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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未来30年大转型, 敢问路在何方?如何应对挑战?
何帆:未来30年大转型, 敢问路在何方?如何应对挑战?
2019/1/20 14:54:00 | 浏览:1368 | 评论:0

何帆:未来30年大转型, 敢问路在何方?如何应对挑战?

2019年是一个新的开端,我们处在这么一个时代:旧路标已经消失,新秩序尚未出现。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最重要的3个助推力是工业化、城市化和技术创新。工业化带动了第二产业,城市化带动了第三产业,而技术创新改变了所有产业的面貌。但这种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未来,有两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一是逆全球化这个很大的变量;二是中国真正优势,即应用技术的领先。而年轻人则需要去寻找的是能够带来“反转”的“新事物”。对未来要有更多的耐心,除了看到风险,还要看到各种机会;也要有更多的好奇心,才能够看到在2019年之后的各种机会。

2019年是一个新的开端。

过去的一年,人们感受到中国经济遇到的各种冲击:中美贸易摩擦、经济增长回落、股市下跌。他们会感到焦虑和担忧。旧路标已经消失,新秩序尚未出现。

在历史上的重要转折时期,身处其中的人们往往懵懂不知。虽然中国历史上从不缺惊涛骇浪、沧海桑田,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很难再有像以后的30年这样令人激动人心的岁月了。

我们已经进入一片没有航海图的水域,历史从来都是一位“魔术师”,一系列重大的变化将挑战我们的认知。

未来30年的样子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沿着时间之河顺流而下,我们大致可以知道未来30年的模样:

1.中国的GDP规模超过美国只是个时间问题。按照普华永道的预测,中国在2030年的GDP规模会超过美国,印度会紧随美国之后。

2.中国的人均收入从中等收入迈进高收入也只是个时间问题。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大约在2021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会超过12055美元这道高收入国家的门槛。

3.中国进入老龄社会乃至深度老龄社会已是大势所趋。2016年年底,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2.3亿,占总人口的16.7%,到2025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至少有3亿。

4.据国际能源组织预测,大约到2040年,石油峰值将会到来。能源格局的调整,势必搅动全球政治经济。

5.按照《生命3.0》作者、物理学家迈克斯·泰格马克调查,大部分科学家认为相当于人类水平的通用人工智能大约会在2055年甚至更早出现。技术奇点,在我们有生之年就可能降临。

有一些结果我们现在就能预测,但这不代表着我们能知道未来。一个GDP规模比美国还大的国家会如何影响世界格局?在中国加入高收入国家俱乐部之后,中国人就能从此过上童话般的幸福生活吗?……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人工智能会怎样替代人类的工作,什么时候会替代我的工作?

过去30年最重要的3个推动力

上述问题我们都不知道答案,又怎么去判断未来的趋势呢?我的思路是在“慢变量”中寻找小趋势。

什么是慢变量?举个例子,天气预报能告诉你台风即将登陆,海上会有大浪,但是只看天气预报,就不知道海上有波浪的真正原因是——月亮和太阳的引潮力引发的潮汐现象。天气是快变量,月亮和太阳是慢变量。

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教授是个观察慢变量的高手。他写过一本厚达700多页的著作《美国增长的起落》,让比尔·盖茨等人坐立不安。因为戈登教授打破了“科技会让人类的明天更美好,未来的经济增长会比现在更强劲”这一技术乐观主义者的预言。

戈登教授说,美国在1870-1970这100年间出现了一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经济“大跃进”。这次经济“大跃进”是由影响了我们衣食住行的一系列创新带来的:从电到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空调和电梯,从汽车、轮船、飞机到城市化,从电话、电报到新闻、零售……

那么,20世纪90年代由电子计算机引发的“新经济”呢?戈登教授说,对不起,这只是一次小规模的“回光返照”。从历史的大尺度来看,电比电子计算机更重要。

原来很多司空见惯的事物竟如此具有革命性。举个例子:

