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范式上，现代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沿着牛顿力学或机械论的隐喻发展起来的，即有意无意地将经济体和市场体系想象为某种程度上同牛顿所理解的物理世界相类似，终而形成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学术范式体系的基本构架。现代经济学的主流学术范式的缺陷或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关于经济活动的空间性质的假定；第二，关于人的行为的个人主义抽象目标假定。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中，引入域观范式，可以形成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域观经济学三大体系构架。其中，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主要以经济理性为范式支柱，而域观经济学则以经济理性、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三维框架为范式支柱。中国的独特国情，可以有力助推经济学的范式创新，使商域经济学得以建立和发展。而且，中国所面临的需要解决的经济发展问题，也对经济学范式创新提出了紧迫性需要。中国经济学的升华可以有两个主要的突破方向，获取高水平经济学成就的学术路线可以有两种现实选择：攀登经济学的高地山巅，和开拓经济学范式变革的创新蓝海，都是中国经济学发展需要努力的方向。而对于经济学的经世济民使命而言，后一个努力方向恐怕更具现实紧迫性和更可能做出重大学术贡献。

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最显耀的学科之一，她的辉煌很大程度得益于其学术底层逻辑的抽象思维特征，以此支撑了其学术范式的严谨性，从而构架起庞大的学科体系。在经济学界，存在各派经济学家们所持的不同理论观点、分析意见和对策主张。对于同样的现象，经济学家们会形成不同的甚至是完全对立的意见和主张。不过，哪怕是持完全不同立场和主张的经济学也可以同时获得同一种学术大奖，表明其都具有值得重视的学术价值。例如，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与冈纳·缪尔达尔是两位学术立场完全不同的经济学家，但却可以在1974年同时获得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甚至因观点对立而不愿意同台领奖。既然完全对立的学术理论都可以被同一个评审委员会认可，并都获得极高评价，那么，经济学的真理性还有客观标准吗？这样的奇异现象为其他学科所少见，但并没有因此而使人们怀疑经济学的科学性和影响其受尊崇的地位。其实，对于许多现实经济问题，经济学家们真正能作出准确判断和预测的把握也不是很大，重大经济危机的发生大都出乎经济学家的预料之外，甚至被认为，恰恰是实行了一些经济学家所主张的经济政策才诱发了经济危机。经济学家依据自己所精通的经济学知识去从事实际经济活动，例如办企业或从事各种交易活动，成功概率也并不一定就比其他人更高。那么，经济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呢？如果她的实际成就其实并不特别值得夸耀，那么，为什么还能享有如此高的声誉？经济学真的担得起“社会科学皇冠上的宝石”这份荣耀吗？她的未来将走向何方？中国经济学家有可能对经济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吗？

一、现代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及其局限性

现代经济学诞生于18世纪，一般认为可以亚当·斯密《国富论》发表的1776年为标志。那也是近现代自然科学产生的时代，其最伟大代表，艾萨克·牛顿（1643~1727年）爵士，作为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和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是一名百科全书式的“全才”科学家，他甚至对经济学也有所贡献，曾提出了金本位制的主张。现代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深受牛顿为代表的现代自然科学思想的影响。在学术范式上，现代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沿着牛顿力学或机械论的隐喻发展起来的，即有意无意地将经济体和市场体系想象为某种程度上同牛顿所理解的物理世界相类似，终而形成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学术范式体系。在那个时代也产生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其中的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理论对经济学发展也有所影响，但远不及牛顿理论对经济学的影响更深刻。

本文先从简要讨论经济学的微观范式开始，来观察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特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分析以至表述方式都倾向于希望按照体现逻辑一致性的思维，形成抽象的概念体系和学术范式。其逻辑起点是从假定经济活动的“原子”出发，视其为最基本的“微观主体”。最直观地看，经济活动的主体就是自然人或家庭，所以，现代经济学首先要对人的行为作出基本假设。这样，经济学的观念就基于个人主义之上，即假定人的行为目标是个人效用最大化。进而假定，这样的原子般的微观主体可以自主决策，而且是在没有任何其他因素干扰的如同空盒子般的牛顿空间中自由运行，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表达就叫“假定其他条件不变”，而其实质含义则是，假定微观主体的活动不受其他因素影响。于是，在这个空无、匀质的被称为“市场”的绝对空间中，采用机械力学的隐喻，就可以想象为：在不存在其他影响因素的绝对空间中，原子般的微观主体自主决策并发生相互间的各种供求活动关系，在价格信号体系引导下为追求“最大化”行为目标而进行竞争，达到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并且可以想象为，“市场”中的价格信号如同“看不见的手”，调节着原子般的经济主体的行为。

