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初，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主动致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当前的贸易紧张局势。受此影响，市场大幅飙升。但是，市场乐观情绪很快减退，因为许多迹象表明，两国的态度并未发生任何转变。事实上，美国政府正在观望中国会做出怎样的让步，而中国政府则在观望美国希望中国如何让步。在此背景下，两国极有可能陷入旷日持久的僵局。

对于僵局产生的原因，首先是由于两国在观念上存在巨大分歧，其次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框架来解决该分歧。美国政府的要求主要分为三类：特朗普专注于美国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美国商业界忧虑的是中国的“强制性技术转让”政策，即“强迫”外国公司进行技术转让，以作为其进入广阔中国市场的前提条件；而让美国地缘战略家感到焦虑不安的则是，中国冀望成为一大技术强国，因为这将威胁到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在这三项问题的共同作用下，两国就可能陷入僵持局面。

对于美国的第一项要求，中国似乎很容易满足，即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然而，这种观点不仅本身充满了漏洞，而且在现实中也不可行。首先，贸易是一个多边问题，而不是双边问题。其次，中国也无法购买足够多的美国商品来大幅削减双边贸易逆差，这是因为，无论是不断壮大的中国中产阶级消费的高端消费品（欧洲可源源不断地供应），还是原材料（中国从拉美和非洲进口），美国的产量都不足以满足中国的需求。

即使中国主动购买更多的美国液化天然气，短期内也无法阻止贸易逆差上升。第三，中国政府一直希望购买美国的高科技设备，但出于安全考虑，美国不愿意出售这些设备。在此背景下，中国也许只能采取“拆东补西”的策略，即购买更多的美国大豆，而减少购买巴西的大豆；购买更多的波音飞机，而减少购买空中客车公司的飞机。但是，这种做法无法有效降低中国的整体贸易顺差，而是将调整贸易逆差的责任转嫁到了其他国家身上。

对于“强制性技术转让”问题，该问题有较多的回旋余地。但是，该问题不应与知识产权盗窃混为一谈，因为知识产权盗窃有法定的补救措施，该问题更多的与技术有关。根据国际通行惯例，当外国公司投资某些领域时，必须与当地公司组建合资企业，而按照合资协议，要求这些公司必须进行技术转让。

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这属于正常的商业惯例，所以不涉及强迫，因为如果外国公司不同意该规定，是完全可以拒绝的，然后离开中国。然而，鉴于中国经济巨大的市场规模，以及国家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这些都为中国企业提供了重要的谈判筹码。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中国政府的做法是否符合法律，而是该做法看上去似乎不公平。

为此，有一个简单易行但在政治上敏感的解决方案，即除了少数与国家安全有关的领域，中国政府或许可以取消成立合资企业的要求。事实上，根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最近公布的一项研究，目前中国的合资企业数量仅占本国外国投资的四分之一，而在二十年前，这一比例为三分之二。此外，即使中国取消该规定，一些外国公司仍会成立合资企业，因为与当地市场中的知名企业合作，通常对它们更有利。

接下来，就只剩下《中国制造2025》计划这一难题，即中国政府的科技发展规划。要求中国政府放弃该计划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制定本国发展规划，无论该规划是否经过深思熟虑。60多年前，为了与苏联抗衡，美国启动了雄心勃勃的太空计划；30年前，为了生产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汽车，韩国也制定了发展规划。对中国政府来说，创新是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虽然该目标合情合理，但美国担心中国通过国家补贴来实现该目标。

但是，为了推动本国经济计划的发展，世界各国政府都提供国家补贴。美国各地每年都要花费近1000亿美元来吸引投资，比如亚马逊公司的两个新总部，以及富士康公司在威斯康星州的液晶显示器工厂等。如果没有欧洲政府的扶持，空客公司可能永远不会诞生。此外，为了促进新技术的发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政府也采取了提供补贴和税收减免等措施。

但是，中国对工业发展的扶持在规模和方式上与经合组织不同，在中国，国家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在发达国家，税收减免政策在促进工业发展方面更有效，而在财政制度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该政策则效果欠佳。因此，中国大部分扶持都通过金融体系输送，而且大部分流向国有企业。由于不同的扶持方式有正当合理的理由，因此为了结束贸易战，需要解决的最大难题是，制定出适当的国家经济扶持方式。

