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关总署昨日公布数据显示,12月以来中国进出口表现均远不及前值和市场预期,且同比增速均为负值。25个月以来进出口首次同时负增长,进一步确认了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也引发部分学者的担忧——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将呈放缓趋势,加之中美贸易冲突的长期性特征,今年中国外贸形势不容乐观,尤其一季度出口可能非常糟糕。
应对我国外贸的进出口双弱格局,一方面国内逆周期对冲政策亟需加大发力;另一方面,外需强弱会显著影响国内逆周期调节政策的力度,我国有必要大力探索外需的多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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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环境复杂严峻,12月数据不及预期
中国海关总署今日公布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进出口总值高达4.62万亿美元,以人民币计超过30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其中,进口额首次突破2万亿美元,达2.14万亿美元,增长15.8%;出口额2.48万亿美元,增长9.9%。全年出口贸易顺差3517.6亿美元,收窄16.2%,为2013年以来最低。
但是从12月数据来看,我国进出口表现均远不及前值和市场预期,且同比增速均为负值:按美元计,中国12月进口同比-7.6%,预期4.5%,前值3%;出口同比-4.4%,预期2%,前值5.4%。
纵向对比发现,中国12月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创2016年12月以来最大降幅,12月以美元计价的进口创2016年7月以来最大降幅。25个月以来进出口首次同时负增长,也进一步确认了经济下行压力,从而引发部分学者的担忧——
12月以美元计价出口同比创两年来最大降幅,表明抢出口效应已经基本消失。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或许已经得到验证,加之中美贸易冲突的长期性特征,今年中国外贸形势不容乐观,尤其一季度出口可能非常糟糕。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李魁文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19年我国外贸发展最大的隐忧是: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依然较多,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世界经济增长可能有所放缓,跨国贸易和投资可能受到拖累。目前,主要国际组织已经纷纷下调了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增速,比如近期世界银行下调了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从3%下调至2.9%,这反映出对国际经贸走势的担忧。
“外部环境还是复杂严峻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依然较多,加上基数抬高等客观因素,外贸增长速度可能有所放缓。” 李魁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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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形势难言乐观,产业外移值得警惕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伍戈分析表示,影响我国出口的因素可分解成全球经济增长、抢跑效应、关税冲击和人民币汇率。
全球经济增长方面,2018年以来欧洲和日本经济发展出现疲态,韩国出口也趋势性下行,中国外贸难以置身事外。华尔街见闻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表示,2019年如果美国经济不再一枝独秀,全球经济托底支撑将消失,中国进出口面临的局面将更加恶化。
世界银行此前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增长在2018年仍将保持3.1%的强劲势头,但在明后两年,随着发达经济体增长减速和出口大宗商品的主要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复苏渐趋平缓,全球增长将逐渐放慢,2020年底减速至2.9%。
中泰国际研究部宏观策略分析师指出,预期在2019年,美国将大概率继续推进基于美加墨、美日欧协议的新型国际贸易关系,这一过程叠加发达经济体增长放缓,国际贸易对新兴经济体外溢红利将大概率消退。
抢跑效应方面,2018年1月至10月,我国出口表现普遍超出市场预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关税预期导致出口提前。但市场方面普遍认为,随着2018年底中美和谈预期增强,关税继续提高预期消散,前期抢跑效应已被透支,目前我国进出口已进入“补课”阶段。
关税冲击方面,缩小贸易逆差并非美方唯一诉求,知识产权保护、歧视性许可及对外投资等仍将左右中美经贸关系,且不排除美方在其他领域寻求遏制中国的可能。中长期来看,中美贸易并非简单的经济问题,双方在包含贸易在内的诸多领域的长期博弈在所难免。
除此之外,伍戈指出,贸易摩擦下产业外移对我国的影响值得持续关注。近日,一篇名为《我为什么离开中国?——一位民营企业主在飞机上的临别诤言》的文章在网络上流传,文章内容指出,产业外迁将对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产生致命影响。
人民币汇率方面,市场方面预计,在美元贬值预期下,未来人民币汇率或难持续贬值,甚至不排除在今年上半年企稳甚至升值的可能性。换言之,尽管弱势美元为我国国内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提供了一定空间,但对于出口部门而言,人民币升值对出口的负面影响仍有可能在今年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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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走势同样不佳,进出口呈双弱格局