按照这样的思维方式，经济学虽然被归之为“社会科学”，其实是非常不“社会”的，经济学所设想的人是完全没有社会特性的。如著名德国学者诺贝特·艾利亚斯所说：“把个人看作是完全自由、完全独立的人，看作是在‘内心’完全独立自主的、与其他人相隔离的‘封闭的个性’，这样一种个人观在欧洲社会的发展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这个观点是某个发展阶段上人的自我认识的一个特点。这部分是因为人们错把理想当做事实，部分则是因为把人的自我控制机制物化了，把人的情感与人的行为机制相隔绝，把人的情感与行为以及与对行为的直接控制相隔绝的缘故。”这一认识传统在经济学发展中越来越被强化，并且形式化和数量化，从而使经济学所描绘的图景高度理想化。可见，经济学的世界实际上是经济学家定义和想象的完美世界。

当然，偏离完美世界的均衡状态的情况是可能发生的，经济学称之为存在“未出清”现象。不过，这种偏离如果只是偶然的，并且可以通过自发调整而趋向均衡，实现“出清”，那么，经济体系仍然可以算是完美的，大体符合“理想”。但是，如果会发生系统性的非偶然（周期性）的不均衡现象，则经济体系的完美性就成为需要专门研究的问题，这就涉及“总量”均衡与否的讨论。于是，形成了经济学的宏观范式。

经济学的宏观范式，假定各微观经济活动的个量都是同样具有理性的人的行为表现，因而是可以加总的，即加总是有意义的。所以可以定义各种经济总量概念，例如总供给、总需求、价格总水平、总收入、总产值等。并且可以在实际经济活动的某个环节上，定义（实际上是假定）各种可以计量的概念或指标数的意涵。这些概念的意涵同实际生活的真实过程不同，而只不过是可以以货币单位来计量的某个可观察的“瞬间”（或短期发生）值，这就是所谓“流量”，例如“投资”、“消费”等。被定义的这些概念，并非常识概念所表达的那种真实的生产活动行为或真实的吃穿用等消费行为，而只是供需双方发生的买卖即支付行为中的“支付”量，所以被定义为“需求”量，并可以加总为“总需求”。其实，人们可以追问：既然将其定义为交易流量，那么，“买”和“卖”、“需求”与“供给”总是同时发生的，对一方是买，对另一方就是卖；对一方是需求，对另一方就是供给，因而总是相等的。既然这样，宏观经济概念有什么意义呢？怎么可能会发生“不均衡”或“失衡”呢？按照定义，它们不都是“恒等”的吗？为此，经济学就把各概念都分别定义为“事前”意义和“事后”意义的量，“事前”就是“想要”，“事后”就是“实际发生”。所以，在“事后”意义上供需永远相等，而只有在“事前”意义上供需才可能不等。但是，既然是“事前”的“想要”，在流量上并没有实际发生，那么，没有发生的流量如何计算呢？这成为宏观经济范式的一个软肋。主流的宏观经济分析总是偏重于需求（流量）分析，而通常忽视“存量”因素和供给因素。因为“存量”是没有发生的流量，因此，其“价格”不是客观的，而是估值的。可见，按照宏观经济学的学术范式，由于局限于流量分析，其假设的经济空间仍然是（或可以是）具有空无、匀质特征的牛顿式绝对空间，在这个空间中，能够观察的是“流量”现象，而“存量”因素则被观察者尽可能地“抽象”掉了，视而不见，尽管“存量”现象才是经济活动的实际内容和目的所在（例如，衣食住行均为存量现象），而“流量”不过是工具性的“走过场”环节（衣食住行物品的买卖过程）。

当然，以上所述仅为当代经济学学术范式的底层逻辑构架的概念假设。在这一范式构架上，经济学体系可以进行大量的拓展延伸，并产生经济学的各种衍生性学科。例如，产业组织理论、产业经济学、能源经济学、贸易经济学等；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技术经济学；交易费用理论、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等；区域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用经济学方法研究社会问题，还产生了社会经济学、家庭经济学、民族经济学，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衍生性学科，尽管各有其研究对象和专门方法，但其学术范式的底层逻辑特性仍然服从于经济学主流体系的“微观—宏观”范式，基本上是“万变不离其宗”。

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创造了自己的学术范式体系，但也没有离开“人类文明的大道”。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基于唯物史观，也具有高度的逻辑抽象性，其叙述体系以“商品”为逻辑起点，假设其为经济体中的“细胞”。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也具有演绎逻辑性质，即可以从商品及其二重性的假设出发，推演出整个学术体系框架。但马克思坚持历史唯物论世界观，不承认抽象的人性，而认为现实的人性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区别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在马克思的学术范式中，一定的社会关系决定了经济“原子”（或“细胞”）的社会性质。在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中，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工人是人格化的劳动。他们的“人性”和行为特征是由其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决定的。这一理论显然更具有现实性。抽象人的行为，在马克思那里变为现实人的关系。马克思的理论对不同社会形态的经济关系及经济现象具有时代性的解释力。