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仅仅通过一次性的国家元首会晤，根本无法制定出解决方案。为了解决中美之间的分歧，两国必须采取制度化、基于规则的办法。然而，美国政府已放弃了一些既有的渠道，不仅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还公开诋毁世界贸易组织。在此背景下，唯一的选项就是重启双边投资协议谈判。为此，美国需要重启奥巴马政府以前制定的倡议。如果两国领导人不尽快制定出解决方案，这可能会导致全球经济急剧恶化，引发对该事件亟需的反思。

蕾切尔·克莱因菲尔德（Rachel Kleinfeld）、大卫·桑格（David Sanger），华盛顿特区

2018年11月28日 |  当今世上最暴力的地方并非处于战乱之中。蕾切尔•克莱因菲尔德的新书《野蛮秩序：致命国家如何重获安全》（A Savage Order：How the World's Deadliest Countries Can Forge a Path to Security）研究了为何一些民主国家（包括美国）会面临严重的流血事件，以及他们如何才能重获安全。克莱因菲尔德亲身进行了多年的实地研究，对叛乱者、将军、激进分子以及政治家进行采访，她将以此为基础，为大家讲述不同国家成功战胜看似难以根除的暴力事件的故事。

上山隆大（Takahiro Ueyama）、詹姆斯·肖夫（James L. Schoff）、凯瑟琳·井瑞-阿伦斯（Kathryn Ibata-Arens）、鎗目雅（Masaru Yarime）、玛丽·安琪道盖（Marie Anchordoguy），华盛顿特区

2018年12月3日 |  长期以来，美国和日本都为各自科研机构在经济增长和人民福祉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感到骄傲。但是，国家资助的研究项目进展缓慢且成本高昂，加之与中国和印度间的激烈竞争，两国政府也面临挑战，需重新思考制定科技政策的方法并制定议程，鼓励为解决重大社会问题而进行创新。 结合有利于和不利于创新的制度因素，小组成员将针对美国和日本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展开讨论。

威廉·伯恩斯（William J. Burns）、约苏亚·波顿（Joshua Bolten）、丹尼斯·麦克多诺（Denis Mcdonough）、 苏珊·格拉瑟（Susan B. Glasser），华盛顿特区

2018年12月13日 |  美国人民越来越质疑，美国在国外扮演的角色是否真正让国内人民在经济上受益。如何才能消除外交政策和国内要务之间的鸿沟？同苏珊·格拉瑟一起，与两位前任白宫参谋长一同探讨如何使美国的外交政策对中产阶级民众更有益。 本活动将发布一份新的研究报告，题为《有益中产阶级的美国外交政策：俄亥俄州视角》（U.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Middle Class：Perspectives from Ohio）。该报告是关于有益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洲际案例研究系列报告的首篇，报告由卡内基两党工作组编写。

埃里克·赫金博瑟姆（Eric Heginbotham）、磯部公一（Koichi Isobe）、辰巳雄基（Yuki Tatsumi）、卡莱布·雷登（Kaleb Redden）、西正典（Masanori Nishi）、凯瑟琳·希克斯（Kathleen Hicks）、纱由理·罗米（音译）（Sayuri Romei）、詹姆斯·肖夫（James L. Schoff），华盛顿特区

2019年1月11日 |  自2013年起，东北亚的安全环境开始变得越来越复杂，日本对其《防卫计划大纲》的上一次修订就是在那时进行的。此外，美国也在多个领域转向同中国和俄罗斯之间更激烈的竞争。本次研讨会上，一个由学者和前国防官员组成的双边小组将透过日本新近修订的中期防务计划对日本的政策要点和防御能力进行评估。本次讨论还将考虑美日同盟及区域安全未来可能受到的影响。

