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人这样描述一群典型的精英名校大学生：他们双修专业，擅长体育，谙熟多种乐器，掌握几门外语，并参加为世界某贫穷地区组织的援助项目，而且仍有精力发展几项个人爱好。总之，于内，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于外，扶贫济困魅力无限。这些年轻人的身上散发的是自信、自乐和自足。我们似乎不得不向这一群内外兼修、无所不能的精英名校生投以一种羡慕敬仰的目光。

这就是我们对当今这些头顶光环的年轻人的印象，他们就是“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最后赢家。

但是现实与我们的印象大相径庭：从我教过的学生中，包括我在美国各大校园接触过的相当数量的学生以及过去多年曾经与我通信的几百位学生，再加上我曾经阅读过的学生自我心理分享的文章来看，当那层不可一世的自信和完美无缺的光鲜外表被剥离之后，你会惊讶地发现，这群年轻人身上寄居着令人窒息的恐惧、焦虑、失落、无助、空虚和孤独。

我们都承认，学生在高中阶段承受巨大的压力会导致精神焦虑，那么同样是这群学生，他们进入大学之后，这一切会不会自然地得到改善呢？

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说明，这群学生根本不会自愈。

一项以大一学生为研究对象的大规模调研发现，大一学生的自我心理健康评估已经跌落至25年以来的最低谷。美国心理学会曾经公布一份名为《大学校园的危机》（The Crisis on Campus）的报告。该报告中提到，接近一半的大学生觉得自己“无望”；接近1/3的学生承认“在过去的12个月中，由于心情过度低落而影响到了自己正常的生活”。

大学校园的心理咨询服务的需求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攀升，现在几乎门庭若市，应接不暇。在接受过服务的学生群体中，被诊断有严重心理障碍的数量翻了3倍，接近整体人数的一半。

作者：威廉·德雷谢维奇

从高中到大学，这种情况根本没有丝毫改善，而且事情在进一步恶化。大学给予了学生们自己决策的权利和自由，这种突如其来的自由需要的是强大的自理、自立和自控能力，但是很多学生并未对此做好充足的准备。

面对挑战，越来越多的学生会选择依赖抗抑郁或者抗焦虑的药物来帮助自己应对困难和诸多的不适。有些学生会选择中途休学或者梦想着休学。

类似的挣扎绝非个案。一位在普林斯顿大学负责教学的老师就经历过一件这样的事。他回忆道：“前几天就有一位本科生备受学习压力的折磨，在我的办公室里讨论毕业论文的时候，晕了过去。”

另外有一位正在从斯坦福大学办理转校手续的学生也分享了他的心声 ：“如果要出人头地，出类拔萃，那么就是要完全配合并服从于这个系统。我看到过我身边不少朋友，为了成绩和简历，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友情、爱情、个人探索、课余活动等等。而这些牺牲恰恰又是构建一个人内心和灵魂的基石。”

一位耶鲁大学的学生说道：“我的一位朋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真相——我也许在受罪，但是我若不曾受罪，我怎么可能成功被耶鲁录取。”

孤独的力量是强大的。我之前的一位学生曾经这么说：“在耶鲁就读时，我根本没有时间去建立真正的感情。”另外一位耶鲁学生告诉我，她甚至到大四才懂得放缓脚步，结交真正的朋友。在那个时候，去看一场电影甚至都是件新鲜事。

《哈佛杂志》（Harvard Magazine）最近的一篇文章这样描述擅长社交的哈佛学子：他们总是在赶场，忙碌着从一场活动赶往下一场活动，见朋友就像快餐式的约会；这种交际如同黑夜里在茫茫大海中行驶的船，只见轮廓，不见实体。

这些年轻人擅长广交人脉，但是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跟真实的友情大相径庭。大学的恋爱无非就是各取所需，《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专栏作家罗斯·多纳特（Ross Douthat）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这种现象：男女之间存在的“炮友关系”就是为了在最方便满足自己生理需求的同时，又可以把主要的精力投入职业的发展。

