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国经济究竟会不会“二次探底”？这一争论从7月以来热闹非凡，触发市场忧虑的事件源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经济半年报。

　　今年7月中旬，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2010年上半年GDP增速为11.1%，增速较第一季度的11.9%明显放缓。其中，第二季度GDP增速为10.3%，同样大大低于第一季度增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在上海坦言：“今年5、6月份开始，包括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在内的一些经济数据有所下滑的确是有些出乎意料。未来几个月投资增速也可能有所下滑。”

　　7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发布《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2010年中期）》（下称《报告》），十分鲜明地提出了未来几个月中国经济将面临“次萧条”的看法，并认为中国宏观经济“远虑”（长期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甚于“近忧”（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目前宏观经济繁荣、高涨的局面具有强烈的短期性和虚假性，上半年宏观经济产出快速增长，价格快速回升的态势，并不能说明我国经济已经步入持久上升周期。

四季度爆发“次萧条”，但不会“二次探底”

　　《报告》称，今年中国宏观经济虽然不会出现“二次探底”，但GDP增速将出现强劲的逐季回落的趋势，多重经济下滑力量，如出口增长回落、房地产投资下降带动固定投资下降，去年同比数据较高的翘尾因素（指上期物价变动因素对下期价格指数的延伸影响）等，将在今年第四季度同时爆发，使中国出现“GDP季度增速跌破9%”、“CPI月度增速回落至2%左右”、“总量平衡和动态再次恶化”的“次萧条”局面，从而导致2011年宏观经济景气大幅度下滑。

　　何谓“次萧条”？杨瑞龙给出的定义是，“次萧条”是指宏观经济已经走出衰退，在反弹后再次出现经济的下滑，从而导致经济出现振荡、波动、分化的底部运行特征，但下滑幅度还不足以构成“二次探底”的标准。

　　而“二次探底”，针对中国的情况，《报告》给出的定义是：销售、就业等宏观数据连续4个月以上出现大幅度下滑，并使得GDP增速连续两个季度跌破8%。

　　今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虽然延续了去年二季度以来的强劲反弹，许多指标都达到了近年来同期高位。但是，这种经济反弹和复苏是建立在强劲的刺激性政策等因素之上。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严重依赖于刺激政策的延续以及世界经济不确定性的复苏等，因而其增长态势具有短期性、脆弱性、多变性等特点。

上海率先“见顶回落”？

　　自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学者就开始热衷于对于经济复苏态势的预测，包括U、L、W、V在内的英文字母成为各方预测经济走势的直观符号。

　　6月初，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明确表示，中国经济V形反弹的格局已经形成，而支撑这一轮V形反弹的基础，是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保持着15%以上的增长速度。固定资产投资全年维持25%左右的增速基本没有疑问，外部需求亦不会因此次危机而出现明显萎缩。

　　事态果真那么令人乐观？一个月之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报告》却看到了经济“V形反弹”背后另一面。杨瑞龙认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存货回补”，因此反弹的基础不扎实、趋势不稳定、动力不明显。

　　所谓“存货回补”，是指企业由于受到经济危机实质和心理影响，在经济危机时会大量清理库存，从而导致经济略有好转就有大量补充货源的需要。但这样的补充货源行为并不代表市场存在强大的消费能力，而在经济指标上会表现为数据强劲增长。

　　《报告》认为，存货回补效益带动了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速的高位运行，也是下半年经济快速回落的原因之一。特别是多重下滑力量将在第四季度同时爆发，进而导致四季度投资、出口明显下滑，出现“小幅回落引领加速下滑”的情况。以房地产为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认为，四季度伴随房地产价格下降，固定资产投资也会有较大下滑。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上海的经济增长情况相比全国往往是快一拍到半拍，具有先行指标意义。上海经济增长从五月份开始已经出现见顶回落的迹象，前高后低将导致上海三季度出现各种因素叠加的状态，对于上海经济的影响比较大，而全国经济出现类似情况会在四季度。”

新动力在哪里？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轮经济大猜想的过程中，国外机构在中国经济将放缓的问题上并无分歧，但在放缓程度上分歧巨大。

　　长期看好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摩根大通证券（亚太）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主席龚方雄“一反常态”，表示出了担忧。他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目前，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尚未完成，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房地产与外贸，而这两驾驱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马车将逐渐熄火。如果全球经济出现二次探底，中国经济增速将呈前高后低，第四季度GDP增长或低于8%。

　　不过，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发布的《2010年亚洲展望及策略年中总结》指出，即便考虑到包括地方债务、房地产调控政策等方面影响，今年中国GDP增长仍可保持10%，或许要到明年，中国GDP增速将放缓到9%的水平。

　　根据《中国经济周刊》从花旗银行、汇丰集团、渣打银行等外资银行的分析报告中获悉，这些国外机构普遍对中国刺激政策逐步退出、房地产新政出台、地方投融资平台清理、经济转型存在难度等因素或将拖累中国经济表示出了不同程度的忧虑。

　　与之相较，瑞士信贷董事总经理兼亚洲区首席经济学陶冬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虽然中国经济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从长远来讲，中国新的超级因素在于城镇化。城镇化可以使得中国的消费走向下一个阶段，农村人口大量进入城市会引爆一轮消费热潮。

　　目前中央政府希望把城市化作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而高房价是反城市化的，中央已经很明确地看到了这样一种情况。从目前种种迹象表明，决策层不太可能重拾房地产来挽救经济下滑。

　　目前宏观经济制定应当为适应周期性的过渡期和结构调整的拐点期服务，而非绝对地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其一，宏观经济目标应该适当调低，并适当调高通货膨胀的目标。其二，不宜过度采取行政措施寻找下一个周期的增长源泉。其三，短期宏观政策应该注意下滑力量的滞后性和同步爆发性，重视调控政策叠加效应等。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表示，大家不应该对经济下滑过于担心，速度回落不一定是坏事，牺牲一点速度，换来的是更长期、更健康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