陆克（Philippe le Corre），《外交官》（The Diplomat）

2018年11月24日 |  葡萄牙为中国找到了一条通向欧盟的快车道，上面闪耀着一些熠熠生辉的“黄金”。2012年10月，葡萄牙启动了“黄金签证计划”。到目前为止，取消该计划的提案一直遭到拒绝，只有少数葡萄牙精英在讨论与中国合作的风险。对于葡萄牙公共舆论和政治精英本身而言，为何其不像其他国家那样担忧中国的这些举措？

黄育川（Yukon Huang），《东亚论坛》（East Asia Forum）

2018年12月7日 | 特朗普念念不忘的是美国对中国的双边贸易赤字，但中美之间的僵局源于两国在观念上更深层次的分歧。就中美贸易争端而言，打破僵局的最合适人选是亚洲或欧洲国家。中国政府需要说服欧洲。如果欧洲国家愿与中国联合对付特朗普，中国将致力于推行国内改革。

China–Japan Compete for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in Southeast Asia：Geopolitical Rivalry or Healthy Competition?

赵洪（Hong Zhao）

《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18年12月 | 中国和日本竞逐东南亚的基础设施投资：中国致力于出口高铁产品和技术以扩大中国崛起的大国的影响力；日本希冀用基础设施开发维持其在亚洲的区域影响力。作者认为，尽管中日存在地缘战略竞争，中日在东南亚的基础设施投资更多是出于市场和经济原因。

中日之间的铁路发展理念、计划和经济考量之间存在差异。日本着力于东西走向铁路开发，连接缅甸、老挝、泰国和越南，帮助日本企业在这一区域扩大投资和影响力。北京的开发计划则是连接南北走向的泛亚铁路，配合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提升中国至新加坡的通达性。

作者指出，概念层面，中国发起倡议的亚投行强调南南合作模式，反对在附加政治条件的经济援助，某种程度上不符合华盛顿共识。日本领导的亚开行则与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道要求受助国改善国内治理。

日本政府把基础设施出口作为振兴日本经济战略的一部分，进而促进私营部门的产品和服务向全世界出口。对中国而言，北京希望用一带一路促进国内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促进人流和物流流向中西部地区。因此，中日在东南亚有共同利益。换言之，中日的竞争总体上有助于东南亚地区发展。

然而作者强调，中日竞争会分化东盟。中日竞争的背景是日美同盟及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中国认为美国同盟覆盖钓鱼岛争议和美国的自由航行都是遏制中国发展的行为。中日两国为了竞争采取了包括削减建设成本，压低利润率等措施增加中标率。日本为了海外项目不惜修改基础设施政策；中国不遗余力通过领导人外交来推销无法盈利或者不符合东南亚国家需求的基建项目。中日的不健康竞争不仅让两国错失经济收益，而且给东南亚国家带来了债务，破坏市场运行机制。

China's Economic Slowdown：Implications for Beijing’s Institutional Power and Global Governance Role

贝弗莉·洛克（Loke Beverley）

《太平洋评论》（The Pacific Review），2018年第5期31卷 | 中国在全球治理的重要性和制度性权力随中国经济崛起而显著增长。中国作为新兴大国不仅参与国际体系，而且在构建国际体系。例如，发起建立亚投行等行动彰显了中国的制度性权力和全球治理重要角色。以往的新兴国家崛起不仅包括经济实力的崛起，还包括军事、社会和地缘政治实力的扩大。但迄今为止中国的崛起很大程度上仅源于中国的经济奇迹。因为，作者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对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发挥领导力带来重要影响。

中国经济缺乏全面改革，依赖于信贷驱动的经济增长战略在长期会带来不稳定性。中国的经济再平衡必将十分脆弱。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如何平衡国内经济和全球治理中的国际责任？中国的经济减速如何冲击中国所领导的国际机制？

作者判断，除非中国经济硬着陆，否则经济减速不会影响中国的制度性权力与全球治理角色。中国的全球治理战略是由经济因素、意识形态因素和历史因素共同驱动的。首先，中国建立的亚投行和一带一路符合中国的经济利益。这些产物为中国提供了新的经济伙伴并帮助消化国内过剩产能。