伍戈指出,进口贸易额由进口的数量和价格共同决定,但历史表明价格因素(原油价格)更是影响我国进口贸易额变化的关键。
据彭博统计预测,2019年WTI原油价格将重回63-66美元/桶,高于当前的46美元/桶。尽管如此,油价同比增速仍将在今年大部分时间里维持低位(年末跳涨受基数影响)。随着内需走弱特别是油价徘徊趋稳,2019年我国进口有望回落至低位。
伍戈预计,今年我国进口增速将由2018年的17%降至4.5%左右。出口乏力叠加进口走弱,2019年我国外贸将呈现双弱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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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探索多元化外需以承托外贸压力
外需强弱会显著影响国内逆周期调节政策的力度,有必要大力探索外需的多元化发展。
一方面,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作为应对外贸环境变化的重要抓手。展望2019年,“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有望成为我国出口的一个稳定性力量。
另一方面,英国金融时报评论文章指出,欧元汇率对经济增长呈现出领先规律,暗含着2019年欧洲经济好于预期的可能性。若2019年欧元区经济表现尚可,中国对欧洲的出口也有望保持相对平稳。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可发展以第三国作为“通道”的迂回出口方式。
中美互征关税以来,中国进口大豆的结构变化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窥见全球供应链重构的趋势。据报道,每年4-10月中国主要从巴西进口大豆,11月到来年3月则以进口美国大豆为主。2018年7月中国对美国进口大豆征收25%关税后,中国从巴西进口大豆的比例在9-11月连续保持在94%以上,进口巴西大豆绝对量的降幅要大大弱于往年同期。这说明,巴西或已经成为中美两国之间的外贸“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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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出台稳增长政策以提振经济动能
随着全球增长放缓及人民币贬值压力释放,叠加贸易摩擦冲击,国内逆周期对冲政策亟需加大发力,以提振经济动能。
最近约一周时间内,发改委、央行、财政部、商务部、人社部五位部长轮番亮相,从促进消费、扩大投资、减税降费等方面做出详细部署,表明逆周期调控政策发力稳增长正在路上。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日前表示,在扩大居民消费方面,将制定出台稳住汽车、家电等热点产品消费的措施。“现阶段投资需求潜力仍然巨大,关键是选准领域和项目,将进一步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规模,进一步加快中央预算内投资下达进度,并提前下达一批投资。”
央行行长易纲在接受采访时对稳健货币政策的“度量”进行了阐释:稳健货币政策松紧适度的“度”,主要体现为总量要合理,结构要优化,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易纲提出,针对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一是保持战略定力,稳住宏观杠杆率;二是妥善应对外部重大不确定因素对金融市场的冲击。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充实应对外部冲击的“工具箱”。三是加强政策协调,继续有序化解各类金融风险。
财政部部长刘昆表示,2019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简要概括就是要做到“两加大”和“一提高”。
刘昆介绍,“两加大”,就是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和支出力度。第一,加大减税降费力度。一方面,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坚持普惠性减税和结构性减税相结合,重点减轻制造业和小微企业负担,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推进更为明显的降费,清理规范地方收费项目,加大对乱收费查处和整治力度。第二,加大财政支出力度。根据经济形势和各方面支出需求,适度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同时,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支持重大在建项目建设和补短板。而“一提高”,就是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商务部部长钟山上周五表示,2019年商务部将从供给侧发力,继续深入实施消费升级行动计划。具体而言,2019年商务部将着力做好“一促两稳三重点”——促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办好进博会、妥善应对中美经贸摩擦、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和探索自由贸易港等三项重点任务。
他认为,要认真落实贸易强国行动计划,推动外贸“稳中提质”,首先要优化国际市场布局,拓展30个左右重点市场,提升发达国家市场,拓展发展中国家市场。还要优化商品结构,支持装备制造等高质量、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张纪南10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年将从加大失业保险费返还力度幅度、提高创业担保贷款额度,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工作,提供大规模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加大对困难人员就业援助等方面入手,多措并举稳就业。
张纪南重点强调在四个方面下功夫:一是为企业减负担增活力,二是突出重点群体精准施策,三是强化培训提高劳动者职业技能,四是保障权益兜牢底线。另外,人社部指出,目前要多措并举促进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