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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发展不均衡的超大社会，我们的科技现状很难与西方做准确对比，自我评价注定是一场“乱仗”。最重要的或许是国内要保持积极向上的集体心态，国际上要减少遏制我们的阻力。实现中国发展的稳健与平衡，应是我们超越各种争论的目标。
刘亚东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与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这本来是常识，不是问题。可是国内偏有一些人，一会儿说“新四大发明”，一会儿说“全面赶超”，成为“世界第一”，说得有鼻子有眼，而中国实际上是在别人的地基上盖房子。
我们今天一些喜大普奔的科技成就，比如大飞机，人家半个多世纪前就有了。我们今天一些正在苦苦攻关的重大项目，比如载人登月，美国1969年就已大功告成，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差距。这位总编辑批评舆论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弯道超车”是个伪命题，认为它成了投机取巧的代名词。浮躁和浮夸是中国科技界流行的瘟疫，很多科技工作者耐不住寂寞，坐不了冷板凳，总想走捷径。
刘的演讲可谓是舆论场近段时间对中国能力反思的一种代表性声音，这波反思是中美贸易战、特别是美国用停止供货对中兴通讯“一剑封喉”触发的。前一段时间舆论场上“厉害了我的国”的骄傲感比较突出，而中兴事件之后，互联网上又充满了“中国都不行”的沮丧感。
有官方身份背景的人对夸大中国的成就进行批判，刘亚东的演讲可谓来得正逢其时。
我们认为，第一，这样的矫正是需要的，提醒中国人要谦虚，不要忘乎所以，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有这样的持续发声无疑是有益的，会有助于中国社会的集体清醒。
第二，中国要实事求是地认识自己，客观判断世界，但真正做到这一点又是很不容易的。中国社会中，包括学术界始终存在过度自信和妄自菲薄两种倾向，从政治上说，鼓励社会自信些和主张多检讨国家的问题也有各自的必要性，因此实事求是其实是个动态、复杂的过程。
第三，就中国真实科技水平而言，有两点都需要承认，一是我们确实取得了长足进步，而且速度惊人，加上中国工业部门和科技发展的全面性，让美国和西方产生了真实的危机感。二是我们的水平与美国还有巨大差距，克服这些差距需要不止一代人的艰苦努力。
第四，我们主张对上述两方面的认知都应当是充分的。刘亚东的演讲集中在了第二个方面，那么多人支持他，这其实反映了中国社会存在着希望对内加强反思、对外多展示谦虚的集体自觉。“闷声发大财”的思维方式在中国有着雄厚社会基础，很容易被激活。
第五，之前个别教授鼓吹中国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等方面“完成对美国的超越”，遭到了舆论的自发猛烈批评。那场风波已经证明，夸大中国的成就比起把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说得严重些，在中国是更不被舆论接受的事情。
第六，无论实际情况如何，从国际上看，美国和欧洲都有大量宣扬中国将超越西方并造成颠覆性威胁的“盛世危言”，也就是说，自我危机感看来在不同国家都在发挥激励、动员社会的作用。整个世界都未必是冷静的，国际竞争出现一定的情绪化。
第七，在世界大变动的时代，焦虑和不自信在全球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中国也是一样。这个时候搞国民信心激励需要很谨慎，因为如果方法不当，很容易产生负效果，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
中国作为发展不均衡的超大社会，我们的科技现状很难与西方做准确对比，自我评价注定是一场“乱仗”。最重要的或许是国内要保持积极向上的集体心态，国际上要减少遏制我们的阻力。实现中国发展的稳健与平衡，应是我们超越各种争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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