其次，中国的制度性权力与全球治理角色帮助中国建立负责任大国、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声的国际形象。国际秩序通常反映出领导国家的价值观、价值取向和主张。学术界长期担忧中国会如何成为与美国不同的超级大国。中国所建立的亚投行的机制强调改革国际体系，惠及发展中国家，仍是在原有的南南合作的国际体系框架中进行。因此，亚投行帮助中国自述为国际体系的改革者而非破坏者，降低了上述疑虑。

最后作者指出，过去几年中中国试图推动布雷顿森林体系改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中为自己及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投票权。但是这一改革议程受阻，间接促成亚投行的建立。中国由此倡导建立更具有广泛性包容性的国际体系。无论亚投行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竞争还是互补关系，新的国际机构有助于全球治理和发展。因此，即便经济减速，中国不会半途而废。

New Strategies for An Old Rivalry? China–Russia Relations in Central Asia after the Energy Boom

傅瑞珍（Carla Freeman）

《太平洋评论》（The Pacific Review），2018年第5期31卷 | 中国和俄罗斯在历史上是宿敌，两国对中亚地区都有利益诉求。中国在中亚的区域影响力因大量进口能源而相对上升，俄罗斯则处于相对下降趋势。这种转变有可能再次加剧中俄的双边对抗与战略竞争。作者检视了2008年石油天然气价格崩盘后，能源议题如何塑造中俄在中亚的战略关系。

作者在理论层面指出，战略竞争关系由潜在竞争国家的行为发展而来。在特定情况下，一国采取战术措施加剧紧张关系，潜在竞争关系演变为新兴竞争关系；当一国公开视对方为全方位威胁时，新兴竞争关系演变为战略竞争；当战略竞争进一步演变，双边关系陷入长期全面冲突。当外部冲突引入竞争光谱后，潜在竞争国家所采取的回应决定了双边关系如何发展。

作者进而回顾了历史上中俄在中亚的地缘政治竞争与冲突，冷战期间尤为激烈。苏联解体后，中国对石油进口的需求成为了九十年代中俄在中亚战略关系的润滑剂。俄罗斯的欧亚主义（译者注：强调亚洲而非欧洲才是俄罗斯政治事务的主要目标）亲华政商利益集团逐渐占据上风。同时，军工利益具体把对华武器出口视为生命线，进一步使担忧中国在中亚活动的声音日渐消弭。

2000年后的石油和天然气价格高涨标志着能源繁荣的到来。能源繁荣加深了中俄在中亚地区的良性关系。中国加强了与中亚国家在经济领域和安全领域的合作，削弱了俄罗斯的区域影响力。但是中俄关系并没有受到显著影响。中国的能源需求和高起的价格有利于俄罗斯经济。同时，中国在提升中亚区域影响力的同事也避免冲撞俄罗斯的区域文化和安全关系。例如，中国避免单独在中亚使用文化外交工具，而是通过中俄共同背书的上合组织框架提供奖学金项目。

2008年金融危机和能源价格下跌严重冲击俄罗斯经济。莫斯科逐渐担忧中国和印度、伊朗等国在中亚日渐提升的影响力。为此克里姆林宫采取了一些列战术行动旨在提升俄罗斯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中国继续通过贸易和基建扩展在中亚的影响力，并通过一系列区域和国际机制深化同俄罗斯的关系。中国不断向莫斯科方面保证中国无意争夺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

作者总结道，中俄在中亚的战略关系在后能源繁荣时期逐渐从潜在对抗走向新兴对抗。能源价格下跌加速了中国在中亚的扩张。中俄在对抗极端主义和能源利益上依然有合作空间。但是，莫斯科的政治精英日渐觉察俄罗斯的中亚影响力逐渐衰退。中国的承诺也许并不可轻信。俄罗斯可能采取更具风险的战略捍卫中亚影响力。一带一路倡议等行动会降低能源经济的重要性，由此可能会给中俄在中亚的关系带来更多不确定性。此外，伊朗、印度、土耳其等国在中亚的扩张既可能加剧中俄对抗也可能促进中俄合作。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From A Revisionist to Status-Seeking Agenda

