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下行，区域经济的分化也愈加明显。近日，全国31个省份均公布了2018年各自的GDP总量及增速，引发大家对区域经济发展前景的热议。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已经从高增长步入到结构调整阶段，资金流、人口流、货物流和信息流通过市场的力量会不断集聚到某些区域，从而让这些区域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那么，未来中国经济的重心会落在哪些区域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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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三个阶段

从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看，实际上也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提出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战略，如深圳、厦门、珠海、汕头四个沿海城市建特区，沿海16个城市被设为开放城市，90年代初又设立浦东新区等；第二阶段则偏重于区域间经济均衡发展战略，如1999年提出并实施西部大开发、2003年开始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战略、2006年国务院又推出了“中部崛起”的发展规划。

第三阶段更趋向于区域一体化下的协同发展战略，即发展区域更加集聚，以点带线、以线带面、对外辐射。如2014年提出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战略；2016年发布《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发挥上海、武汉、重庆的核心作用，打造长江经济带的三大增长极等；去年及今年年初，又进一步明确了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

第三阶段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实际上更像是发展经济学中的“发展极”或“增长极”理论的实践。所谓“发展极”，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格局的一种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强调区域规划，合理安排资源的优先次序，即集中资源先发展拥有主导部门和创新行业的某些地区，以带动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因此，发展极理论属于区域经济理论，但它与区域均衡发展理论的差异之处在于，前者更强调优先发展战略，后者属于均衡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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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投入产出比看区域经济发展的效益

从全球看，地区间均衡发展战略鲜有成功案例，如从历史上看，苏联、日本、埃及、法国等很多国家都试图推行区域间均衡发展战略，向落后或人口稀少的地区加大投资力度或移民，但结果都无功而返。如今，世界一半的GDP是由占世界土地面积1.5%的地方创造出来的，同时，这1.5%经济板块上却居住着全球六分之一的人口。

从我国区域经济第二阶段的发展战略看，尽管成效显著，但也存在投资效率不高的问题。如从2001年到2010年，西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全国的占比，已经从17.72%提高到2014年的24.57%；中部从19.83%提高到2014年的25.54%；东部地区则从2001年的53.9%降至2014年的40.81%。

尽管中西部的投入比重不断上升，但产出（GDP）比重并没有明显提高，如东部地区的投资占比在不断下降，但GDP的占比却基本维持稳定，从2000~2015年，东部地区的GDP占比仅从53.44%降至51.52%，而西部地区只上升1个百分点，中部上升不到一个百分点，东北则不升反降。

2015年以后，随着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分化和集聚现象越发显著，东部地区出现了投入和产出占比双双上升的势头，如2017年东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在全国的比重提高到了42.4%，同时GDP的占比也上升到52.6%；东北的投资和GDP份额则不断下降；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份额较2014年上升2%，但GDP份额只提高0.2%；中部地区2017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较2014年上升0.5个百分点，但GDP占比为21.7%，比2014年回落0.1%。

记得十年前，我就写过一篇报告，叫《寻找中国下一个崛起的区域 》，发现从全球人类的居住分布状况看，全球10%的陆地集聚了90%的全部人口，其中50%以上人口居住在离海岸线200公里范围内的陆地上。如美国有50个州，其中的5个州人口要占到全美人口50%以上。

因此，我认为经济地理上的分化和集聚是大趋势，中国人口从西向东、从北往南迁移这个过程还远远没有完成。有理由看好东部的发展空间，认为未来人口流、资金流、货物流、信息流等还是会流向东部。10年过去了，当初的基本判断大部分都得到了印证。

由于资源是有限和稀缺的，中西部地区大量的低效投资，导致资源错配，也成为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加大、杠杆率上升的重要因素。根据上海交大陆铭教授的不完全统计，2009年以来，全国272个城市建设了当地的新城，超过90%的城市建了新城，大量新城的建设在我国中西部人口流出地。依据经济学逻辑，越是欠发达地区，还款风险越大，转化成高利率，推高社会融资成本。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2018年）

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杨畅供图

从银行的不良率看，中西部地区及北方的地区的不良高于东部及长江以南地区。如内蒙、甘肃、山东、东北、云贵等省份的不良率很高。北京、上海、广东等较低。

因此，从改革开放40年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看，优先发展战略显然要比均衡发展战略的效率更高，结果更理想。因此，当前我国正在实施的无论是长三角经济一体化或京津冀协同发展，还是长江经济带或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实际上就是希望在区域内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劳动生产率或产出率。