一位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生在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直言不讳地讲出：“我自己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大学里，我总是非常忙碌，而且我喜欢的对象也总是很忙碌。我们根本就难以维持一段有内涵的恋爱关系。”

我们当今的名校大学生，对成就和成功有着一种被压迫式的追求：他们都觉得自己必须要以最高效的方式去完成自己的目标，从而再接着去追逐下一个更高更伟大的目标。

这种被动的压迫和紧张导致了这些名校生不能从容地去发展一段深刻的感情，遗憾的是，这些深刻的感情是可以化解他们身上这种无时无刻追求成就的压迫感的。

更糟糕的是，这种被动的压迫并非是建立深刻感情的唯一阻力，比它更具杀伤力的是名校生们内心的恐惧，他们害怕在他人面前示弱，担心自己成为一位众人眼中的屈服于压力的弱者，因此他们拒绝示弱。

这些名校生从中学到大学，是一群被公认的“斗士”。他们似乎浑身上下都洋溢着自信，而这种自信正是遭到了自我形象保护和满足社会预期的绑架。

当迈入大学之后，竞争更加激烈，更加广泛和深入，学生们左顾右盼，环视四周，倍加感受到他人比自己更聪明，更加突显“高处不胜寒”的处境。此时此刻，他们选择了谨言慎行、乔装自己，其实内心却是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斯坦福学生中流传着一个名词叫“斯坦福狂鸭症”（Stanford Duck Syndrome）。想象一下，一只悠闲的鸭子在湖面上逍遥自在地漂过，水面之上的平静掩盖了水面之下鸭掌的疯狂拨动。

在麻省理工学院一位学生的个人网站上，发布了一篇标题为《崩溃》（Meltdown）的文章，这是一位大二学生在发泄自己的无用和愧疚以及常常伴有的“压倒式的孤独感”。这篇文章得到疯传，至少有十几所高校的同学都产生了共鸣。有人留言说：“谢谢你的分享。其实我们经常都有同样的感受，但是很少会去承认。感谢你的勇气，能够把自己的心声公之于众。”

来自波莫纳学院的学生曾告诉我，在这所号称全美大学幸福指数排名第四的高校里，学校为了维护快乐的形象，费尽心思推动校园活动，学生们备感压力，却必须展现给公众一个完美的形象。

除了因朋友之间关系脆弱而感到孤单，这些年轻人与自己也没有建立起来深层的关系。从“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开始，这些名校生经历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磨炼”，甚至是“魔炼”：学校俱乐部、乐团、大小团体（音乐，体育等等）、AP课程、SAT考试、晚间活动、周末安排、夏季课程、体育训练、课业家教、“领导能力”、“为他人服务精神”，等等。为了完成这些，为了能够“修成正果”，学生们已经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思考自己的追求，包括对大学的憧憬。

从小到大，这些年轻人为了名校的炫目光环而奋斗。而在这个过程中，人生的目的和内心的热爱从未被给予足够的尊重，从未被思考和探索过。当他们被艾姆赫斯特学院或者达特茅斯大学这样的名校录取之后，不少学生迷茫了。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去那里，他们也不知道下一步又要做些什么。

《有目标地工作》（Work on Purpose）一书作者拉拉·加林斯基（Lara Galinsky）曾经与我交谈，她指出，年轻人并不擅长关注与他们有内在联系的事物。我之前的一位耶鲁大学学生告诉我：“你不可能告诉一个耶鲁学生，去找你的挚爱吧。我们大多数人不知道怎么去找。

我们只对成功充满热情。这就是我们初到耶鲁时最真实的状态。”

哈佛大学的本科学院前院长曾经说过：“太多的学生，在头一两年里就如同在跑步机上循环，突然有一天感受到危机骤然降临，如美梦初醒一般，对自己之前所有努力付出而到底为了什么感到惶恐。”

