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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稻葵:不能以保护民营经济为借口来保护落后产能
李稻葵:不能以保护民营经济为借口来保护落后产能
作者:侯润芳 | 2018/11/22 7:11:14 | 浏览:1361 | 评论:0

李稻葵:不能以保护民营经济为借口来保护落后产能

民企从未像现在这样引发关注。为何这两年民企处境艰难?一系列现象背后的实质是什么? 该如何救民企? 李稻葵建议,应该按照市场的原则一视同仁对待民企——既不要歧视,也不要专门地保护。尤其不能以保护民营经济、发展民营经济为借口,来扶持一些本来就该淘汰的企业,不能以保护民营为借口来保护落后。李稻葵认为,中国经济最困难的调整的阶段恐怕已经过去了。总的来讲,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要比改革开放40年以来许多阶段所面临的困难小很多:

1、我们此前的金融政策希望把整个杠杆率降下来就行了,这种“一刀切”的去杠杆是懒政行为,也属于金融政策不到位。

2、要调整金融结构,把加在银行身上的地方融资的压力拿走就行了。

3、监管只要做一件事,即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

4、中国经济最困难的调整阶段恐怕已经过去了。

民企的困境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必须经历的痛苦

新京报:为什么最近两年民企发展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在你看来,民企面临的困境是什么?

李稻葵:坦率地讲,民企面临的困境在本质上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缩影或者集中表现。中国经济要转型,各个行业都要升级、调整。与之相对应的,传统行业的集中度要提高。比如,汽车行业有上百家企业,随着集中度提高,很多汽车企业活不下去,这个过程当然是很痛苦的。此外,还有一部分企业要升级,从过去比较低的质量向高质量提升,以适应居民对高质量生活的要求或者国际竞争。

转型升级带来的痛苦对所有企业都“一视同仁”,人人都苦,人人都难,与国企、民企性质无关——比如,格力电器是国企,做手机还是失败了。这是因为现在手机市场竞争激烈,在行业集中度提高的过程中,很多手机企业必然要破产,就剩那么一两家,下一步手机行业还会进一步整合。

但为什么国企没有面临这些问题,没有听到国企的抱怨?这是因为,此次中国经济调整的焦点在下游,是下游的产业要转型升级,而大部分民企集中在下游,国企大部分集中在上游。而且,国企在前些年去产能的过程中已经经历了转型的痛苦了。现在国企的日子好过了,今年国企利润增速在15%左右。

民企面临困境还与金融政策以及金融结构改革不到位有关。我们前段时间的金融政策有点操之过急了。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有一个错误的理念,即把化解金融风险等于降杠杆。但实际上,化解风险的本质是什么?是去掉那些坏的杠杆、烂的杠杆。风险低的、高回报、高质量的好杠杆为什么不能增加?好杠杆的债券和贷款还应该增加。我们此前的金融政策希望把整个杠杆率降下来就行了,这种“一刀切”的去杠杆是懒政行为,也属于金融政策不到位。现在为什么民企得不到贷款?因为去杠杆之下政策收紧,其实不应该这么收紧。

应该给相关的金融机构明确一个目标,采取定向治疗、靶向治疗、精准治疗。比如,三年之内把已经报的烂账、呆账都给处理掉。

金融结构要调整、要改革。现在为什么民企得不到贷款?除了去杠杆之下政策的收紧,还有一个因素是——银行大量的贷款实际上最终流向了地方政府。

在过去这七八年,地方政府一直在搞建设,修地铁、修高速公路、修高铁站。地方政府哪来的钱搞这些建设?当然大量的是从银行借的钱,但这些项目都是长期项目,地方政府借的这个钱短期内肯定还不起。所以,地方政府找的出路是——找一个跟地方政府关系比较近的国有企业,拉一个国有企业搞一个PPP。哪有那么多的PPP?本质上不都是企业替政府去贷款吗?对于银行来说,他们都知道这些贷款最后都是由地方政府承担的,而在我们国家地方政府肯定不会破产的,没有违约风险,因此银行不用在贷款前做调查,而且这些处在上游的国有企业目前经营情况也不错。这些因素一摆,银行当然愿意把这些钱给国企了,而且是大额数量的贷款。而如果贷款给民企的话,还要做调查、还要评估风险、还要负责任。

新京报:那金融结构如何改革?