我国东部面积只有国土面积的20%，却创造了全国52%的GDP，因此，规模经济的特性就是集聚。根据世界银行的案例归纳研究得出的结论，经济密度增加一倍，生产率提高6%，而与中心城市的距离扩大一倍，利润就下降6%。因此，大城市的集聚效应是最明显的，如纽约的GDP名列美国所有州第三，人均GDP也名列世界第二。

相比之下，我国东部地区的集聚度虽然在过去40年中上升了9个百分点，但仍嫌不足，经济密度依然不够高，未来仍有很大集聚空间，应该能够提高到6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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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经济重心在东部

从经济规模来看，目前长三角地区GDP总量最大。

综合各地统计数据，2018年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的GDP总量超过21万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23%。而京津冀地区经济规模是最小的，2018年GDP总量约为8.5万亿元，粤港澳的GDP总量为12万亿元左右，也不过略超长三角经济总量的一半。

一个区域的经济能否发展起来，取决于多重因素，其中最基本的要素，即所谓的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和技术。但实际上自然资源禀赋是最难改变的。或许有人会提到以色列——自然条件很差却发展很成功，但这属于极少数的成功案例，小概率事件一般很难复制。

人类历史演绎至今，你会发现，人类改变自然的能力还是非常有限的。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早就提出过划分中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爱辉—腾冲一线，这条被称为“胡焕庸线”的人口地理分界线。线东南方36%国土居住着96%人口，即便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这一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仍未被打破。

因此，地理格局决定了经济的区位优势和劣势。从历史看，自南宋以来，中国经济及文化重心就落到了南方，尤其是江浙最为发达。上世纪30年代开始，上海就为远东金融第一中心，金融体量远超东京和香港。

80年代随着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深圳走上了出口导向型经济之路，上海经济增速被深圳所超越。但随着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减少，深圳劳动密集型产业也遭到了挑战，上海的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从90年代不足深圳的一半，到超过深圳，说明上海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步伐还是比较快的。

回顾改革开放40周年来的沿海城市发展轨迹，发现在同样政策支持下，有些城市发展加快了，有些城市则落后了，如80年代最先开放的16个沿海城市，秦皇岛、天津、烟台、大连 、青岛、南通、连云港、上海、宁波、温州 、福州、广州、湛江、北海、营口和威海，迄今为止，我认为成败参半，即8个城市（上海、青岛、宁波、广州、南通、温州、烟台、福州）成功晋级，另外8个城市竞争力则出现不同程度下降。

可见，不管是优先发展战略还是均衡发展战略，市场的力量强于一切，不可能出现普遍繁荣，尤其当经济增速下行的过程中，肯定出现城市发展快慢的排序，此消彼长。

最成功的区域经济发展案例，当属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了。深圳2018年出口额就要占到全国的十分之一；2018年浦东新区的GDP过万亿元，超越不少省份的GDP，而且，浦东新区创造全区70%GDP的地方，只占浦东十分之一的面积。无论是深圳还是浦东，目前也处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阶段，如浦东将打造最强光、中国芯、创新药、蓝天梦、智能造、未来车、数据港七大新兴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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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区位优势更明显

比较京津冀、长三角与珠三角三大经济区域的特点，发现有几个方面的差异：第一，京津冀的发展水平落差最大，北京作为发展极的“虹吸效应”非常明显，但“辐射效应”欠佳，2018年天津GDP增速只有3.6%，河北经济体量排名不断回落，2018年降至第九。

长三角的江苏、浙江GDP总量排名分别为全国第二和第四，与上海的产业联动性相对较好，这是因为上海的制造业比北京发达。珠三角的经济增速依然较快，且新旧动能转换情况不错，问题在于广东省内经济发展不够均衡，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的经济比较发达。

第二，从人口流动情况看，2017年京津冀地区人口净流出（剔除自然增长人口后，下同），长三角和珠三角人口均净流入，说明长三角与珠三角的集聚效应还是比较明显。但广东下辖的各个城市中，除了深圳、广州等大城市外，大部分中小城市的人口处于净流出状态，进一步印证了珠三角经济的分化现象。而江苏。安徽和浙江人口净流出的城市数量很少，说明经济发展相对均衡。

