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不仅未来学家，还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家、工程师，甚至政治家、企业家都参与到人类社会未来趋势的探讨中，涉及的领域从科学技术、环境资源到政治、经济、军事、国际关系，从人类本身、地球到空间。至于“未来”的时间范围，少则二三十年，多则四五十年，甚至谈及21世纪。所以，相关文献巨量，著作不断问世。以至于，关于人类社会未来趋势的著作，无论其标题如何耸人听闻，读者已视之如常。要想在这个领域的方法、框架、内容，甚至语言上令人耳目一新，着实不易。当年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1972）、托夫勒《第三次浪潮》（1980）和奈斯比克《大趋势》（1982）所造成的冲击波，一时间洛阳纸贵的现象，难以重复。

然而，对于未来的畅想，几乎是人的本能，它即是科学范畴，又超越科学。所以，人们前仆后继地探讨未来世界趋势，日本人川口盛之助（担任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公司的董事长和CEO，战略咨询专家）就是其中的一位。他2017年8月在日本出版《大趋势：世界的终结与开始》。此书共六章，并不复杂。首先在“序章”提出预测未来需要具备哪些能力的问题，进而在第一、二章提出“未来年谱”和“未来信息的集合”关系，以及“全球学者描绘的未来图像总览”。第三、四章则是关于“世界的九大趋势”的反复描述。最后一章，即“终章”，作者将九大趋势之间的关系，置于一个“知识平面”的框架中加以整合。

这本以讨论2050年世界图像为主题的专著，还是有其不同凡响之处：

若将未来趋势理解为一个体系，以时间长度为依据，可以分解为短期、中期和长期，也可以依据不同的领域，将其专业化和多样化。而在趋势的体系中，最值得思考的是“大趋势”（Mega Trands），长程的、历史性的、跨领域和部门的“宏观”趋势，亦即决定趋势的“趋势”。

本书作者探讨了“大趋势”的框架——“知识平面”，包括了工学、生物化学、 医学、心理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这个“知识平面”可分为四个象限（Quadrant）：物理、生理、心理、经理。

具体来说，第一象限属于物质世界中的“物理”范畴， 长久以来被作为时代主角的工学技术群体所占据，例如机械工学和电子工学等；第二象限属于揭示“生命之理”的“生理”范畴，今后主要是生物学（医学、药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等）的天下；第三象限属于“心理”，集结了与精神相关的学问；第四象限借用“经理”一词，体现“人类各种行为之间关系”。其中下半部分，即第二和第三象限，“是由控制人类硬件（右）与软件（左）的生理和心理范畴组成”。在四个象限间，则是“信息学”，将两大自然科学群体与左半边的人文社会科学系统联系在了一起。值得注意的是，“数字技术的威力正极大影响着左上象限中的社会科学领域，而这一领域所思考的问题是组织与社会的存在方式”。作者所希望的是以这个“知识平面”的四个象限为大方向，阐明推动世界不断进步的机制，即“原理”。

作者进而指出：“在上述四个象限（物理、生理、心理、经理）中，至今取得最多技术进步的领域就是物理的世界”（本书第200页）。自英国主导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美国推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基于化学工程学、机械工程技术和电子控制技术等技术体系，帮助人类在生产和生活中节省了人力。但是，这类技术的开发速度正在缓缓降低，很难再有重大的新发现，甚至可能走向停滞状态。摩尔定律所展现的物理极限问题，就是一种最通俗易懂的证明。人类社会已从物理技术混合型进入生物系技术群，即从第一象限转入第二象限。技术主战场从物理主导的第一象限向生理主导的第二象限转移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956 年，发明了晶体管、被称为“晶体管之父”的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2012 年，成功制成诱导性多功能干细胞，被誉为“新一代生物产业之父”的山中伸弥博士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之后，知识群进而向第三象限移动。这一感性区域，长期以来为心理学家、哲学家、占卜师、宗教学者、文学家和艺术家等心灵专家们的洞察能力和灵感所掌管。如今，通过信息处理的计算能力侵入，触发人类大脑的接点，导致“大脑/心理的革命”。最终的第四象限，所要实现的是“组织与社会的开放革命”。

以上基于“知识平面”的四象限分析，确实触及了宏观“大趋势”。人类社会原本建立在人与自然的紧密结合之中，形成相应的社会关系，并形成对自身生命和心理现象的朴素却真实的观察体系。只是因为工业革命，人类遭到异化。现在，正通过“生理”“心理”和“经理”，完成更高层次的回归。