不过，对不同时代不同条件下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进行研究，不符合西方主流经济学派的范式承诺，他们所承诺的学术范式，是从抽象的人和抽象的人性出发的。所以，按照上述经济学的主流学术范式，其自身的学术发展偏向于竭尽所能地追求更高程度的抽象性。抽象化程度成为学术水平高低的标志之一，认为那才是“严谨”科学的体现。由于数学具有最高的逻辑抽象性，所以，艰深的经济学推理和分析越来越倾向于采用数学方法。这样，经济学几乎发展为可以被称为“第二数学”的严谨科学体系，各种经济关系都被表达为数学关系，经济研究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建模”和“推导”。人们认为，这样才可以达到精致、严谨和没有概念歧义的高水平境界，而如果不用数学形式来表达，则几乎任何经济概念都被认为是不严谨的，即其内涵都是难以精确定义的。但是，经济学概念和模型的抽象性越高必然离真实现实越远。所以可以看到，经济学的无数论文和学术成果，几乎同现实世界无关，而完全是在自己定义的抽象世界中自言自语，自成一体，经济学家们则在此过程中自娱自乐。尽管如此，也不能否认经济学研究的学术价值，“高深”的经济学成果还是可以得到很高的学术评价，其对启发思想和梳理思路不乏积极意义。但是，人们也不能不质疑：建立了如此庞大复杂的学术体系，经济学真的能够被用来解释现实世界吗？要不就是，我们本来就不应该要求经济学解释现实世界，经济学根本就没有解释现实世界的使命？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这里所说的“主流”经济学范式，在当代西方经济学界，一般认为是“新自由主义”或“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学派的学术范式。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在当代，“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虽然遍及世界，但是，从根本上说，它是美国环境的产物。它最显著的思想特征是：认定自由市场是一个与个人自由生死攸关的核心问题；在论证自由市场、有限政府和道德秩序的过程中充满乌托邦式的因素。而且，实际上，“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意识到，其所提倡的‘自由市场’蓝图是永远无法实现的，但坚持认为自由社会应当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在牛顿式空间隐喻的范式思维中，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所想象的经济世界是具有“审美”价值的，是一个美妙的乌托邦世界，这个世界是可以由“单一规律”来解释和描绘的。

其实，社会科学的许多理论都有“乌托邦”性质，因为它们总是基于理想化的范式承诺，不过，那种理想化想象往往是有些任意的。由于美国经济的强大，所以使得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经济的域观特征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成为现代西方世界经济学理论的主流范式。经济学的这个主流范式，也许在如美国这样的国家，由其现实的域观特性所决定，还难以发生“范式革命”。但是，在高度多元的世界各国经济中，这样的经济学主流学术范式的缺陷，或其不适应性，正表现得越来越突出。许许多多的经济现象只能被认为是主流范式下的“反常”、“扭曲”或“悖理”现象。但是，现实世界中一些重要的“特色”现象事实上已经成为常态，但在经济学主流范式中却不予正视，而且在现实中总是欲除之而后快。同时，可以在现实世界中的特色性常态现象的许多经济学文献和研究成果，被视为不入流的旁门左道。其实，这些现象本身就反映了经济学主流范式的危机。

于是，经济学界开始进行另辟蹊径的尝试，试图突破主流经济学的范式框架。因此产生了演化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学科，从经济学范式体系的基本隐喻（演化经济学对机械论的挑战），到关于真实的人性行为（行为经济学对行为“理性”的挑战），以及经济制度抽象假设（制度经济学对抽象制度秩序的挑战）等方面，发出了经济学范式变革的先声。人们不能满足于经济学体系的抽象完美和总是津津乐道于现实中并不存在的抽象的“优化世界”，而是希望经济学能更好承担解释真实世界和提供可行解决方案的使命。如果经济学不能“经世致用”，那她就只能是一座仅供观赏的象牙塔。

二、域观视角在经济学范式中的地位

以上讨论显示：现代经济学的主流学术范式的缺陷或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关于经济活动的空间性质的假定；第二，关于人的行为的个人主义抽象目标假定。其实，这两个缺陷或局限性是高度相关的：现实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在主流经济学范式中，被假定为高度的抽象性和同质性，反而认为现实世界是被“扭曲”的。其实，完全可能是主流经济学范式曲解了真实世界。

如经济学家哈耶克所说：“经济学打算加以解释的活动，涉及到的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人。……它是有关人们为解释如何最有效地为不同目标而发现和利用不同手段的理论。”他指出：“人类的独特成就，即导致他的其他许多突出特性的成就，就在于他的差异和多样性。除了少数物种因为人类施加的人为选择而产生具有可比性的多样性外，人类的多样性无与伦比。”也就是说，现实中的人是各不相同的，他们有“不同目标”。因此，“在这大量的人口中间，不仅发展出了多种多样的内在属性，而且形成了千姿百态的文化传统，他们强大的智力，特别是在其漫长的成熟期，使他们能够从中作出选择。人类的大多数现在能够维持自己的生存，正因为他们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因为存在着如此不同的个体，他们不同的天赋是他们能够吸收不同的传统所形成的无限多样性的组合，使他们彼此之间进一步各具特色。”