第三，从经济运行质量看，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这一指标颇具代表性，即2018年，上海占22%，名列全国第一，北京占19%名列第二，广东第7，只有12%，其中深圳为15%，可见，以财政收入为考量的上海，经济增长质量名列全国第一。

北上深相关数据比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比较上海、北京和深圳，发现就居民的生活水平提升而言，上海和北京比较显著，但北京主要靠服务业比重上升，上海则相对比较综合。深圳居民的房贷压力大于上海，北京虽然房价涨幅较大，但房贷压力却比较小。

此外，广东的产业结构中对制造业的依赖度相对较大，在10年前的美国次贷危机中，出口加工业就深受其害。如今，随着全球经济下行及部分产业向外转移，就业压力也相对会较大。如2018年上海实现新增就业58.2万人，与2017年保持平稳。但上海常住人口仅为广东的1/5，新增就业超过了广东的1/3，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上海创造就业的能力相对较高。

  2018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与常住人口比例

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杨畅供图

此外，还可以从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产出效率，这也可以体现投资质量。通过比较2013~2017年国内几大中心城市的固定资产占GDP比重发现，排序为深圳、上海、北京、杭州、天津和重庆，即深圳和上海的产出效益分别为第一、第二，重庆最差，天津次之。产出效益差的城市，未来经济增速一定会大幅下滑，因为高投资不可持续。

例如，2017年重庆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GDP之比达到90%，而上海只有24%。上海的排名尽管为第二，但过去5年呈现产出率上升势头，说明效益在提升，而深圳正好相反。

六大中心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当地GDP之比

数据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吴佳璐供图

最后，从三大经济体的战略地位看，京津冀的协同发展战略，主要想通过纾解北京的人口和非首都功能，如设立雄安新区和把市政府迁到通州。而现实问题是，北京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达到80%，而服务业的产业链通常不如制造业长，故辐射力度有限，虽然可以起到纾解北京城市压力的作用。

粤港澳大湾区实际上就是在珠三角发展的基础上，加强与香港、澳门的互联互通，有利于提升该区域的国际化程度，促进珠三角的金融开放。目前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是国内所有城市中最高的，如果金融业规模也能做大，其综合竞争力将进一步提高。

相比之下，上海的战略地位与其他两个区域相比更为重要。首先，上海是长三角一体化的核心城市；其次，上海又是长江经济带上的核心城市，其发展极的辐射功能可以得到充分发挥。我们从国家赋予的上海战略定位上也可以略见一斑：国际金融、经济、贸易和航运中心，全球科创中心。

上海预期是2020年实现金融、经济、贸易和航运四大国际中心的目标。据商务部统计，尽管自2015年以来上海实际吸收外资呈现出见顶迹象，外商投资项目签订合同项目也出现单边回落。但2018年，上海实际吸收外资出现了回升，合同项目数量大幅上升，较上年增长了42%，为历史高点。

世界银行集团发布了《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中国营商环境排名从上期第78位跃升至第46位，首次进入前50。其中，上海作为样本城市，权重高达55%，对排名提升的贡献巨大，也有利于国际经济中心地位的进一步巩固。

上海除了各项经济指标在全国大城市中依然保持领先地位外，全球科创中心建设也将成为它未来经济的一大亮点。上海2018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47.5件，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长50.2%，说明上海在科创中心建设上也充满潜力。

不久前，最高层宣布设立上交所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实际上是把科技创新和资本市场改革这两大任务赋予了上海。此举将有利于上海集聚科创资源和力量，进一步加强金融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联动发展。借助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功能，向全国乃至全球的科技企业提供服务平台。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仍在东部，经济体量大、集聚和辐射力强的当数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作为贯通东部、中部和西部的经济区域，有利于中国的东部经济与中西部经济协同发展。上海作为长三角的核心城市和长江经济带的龙头城市，实属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

当然，上海的所面临的压力和挑战也显而易见。首先是战略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偏低，不足深圳的一半；其次，在严格限制超大城市人口流入的政策下，过去三年来上海常住人口净减少，面临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的压力；第三是受传统经济结构、人口相对老龄化影响，与深圳等年轻的移民城市相比，行政力量偏强、社会活力不是太足；第四，经济结构中民营企业比重偏低，体制机制创新动力也有所欠缺。

因此，尽管上海在全国的区位优势和龙头作用非常明显，但在经济减速、存量经济主导的大趋势下，不进则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