杰弗里·威尔逊（Jeffrey Wilson）

《亚太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2019年1月 | 亚投行在争议中诞生。西方评论家认为亚投行是中国达成地缘政治目标的工具，亦有人认为它标志着中国采取了修正主义路线，重构国际经济治理框架的外交战略。然而，从亚投行实践来看，这一机构并没有展现出修正主义特征。为了确保成员国广泛性和国际合法性，自2015年来中国在亚投行议题上做出让步。亚投行采取了现行国际组织的治理实践、并与世行、亚开行达成合作伙伴关系。尽管中国是最大出资国但中国并没有绝对控制权。据此，本文作者认为这些不考虑亚投行演变过程的解读都存在谬误。作者详加考察了这一转变过程，并认为这展现出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治理中的灵活性及为提升国际领导合法性而调整战略目标的意愿。

亚投行最初是一个以亚洲为重心的修正主义机构。中国在亚投行初创阶段设想取得对该机构的绝对控制权、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的地缘目标、支持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的使命。但西方国家不会支持这样一家多边机构。中国政府由此面临抉择：建立一个坚持修正主义原则的亚洲区域性银行；或者放弃修正主义建立一个具有全球合法性的全球性金融机构。中国政府展现灵活性做出妥协放弃控制权，关于亚投行的争议逐渐消弭。亚投行不仅得到了除美国和日本外所有主要国家的支持，而且与其他多边开发机构建立伙伴关系。

为什么中国在亚投行议题上改弦易撤？作者认为，中国一方面怀有建立一个符合中国利益的国际金融机构的愿景，另一方便中国也希望成为一个机制建立者而非跟随者，以期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中国曾试图兼顾这两个目标，但是后来却发现二者不可兼得。中国的选择折射出多边主义的基础性特征：领导权合法性建立在跟随者的接受之上。如果国际社会的利益取向有偏差，追求领导地位的国家必须做出妥协。多边主义要求中国必须牺牲自己的控制权利益诉求以换取亚投行跨地区影响力。作者指出，建立一个“符合国际现状”的亚投行极大地提高了中国领导力的可信度。中国不仅建立了一个有影响力的国际经济组织，而且把该组织的总部留在中国，并由中国籍官员担任行长职位。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该组织得到了英、德、韩等重要国家的认可。

亚投行的演变折射出中国当代外交政策。中国日益成为活跃的国际机制建设者，在亚投行、新开行和一带一路中扮演领导角色。这些成果显示出中国从现状接受者逐渐变为现状修正者的倾向。但断言中国是修正主义者还为时尚早。中国无疑希望成为修正主义者，但是中国仍然愿意为了国际社会的认可放弃这一野心。因此，作者总结，亚投行的例子显示出中国外交政策的灵活性。中国有追求修正主义的野心，但是也会兼顾国际合作伙伴的诉求和担忧。

Assessing U.S.-China relations 2 years into the Trump presidency

杜大伟（David Dollar）、何瑞安（Ryan Hass）、杰弗里·贝德（Jeffrey Bader）

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2019年1月 | 特朗普政府打破了长期以来美国两党对华政策共识。政策界目前认为过去的美国对华政策有利于中国而损害美国利益。特朗普政府过去两年来对中国采取了零和主义、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美国优先”的本土主义的外交政策。但是，本文作者们认为，要想改变中国的行为，美国政府需要关注战略考量、政策时机、资源和与盟友的协作。

副总统彭斯的演讲透彻展现了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手段，即在北京大范围改变行为前美国不会停止与中国正面交锋。双方交锋的领域包括贸易战、技术转移、南海军事化、对台施压、人权、宗教自由、网络间谍和中国干涉他国内政。

然而目前尚不明确的是特朗普政府的目标。美国是希望强迫中国在关切领域改变行为？还是希望摆脱对中国经济的依赖？亦或是阻止中国崛起？美国用以达成上述目标的战略也非常模糊。目前为止，美国展现出的更多的是态度而非战略，美国实现上述不同目标的行动模式也无迹可寻。