关于人的行为是相同还是不同的理论假定是构建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关键性的底层逻辑基础问题：如果认定人的行为是各不相同的，实际上就是否定抽象理性人的存在（或者承认人的行为不仅仅是理性的），如果那样，就无法解决经济分析的加总问题（不同的事物无法加总）。为了进行行为加总并使经济学可以有严谨的理论体系，就得假定人（至少是绝大多数人）是理性的，这实际上就是认定各个人的行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经济学理论的严谨性建立在理性人的假定之上，才能构建起经济学的理性人世界。不过，很显然，由完全相同的行为人组成的经济学世界与我们所生活在其中的现实世界相差甚远。现实世界事实上不是一个抽象理性人组成的世界。真实世界中人的行为既有相同性，也有差异性，有的相似性明显，有的相异性极大。经济学既要承认人的行为的相同性，也必须正视人的行为的差异性。如果将行为相同性较强的人群活动空间定义为一个“经济域”，并承认经济空间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域”，就可以为经济学的学术范式，奠定更可信和坚实的底层逻辑基础。

在现实中，不仅人的个体差异巨大，而且处于不同国家、地域、领域以及各种可以成为“域”的情景中的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异也是很大的。而且人的交往和从事经济社会活动，总是在一定的制度条件中发生的，这些制度条件决定或影响着人们活动和交往的行为秩序。所以，人类存在的现实世界并非牛顿式的绝对空间，社会经济活动的现实空间总是表现为非空无、非匀质、非绝对的性质。也就是说，复杂的现实经济空间具有“域”性，即分为具有不同性质或特征的区域、领域或群域，因此，现实的社会经济空间是由无数“经济域”即“商域”所形成的复杂多维空间。

这个复杂多维的社会经济空间可以从经济理性、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的三维视角来观察和刻画，这就形成了经济学的学术新范式：域观范式。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中，引入域观范式，可以形成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域观经济学三大体系构架。其中，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范式主要以经济理性为支柱，而域观经济学范式则以经济理性、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三维框架为支柱。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仍然可以追求“均衡”状态的“最优”（或最大化）为逻辑指向，而域观经济学则以刻画多元域态和发现域际机理为逻辑指向。简言之，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具有逻辑“一维”倾向，而域观经济学则具有逻辑“三维”特征。

如果确实能够形成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域观经济学三大体系构架，则首先会深刻涉及经济学的“假设”问题。作为一门逻辑抽象度很高的社会科学学科，经济学所刻画的并不是一个可以肉眼观察的世界，而是由抽象逻辑的“假设”所构建的无形世界，或符号世界，即经济学总是在一系列“假设”前提下进行研究和推理分析的。那么，经济学如何进行“假设”呢？有的经济学家主张，理论的价值不应该由它们的假设是否真实来判断，也就是说，不必要求假设的真实性，而只要求假设或假说具有“似真性”就可以了。而有些经济学家却不赞成这样的主张，例如，美国经济学家科斯就认为：“如果我们的理论是旨在帮助理解体系为什么会以当前的形式运行，那么，假设的真实性就是必要的。假设的真实性要求我们分析真实的世界，而不是那些不存在的想象世界。”

如果要使对经济运行体系的研究更加接近真实世界，而真实世界中的因素又极为复杂，那么，必然会发生经济学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相渗透的学术发展态势，实际上就是在以往的主流经济学体系中引入其他因素。如科斯所说，“如果说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经济学确实获得了更快发展，那么，这要归功于经济学研究的幸运契机，即经济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皆可以用货币来衡量。这意味着，其他领域的从业者现在所面临的那些问题，不可能因为经济学家的侵入而烟消云散，因为经济学家进入那些领域后，必须放弃那些曾经支持其成功的力量。如果不对经济学发展起来的分析方法做重大修改，这些方法就不可能被成功运用于其他社会科学”。因此他认为，“研究的进行可能需要其他社会科学界的协作，但没有经济学家，研究就不可能做得好。因此，我想，我们可以期待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永久地扩展到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但是，扩展的目的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经济体系的运行。”

如果我们将视野拓展到更真实的世界，对许多经济学的问题就会有不同的假设和判断。其中，最具决定性意义的是对“人性”的假定。科斯说，“通常，人们错误地认为，亚当·斯密将人视为一个抽象的‘经济人’，他只是单纯追求自身利益。但是，斯密不可能认为将人看做一个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的观点是合理的。他认为，人实际上受自爱主宰，但并非不顾及别人；人能够推理，但未必以这种方式达到正确目的；人仅仅是透过自我欺骗的面纱来感知自己活动的结果。……如果我们愿意有保留地接受斯密有关人性的即使不全是真理至少也是大部分正确的观点，意识到他的思想比通常认为的有更宽宏的基础，这会使他关于经济自由的观点更加强大，结论也更具说服力。”