李稻葵:我们首先要承认地方政府现在借了很多钱,承认已经形成了一大笔的债务,其次要把这些债务明确化,变成长期债务,而不去从银行借贷,不去影响正常的企业贷款。必须专门给地方政府的债务设一个通道做长期的(比如20 年、30 年的)地方债,让地方政府在这个市场上去借钱。

我的建议是设立一个相当于世界银行一样的银行机构,专门用于向地方政府发放贷款。在一只手在金融市场发债融资的同时,另一只手去监管地方政府,去查地方政府的项目——如果项目合适,就发放贷款,项目不合适,就不贷款。

通过这个方式,把地方政府加给银行的借贷压力化解了。如果这事做成了,银行就解放了,就可以专心致志地给企业服务了,民营经济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根本上也会得到缓解。否则,银行会永远围着地方政府的项目和企业转圈,这就影响到了民企融资了。

新京报:有观点认为,因为国企和民企的地位不平等,导致了银行采取了一个差异化的信贷政策。

李稻葵:这个看法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问题本质是什么?本质是银行也是追逐利润的,目前国有企业处在产业上游,利润好。因为此前经营不好的国企在上一轮去产能中已经被淘汰了,现在留下来的国企都是经营不错的大型国企。此外,银行也明白,国企的贷款会有地方政府兜底。对于“嫌贫爱富”的银行来说,当然把这些国企当作优质资源。所以,民企融资难并不是因为身份,没有那么复杂,银行其实也是在商言商。

新京报:前一段时期,资本市场一度出现了“国进民退”的争议,你如何看这一说法?

李稻葵:我不同意这个看法,这一现象同样不是政策导向的意识形态问题,也是在这一轮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的特有的现象。所谓的“国进民退”这个现象和民企融资难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

但怎么解释这一现象?现在一些国企和央企因为产业结构布局在上游,以及周期性等因素,现在还是能盈利的状态。但与此同时,很多民企在经济转型中碰到了困难,要重组合并或者破产出局。

既不要歧视民企,也不要专门地保护,一视同仁最好

新京报:最近监管出了很多支持民企的政策。在你看来,应该怎样救民企?

李稻葵:按照市场的原则一视同仁最好。一视同仁就是——既不要歧视,也不要专门地保护。我想强调的是,目前在中国经济产业调整和升级的过程中,肯定会死一批企业的。不能以保护民营经济、发展民营经济为借口,来扶持一些本来就该淘汰的企业,不能以保护民营为借口来保护落后产能。在上一轮去产能的过程中,国企已经调整了一轮。现在很多下游的企业产能过剩,在民企集中的下游产业调整的过程中,很多高杠杆、面临破产的企业,该出清的企业要坚决出清。

此外,对于目前民企面临的融资难问题,只要做对两件事就行了——第一,把金融政策搞对了,不要一刀切地收那么紧,不要盲目地把去杠杆作为目标;第二,把地方政府借贷从银行那里“割走”,让地方政府去债券市场融资。只要把这两件事处理好了,处在第一线的银行自然会判断什么样的企业值得放贷,什么样的企业不值得放贷。

新京报:很多人批评监管的手伸得太长了,微观行政干预痕迹过强。如何能够实现“既尊重市场,又能够弥补市场失灵”?

李稻葵:从大的方面看,要调整金融结构,把加在银行身上的地方融资的压力拿走就行了,使得银行真正为企业服务。在具体政策上,监管政策动不动是次要的。

监管只要做一件事就行了,即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不要把企业的控股身份作为放贷的标准,作为判断企业金融风险高低的标准。

新京报:现在监管出的措施,主要集中在银行、股市、债市等金融领域。现在支持民营企业民营经济是不是只能从融资方面入手,你是否有其他的一些建议?

李稻葵:其他的建议就是要尊重市场。改革开放40 年的一个法宝就是,地方政府积极帮助企业家解决问题,这一条不能丢。但在过去一段时间,因为反腐等原因,政府不敢和民营企业家来往了。我们在调研中碰到很多民营企业家,他们反映现在政府不管企业了,政府把民企当成路人,甚至病人,这是不对的。

市场不是真空存在的,不是说企业一点都不需要政府管,还是需要政府来发挥作用、帮助企业解决问题。这一条可能比融资还重要。

中国经济最困难的调整阶段恐怕已经过去了

新京报:今年很多人为中国经济忧虑,你如何看待当前的中国经济?