需要指出，本书提出的“知识平面”，即四象限框架，都是非立体和非动态的。如果希望更接近真实的宏观“大趋势”，其分析框架应该是多维和动态的。在这方面，还有深入探讨的空间。

作者在本书“序章”中开宗明义提出：思考未来问题时，首先需要了解“生命周期”的概念。他十分推崇表现人和生物成长的S形曲线 （sigmoid 曲线），认为 S 形曲线适于广泛应用在其他领域。进而，作者通过“技术的生命周期”和“社会成熟的生命周期”， 以及国家荣盛兴衰与技术的关系，证明S形曲线的现实意义，将“周期”和S 形曲线的概念引入到思考和预测未来领域。这是值得肯定的。确实，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的经济、技术、政治和社会，都呈现出明显的“周期”和S曲线现象。例如，近现代以来的“商业周期”就是经济活动的事实。当然，作者最为关注的是“技术周期”，并将“技术周期”分解为“萌芽期”“成长期”和“成熟期”。

作者回溯了19世纪末至21世纪前20年这一历史过程的技术发明与进展：1890年至1910年的技术代表：留声机、放映机、 电话、电灯、 汽车；1960年至1980年的“模拟电子技术”；1990年至2000年的“数字化技术”。他也特别强调了，1995年后的10年，是云服务 （Cloud Service）和社交网络（SNS）蓬勃发展的 10 年。雅虎、亚马逊 （1994）、谷歌（1998）、领英（LinkedIn，2002）、 Skype（2003）、脸书（2004）、YouTube（2005）、推特 （2006）等著名的互联网企业都创立于这 10 年间， 并且都发祥于美国。“今后，引领未来时代的核心技术或许将集中于生物与脑科学领域”。 不仅如此，作者非常在意所谓 “黑科技”颠覆未来的可能性，例如，核聚变、超导、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的发展前景。

本书用了不少篇幅讨论“社会成熟的生命周期”问题。为寻求“富裕程度与价值观成熟度的关系”，他设定了诸如“安全卫生” “经济成长”“人均寿命”“人均收入”“法治程度”“腐败认识程度”“民主化程度”“人权尊重程度”“社会贡献度”“男女差距”“教育指数”“报道自由”等指标，将世界主要国家 “社会的成熟度”分为五个等级。从结果来看，北欧诸国以及荷兰、德国、奥地利等政治上属于西欧的国家处于高水平。美国虽然同为富裕的发达国家，但是，其和平指数和收入差距指数基本与中国持平。新加坡和中东主要石油国家，在经济指数上甚至高于西欧诸国，其他重要指标远未达到发达阶段。日本就收入和生活水准和品质而言，可以与北欧相匹敌的，在女性参与社会方面却明显落后。

作者认为，参照近代史的发展，可以知道在人与国家的成熟过程中都存在一定的顺序与轨迹。21 世纪，以亚洲为中心的新兴国家的迅速成长，其实在本质上是重复一条把“经济成长”放在第一位的模式，之后需要经受高速化经济生命周期的洗礼，否则不足以实现向成熟社会的转变。其中，作者特别指出一个成熟社会的个人成熟期与其归属的“社会整体的成熟度是相呼应的”。

至少从上个世纪开始，关于“周期”的研究，渗透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例如，在经济周期研究中，有“朱格拉周期”（Juglar Cycles）和“基钦周期”（Kitchin Cycles）提出的相对短期周期理论，也有康德拉季耶夫（Nikolal Kondratieff, 1892-1941）的“长波”周期理论。此外，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1883-1950）是最早和最系统地关注和探讨“技术周期”及其对经济影响模式的经济学家。在罗斯托（Walt Rostow, 1916-2003）所创立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中，“技术”因素的影响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值得肯定的是，本书作者将技术周期与未来趋势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甚至认为，技术周期的结构直接关系未来趋势的结构。但是作者并没有明确界定“技术周期”的时间长度，从其周期时间倾向上看，更注重地是以10 年为一个区间的“周期”，以2025 年、2035 年、2045 年作为每个时间段的节点。问题是，即使进入技术创新急剧加快的时代，10年对于“技术周期”而言，还是偏短的。