假如有一栋中世纪欧洲贵族的城堡和一套21世纪的公寓让你选,你选哪一个?当然是选21世纪的公寓。虽然中世纪的城堡巍峨壮观,但它没有和其他房屋互联互通,没有给水、排水,没有电灯、电话,没有Wi-Fi。

一个19世纪的农庄和一个20世纪的超市你选哪一个?你应该选20世纪的超市。虽然19世纪的农庄不用化肥和农药,产出的都是有机食品,但没有食品工业的发展,食物无法保质保鲜,你很可能会吃坏肚子,甚至可能会饿死。

抽水马桶和智能手机,如果只能选一个,你选哪一个?我选抽水马桶。

慢变量就是这样一种一旦打开就无法合上的趋势。有了电,就有了家用电器,妇女的家务劳动才大幅减少,才能够大幅进去劳动力市场;有了电,就有了电梯,有了电梯,才能盖摩天大楼,人们才能更加密集地居住在城市里;城市化会带来公共卫生设施的改善,公共卫生设施的改善又大幅延长了人口的预期寿命。

这就是慢变量的威力。

戈登教授的思路给了我们启发。如果你观察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只要去看三个最重要的推动力就行:工业化、城市化和技术创新。中国过去只有第一产业,也就是农业。工业化带动了第二产业,城市化带动了第三产业,而技术创新改变了所有产业的面貌。

在这三个推动力下,中国快速发展。阿里巴巴总参谋长曾鸣教授把中国过去的创新称为“穷人的创新”。过去中国消费者收入水平太低,对价格敏感,企业想方设法压低成本适应市场。这个过程中,培养出一批极其剽悍的企业。

但这种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收入水平过了某个门槛之后,关注的就不仅仅是价格了。急剧扩张的中产阶层催生出中国的“市场红利”,中国国内消费市场的规模已经超过美国,但中国企业在核心技术方面仍很落后,可是,中国企业在商业模式创新方面又非常大胆、超前。

未来的全球竞争就像铁人三项赛,1.5公里游泳之后,还有40公里自行车赛,之后还有10公里长跑,一项比赛的终点就是下一场比赛的起点,中国还能坚持下去吗?能得第一吗?我们要看看未来的变量什么。

未来不可忽视的两股力量

1.中美之间要合作,除非火星人入侵

2018年,最大变量就是中美贸易战,现在还没有完全结束,到底会如何发展所有人都很关心。

2018年在钓鱼台国宾馆,一位中国女外交官问原哈佛大学校长萨姆斯:中国应该干点什么才能够回到中美合作原来的格局?萨姆斯支支吾吾,环顾左右而言他。

一旁的《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看不过去了,他说算了,别羞羞答答了,我把话挑明,中国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引起美国的警惕。如果中美之间要出现合作,除非什么呢?除非火星人入侵。

他讲的当然是一句玩笑话,但我们在这里能够看到在2018年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中美关系出现了转折,美国正式把中国定义为它的战略竞争对手。

我们不仅仅应该把特朗普看作一个人物,而是看作一个现象:美国出现了一群人,想要下全球化的列车,想要下科技进步的列车。

这对我们很多中国人来说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全球化不是很好嘛,大家一块赚钱,科技进步不是很好嘛,科技进步能够带来更多的生活便利,为什么要下车呢?

一个国家进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一定会带来赢家和输家,比如美国的跨国公司苹果卖了这么多的手机,在中国赚了这么多的钱,它是赢家。但是美国有很多蓝领工人在这个过程中会失去工作,所以他们会变成输家,这些人就会说把车停下来,我要下车。

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方向都是对的,但是大家要记住,变革的方向加上变革的速度才共同决定变革的收益,就是由于过去全球化的速度太快了,所以这些人受不了了。所以逆全球化是个很大的变量。

