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二五”规划中应细化、具体化合理的分配方式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占主体地位的分配方式。现阶段,我们要坚持和完善 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多种分配方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指的是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其实际的贡献取得相应的份额。但目前一些地方实际存在的扭曲的分配方式,已经造成了严重危害,并导致整个社会心态的失衡。一些私企和外企,存在着“血汗工资制度”。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垄断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的2-3倍,如果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差距更大。某些上市公司、国企高管的收入是职工平均收入的几十甚至上千倍。此外,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被统计到的收入高达4.8万亿元,遗漏主要发生在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户。
当前,中国收入分配结构的某些领域存在“三个集中”的倾向:从社会和政府角度看,财富不断向政府集中;从劳方和资方角度看,财富不断向资方集中;从普通行业和垄断行业角度看,财富不断向垄断行业集中。占主体地位的分配方式不断被挤到边缘。对于这种不合理的分配方式,早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上,胡锦涛同志就指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而十七大再次重申,“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又三年过去了,有些相关政策迟迟得不到落实,使部分群众失去了耐心,出现了不少群体性事件。其重要的原因是践行中央正确决策的社会发展规划的机制和政策缺位,有些地方的规划往往只注重经济的增长。“十二五”规划应有所突破,要细化、具体化我国占主体地位的分配方式,使中央的决策落到实处。
二、“十二五”规划要重申改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改革开放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前三十年改革开放最大的功绩是解决了广大社会成员的温饱问题,这只是第一阶段的成果,接下来要“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现在要回答“改革为了什么?改革的主线是什么?改革的动力来自哪里?”中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十几年来呈现下降趋势,从20世纪90年代的15%左右下降到11%,这几年虽然略有上升,但远没有恢复到原有水平。加上通胀因素,比重还有所下降。要防止国民因利益流失或分配不公而出现改革倦怠。
十七大已经重申,“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党中央再次作出了庄严的承诺,作为具体执行层面的地方“十二五”规划也同样要作出承诺,并要将这种承诺具体化、政策化。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是需要执行层面具体地、可操作地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的。譬如医改,就要将“让老百姓看得起病”这样的具体目标细化到可操作的层面。
对改革目标的重申,体现和检验了“十二五”规划的制订者和执行层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更是一个庄重的承诺。
三、“十二五”规划要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
二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大力推进GDP增长,但并没有带来经济结构、社会状态、政治经济体制等方面的变革和进步。增长主义无法解决资源环境、公共产品短缺、收入差距拉大和公共治理的突出矛盾,相反出现了分配不公、社会腐败、政治动荡。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开始把观察发展的视角从物转向人,认为人的发展重于物的发展,从而更加注重满足人的需求和促进人的自由发展。
以GDP为目标的投资主导模式造成产能大增,加入以自由贸易为旗帜的WTO,使中国廉价的商品在世界市场上找到了畅行的通道,反过来又刺激了国内的投资。与此配套又伴随着另一种货币循环模式,即贸易顺差——以美元为主的国际储备——购买美国债券——主要用美元计价和支付的更大的贸易顺差——更多的国际储备——购买更多的美国债券。这种伴行模式已经走到了变革的十字路口。因为它是建立在出口的顺畅和美国的国家信誉基础上的。而这种基础已有所动摇。美国用什么来做信用保证呢?早在上世纪70年代,金本位制崩溃,宣告美国已力不从心,金本位转身为国家信用和“政治信用”。国际政治波诡云谲,靠国家信用作保证的货币,一旦利益关联方有重大冲突,足以使另一方的储备“降解”。这种风险是可想而知的,并且是难以控制的。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范围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并将延续很长一个时期。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措施逐步升级,范围不断扩大。中国外需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这次反危机中可以看出,欧美市场需求将阶段性萎缩,出口导向的模式难以为继。作为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长期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是不够的。
从保持国内经济长时期发展来看,把经济发展的立足点放在国内是最可靠的,也就是从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转型,是中国走向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路径。改变以GDP为导向的增长主义倾向,启动以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转型。将经济建立在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基点上,建立在为国民普遍增长的福祉和消费能力的提升上,才是最可靠的。要坚持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注重把保增长、扩内需同改善民生紧密结合起来。这种以扩大国内的需求,提高全体国民的福利为主导,形成一个内循环的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在“十二五”规划里应该作出新的概括和具体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