李稻葵:我觉得,中国经济最困难的调整阶段恐怕已经过去了。

回顾改革开放40 年的历程,中国经济最困难的历程有三个阶段:首先是上世纪90 年代初,当时是高通货膨胀之后的经济低迷;第二个阶段是在90 年代末,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加上国企改革,上千万的职工下岗,而在当时商业银行出现了资不抵债的局面;第三个阶段是2012 年至2015 年这段时期,严重的产能过剩导致很多企业利润下滑,出现了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连续50 多个月负增长。

回顾历史看今天,我们今天面临的困难相对之前的困难要小多了,容易多了。现在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基本稳定,上游企业利润可观。中美贸易摩擦还在持续中,现在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在GDP的占比是4%,而在金融危机时,这一占比远比这个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经济的创新能力有了大幅提高,研发在GDP 的占比到了2.1%了,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了。中国的研发的总量,按照美元计算,也和美国差不多很接近了。中国在科研创新上在往上升级,换位想一下,美国人为什么着急引发贸易摩擦? 因为美国有一种不安全感,认为受到了中国的威胁。

当然中国经济还面临很多问题——要调整金融结构,结构调整了,很多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要合理应付中美贸易摩擦。今年很多企业抢出口,所以外贸在今年不会拖经济后腿,但明年就可能拖后腿了;要在经济转型期帮助能转型的企业转型,妥善安排要出清的企业;国企改革也要到位,现在很多国企因为占据上游的资源,所以利润可观,但国企的效率还要进一步提高。此外,科研的创新能力也要进一步激活,目前科研创新潜力还有很多没有发挥出来,比如给科研人员的回报不够。

但总的来讲,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要比过去面临的困难小很多。从经济增长目标看,今年经济增速预计在6.6% 、6.7%,实现年初的目标没有问题。我也呼吁大家不要着急,沉下心来。

同题问答

1. 新京报:2018年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经济事件是什么?

李稻葵:中美贸易摩擦。美国今年在中美贸易方面咄咄逼人,咄咄逼人的背后实际上是“外强中干”。如果美国还像从前那样自信的话,还用得着怕中国吗?中美贸易摩擦还会持续,中美关系也开始进入矛盾频发的新阶段。但总的来说,我觉得不会进入“冷战”,因为中国方面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2. 新京报:2018年中国经济最大的一个亮点是什么?

李稻葵:2018年中国经济最大的亮点是经济结构有所调整,研发投入、创新能力在上升。此外,从4月的博鳌论坛到近期的进博会,中国摆出了进一步开放的姿态。

3.新京报:2018 年的哪项改革措施是你最关注的?

李稻葵:我最关注中国对外开放的一系列改革。比如,汽车的关税要逐步下降。现在中国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等有较强的抗打击能力,竞争力较强,不必担心金融开放带来的冲击,金融业的开放还有很大的空间。我觉得,证券业应该完全开放,中国的证券公司完全扛得住外资“走进来”。但资金方面不要乱动,资本不能在境内外“乱窜”,资本项目的开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辩证考量去杠杆的目的和方式方法

(李稻葵 厉克奥博)

  今年4月份到10月份,理论界出现了一些思想和认识上的混乱,部分不明就里的评论者,说民营经济已经完成历史使命,可以靠边站,由国有经济接管。这既是完全不懂基本的经济规律,也是违反国际上最基本的政治经济常识。

去杠杆的目的是为了让金融体系更加健康

 当前,经济领域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中央政治局于10月31日召开会议就经济形势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简单可以总结为,国内经济基本面没有问题,但是包括金融在内的相关政策要调整。中央政治局没有机械地强调去杠杆,而是要求把握好相关政策的力度和节奏,稳住就业、金融、外贸、外资、投资和预期。这是中央对形势判断的一个重大转变。

  为什么称之为重大转变?因为我们的金融政策在上半年出现了一些问题,有值得商量的地方,特别是在执行过程中,有的地方把重点放在笔者称之为“机械地、粗暴地、一刀切地去杠杆”上了。去杠杆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去杠杆?是为了让金融体系更加健康,是为了把杠杆里面低质量的债务去掉。所以说,去杠杆去的是烂杠杆,这个过程与好的杠杆增加一点、优质的贷款增加一点是不矛盾的。根据笔者的计算,中国的储蓄率是38%,比国家统计局的略低一些。美国的储蓄率约为15%,其中家庭储蓄率是0,完全依赖企业储蓄。日本的储蓄率约为25%。相比之下,中国明显是一个高储蓄率的国家。一个国家储蓄率高意味着有大量的存款者希望把自己的金融资源配置到投资项目上从而获得回报。这个需求依靠什么途径实现呢?一个基本的常识,依靠金融中介。