在全球化和科技进步两件事情上,中国人的看法不一样。中国人就像早上挤地铁的乘客,拥挤的人群如同潮水,后面的人推搡着前面的人,在不知不觉中发现自己已经被挤上车的。

因为享受了全球化福利,所以我们对全球化、科技发展就乐观的多,这也是美国忧虑的原因。美国其实并不是担心中国在某一项核心技术超过他,是担心背后的这种民情、这种体系会决定了中国在技术应用方面跑的比美国更快。

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在中美贸易战过程中爆发了中兴通讯事件。中兴作为全球最大的手机制造商之一,遇到了美国的制裁却被打的毫无还手之力,这就提醒了很多中国人我们的核心技术不行,那怎么办?我们要发展核心技术。

2.中国真正优势:应用技术领先

发展核心技术当然很重要,但不能忽视我们真正的优势——发展应用技术。

劳动力成本在上升,原材料价格在上升,环保的压力越来越大,现在越来越难以把成本降低。如果没有办法继续把成本降低之后,中国的企业还有什么创新的优势呢?我们在2018年至少看到两个小趋势,中国的两个红利。

第一个红利,工程师红利。在1997年、1998年,中国遭遇了东亚金融危机,因为担心可能会出现失业的问题,所以中国开始大学扩招,招了更多的大学生。读了4年大学发现找工作还是很难,那怎么办?研究生扩招。所以最后中国培养出来一大批被严重低估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我们经过20多年不懈的努力,现在终于成功地又把博士的工资压的比保姆的工资还低,不用白不用。

第二个红利,我们还看到中国的一个红利,有巨大的市场。所以我们可能会带来市场引致型的技术创新。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高铁。大家想一想,高铁的核心技术其实最早不是在中国,是欧洲人、日本人想出来的。你牛为什么不来发展高铁呢?为什么中国成了一个高铁大国呢?因为只有中国才有如此巨大的市场。

按照同样逻辑,闭着眼都能想出来,很多核心技术到最后一定会到中国来。全球治理空气雾霾最核心的技术到最后一定是在中国,你管它是挪威人想出来的还是奥地利人想出来的,你想出来没有用,那个地方没有霾。印度有霾,但是他们买不起。唯一有雾霾又能买得起的地方,那就是中国,万里江山一片霾。

我们再去想一想,全球未来能够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最先进的技术一定会出现在中国,因为中国正在以一个前所未有的规模、从来没有见过的速度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

所以恩格斯讲,社会需求对技术进步的推动比10所大学都大。考虑到中国的大学不怎么的,在中国这句话要改一改,社会需求对技术的推动至少比100所大学都还要大。

社会为什么焦虑?

西方社会谈论一代人时往往会以20年、30年为时间单位,中国人往往以10年为单位。社会变革影响了每一代人性格,60后略显世故,70后更为务实,80后最是疲惫,90后稍觉轻佻。

我们感觉差别很大,但如果我们把视角拉长,你会发现他们其实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我们可以把这个人群称为“坐上快车的人”。

“坐上快车的人”会相信一些共同的观念:

经济增长会一直持续下去;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全球最高的;经济增长能够提高每个人的生活水平;下一代人的日子一定会比上一代人过得更好;个人靠努力奋斗一定能改变命运;要重视子女的教育,因为“知识改变命运”,而“知识改变命运”指的是只要孩子上最好的小学、最好的中学、最好的大学,就一定能找到最好的工作;最好的工作是指在金融机构的工作或在政府部门的工作,前者收入更高,后者更有保障。

如果拉长历史的视野,你会发现,你所熟悉的那个过去的时代是极其特殊的。那是个草莽英雄出没的年代,在这群草莽英雄看来,没有规则和秩序,没有任何值得敬畏的东西,也没有任何先例可循,凡事都要亲力亲为,一切都是靠“试错”找到边界的,而边界又在不断变化之中。

但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高速经济增长已经结束,全球化的鼎盛时代已经落幕。收入不平等问题、代际冲突问题都会变得更加严重,这些问题在未来社会里就像房间里的大象一样显而易见。

我们之所以悲观,正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的那些模式——不管是增长模式、商业模式、就业模式、教育模式,还是管理社会、管理全球经济的模式,似乎都不管用了。越来越多的人会明白,靠奋斗改变命运这种信念是经济高速增长时才有的奢侈。

敢问路在何方?