一位来自康奈尔大学的女生更加坦白地总结了自己的过去、现状和将来：“我讨厌自己的活动；讨厌自己的课程；厌恶高中里所做的一切，而将来的工作也将会是令人厌恶的。我将如此度过余生。”

成年人大都对这些现象没有意识，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审视事物的角度错了。在过去，对于一位成绩全A的学生，我们大概能够推测，他的生活方方面面都是平衡健康的。但是现在同样是成绩全A的学生，他的生活可能存在很大的隐患。

斯坦福大学的一位牧师罗比·帕特里西娅·卡琳-纽曼（Rabbi Patricia Karlin-Neumann）曾经披露：“我们的学生，不管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总是有办法取得全A的成绩。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看清并认识到自己的困境，而不要被争取高分的目标掩盖了自己的双眼。”

之所以难以发现隐患是因为这些年轻人擅长掩盖自己的问题。当我在耶鲁工作时，在很大程度上，我并没有意识到我自己的学生并不快乐的严重性。只有当我不在耶鲁任教，脱离了那种师生关系或者学校和学生的关系时，不少学生才愿意敞开心扉。之前书中谈到的那位到了大四才交上真正朋友的女生，在外表看来，给人的感觉绝对是很积极正面的——风趣，友好，真实，聪颖，并且不是那么咄咄逼人。

另外有一位学生，同等的优秀，相当的合群，之后向我承认，自己在大学期间其实极其煎熬。可以想象，当这些学生在高中毕业之际，已经身经百战，他们知道如何讨好自己的老师和教练，懂得如何跟自己父母的朋友调侃

（父母的朋友又是一群名校毕业、小有成就的社会精英）。在这些历练之下，这些学生在大学之前已经锻炼成一群彬彬有礼、讨人喜欢、亲和帅气、口若悬河、八面玲珑的才子佳人。而正是这些外在的形象同时被他们“内化”了，相信自己就是如此的幸福并有成就。

倘若这些煎熬是出自学习本身，这也已经够让人受罪的了，但是事实恰恰相反。美国最顶尖的大学往往容易自我陶醉于学生的优秀：他们的SAT平均成绩，来自高中前10%的占比，录取门槛的高端，加上我们崇拜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每年排名所出的数据等等。

千万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如果仅仅从学习成绩的角度来衡量今天的这些精英学子，他们是绝对能应付所有的挑战的。

你若了解这些骄子在整个过程中是如何被培育，如何极其苛刻地被筛选，那么他们在学术上有如此高的造诣，自然是理所当然之事。

这群年轻人如果在体育竞技场上，那么他们就是全明星运动员，从小就已经接受严格训练。无论你要求他们做什么，他们都会做到。不管他们面前放置了什么样的障碍，他们都会清除。

我的一位在顶尖大学教书的朋友，曾经要求她的学生背诵18世纪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写的一首30行的诗歌，她课上的每一位学生，都能够逐字逐句地背诵，而且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

当她在课堂上让学生默写出这首30行的诗歌时，就如同在看一群汗血宝马竞赛。

问题关键在于，许久以来，学生们对教育的认知已经固化：回答问题，完成作业，考试得高分。在他们的教育中，大局的认知是很薄弱的。他们懂得如何做好一位“学生”，但不懂得如何思考。

在一次跟一位在州立大学分校教书的朋友交谈时，这位朋友抱怨他的学生不懂得独立思考；相比之下，耶鲁学生虽然会思考，但也只是在我们要求他们这么做的前提之下才会去做。

进一步来说，我所任教过的常春藤盟校的学生往往都是聪颖、有创意并思维缜密的年轻人。我非常喜欢跟他们交流并向他们学习。但是总体来讲，大部分的学生只是甘于服从学校给他们设计好的框架。鲜有对思考本身抱有极大热情者。更少有人能够领悟到，高等教育是人的一生中智慧的成长和探索的一部分，而且这个旅程必须是学生本人为自己设计和践行的。