  具体来说,这里面无非是两个渠道。第一个渠道是股权渠道,既可以通过私募股权市场,也可以通过正式的股票市场。尽管这两个市场发展很快,但是从总量上来看,在新股发行最快的2017年,通过股权渠道的融资量仅占社会融资总量的不到20%,其中股市占7%左右,IPO更是只占到1%。事实上,把储蓄变成投资的更重要的渠道是债券渠道,这是美国、英国、德国的经验,也是所有金融市场的基本经验。因为作为金融工具来说,债券的要求比股权低得多。比如某人办企业,他要让笔者投资,而笔者与他又不十分熟悉,那么只要能看到他有车和房子,笔者首先愿意投资的是债券,因为风险低,如果他经营得不好,可以把抵押的资产交还给笔者。最极端的情况下,即使他没有资产,承诺按照每年一定的利率支付利息,如果发生违约,笔者还可以去法院起诉他。但是,如果笔者把资金给他换来10%的股票,签完字之后,他一拍屁股走了,该怎么找他?一年后他说股票亏损没有分红,笔者显然也打不了官司。因此,债券是所有国家最基础的融资工具,尽管美国和英国股票市场非常发达,但他们规模最大的金融工具是公司债。

  上半年我们的金融政策有些地方是一刀切,一说去杠杆就胡子眉毛一把抓,委托贷款必须要缩小,银行间的融资渠道必须要逐步减少,贷款总规模要控制,地方政府发债规模也要控制,而且今年到了年中还不给新指标,这样做金融市场显然会出现紧张。金融不像房地产,金融的影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西城区的某一个银行不贷款,可能海淀区马上就感觉到了,因为资金是流动的。

  现在,我们的金融政策开始得到纠正,下一步可以怎样调整? 笔者认为,第一要保证企业正常运行,在企业正常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化解不良资产;第二要给金融机构明确的化解不良资产的指标,不论这些机构公布出来的不良率是2%还是3%,这些不良资产3年之内必须化解掉。中国有充足的拨备,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中国有着较高的储蓄率,杠杆率比别的国家高一些是正常的。日本储蓄率是25%,总债务占GDP的350%,没有人担心日本马上会出现金融危机。华尔街的一些人很不理性,笔者与他们交流非常多。在最近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上,笔者与他们交流,问他们理性何在?中国杠杆率比日本低多了,其中国债加地方债占GDP比重不超过50%,怎么能说中国就有问题呢?因此,我们自己的经济研究要跟上,不能跟着华尔街的一些经济学家人云亦云。

网上传言民营经济靠边站,全靠国有企业,完全是不负责任的言论

  今年4月份到10月份,理论界出现了一些思想和认识上的混乱,部分不明就里的评论者,说民营经济已经完成历史使命,可以靠边站,由国有经济接管。这既是完全不懂基本的经济规律,也是违反国际上最基本的政治经济常识。国际社会上,只要是本国企业,不论他是民营经济还是国有经济,都会忠于自己的政府。

  举个例子,英国石油公司在民营化之后难道就不听英国政府的话了吗?事实显然不是。2006年,国际石油价格飞涨,英国石油公司利润翻了一番,多赚取了上百亿英镑,这时英国政府决定对其征收超额利润税,英国石油公司没有怨言,很快交了这个税,而且还宣称自己这是为国家做出了贡献。按照有些人的理解,政府凭什么给民营经济加税?英国是民主法治国家,英国石油公司可以到法院告政府,为什么没有告?4年以后有了答案。2010年,英国石油公司遭遇了墨西哥湾漏油事件,美国政府为了本国石油商的利益,想趁机置英国石油公司于死地。为了帮助英国石油公司渡过危机,时任英国首相卡梅隆上任后第一次出访美国目的之一就是为此事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交涉。经过双方谈判,最后罚款了事,使英国石油公司躲过一劫。

  为什么英国石油公司面对英国政府征收超额利润税的要求时没有任何抱怨?为什么英国政府极力帮助遇到困境的英国石油公司?这充分表明英国石油公司与英国政府本质上是自己人。

  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这既是中国自己的道理,也是国际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基本规律。网上传言民营经济靠边站,全靠国有企业,完全是不负责任的言论。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都需要政府帮忙,反过来他们也必须在关键时刻帮政府的忙,帮社会的忙,这样才能确保整个社会的平稳健康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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