可见，经济学如果能更加增强其“假设”的真实性，减少其过度抽象而丢失重要决定性因素的任意性，就可以有效拓宽和夯实其学术基础，增强研究结论的可信性和说服力。这就是域观视角及以其为基础的商域经济学可以获得一席学术地位的机会。总之，现实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仅以“货币”这一把尺子，以抽象的“最大化”作为自利人的唯一行为目标，所刻画出的世界，是同真实世界相背离的没有生机的图像，甚至不过是“自我欺骗的面纱”下的幻像。所以，经济学需要进行范式变革，域观范式下的商域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可以为经济学赋予更旺盛的生命和活力。

三、商域经济学的学术范式创新

基于以上讨论，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如果接受微观—宏观—域观的经济学范式结构，能否使我们所看到和刻画的经济学世界，更接近于现实世界呢？如果这样，我们过去所熟悉和广泛使用的工具，还能有效使用吗？面对新的范式视角，我们必须创造怎样的新工具、新方法，以避免没有“金刚钻”揽不了“瓷器活”的尴尬？

以域观范式的视角来研究经济现象和商业活动，可以建立一门新的学科即商域经济学。笔者曾经撰文指出：“商域经济学的逻辑基础，既是抽象的、演绎的，同时又是具象和归纳的。”商业经济学范式假定，“在现实中，所有的人都不是生活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所描述的抽象世界中，而是生活在一定的实际域境之中，即‘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映射下的某个局部世界里。人们的经济活动总是发生在具体的‘商域’中，他们的各种感受和行为方式也都形成于特定的商域，而不会有抽象人性所决定的抽象经济关系和经济现象。也就是说，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商域’性的”，而“商域是指具有一定价值文化特征和特定制度形态的商业活动区域或领域。”

在经济学研究，特别是经济史学研究中，关注文化（社会心理）和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并非先例，许多学者都在这方面做出过很大努力，并取得重要成就。例如，美国经济学家科斯，将包括产权制度、意识形态、伦理道德、国家体制在内的制度因素作为内生变量引入经济分析框架中，而且特别关注人口增长所导致的区域及国家间制度差异和经济关系的演变，导致国际竞争，进而促使各国进行制度变革。他总结说，“那些国家的成功是所有权重建的结果。而失败，……则是经济组织无效的结果。”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对经济运行调节机制的研究也超越了经济理性，他研究了除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之外的“第三种调节”即“道德力量调节”或“文化调节”。他说：“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无论在何种社会环境中或者经济形势下都不是万能的。市场调节有不可忽视的局限性，政府调节同样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如果没有道德力量调节来配合，无论市场调节还是政府调节都不可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这通常被称为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他还指出，“道德力量调节中最常见的和使用最频繁的就是自律。人人都要自律，无人能例外。自律就是一种无形的调节。它表现为各个行为人都按照自己的认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道德信念、基本守则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实际上，在西方经济学界，关于经济学是否能解释世界，即经济学是否可以称为“科学”，也存在长期的争论。经济学的形式化、数学化和过度抽象化因而越来越远离现实，也受到严厉批评和许多诟病。那么，经济学究竟有怎样的解释力呢？英国经济思想史学家罗杰·E.巴克豪斯经过对经济学说史的深入研究，特别是在对关于“经济学是科学还是意识形态”争论的多视角剖析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当问题得到严密和准确地界定，当所涉及的行为主体是在易于理解的限制条件下行事，当其行为动机易于把握时，经济分析的作用是相当强大的。”“经济学的成功至少部分有赖于创造出一个经济理论可以适用的环境。”

他认为，现实的市场经济运行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赤裸裸的理性市场经济是不存在的，“市场经济若要平稳运行，不仅需要摆脱政府的干预，还需要多得多东西。它需要精心设计的制度结构。从广义而言，‘制度’这一术语涵盖的不只是市场赖以存在所需要的财产权和基础设施，也包括与之相适应的思维习惯”。因此，经济学的有效性取决于能否在复杂的现实中识别出一些可以特别关注的经济机制。他说：“对于在严格界定的一些制度中的少数几类行为动机所产生的影响，经济理论具有强大的分析方法，但是在考虑整个社会的转型时，必须关注范围广泛的人类动机和不受政策制定者控制的制度，还需要涉及心理学和社会学。……一般而言，经济学家的理论只是识别出可能在运行的一些机制，而不是提供有关整个社会如何运转的具有非常普遍意义的理论。”

根据他的研究，只有在能够被明确定义在一定范围之内的经济现象，因而人的行为特性能够被较好把握的限度内，经济学才有强大的分析能力和解释能力。超出这一范围和限度，经济学就难以解释现实，而必须引入经济理性之外的“制度”、“思维习惯”等因素，才能解释现实。也就是说，经济学是难以解释无边无际的“整个社会”现实的，而只能解释可以被识别出具有显著特征的一定的“域”中的现实。换句话说，如果不对现实的经济空间进行“域”的划分和定义，经济学对现实的分析是无能为力的。总之，只有承认现实经济的域观性质，形成域观范式，经济学才具有真正的科学性。