对学生的洞察并非我一人独创。我的一位在艾姆赫斯特学院任教的朋友曾经与我分享过这么一个故事：他的一位学生为了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来找他寻求写作方面的帮助，但是这位学生之所以现在有时间寻求帮助，是因为他已经被医学院录取。倘若他现在还是大一或者大二的学生，他肯定不会额外花时间来学习写作。另外一位在一所顶尖的文理学院教艺术的朋友说，她的学生是非常愿意接受创造类的挑战的，前提是做这些事能够帮助他们拿到A。

我在耶鲁大学的一位教计算机的同事提出了更大的怀疑 ：“我很难想象如今的耶鲁本科生会花整个周末的时间卧床吟诗或者是与电脑为伍，编写一套突破性的iPhone手机软件。”他难免回忆起自己在20世纪70年代读大学的时候，“当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校园里对各种事物激情四射的奇才和怪才遍地开花，而他们也让大学的生活丰富多彩。”

学生无止境地追求课外活动，不仅仅侵占了自己的空余时间，更牺牲了理智探索的机会，结果就是，他们根本没有任何时间能够全身心地去倾注于某种挚爱。

大卫·布鲁克斯和其他一些观察者发现，如今已经再也没有那种随时随地可以发生的知识分子性质的对话了。而来自布朗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康奈尔大学、波莫纳学院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也发出了类似的感慨。一位普林斯顿大学大四学生在一封写给我的信中有这么一段话：“我在暑假期间往往要比在平时更高效，更有创造力，做更有意思的事情。我真的想了解这其中的奥秘。”

来自另外一所学校的一位女生在写给我的信中透露了一些关于她在耶鲁就读的男友的境况：在上大学之前，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阅读和写短篇故事上。上大学三年之后，他已经变得极度不自信，令人惊讶。

对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问题，我的那些在公立大学读书的朋友根本不会去思索，比如独自用餐的现象是否会被人解读成是“社交弱者”，但他会去思考，并产生焦虑。

为了能够在众人面前表现得博览群书，对任何耳闻过的书籍，他都会快速阅读该书的首尾两章并囫囵吞枣式地阅读大量的书评，以便自己能够快速全面了解书的内容。而他的这些行为只为我一人所知，同时我也知道，他并非不喜欢阅读或者学习，而是为了能够在众人面前滔滔不绝地讨论，比起一个人安静地读书，在人前讨论有着明显的社会奖励。

当然，任何现象都是有例外的。那些纯粹的追寻者、思考者，甚至是“怪才”，他们不管学校和周边人群的想法如何，他们就是以最纯粹的方式去追求并获得教育的真谛。但是往往是以这种心态求学的人，在现在的大学里显得另类。

一位耶鲁学生说：“耶鲁并不能够善待探索者。”另外一位学生说，她的一位朋友因为耶鲁非常令人窒息，因此选择了转校。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个学生表达的遗憾：这种窒息是来自与周边人的强烈反差——当你身边的人并不在乎出卖自己的灵魂时，你却要去关注并滋养自己的灵魂，这几乎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

我所列举的案例往往与耶鲁大学有关，原因并非是我有意针对该所高校，而是因为我过去的教学经历大部分时间都在耶鲁。

事实上，我认为相比较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杜克大学和华盛顿大学那种血淋淋的职业化教育，以及相比较于反理智型的院校，如普林斯顿大学和达特茅斯大学，耶鲁排在这些综合性质的顶尖大学前面，它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上是最优秀的。这里暂且不与文理学院比较。

如果耶鲁在这个群体里已经算是最优秀的，那么这个最优秀的也是够糟糕的了。我所说的可能令人惊悚，但绝非危言耸听。

倘若说我在过去的几年里搞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今日的这些名校大学生在迈入大学之前，既不是一群温顺的绵羊，也不是一帮无畏的机器人，更不是一些极少数的极端愤青。绝大多数学生如同他们的师哥师姐一样，处于中间地带，十分理想化并带有一份孩子般的纯真，他们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并试图追寻其中的奥秘。恰恰还是这群学生，同时又不得不与进入名校所造成的心理和精神上的压力相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