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特朗普对华政策全面转向，利益认知发生重大变化

现在，是中美关系面临挑战的时期。

在过去数年间，国际地缘政治平衡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国际舞台上动力机制的变化，加之国内政治环境的转变，加剧了紧张局势。特别是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任职以来，他很快倒转了以新自由主义秩序为基础的传统美国外交政策。

在特朗普治下，美国正在改变对华政策。 这不仅仅关系到贸易和对中国出口商品新征超过2500亿美元的关税，而是一次对华政策的全面改变，是美国对华态度的改变。更加根本的是，回应了中国对美国全球霸权的挑战。
 
数十年来，美国的政策根植于这样一种信念：支持中国崛起及融入战后国际秩序，中国的经济增长将带来开放、更加接受个人权利，从而达成中美更加广阔的共同事业。然而，中国在国内的重商主义政策和在国外咄咄逼人的态度，使得这一政策失去了信誉。

经过多年的酝酿，中国累计的挫败感导致对美国利益的认知发生了重大变化。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标记为“利用压榨性的经济来威胁邻国、并不顾美国及其亚洲盟国反对将南海军事化的‘战略竞争对手’。”

用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的话来说就是，特朗普强烈地感受到：中国从国际秩序中获益已有太长时间，美国却未能勇敢地对此表示反对。此外，博尔顿还将中国称为“这个世纪的主要问题”。他还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结构性威胁”。在他看来，美国必须在为时已晚之前遏制中国，“现在就是动手的时候”。

02
对华新战略的实质在于遏制和对抗

特朗普拒绝接触中国这一政策，正是他拒绝许多二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核心信条的典型症候。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崛起可以追溯至其在超过40年时间里，从美国的接触政策中享受到的益处。
 
该政策促使美国决定于1990年代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支持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于2006年建立高层经济对话，以及在奥巴马治下就双边投资协定展开谈判。然而，美国认为，中国并没有兑现提升透明度、提供更公平的市场准入以及加强自由化的承诺。

特朗普利用了这种不满和认为美国被“占了便宜”的情绪，执行了享有两党联盟广泛支持的强硬对华政策。正如《华盛顿邮报》记者约翰·罗金所言：“新的对华战略融合了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的鹰派观点，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的战略定位，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的经济民族主义立场，以及副总统彭斯以价值观为基础的主张。”

尽管在其他问题上立场对立，但这一联盟都同意特朗普对中国的打压。他们批评此前的政府，尤其是奥巴马政府，对多年来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军事扩张和“一带一路”倡议——其投资总额达到了马歇尔计划的好几倍，项目延伸到了欧洲，跨过印度洋到达了非洲，甚至跨越太平洋进入了美洲——的战略影响力为标志的咄咄逼人的海外行为回应太少。

03
美国希望就制裁教训或使中国屈服

从特朗普政府近来针对中国采取的激烈行动可以看出，他们认为：已经到了让北京为自己在承诺进行的改革方面缺乏进展而付出代价的时候了。正如前副总统乔·拜登的助理国家安全顾问厄利·拉特纳所言：“在美国几乎没有任何选区支持对华关系一切照旧。所有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表示：‘你必须对中国强硬。’”

那么，这些行动包括了什么呢？

副总统迈克·彭斯在哈德森研究所发表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说，将中国称为排在俄罗斯之前的美国最重大的威胁。在对美国的“干涉”上，彭斯声称俄罗斯与中国相比“相形见绌”，他表示“北京动用了秘密人员、前沿团体以及宣传出版物”来影响美国人并扭曲其认知。评论员声称，这番言论是“美国与中国展开冷战的官方宣言”，他们正确与否尚待时间检验。

事实上，于2018年9月末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新协定中所谓“禁止任何与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在未经美国同意的情况下与中国进行自由贸易”的条款，一定会令中国领导人感到愤怒。
 
在华盛顿的坚持下，这一条款事实上赋予了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未来希望与中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否决权。该条款禁止任何与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在未经美国同意的情况下与非市场经济国家（中国）进行自由贸易，并被华盛顿的贸易鹰派视作未来与关键经济体（如欧盟、英国和日本）进行谈判的样板以及孤立中国的武器。

在总统的支持下，国会通过了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该法案将授权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不仅仅审查对控股权的接管和收购，还可以阻止多种交易，包括合资企业和少数股份收购。受到两党压倒性支持的该法案并未将中国点明为自己的目标，但其意图无疑在此。该法案将使得中国商人更加难以投资具有战略重要性的美国公司。

04
美国大公司“对华的友好态度”已转变

许多进展导致了这一趋势。首先，北京在承诺的经济改革方面缺乏进展，这对其造成了损失。中国在美国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持者——商界。

多年来，北京可以指望美国大公司成为影响华盛顿决策的有效游说者。当克林顿总统考虑自己是否应该放松针对中国的贸易壁垒时，美国大公司为中国辩护，对国会进行游说，帮助北京以很大的优势赢得了永久性正常贸易特权，为中国扫除了作为持续达20年的反共政策的经济限制。当小布什和奥巴马强硬地表示要将中国标记为外汇操纵国时，美国大公司敦促其保持克制，两位总统也都放弃了这一做法。

如今，美国大公司正在停止运用政治影响力来缓和华盛顿反对中国的情绪。美国商界并未大声反对特朗普的对华战略，在游说白宫或国会将贸易战降级方面采取了等等看的态度。

美国大公司长期以来下了这样一个注：帮助中国将带来回报。但他们深感失望了。不但没有令竞争更加自由，中国反而加强了对金融市场的控制，并通过强化国有企业收紧了市场准入。当被允许进入市场时，代价则是建立合资企业和共享技术。根据美国商会2017年的报告，10家美国公司中有8家感到与前几年相比在中国较不受欢迎。根据AXIOS的数据，71%的美国公司老板赞成对中国征收更多关税。