可见，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经济学的底层逻辑进行学术构建，在庞大复杂的经济现实中识别出不同的域境，使经济学的学术范式更具清晰性和解释力，是经济学发展的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努力方向。将“一致性经济空间”假设转变为“差异性域观空间”假设，是一个经济学学术范式创新方向。建立这一学术范式结构，更有助于解释当今世界的各种经济社会现象。而且，由于文化的多元性和制度的多样性，使得经济理性在不同的域境中也具有差异性表现，这样的经济学范式显然可以更接近丰富多彩的客观现实。

如前所述，以域观范式为理论逻辑的商域经济学，承认人的差异性和人所处的域境差异性，如马克思所认定的，作为资本家的人与作为工人的人具有不同的人格特征。在不同的商域中，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具有不同的文化特质，而且，由于制度形态的不同特质（制度形态及其特性又受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可谓“文化是制度之母”），决定或影响着人的价值观念和经济行为，所以，不同商域中的人的经济行为，具有理性（客观规律）和非理性（习俗文化）的双重性。简言之，现实中的人不是抽象的经济“原子”，而是具有复合特性的行为主体。

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和社会形态演变的基本阶段，但他也并没有否定不同国家经济形态的特殊性（即我们所说的域观特征和商域性）。在他的理论中，社会经济形态尽管具有发展阶段的客观规律，但也并非“铁律”。马克思论述了西方世界的社会发展形态演变规律，同时也承认东方世界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即承认人类世界社会发展形态的不同演变道路。著名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哈耶克认为，人类社会具有制度演化的非理性特征（即他所说的“非构建性”），他认为，人类制度是一种“扩展秩序”，形成和发展过程受介于人的“本能”与“理性”之间的力量推动。尽管德国是黑格尔的故乡，但德国经济学的历史学派却主张各国经济受具体历史条件和进程所决定，并非抽象体的逻辑演绎（如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的客观化）。总之，许多经济学经典作家都承认，现实经济现象即使是从学术抽象意义上，也绝不仅仅是“理性”或理性力量的产物，而是各种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结果和现实展现。也就是说，现实经济是一个分域性的世界，人们必须以域观范式来把握这个世界。

如果承认人与人有差异，那么，更应承认企业与企业也有差异。其实，如笔者曾经所论证过的，“从个人主义的‘经济人’假定直接推论出企业行为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假定，更是非常武断的。”在现实中，特别是在不同商域中，不同企业之间的行为差异是很大的，这种差异具有本质性，是难以完全消除的。尽管人和企业都具有经济理性，经济理性通常更倾向于逻辑一致性，但人及企业的文化差异性也很大，甚至可能会比经济理性的逻辑一致性还要强大得多。而且，植入不同文化和制度中的经济理性，其本身也会变形，而不再具有抽象的纯粹性。即连“经济理性”也会变得很有“特色”。人们常常要求处事要理性，“不要感情用事”，但现实情况是，理性和感情都对人类行为产生决定性影响。特别是在制度形态和价值文化差异显著的不同商域中，即使是作为法人的企业，其行为特征，包括“经济理性”所决定的行为特征也是非常不同的，各商域中的企业都会具有强烈的域观特征。

也就是说，现实中的企业实际上是非同质的，而且非同质性往往表现为类别差异，即具有不同的域观特征。例如，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非国有企业）可以被视为不同商域中的企业，它们之间存在难以同化的域观特性。国有企业的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包括长期形成的秩序特征）必然显著地有别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无论怎样改革，也不可能被改变得同民营企业的行为方式完全相同，除非改变为民营企业。所以，无论是在制度形态、价值文化还是其决策理性的倾向偏好上，国有企业必然是特殊企业，即具有显著区别于民营企业的域观特征的企业。在现实中，不仅国有企业同民营企业属于不同商域，各具特性和行为特点，而且，还存在不同组织形态的各类企业。总之，在域观经济学范式下，企业世界是一个多元多类的商域现实。

在经济学理论框架中引入域观视角，对于经济学各学科及跨学科的学术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在研究财政学的理论基础时，学者们也发现基于以往的经济学范式所形成的财政学理论范式对现实财政关系缺乏解释力和预测力。他们看到，“事实上，市场是一个包含着多种行为主体的‘平台’，是各个生产行为主体进行交易活动的空间和区域。”他们的研究成果也表明了在财政学的学术思维中，也必须要有经济活动空间的域观范式承诺，即承认众多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差异性使得经济活动空间，是具有不同域观特质的商域所形成的非均质空间，形象地说，就是人类经济活动是在多区间多层次的不同经济空域（即商域）中发生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