草莽英雄们可以对此熟视无睹,但年轻人要想出路。

旧的事物会被清除,新的事物也会落伍,你需要去寻找的是能够带来“反转”的“新新事物”。

举个例子,在高科技领域里,广州有个无人机公司叫极飞,邀请我去看他们无人机的应用,说去的地方有点远。我想广州的公司,远能远到哪里去呢?无非韶关。结果一下子把我带到了新疆。

为什么在新疆呢?因为新疆是中国主要产棉区,棉花产量占中国总产量的74%。过去主要靠人工采摘棉花,棉铃开裂后变成坚硬的刺,很容易刺破手指,一天下来,雪白的棉花带着血迹,影响棉花品质。

而且雇人成本也在不断上涨,2010年时,采摘一公斤棉花1元,2015年时候已经涨到2元,5年翻了一倍。

想要机械采棉就要喷洒落叶剂,让棉铃成熟后,棉花自然落下。过去喷洒落叶剂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人工,另一种是用拖拉机。人工成本越来越高,拖拉机开进棉田会碾压棉花,导致减产。

极飞发现,无人机的机会就来了。真正的应用场景不在沿海而在内地,不在城市而在农村,不在工业而在农业。

9月时候,极飞从全国调了2000架无人机,相当于美国空军无人机规模。浩浩荡荡的无人机就像一场“秋收起‘翼’”,用无人机喷洒农药,当无人机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结合起来,以后的农业就不一样了。

这就是科技领域的小趋势。

小趋势之所以小,是因为它不代表绝大多数的人口,也许只有总人口的1%。但是,中国人口14亿,那1%就是1400万。哪怕是千分之一,在中国也有140万人。不是个小数了。但在99%的人看来,这仍然只是很小很另类的一个群体,可以忽略不计。

在这个迂回的过程中,我们获胜的法宝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有庞大的市场,和无限可以尝试的空间。

我把这种路线叫“群众路线”,所谓的“群众路线”就是尽可能地发动群众,尽可能地为最多的人、最多的企业赋能,然后创造出来一个共赢的生态系统。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的未来技术演进的路径,是在边缘地带发动一场场景革命。

关于核心技术重要还是应用技术重要,很多人可能还没被说服。他们会说,没有核心技术怎么去发展应用技术?

在这些朋友的心目中,核心技术和应用技术的关系,就好比盖楼总要先打地基,打了地基才能够盖楼。核心技术就是地基,没有地基怎么盖楼?没有第一层楼怎么盖第二层楼?没有前面的90层楼,怎么盖99层楼呢?但技术演进和我们盖楼真的是不一样,就算是盖楼,也很可能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2004年,中央电视台在北京东三环开始盖它的新楼,俗称“大裤衩”。

在楼层刚刚露出地面的时候,差不多每一个星期中央电视台都会接到好心的路人打过来的电话,说中央电视台,你们那个楼盖歪了。又过一个星期,电话又打过来了,中央电视台,你们楼还是歪的,小心,别塌了。等到这个楼盖完了我们才发现,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见到的一种新型的建筑结构,它本来就是歪的。它有一座桥,桥的顶上还有十几层楼完全没有什么支撑,从来没有见过。

2018年,我们看到中国商业模式的创新、技术演进的创新也是刚刚冒出地面,它可能以后会发展的很好,也可能会遇到很多挫折。但我想说的是,我们在现在就对它提出来批评或指责的时候,要先想一想你会不会那个拿起来电话给中央电台打电话的那个路人。

