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老百姓所持的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增速远超GDP，其中包括银行存款、国库券、股权，以及各种债券和保险产品。

　　金融资产的重要性远超房地产。金融深化可以把老百姓的储蓄吸引到金融体系，金融体系把老百姓的储蓄再配置给企业，这是一个储蓄转换成投资的必要过程，中国经济有一半的投资是这么来的。

　　维护金融稳定、促进金融深化是经济发展和经济稳定运行所必需的。只有金融稳定，老百姓才愿意买股票、投资债券，所以金融稳定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我们的监管者做得不错，冲击银行和国库券交易的很多案子都判了死刑，但涉及股票的案子没有一个判刑的。

　　深化改革开放，要建设债券法制。首先要建设债券市场，债券相对于股票更好经营。要先把地方债剥离出去，现在地方债占用银行资源，很多地方政府发隐形债来投资基建，挤出了企业贷款规模。

　　所以，我们建议所有的地方政府举债都归拢到债券市场，不要影响银行。而且股市的法治基础必须加强，目前证监会没有执法能力，证监会顶格罚款只有60万元，力度不够。证券相关的改革，必须牢牢夯实司法基础，现在已经成立了金融法院，还要成立金融检察院、证券检察院，更重要的是公安部要成立金融侦察局。这一条必须向美国学习，美国华尔街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反复整治违规事件。还有一个建议是加快金融服务的开放，但是资本账户的开放要非常谨慎。

金融要跟上实体经济发展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总体平稳，但金融过度收缩带来了下行的压力。未来几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要从金融、房地产、实体经济升级三方面入手深入调整、深化改革。

　　要以金融调整为抓手推动实体经济的升级。今天实体经济的结构已经和金融的结构错位了、不一样了，金融的结构没有跟上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要调整。

　　基建融资必须要改。基础建设规模仍然很有潜力，特别是在机场建设、铁路里程、油气管道等领域，跟美国、日本、德国这几个发达国家相比，总体上有较大提升空间。况且，从基础设施建设原则上讲，应该适度超前。等到全部把楼都建起来了再搞基建，技术上是不可行的。即便可行，成本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基建是有发展潜力的。

　　对杠杆率要有理性的、科学的认识，中国经济宏观的杠杆率目前还不算高，是可控的。现在我们的杠杆率占GDP之比，一般认为在260%左右，跟美国是完全一样的，几乎没有差距。日本是350%，新兴市场国家一般低一点，150%左右。

　　查阅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宏观杠杆率，可以发现，一个基本规律就是储蓄率高的国家，宏观杠杆率也高一点，一般国民储蓄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安全的宏观经济杠杆率可以上升3个百分点。我们的储蓄率比美国要高30%左右。因此，我们安全的宏观经济杠杆率应该比美国高100个百分点。

　　一般来讲，国家越富杠杆率越高。比如，美国、德国的宏观杠杆率都比印度尼西亚高。中国经济已经是大国经济，资本账户的管控还是比较好的，我们对金融的稳定性应该有基本的自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应该过分担心现在的杠杆率，应该把注意力从关心杠杆率本身转向杠杆的结构上。

　　所以，一定要转变我们的思维，不是简单把化解与防范重大金融风险等价于去杠杆，应该更加关注不良资产的重组，更加关注新增贷款和信托的质量。

　　金融方面应该加速不良资产的处置，尤其要加速“僵尸企业”退出。在这方面，不良资产的处置和产业升级应该配套进行。

　　实体经济面临兼并重组的重任，这个过程一定会产生一些不良资产，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也是产业升级的必然要求。我们不要把重点放在宏观杠杆率上，而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加快调整上。比如汽车行业，我们有200家做整车的汽车厂家，而在德国、美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相同类型的企业一般不超过5家。这就是中国实体经济亟待升级提高的最好案例。

　　金融方面还要进行资本市场改革，首先要大力发展债券市场。现在大家一谈资本市场往往就是谈股票市场，其实资本市场的主体是债券市场。很多企业不适合发股票，但是可以发债。债权人要比大股东、普通股民对企业的约束力更强。所以，发债是比发股票更重要的一个融资渠道，全世界都是如此。所以，债券市场要大规模发债，尤其是要把银行间交易的债券市场和交易所打通。现在老百姓一听到上市，就是到上交所、深交所买股票，却想不到买债券。其实应该转变这个观念，应该把这两个市场打通。

　　此外，我们还应从严格的法治入手，治理股票市场。不光是证监会，更重要的是相关司法机构要联合起来抓股市的违规问题，这也是金融大调整的重要方面。

　　经过仔细的测算，我们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只要中国经济在2019、2020和2021年能够深入调整、深化改革，就能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增长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