四、域中有域、域际相通的域观世界

域观经济学范式中，“域”的界限取决于观察者的定义，而并非只能是指地理空间中的区域。经济学研究所界定的商域，可以是较抽象的域，也可以是较具象的域。一些商域的形成是由制度差别导致，也有一些商域的形成是由国家归属、民族文化、宗教信仰、地理区域等各种因素所导致。之所以会形成一定商域，总是由于存在一些十分突出且不易改变的因素，特别是深入价值文化内核而形成的特定商域根深蒂固的特质或特色，具有长远和深刻的影响。当然，商域特质或特色并非不可改变，不过这种改变具有演化性质，是在现实过程中逐渐演变的。当我们界定了一个商域后，在其中还可以界定不同的次级商域，并进一步细分。现实经济呈现为域中有域的状态，当我们认识和描述现实经济时，是可以进行多层级的商域类别划分的。也就是说，商域不仅是客观现实，也是经济学研究的范式工具，即域观经济分析方法的运用。

域观经济学范式下的商域经济学，不仅研究各不同商域中的经济主体的行为和经济现象，揭示他们的理性、文化和秩序特性，而且要研究不同商域之间的关系，可称为“域际关系”，即不同特征的商域如何互通共存；如果商域间发生竞争关系，如何构建域际分工的相容关系，特别是能否形成“竞争中性”的域际秩序。在现实中，如果存在域际壁垒，商域经济学应着力研究各种域际壁垒的性质、演变趋势以及可选择的解决方案（如果需要解决的话）。

从域观经济学的学术范式看，世界上任何经济体都是有其“特色”的，不存在无特色的纯粹市场经济过程，即牛顿式绝对空间中的抽象市场经济。经济活动所处的文化环境和制度环境都不相同，也根本无法实现不同商域间的文化及制度（秩序）的完全无差异化。换句话说，即使是完全基于经济理性的行为主体，也不可能绝对脱离多元化的文化和制度环境，因此，其经济理性也必然会被植入文化和制度“基因”或“染色体”。世界上不存在赤裸裸的纯粹的理性经济人，除非它是设定了经济理性程序的机器人，而非真实的人类。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彭慕兰和史蒂文·托皮克在《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一书中指出：“人或许是聪明的动物，但几无证据显示人是天生‘经济理性’的动物，换句话说，人性是否真驱使人竭尽所能积累物质以追求个人最大的福祉，几无证据可资证明”。“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人类买入某物或将该物送人，除了为极尽可能满足自己的物质享受，有时还在借以表明某人或某群体既有的身份或希望取得的身份，表明自己与他人间既有或希望拥有的社交关系。经济活动是社会活动，因此这类活动能聚拢不同群体的人，而且这些群体往往因文化背景上的差异，对生产、消费、买卖的理解大相径庭。”他们的研究表明，“市场并非总是自然形成的。市场的出现依赖于社会习俗的形成”，因此，“我们认为文化是起作用的。文化总是能改变特定人群想要的东西，并且会让某一事物在不同地方的价值千差万别”。“在制度和信念中凝结的因文化而异的偏好，和地理因素一起，创造出了不同的地区（region）。有时候，人们认为所谓的地区，只不过是通向一个真正‘全球化’的世界的跳板，但是否如此，我们并不清楚。”

经济学家通常将复杂的现实经济尽可能抽象为经济理性主导的过程，以求理论分析和推断的逻辑自洽和严密。而真实的现实却是由各种因素所决定和影响的。其中，最具深远影响的因素是价值文化因素和制度因素，而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并非由人类的理性过程所决定。正因为这样，所以，尽管经济发展有其客观规律性，似乎可以被理论家推演为一个“标准型式”的动态过程，因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过程都会有某种相似的推进轨迹。但实际上，各国各地区的工业化过程的表现却是各具特点的，有些甚至大相径庭。所以，经济发展过程总是表现为某种具有“域”性特征的道路，世界各国的工业化，特别是到了工业化的中后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国家，各国都有自己的特色，千姿百态。

这样，我们的讨论就直接涉及了国际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问题。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世界经济倾向于形成能够使具有不同域观特征的经济体进行互联互通、广泛交易和公平竞争的国际秩序。一方面，各国经济具有自己的域观特性，不可能做到全球同质化；另一方面，各国家（各商域）之间要达到顺畅交往、交易和公平的竞争与合作的全球化格局。期间，经济理性当然是重要的，这是全球化的主导因素之一；但文化和制度的多元化和差异化也是不能回避和无法消除的。如果在制度和文化上不能沟通、衔接，经济全球化必然矛盾重重，壁垒森严，纠纷不断。