彭斯的演讲创造为美国政府各部门对华采取对抗行动创造空间。但是各部门的行动缺乏协调性。外交层面，原有的全方位对话渠道不复存在。如今中美的协商的主要途径是高级别官员双边会面。尽管特朗普政府的新方法为中美关系重新定调，但目前缺乏切实成果。朝鲜问题一度是新时期中美合作的最佳领域，但随着朝鲜的退让，以及习近平与金正恩强化双边关系，自此中美合作在朝鲜问题上再无进展。

对华经济外交
美国抱怨中国的贸易壁垒、技术转移、国企垄断和贸易赤字。但特朗普政府的回应措施反反复复缺乏一致性。例如，美国对华关税政策再三更改；对中兴和华为的制裁先硬后软。美国在盟友协作方面也乏善可陈。美国执意退出跨太平洋合作伙伴贸易协定（TPP）。然而，该协议原本可以帮助解决中国的国企垄断、知识产品、市场准入等国际贸易问题。此外美国矮化世贸组织的地位，拒绝提名新的上诉法官，也失去了一个施压中国的渠道。

美国对华经济外交的失败部分程度源于缺乏清晰的政策共识。特朗普政府在中国经济问题上采取三种手段：要求转变中国经济，加速美国摆脱对华经济依赖，以循序渐进为基础的务实妥协。尽管这些手段缺乏一致性，中国仍有可能局部转变经济模式回应美国压力。但是为了促使中国转变经济，美国仍然需要避免单打独斗并且梳理清晰的外交战略。

美国失去国际影响力
特朗普总统及其高级顾问速来对多边主义嗤之以鼻，对华制裁单打独斗。美国在亚洲的战略中心也模糊不清；印太战略空有口号；自己贬低一带一路倡议却拿不出替代方案；退出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留下权力真空。日本、韩国、德国等盟友不愿与中国对抗反而两面下注，部分原因在于担忧特朗普总统对华态度再次改弦更张。

Prospects for US-South Korean-Japanese Trilateral Security Cooperation

李忠民（Chung Min Lee）

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2018年12月 | 美日韩三方的关系密切影响朝鲜半岛的未来。面临北韩所带来的安全问题，三方合作是最有效的对策，但美日韩必须在前线保持一致的外交政策。这包括对北韩的经济制裁和无核化扩大施压，以及保持及时分享关于北韩的情报和军事对策。通过观察2018年的进展， 作者认为，在朝鲜仍未达到美日韩所要求的“完全、可验证、不可逆转的无核化”（CVID）的情况下，三方必须采取进一步的合作。但在三方可以达成共识之前，各国必须处理一些单边的政治问题。第一、韩国的国内政治问题。这包括文在寅政府对朝鲜的阳光政策和与日本政府的领土争端和慰安妇问题；第二、 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发展对韩国和日本的政治压力。第三、美国在亚洲影响力下降。

美日韩需要优先处理双边的关系才能在北韩的安全问题上达成三边合作。其中，最难处理的是韩国和日本的关系。两国虽然在政治体系、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政策相似，但是两国的历史对日韩的合作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作为民主国家，日本和韩国政府必须听从民意，而近期高涨的爱国主义和两国所面临的安全问题有着对立关系。关于慰安妇的问题，文在寅政府表示， 2015年12月与日本政府达成的政治协议不足以赔偿南韩的妇女在二战时经历的虐待。关于独岛（日本称“竹岛”）的争议也是一个难点。最后，特朗普政府对日韩政府施压的贸易壁垒也对三方未来的合作是一种障碍。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必须考虑到三方国家合作的前景。`

影响美日韩三国成功合作的因素，除了它们之间在历史、政治、经济方面的关系，还包括中国与韩国的关系以及朝鲜自身的政治目的。中国是亚洲最大的经济体，拥有庞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而且与朝鲜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在朝鲜问题上，中国曾多次要求韩国不与美日进一步的合作。关于南韩在2016年通过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的协议，中国表示强烈反对，认为这对中方带来了直接的国家安全威胁。中国坚持不懈劝阻劝韩国部署萨德且不再与美日两国展开安全合作。除此之外，朝鲜视核武器等军事力量为与美国谈判的一颗棋子。在美国能够保证不威胁朝鲜并且保证朝鲜的国家安全之前（包括撤离美军），朝鲜不可能答应与三方合作，达到CVID的条件。