本书的绝大篇幅用于对“九大趋势”的论述，它们分别是：关于成熟的发达国家衰落、新兴国家崛起和经济成长陷阱；关于国家管理制度与市场原理的矛盾；关于可持续价值观；关于后工业化时代“制造业的服务产业化”演变；关于数字信息技术的破坏力；关于社会开放化、扁平化以及工作方式的变革；关于人类的精神和肉体的未来状态，人类“超人化”。

其中，第九个趋势最为重要，因为人的改变是未来趋势的核心。纵观全书，关于人本身的改变，集中在增加人类的健康寿命和提升人体能力，主要依据的技术包括：（1）生物工程技术，像作为分支的再生医疗，实现人工改变基因排序，或是对像 iPS 细胞等级的生命体进行操作，补充或强化人知觉类的工作和脑神经的机能，让人可以如同机器人那样更换内脏器官。将人类所追求的健康长寿、美容和防止脑机能老化等梦想变为现实。

（2）人类的数字智能化，通过云网络不断尝试与大脑建立直接联系，直接连接人的大脑中最具价值的信息源。为了获取具有价值的生命体信息，传感器类产品正不断紧逼人类的身心。据说，一旦脑间通信技术实现类似于心灵感应的交流行为，可通过大脑刺激程序来控制脑内快感与不快感的荷尔蒙平衡。进一步而言，人类大脑所感知到的东西，人类的内心世界，可以通过基于大数据的统计处理和 BMI（脑机接口）等技术手段，实现针对脑部活动的解析。

作者断言，至2045年左右，通过再生医疗等手段，人类的肉体自身将得到进化，无限延长寿命不再是梦想。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得到极大发展，大脑与数字空间的连通性将取得飞跃性的进步，心灵感应那种大脑之间的通信将成为可能。甚至把感情和人格数字化后的人类分身，都有可能实现。不仅如此，人在肉体殒灭后，其人格还能在网络上作为化身继续存在。人类的身体和心灵正向异次元进化。

总之，虽然作者关于人在可见未来的改变的方方面面，并没有太多的原创和新意，但是作者强调，人的改变意味着未来趋势主体的改变。可以说，讨论未来趋势，作为主体的人本身是前提，这个主体发生任何改变，所有的未来趋势理所当然地要随之改变。

讨论世界未来趋势，终究无法回避所谓的乐观与悲观的倾向问题。本书总的倾向是乐观，但是作者在描述世界九大趋势过程中，混合了乐观与悲观的理念和依据。

关于乐观论：（1）社会组织构造和价值基准都正在经历着巨大且急速的质变。因为信息的非对称性体系已经崩塌，人、物、金钱和信息的流通速度发生了飞跃性的提升，共享经济和扁平化社会、开放社会将开始全面实现。

（2）民族国家体制和市场的角力结果发生了变化，市场原理将凌驾于民族国家制度之上，国家政策变成了一种企业行动。官与民的界限将逐渐模糊。

（3）城市和特区为作为经济与政治的基本单位，以及地方自治体开始成为潮流。

（4）工作方式的变革，“个人”的意向已经变得越来越强大，从在一家公司干一辈子到按需上岗的时代正在来临。企业通过按需调配多样性的人才，加速企业的创新进程。

（5）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是今后社会发展的一大趋势，千禧一代和良心消费一代登场。“消费即美德”时代结束，可持续发展才是王道。

（6）生物技术进步，蛋白质、核酸等有机高分子生物材料的发展，加速“人类的健康长寿”，且推动人类“超人化”。 人类思想的沟通和生命观等方面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以基因工程为核心的生物科技， 还可以应用在人类以外的动植物和微生物方面，也可以使用在粮食和燃料的增产、医疗与再生器官等方面。

（7）数字化导致从人的大脑到周边环境、汽车、工厂、农场，以致都市空间都数字化、智能化。伴随着传感器和识别算法的发展，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坐标重合不再是科幻。资源调配的渠道变得更为丰富。“IT革命”一词已经显得非常陈旧。

（8）以亚洲为中心的新兴国家结构性地脱离了贫困，中产阶级大幅增加。

（9）传统国际结构失灵，WTO（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贸易和经济合作组织陷入功能不足境地，于是，产生诸如G7（七国集团）、G20 （二十国集团）、 FTA（自由贸易协定）和 EPA（经济合作协定）等具有很多重合关系的国际组织。