05
愚弄我一次， 可耻的是你。愚弄我两次，可耻的是我

我们来看看“特朗普之国”，即分布在全美国的小镇。它们共同点很少，除了经济处境艰难和药物上瘾危机之外。它们都是普通美国人，面临着工资停滞、工厂关门、社群解体、失去收入等问题。

美国中西部工业区大批美国人丧失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特朗普对不公平贸易协定的抱怨令这些人产生了共鸣。他们感到，全球化在将廉价消费品带到美国和将工作岗位外包给海外的低工资劳动者的同时，摧毁了美国的制造业，压缩了工资，带走了工作岗位，并摧毁了他们的生活。

近来发布的受国会委托的五角大楼年度报告认为，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正在加剧。迄今为止，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的军事扩张以及在与南海邻国的海上边界争端中立场愈发咄咄逼人持许可的态度。

皮尤2018年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对网络攻击的担心甚至比对中国军力的担心更加严重。几乎有70%的受访者同意来自中国的威胁“非常严重”。华盛顿已愈发达成共识，认为中国对高科技领域统治地位的追求——即中国制造2025——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威胁。

根据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国希望在十个关键的产业部门实现自足，包括航天、机器人、电动汽车、信息技术、医疗产品、半导体，以及5G无线通讯。这将是铝业故事的重演，只是关系更加重大，因为谁控制了高科技产业，未来就将属于谁。

美国有句俗话，“愚弄我一次， 可耻的是你。愚弄我两次，可耻的是我”。中国将发现，如果没有美国的合作及获得美国的技术，要想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目标将是困难的。

另外，代际因素也在发挥作用。卡内基基金会的包道格最近写道，多数美国官员从事中国相关事务的时间只有大约十年或更少。

他们没有经历过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对于作为中美关系基础的“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没有个人记忆，对于邓小平低调处理外交事务的“韬光养晦”政策或是中国从文化大革命的极端年代走出的崛起过程缺乏理解。他们只知道一个强大、正在崛起、与美国竞争试图重塑亚洲——如果说不是世界的话——的中国。这些年轻的官员只有看到了中国真正的变化才能相信，除了冲突之外还有别的选项。

06
错误认知会导致错误判断

目前，我最为担心的是，错误认知可能会导致错误判断。一方面，美国人并未完全理解中国对美国态度的变化，这种变化早在中国现在的最高领导人上台前就发生了。另一方面，我也发现了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方面，中国的三大盲点。

盲点之一在于，自从十年前的西方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变得愈发自信，认为自己的经济体制——带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是比西方更加优越的模式。当下中国在金融自由化方面向后退，并加强了国家对市场及经济的控制，忘记了正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的增长和当下的繁荣。

另一个盲点在于，中国分析人士将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归因于美国的衰落。就国际而言，他们认为这种衰落是全球化及中国崛起这两股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就国内而言，他们认为美国愈发陷入政治两极分化和分裂之中。中国人认为，在特朗普治下陷入分裂且全神贯注于国内问题的华盛顿，太过脆弱以至于无法抵抗中国的优势地位，在亚洲尤其如此。

最后，许多中国人倾向于认为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意味着美国将撤退，减小对中国的压力，从而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扩张影响力创造空间。这种观点鼓舞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军方，这一想法——能够相对自由地以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重塑国际秩序并在海外展开行动，以取得支配地位——令他们愈发自信。

基于这些潜在的假设，中国官方常常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威胁视作一个衰落中的强国徒劳的挣扎。他们不认为美国的回应是真正表明美国将采取捍卫自己利益、损害中国利益的行动的信号。此外，他们还忽视了美国对中国观点的根本性转变，在特朗普政府之后这一转变仍可能继续。

这些错误认知是危险的，因为它们为我们有生之年爆发又一场中美冲突打下了心理基础。

改革开放初期照片

07
避免修斯底德陷阱
 
如今崛起中的中国已经走在了与当前的统治强国美国发生冲突的道路上。美国和中国能够克服困、避免修斯底德陷阱吗？
 
在许多世纪前，希腊历史学家修斯底德曾写道：“雅典的崛起以及这在斯巴达心中激发的恐惧之情，使得战争不可避免。”在过去的五百年间，当崛起中的强国威胁着要取代统治强国时——在16个案例中，12次都是如此——结果便是战争。
 
中国过去30年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毫无疑问是一个新崛起的大国，美国也毫无疑问是当今世界秩序的统治霸主。中国现在致力于通过“一带一路”将自己的模式和产能向世界扩张。毫无疑问，这符合“修昔底德陷阱”新崛起的大国对守成大国的挑战。

为了避免陷入这个陷阱，中国的领导层也一直在针对中美关系发出种种政策和话语。但是，现实地说， 要避免陷入这个陷阱，中国必须抛弃对美国的理想主义认知，而对其（或者任何一个其它国家）有一个清醒理性的认识。无论是对自己本身的国家利益，还是对他国的国家利益的思考，不能注入任何的理想和人为的感情。

中美之间越现实，越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毕竟， 从历史上看，国家之间也有和平的权力转移。 尽管中国的影响力在提高，但并没有能力独家来履行国际甚至是区域责任。美国的存在合乎中国的利益， 因此需要中美合作的空间还是巨大的。 

因此，中国和美国都有足够的智慧去吸取历史的教训。不仅这个地球更是容得下中美两国，就是太平洋两岸也足够容得下中美两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