而非贪图眼前的物质利益。他们甚至会在短期内出台一些补贴政策,打造未来税源。而如果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源是个人所得税、消费税或者房产税的话,那么,地方政府主要的动力就是希望本地有更多的纳税人居住、帮助他们提高收入水平、提升本地房价。而影响本地居民人口、居民收入水平、房价水平的因素太多太多,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只是其中一个因素。

就像上面所分析的,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最直接的动力就是新企业的进入,地方经济要发展,必须有大量新企业快速进入,地方政府必须要对此予以支持。为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地方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必须是企业,这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条具体经验。

03

政府强力出手宏观调控,

加快市场出清

波动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过去40年间,面对多轮经济波动,中国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进行干预。除了4万亿为代表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最值得总结的调控办法是主动管理,通过行政手段消灭过剩产能,限制新进投资,加快产能出清,缩短调整周期,从而避免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由于行政干预比较生硬,可以采取政府与企业及早协商、订立企业“生前遗嘱”的方式,议定产能过剩时政府将以何种形式干预退出,这可以列入下一步改革的方向。

总结回顾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需要把握一个关键的地方,那就是既要指出过去40年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机制问题,分析仍然需要改革的地方;也要客观分析过去40年中国在努力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一些行之有效的实践经验,这些经验与许多发达经济体有所不同,属于中国自己的实践心得,应该总结提高到理论层面。如果说积极帮助企业进入市场,是改革开放的第一个经验,那么改革开放40年第二个经济学方面可以总结的经验,就是宏观调控。

强力宏观调控,应对经济波动

只要是市场经济,就会有经济波动,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律。尤其是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的那段时期,市场波动的幅度和频率非常惊人。最近我梳理历史资料发现,当时平均每7到8年就有一次周期性的阵痛。特别有意思的是,几乎每一次宏观经济的巨幅波动都是金融危机带来的。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写作了《资本论》,得出了早期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可持续的基本结论。也是因为这种巨大的经济波动,才催生了凯恩斯的《通论》,让他得出了政府必须干预经济的结论。而他认为,政府干预的主要手段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他看来,货币政策上,政府通过扩大货币发行,最终将使得利率走低为零,而且零利率是利率的下线,但即便是零利率,企业家也不愿意借钱投资,这其实预言了日本在很长时期内所处的困境。

当然,马克思和凯恩斯都没能看到今天中国经济的实践,中国过去40年以自己的方式交上了如何应对市场经济波动的答卷。中国经济过去40年以来,也经历了好几轮重大的波动。在经济波动过程中,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这些措施主要有两大类。

措施一:积极财政政策,稳定军心,4万亿总体值得肯定

积极的财政政策,并非中国原创,其他的国家也实行过,但中国与其他国家略有不同的是政府控制项目审批和立项的权力。最典型的就是2008年底到2011年所实行的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对于4万亿,学术界的观点比较分歧,大部分的学者认为4万亿不太合时宜,带来了一系列的副作用。我始终认为,4万亿计划总体上讲是对的,因为要把这一决策放到当时的情形下来评判才合理。

在2008年底的大形势下,没有人能够完全判断清楚国际金融危机将以什么形式、以多大的破坏力影响中国经济。4万亿计划分两年实行,每年的财政扩张力度约为GDP的7.5%,与金融危机前外贸顺差基本相当,初衷是应对国际贸易全军覆没的最坏可能,客观上讲起到了稳定军心,包括国际市场军心的作用。那几年,我参加了许多国际会议,包括达沃斯论坛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华尔街等方面组织的会议,国际社会的反应非常积极,许多企业家、学者叹息自己的国家也应该如此但是做不到。如果说存在缺憾的话,那就是4万亿退出的时机晚了一点,到2009年末,国内外经济已经出现了V型反弹,这时候4万亿的政策就应该及时退出了,更不应该通过银行扩大化了。

我一直认为,与4万亿的推出是否合理相比,更大的缺憾是当时决策者过于保守,没有利用好国际金融危机的大好时机,在国际金融界进行一些有前瞻性的长远战略布局,如果那个时候中国能够入股一些主要的国际金融机构,那么今天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态势就完全不一样了,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也会更加积极主动。

措施二:主动干预,消灭过剩产能,控制产能扩张

改革开放40年以来,宏观调控最主要的任务是应对产能过快扩张、投资的过快膨胀,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恶果。在这方面,中国的经济实践是最独特的,也最值得总结。当投资、产能扩张过快的时候,一般来讲,市场会出现产能过剩,产品价格会下降,通货紧缩会出现,失业率会上升。这种情况下,传统市场经济国家要不然会采取财政扩张的措施,人为地扩大内需来稳定市场;要不然袖手旁观,等待那些前期过多过早投资的机构或个人寻求破产保护,完成市场出清。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许多国家决策和执行财政刺激政策往往太慢,等经济周期过了以后,它才发力,另外,财政扩张政策用多了以后,往往会挤出一些私人的投资。而袖手旁观,等待市场出清,过程又来得太慢,导致市场陷入长期的非常痛苦的低靡。中国在这方面的经验特别值得总结。

