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中国近期的诸多自然及人为因素叠加的灾难，让我们意识到现有中国城市化浪潮，其实具有风险。 这种城市化模式表面上有许多华丽之处：地理上辐射到毛细血管的高速交通和城际高铁网络，丛林式的泛亚、泛珠、泛东北亚、泛太平洋中心等。但是细看背后，它存在一些认知危机：现有的城市化浪潮和世界许多国家一样，是建立在一种“增长”（growth）模式和“增长想象”（fantasy）基础上的。

社会学意义上“病态”

　　从人类学意义上，几乎任何一个中国大型城市都存在一组悖论组合：交通系统愈来愈发达，人们乘坐交通工具上班的时间越来越长；硬体建筑越来越多，城市人个体和社会交际空间越发逼仄；信息系统越来越复杂和先进，反常识的“知识型文盲”越来越多；个体的疾病想象和社会的疾病体质造成城市人群的病态消费。

　　中国城市通常有一种泛色情的环境（包间、雅座、会所、俱乐部等成为一种常识性色情标签），男性信仰泛补阳饮食的同时，女性信仰滋阴和丰乳的食疗。在城市，无处不在的堕胎广告（甚至有针对特殊人群的大礼包和优惠服务，有则广告宣称堕胎之后再馈赠子宫附件检查）与求子壮阳广告并置。

　　面对这种城市化症候，我们应该反思的是“发展、增长、提速、加快”等词汇存在的内在矛盾，并真正思考“减长”（de-growth）这一可能。所谓的减长建立在反资本、反消费的环境主义立场之下，它并不是要求个体牺牲幸福“增长”的机会和社会“发展”的可能，而是强调一种适度消费、适度设计、适度发展的新“增长逻辑”，淡化对硬度、速度、频次的崇拜，平衡对硬体建筑和基本设施的投资，将社会资源转移到真正具有公共性的艺术、音乐、家庭、文化、社区、人伦的项目上，使人可以像人一样的生活。

“减长”是未来唯一出路

　　作为个体而言，需要一种新的崇尚简单的生活理念，以减少社会集体对化石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透支。以往的增长崇拜和硬体崇拜，滋生了错误的经济学模式和城市经济体系，它通过刺激消费和过度消费来运营城市，通过量来获得质，最终质、量共失。

　　“减长”的城市思维则强调一种节制、理性和有限性。它强调发现一种非消费性“增长”模式，比如通过循环、流动、志愿行为、互享共利，甚至是人类学意义的礼物流动，来重建一种城市和社会微循环，例如任何一个城市的知识个体可以通过它的知识来反哺社会，最终每个个体通过这种社会流动，获得一种来自其他同侪群体的人际礼物。

　　其实洛根早在1971年就建立一个减长和生物经济的模型，它分析了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和现代物理学，如何忽视了物理上的有限性以及热动力的第二定律：即当熵增加时，有用的能量被不断耗竭。正是基于此，人类不能设计和追求一种无限量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模式。

　　而“减长”的意义不仅是对城市化病症的解毒途径之一，同时还可以在不同城市之间和地域之间，形成一个基于人情、怀旧、家庭、人伦、游历、探友、怀乡的“软体”重建。中国城市化的未来，如果有关键词，它是柔软、柔软、再软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