朝鲜在1998年进行了第一次洲际弹道导弹实验，2006年成功执行了第一次核试验。如今，朝鲜不仅拥有超过百万的常规部队，还拥有与各国可对抗的大规模杀伤力武器。朝鲜半岛在2018年风云莫测。从朝鲜在平昌冬奥会的积极参与金与正访问首尔的举动可以看出两国和解的趋势。韩国的阳光政策也表示文在寅政府的积极态度。2018年5月，特朗普和金正恩的举行史无前例的会面，反应了美国希望推进无核化讨论的想法。这些进展把日本拒之门外，而日本也单方面的决定增加防御军事力量加强国家的防卫能力。在日本眼中，朝鲜所带来的安全问题是必须优先处理的，而韩国并非如此。但作者表示，即使韩国希望与朝鲜的合作，日韩出于在亚洲的安全利益也应该进一步的与美国合作。

Russian Strategy and the End of the INF Treaty

迈克尔·菲兹西蒙斯（Michael Fitzsimmons）

《生存》（The Survival）， 2018年第6期60卷 | 美国与俄罗斯在1987年达成的中程导弹协议（INF）很有可能终止。美国在2014年就开始怀疑俄罗斯在违反条约的规定。即便俄罗斯不太可能停止中程导弹的发展，美国也不该退出INF。作者指出，所有关于INF的讨论都忽视俄罗斯违反INF的动机。作者认为俄罗斯的动机有五种可能。第一，俄罗斯可能希望通过中程导弹的发展在欧洲取得军事优势。虽然俄罗斯在发展空射和海射的巡航导弹方面足以对抗美国的同类导弹，俄罗斯对地射武器有着更大的偏好。这是因为俄罗斯的土地辽阔，它可以更灵活的使用地面发射的武器。中程的地面发射武器会给俄罗斯带来一定的军事优势。

第二，俄罗斯也许希望利用中程导弹的发展来考验北约的团结程度。作者分析，与西欧相比，这些新的中程导弹会对东欧造成更大的威胁，由此可能使得西欧疏远东欧。

第三，发展SSC-8也许是俄罗斯在亚洲保持军事优势的重要策略之一。近年来，中国扩大了它的短程和中程导弹库存，在亚洲的军事力量不可忽视。俄罗斯周边的伊朗、印度、北韩和巴基斯坦也都持有中程导弹。这种地理的夹持对俄罗斯造成了直接的在威胁。在2005年和2007年，俄罗斯曾两次提出终止INF协议，希望发展中程导弹，用于防卫中国、巴基斯坦、北韩等国家。虽然美国没有在当年同意终止协议，但是它理解周边国家对俄罗斯造成的安全问题。

第四，SSC-8的发展也许是官僚主义的惯性造成的问题。有些专家分析，SSC-8也许是俄罗斯导弹开发者将SLCM由地面的发射器发射而造成的中程导弹。由于INF只限制了地面发射导弹，在发射器上发射一个海射导弹在名义上违反了INF，但却没有实质性的违反INF的条规。这可能表示，SSC-8只是由官僚主义造成的误会，反应了导弹开发者对国际条规和协议的无知。但作者指出，虽然这个解释在SSC-8最初的发展阶段是可行的，但现在已经不能如此看待。俄罗斯在2017年部署SSC-8的举动表示俄罗斯已正式的将SSC-8划入自己的军事策略中。

第五，俄罗斯的SSC-8很可能是它的一种战略威慑。作者认为这一点是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核战前威慑是保持俄罗斯区域安全很重要的策略；常规精准武器和核威慑二者并重的防卫策略才能保证俄罗斯在全球和区域的安全。有了SSC-8这种常规精准武器作为核战前威慑才能更成功运用核威慑的战略。

作者分析，INF牵扯俄罗斯政治、军事、国家安全等利益，因此俄罗斯有很多违反INF条规的动机。欧洲与美国不太可能劝阻俄罗斯放弃它的SSC-8部署。但同时，SSC-8的存在不会给欧洲带来太多的安全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