从上个世纪末到2003年,以及最近几年,每一轮产能过剩的时候,中央政府采取的措施都是主动求变,强力要求相关产业消灭过剩产能。上个世纪末,主管经济工作的朱镕基总理直接下达命令,要求纺织、机电等行业消灭产能,最有名的是纺织行业的压锭限产。

2003年,当基础产业扩张过快的时候,政府明令不许新的企业投资,因此导致了铁本事件这样令人惋惜的案例,那就是政府直接出手,不允许私人投资者进入一些产能过剩的行业,尽管私人投资者反复声称责任自负。而最近一轮的去产能中,政府更是直接要求钢铁、煤炭、电解铝等行业强制性地退出产能。这些政策客观上加快了产能的调整,缩短了经济调整的周期。

为什么这些调控政策比自由市场经济的政策更有利于经济呢?其原因正如马克思和凯恩斯所分析的,投资者并非完全理性,有凯恩斯所称的动物精神。即便是理性的投资者,出于理性考虑,也愿意拖延,等待最后的结果。当产能过剩出现的时候,投资者往往会守株待兔,保守地等待,他们相信市场未来会好转,有时也过分乐观地认为自己的企业比别人的企业效率更高,愿意死扛。而这种单个企业愿意死扛的行为,叠加起来,在宏观上具有放大效应,这就导致了市场最后出清时间的拖延,拉长了宏观经济周期,从而造成宏观经济层面的低效率。

从另一个角度来总结这个经验就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政府在积极地干预宏观经济,尤其是当宏观经济出现过分扩张、产能过剩的时候,政府会直接采取行政手段,消灭过剩产能。这种政策在很多人看来是违反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的,但是他们并没有看到,市场经济本身在这方面是有缺陷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经验,不仅适用于发展中的经济体,对发达经济体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当然,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办法也是可以改进的。具体说来,可以在企业进入一些产业的时候,就设定一些前置条件,好比设立“生前遗嘱”,政府和企业通过协商讲清楚,如果出现了产能过剩,政府将以什么形式干预退出。这种事前预嘱的方式,既可以适当地减少企业过分进入的问题,也能够减少事后处置产能过剩的痛苦,更可以让企业拿出一定的投资资金作为保证金,用于安置企业退出之后失业的工人,这应该是下一步改革的方向。

04

有管理的开放

开放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但开放不等于毫无管理的完全开放,市场经济也不等于完全开放,美国、德国、日本在经济起飞过程中都实行了严格的贸易保护措施。中国也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有管理、渐进式的对外开放之路,通过对跨境资本流动、关税、重点行业的控制权和股权实施渐进式放松,使得各行各业在开放中学习,一步步具备了国际竞争力。当前,中国经济持续发展要求自己进一步打开贸易和投资大门,但这必须在国际上通过多边协商来解决,美国采取单边措施对中国的国际贸易施加惩罚性关税,在学理上站不住脚,也违反国际经济治理的基本原则。

开放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遍数全球实现了经济起飞或者是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没有一个是在封闭的条件下取得成功的。经济要发展,开放是必由之路。这其中的原因,其实非常之简单。那就是,对外开放强迫一个经济体中的各类主体不断地通过学习改进效率,同时,相关的政府部门也必须赶上国际标准,提高服务质量。开放本身就是一个被迫学习的过程。一个经济体对谁开放,就相当于要向跟谁学习,好比一个想提高学习成绩的学生,必须和好同学在一起上课、做作业、考试,互相讨论,共同切磋,共同提高。

这也好比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必须要参加各种各样的国际比赛。中国毫无疑问是经济开放的受益者。大量的企业从开放中学到了先进的技术,提高了管理的水平,几乎所有重要的商业模式也是在开放中学到的。比如说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办法,股市的交易规则,绝大多数互联网企业的商业模式,都是如此。中国经济要持续发展,还必须继续开放,这一点毋庸置疑。

没有管理的开放蕴含着巨大的风险

如果说开放是一个逼迫中国经济的主体参与国际竞争、与优秀选手竞争的过程,那么,参加什么样的比赛,和什么样的选手比赛,这一点需要精心管理。没有管理的、简单的、一步到位式的开放,蕴含着重大的风险。这至少表现在两个层面。

第一个重大风险就是在实体经济和金融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过早地开放资本账户,这往往会导致颠覆性的风险。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这样形容资本账户过早开放的风险:跨境资本流动对一个脆弱的经济体是重大考验,该经济体的弱点都会在资金自由流动的条件下被放大,即使一点点宏观经济的弱点,也将受到国际资本市场狂暴的惩罚(draconian punishment)。在这一点上,他说得非常准,设想一下,假如中国的资本账户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完全放开,那么每一轮唱空中国经济的国际大合唱,都一定会带来汹涌的做空中国股市、债市、银行的波涛,一定会带来狂暴的资金外流,一定会对中国经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这远远放大了实体经济的问题,世界上很少有新兴经济体能够经得起这种狂暴的惩罚。简单开放的另一大风险在于实体经济丧失了逐步学习提高的机会。