所以我对未来有更多的耐心,除了看到风险,还要看到各种机会。我们对未来要有更多的好奇心,才能够看到在2019年之后的各种机会。

年轻人要想清楚3个问题

我刚刚提到说,越来越多的人会明白,靠奋斗改变命运这种信念是经济高速增长时才有的奢侈。

比如人工智能是未来大趋势,人工智能有好的一面,也会让人产生失业的担忧:人们担心新技术会拉大财富鸿沟,带来阶层固化问题。

我认为,阶层固化问题不应该被过度解读。因为从人类社会大历史角度看,也很少有能够从底层直接蹦到最高层的。

比如说,快递小哥可能不会去想哪一天能够成为比尔盖茨,流水线上的工人,也不会想怎么成为马云,他们想的是,哪一天能当上这条流水线的线长,再成为车间的管理人员。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当然,还必须要打通更宽泛的社会阶层流动性。这个流动性是存在的,白领和蓝领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少,因为劳动力供求发生了变化,一些技术性劳动、体力劳动,以后挣钱的机会越来越多。所以,没必要过分解读阶层固化问题。

大家现在感觉到很迷茫,主要原因是原来的人生规划全部失灵。以前人生规划很简单,无非就是上一个最好的小学、中学、大学,完了之后就找工作。你让父辈给你提建议,要么考研,要么考公务员。但现在,这样的人生规划很可能会破灭掉,考研之后还是找不到工作。什么是好工作,越来越难定义。

用过去的确定性去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你就会变得越来越悲观。

对企业家和年轻人来说,我觉得最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你得有危机感,没有什么东西说能够绝对给你打保票,你必须得把自己锻炼成像特种兵一样。

以前有一技之长就行了,现在不行,特种兵什么都得干,而且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你既要会搞研究,又要会搞推销,你既要懂技术又懂如何跟别人讲自己的技术,然后还要会融资。你说那不是难为我吗?没办法,未来就是这样的,你必须得像特种兵一样去战斗。

现在很多人说佛系青年、低欲望社会,我看到的更多是斜杠青年,他的迷茫在于既想干一番事业,又想玩个痛快,然后就在这两者之间迷失了。

其实年轻创业者能够尝试的空间还是挺大的,比方说极飞公司那些创业者。现在年轻人跟第一代创业者很不一样,第一代的创业者基本上是说如果做不起来,就是就是一穷二白了。

现在创业者是自己觉得挺好玩,自己有passion,还有mission,想改造这个世界。我觉得这就更接近创业的本色了,你是受一种激情驱动,觉得这东西很好玩。

有了这种激情,创业者就不要太悲观。现在年轻的一代会有很多创业机会出来:

1、衣食无忧,很多都在国外留过学,视野又很广阔,回国后发现这么大的市场,这么多机会,迭代的速度又很快。

2、年轻人需求也在发生变化,很多新的生态出来,像文化艺术,我判断大概10年、20年内会出现世界级的文学家和艺术家。

当年美国那批文学家崭露头角时候,他们其实也没信心。当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在巴黎街头遇见乔伊斯时,他们觉得自己来自于蛮夷之地,但是实际上他们正在不断成长。我们这一代也不知道机会、艺术、文化藏在什么地方,也会慢慢出现的,我们的创造还没有结束。

我希望年轻人胆子能够更大一点,视野能够看的更远一点。如果你胆子大就更敢于去跨界,未来的趋势一定是跨界,未来新的物种一定是杂交出来的物种,所以能尽快的离开自己原来的舒适区,去做一个流浪汉,尝试各种不同的东西,你的胜算就会越大。

其实年轻人要做的事情很简单,需要想清楚三件事情:

事情一:我的兴趣是什么?

事情二:我的能力是什么?

事情三:社会的需求是什么?

如果你没有兴趣,那就不用提了。如果你有兴趣但是你没有能力,比如我也想当一个NBA的球星,但是我没有那个能力,那也不行。你如果有兴趣又有能力,但是社会没有这种需求,比如说我想打猎,而且我擅长打猎,它没这个职业,只有游戏里头有这个职业,所以也是不行。

 理想的人生规划是激情、天分和社会需求完美的结合。如果能做到,这辈子就很幸福,你也一定会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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