（10）NGO 时代来临。NGO 已然在全球范围内网络化，成功推动国际问题的解决。

（11）产业革命正在走进社会科学领域。价值的创造源从自然科学转向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刺激“智慧革命”。在极度追求创造性的知识社会中，好奇心作为一种超级知性的能力，日益成为人类智慧中枢的资本材料和未来经济的关键之处。

关于悲观论：（1）旧体系逼近极限。例如资本主义的极限、民主主义的疲软、国家制度存在破产，以及联合国机能的不完善等。

（2）随着代孕、器官移植、变性手术走向成熟，家人、性别和朋友关系等角色模式（Role Model）发生变化，女性开始真正地参与到社会，“食草男”“肉食女”，还有第三性的人群逐渐增多，人们对于性别的角色分担意识越来越模糊，个人、企业与社会面临调整。

（3）由于发达国家大面积地步入老年社会，战后婴儿潮一代依靠着储蓄金与退休金生活，而面向年轻人的财富再分配却没有及时跟上，不同年龄层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上，社会与政府需要背负沉重的社会成本负担。到2035年左右，发达国家会因为医疗保险和退休金而陷入财政危险境地，背负沉重的社会压力。

（4）能源、资源、水和粮食等各种资源不足问题，在 2045年左右变得最为严重，人们将迫切需要通过新技术来解决这些难题。

（5）新兴国家历经快速发展阶段之后，贫富差距问题、环境污染、安全和公共卫生等问题逐渐凸显。其中，贫富差距最为严峻，只有中等以上收入阶层方能享受医疗高度进步的成果。为了确保水和粮食，以及保证稳定能源与产业资源，新兴国家压力不断增大。如何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如何面对食品不足和资源枯竭？这样的情况不断蔓延，将演变成世界范围内的忧虑。

（6）从用户角度出发的“人性化设计”正在迅速普及，但是，今天所看到的“人性化设计”并没有推动以人为本的时代到来，反而是以“我”或者说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到来了。

（7）如果人类具备获得新生的能力，很可能将不再对子孙繁衍抱有很高兴趣。甚至导致未来社会对投资热情转向淡漠的可能性。

（8）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都存在价值观体系分裂、人文关怀需求与供给的滞后等问题。社会的成功者选择的不是变革而是维持现状，后者有利于固化既得利益。

在作者看来，关于未来趋势的乐观与悲观的倾向，虽然受到相关学者、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血缘和出身地域差异的影响，更与学科有着紧密的关联性。自然科学家倾向乐观，社会科学家则倾向悲观。具体来讲，理工科学者认为“自己创造的新技术将会开创美好的未来”， 今后的种种问题都可以依靠科学技术来解决，宣扬“乌托邦论”；而人文社会科学者则“在零和博弈的世界观下坚持悲观论调”，不断提出诸如人口增加而带来的食品不足等资源匮乏问题、全球变暖等问题，相信未来是世界末日。特别是，至 2045 年左右，从 21 世纪初就呈现爆发式增长的世界人口趋势也将趋于平缓，世界主要国家到了需要为富裕、长寿支付与社会保障制度相关代价的时候。不仅如此，作者还认为，“专家学者也有普通人的一面”，他们都有内在的价值取向和情感特征，在他们探讨未来趋势的时候，不可避免地抱着“我希望能这样”的愿望。 也就是说，作者不认为存在绝对客观的未来趋势的推论与判断。

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忽视了：（1）在理工科学者群体中，存在强大的悲观派。例如，在人工智能前景方面，悲观派甚至常常处于上风。

（2）在文科学者中，也不乏“乌托邦论”的支持者。

（3）相比较乐观论，悲观论对历史影响更为深刻。以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为例，固然其中的不少观点、论据都存在不够严谨的问题，甚至其结论也不为相当多的专家学者所赞同，但是，正是这个报告开启了人们严肃对待环境和资源问题的历史，甚至可以认为，世界各国政府和民众所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共识根源于此。

总之，只要人类存在未来，未来趋势的预测就会继续下去。只是，预测的方法、框架和模式都要适应这个不仅不断加速度，而且高度发展化的人类社会。如果说，人类社会向“后人类”社会的转型已经全面开始，那么，关于世界未来的预测从本质到形式也都要实现根本性转变。在这方面，人类智慧所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