假如改革伊始,我们对实体经济没有任何的保护,一夜之间完全放开关税、外资股比等等限制,国外的产品可以自由进入中国,国外的企业可以在中国畅通无阻地设立子公司,那后果是什么呢?这就好比,让我们的少年篮球队和国际上最高水平的职业篮球运动员同场比赛。比赛的结果没有任何的悬念,国内的球员在这种被碾压横扫的比赛中,是不可能提高运动技能,也不可能学到比赛经验的。对于企业而言,也完全是同样的结果。

事实上,很多经济体,比如中东欧国家,由于完全开放,制造业基本上被总部设在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控制。在这个问题上,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在这一点上,他是少数派)曾经有不少论述。他说,一个新兴经济体,过早地参与完全的国际竞争是对自己非常不利的,甚至于是自杀行为。

有管理的开放:来自中国的经验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政府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走出了一条有管理的、渐进式的对外开放之路。这种有管理的开放,重点反映在三个方面。第一,对于跨境资本流动,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实施逐步、渐进式的放松。跨境资本流动,对于初始非常弱小的中国金融界和脆弱的宏观经济,能带来毁灭性打击,对这一点,中国经济的决策者始终头脑非常清醒。已故的斯坦福大学教授、经济学家麦金农在这个问题上,有非常精彩的论述。他的观点是,由于中国实行了跨境资本的有效管制,同时,中国政府对于金融行业逐步放开准入,因此在很长时间之内,中国金融业呈现出微弱的金融压抑,这就是说,储蓄者与投资者之间的利率差,是政府刻意保持的,通过这种方式,政府从金融行业赢得了大量利润,从而弥补了由于政府放开企业进入所带来的国有企业利润和税收的下降,补贴了政府公共财政的不足,这是中国宏观经济稳定最大的秘密。

第二个办法就是在关税问题上渐进式的放松。改革开放伊始,中国的关税比例是比较高的,很多产品的关税往往达到50%以上。这种比较高的关税,短期内保护了相关的本土企业。但是,在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的关税是逐步下降的,时至今日,中国的加权平均关税已经降到了个位数。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企业逐步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在开放中一步步摸索和学习,逐步提高竞争力。

第三,在一些重点行业,中国政府逐步地放开控制权和股权的限制。比如说证券行业,到最近为止,仍然有外资50%最高股权的限制,商业银行是20%的股权限制;再比如说汽车制造业,是50%的股比限制。通过这种限制,国内的投资者能够在和国外投资者共同经营的过程中,学习到管理的经验和生产的技术。时至今日,中国金融机构的管理能力与十几年前相比大幅度提升,国外独资的金融机构已经不具备压倒性的优势了。而部分中国汽车行业的投资者已经逐步掌握了核心技术和管理能力,包括吉利、广汽、长城等汽车厂商都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学习,取得进步。

持续推进开放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下一步的任务

中国的各行各业经历了40年改革开放的洗礼,尤其是加入WTO之后15年以来的不断考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国际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的开放是促进这些企业继续提升竞争力、提升效率,促进它们对标国际上最优秀企业的唯一途径。当然,这也是中国对外的承诺。

所以,中国下一步改革开放的目标就是逐步在实体经济领域完全对外放开,资本账户也应该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容量的变大和监管能力的加强以及金融机构稳定程度的上升,而进一步地放宽。这一个过程,不仅是国际上对中国的期望,更是中国经济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既不能用今天需要进一步的开放,否定过去有管理开放的合理性,也不能用过去有管理的开放的实践,来证明今天不开放的合理,而应该历史地、辩证地看待这一问题。

把中国的实践上升为理论

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许多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在国际贸易、在对外开放问题上是不公平的。他们看来,中国政府对自己的企业保护过多,关税过高,股比限制过多,构成了不公平竞争。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依据301调查结果所签署的针对中国国际贸易的备忘录,背后的理论就是中国政府的做法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原则。

对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在国际上给出明确的经济学学理层面的回答,要论证,中国已经是市场经济了,但市场经济不等于要完全地开放。事实上,美国、德国、日本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都实行了非常严格的贸易保护措施。美国直到一战前都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德国的经济发展也建立在对本国企业和市场严格保护之上,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的迅猛发展阶段也是如此。即使是今天的美国企业,也受到政府不断的保护和补贴。

金融危机爆发之时,通用汽车直接获得了美国政府的注资,华尔街大量的金融机构也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注资,而美联储更是通过货币政策的操纵,人为地压低了利率和汇率,这些都是美国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更不用说,人数高达近十万人的美国农业部,不断地通过各种各样的免费服务,如天气预报,给美国的农业和农民提供补贴。

中国这种有管理的、渐进式开放之路,完全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中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贸易争端,必须在WTO的多边框架下解决。中国也一定会进一步打开自己的贸易大门和投资大门,但必须通过多边协商来解决,美国等发达国家不应该采取单边的措施对中国的国际贸易施加惩罚性的关税。这在学理上站不住脚,也违反当前国际经济治理的基本原则。

总之,有管理的开放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伟大实践的一个重要经验,必须上升为系统的理论,在国际上推广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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