由于经济学理论范式在人们构建经济制度中会发生强烈作用，所以，当经济学主流范式的缺陷凸显时，人们据此所构建的制度也必须进行改革。世界贸易组织的构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原本是在经济学主流范式的思维框架下形成的，实际上假定所有国家都会趋向于发展为相同的经济形态，只不过有些国家已经处于发达状态，而有些国家尚未达到，被称为“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弱，因而可以给予一定的过渡性的优待。而当发展中国家达到相当的经济实力水平后，其经济形态同发达国家趋同，就应执行同发达国家相同的自由贸易标准。但是，各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却是，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导致趋向于同发达国家相同的经济形态，也就是说，无论达到怎样的经济发展水平，国与国之间的价值文化及制度形态间的差距仍然巨大，并没有发生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后，各国价值文化及制度形态也趋同的情况。换句话说，各国的域观特征差异并不趋于收敛。现实使人们开始“失望”，于是，世界贸易组织就不得不进行改革。其深刻性在于：以往的那个经济学范式所构想的世界同现实世界产生重大矛盾，人们的思维方式必须改变，即承认世界经济是由具有不同域观特性的国家所组成的非匀质空间，以往那个经济学主流范式所设想的均质性的自由贸易世界是永远不会到来的，而自由贸易的全球经济空间永远会“和而不同”，各国之间不可能实现“百国一体”。世界贸易组织的制度必须以新的学术范式为思维方式，进行重大改革。在各国域态不同的条件下，实现更好的域际相通，这才是可以实现的经济全球化格局。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经济学的域观范式变革和商域经济学的建立，不仅具有学术和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全球性意义。如果缺乏域观范式的思维观念，不承认现实经济是一个域中有域、域际相通的域观世界，仅以微观—宏观范式观念所想象的经济全球化格局是难以顺利实现的。只有确立域观范式观念，才能真正实现经济全球化。

五、中国独特国情助推经济学范式创新

经济学的范式变革，即域观经济学范式的形成，之所以有可能发生于中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巨大规模和极具特色的中国经济是域观经济学研究或商域经济学的绝好观察对象。正因为中国经济的价值文化及制度形态具有显著特色，而且中国历史漫长，人口规模巨大，其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特色具有极强的坚韧性，其“坚固内核”极具稳固性。所以，中国经济绝非市场经济中的一个“例外”模式，而是同西方市场经济共存的另一个域观常态。而且，中国经济体的内部结构极为复杂，中国多元文化和制度特质使得中国经济体成为一个巨大的并具有多层结构的复杂域观空间，因此，其域观经济特色极为丰富，是以域观经济学范式视角进行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极为难得的客观经济体对象。如果要在世界上寻找另外具有同样规模和现象丰富性及特征稳固性的研究对象，恐怕需要选择众多国家才可与之媲美。例如，中国一国的域观现象丰富性，几乎可以相当于整个欧洲；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虽然是国土大国，但其域观现象丰富性也远远不及中国。

中国经济的域观特征决定了她具有强劲的增长潜力和发展过程的商域丰富性：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粤港澳、京津冀等；实行一国两制、扩展为大中华经济圈、一带一路倡议等；以及经济主体（企业）类型的丰富性等；特别是多民族国家的特点等。这些丰富国情，使经济学范式变革，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条件。过去，我们有意无意地有一个观念：西方世界是“先进”的和“现代”的，中国则是“传统”的或“落后”的，经济发展的趋势是落后模仿先进，向先进趋同，传统变为现代，所以，现在的西方经济就是未来的中国经济。从域观经济学范式来看，这样的观念是不现实的。中国经济的域观特质决定了：中国同西方国家永远不可能完全趋同，将永远是人类发展中域观特色各异的不同经济体。所以，中国的独特国情，不仅不应令人诧异或“失望”，而且可以助推经济学范式创新，对确立域观范式，作出独特贡献，使人类各国更好地理解自己所处的现实世界，并准备迎接这个世界的未来。

中国经济的一个特质是，东西方文化的大规模交汇和深度融合。一方面，中国有漫长的历史，深具东方文化基因和制度特色的延续性，而且也有东西方交流的长久经历。另一方面，中国的现实制度和意识形态，遵循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这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巨大价值文化力量，输入中国后，成为中国当代国家制度和官方意识形态的正统因素，产生强大和深刻的决定性影响。这样，中国经济体的域观格局就变得极具特色。所以，“中国特色”确实是世界无双的域观现象。商域格局和域观现象，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将展现出人类文明大格局中的多方位演绎过程。总之，中国经济的域观性质，既不是完全东方性的，也不是完全西方植入性的；中国一方面向西方学习，接受西方现代文明的科学理性、先进文化和制度因素；另一方面强烈地保持着中国的思维、文化和制度的历史遗产因素，坚持“文化自信”、“制度自信”。可以说，中国经济体具有并且会不断地丰富展现出基于域观经济学范式所刻画的图景。这是中国经济学界可以为经济学范式变革作出重要贡献的独特国情条件。

由于中国经济体和社会形态的极大“特色”，许多领域中所发生的现象向商域经济学提出了各种“难题”，这也正是对中国经济学界致力于研究商域经济学的激励和更可能取得有价值成果的机会。例如，中国有近14亿人口，而且正在趋向人口结构的老龄化，这是一个极大的域观难题。因此，健康医疗和被称为“大健康产业”领域中的现象和行为就是一个需要着力研究的庞大而复杂的商域。对这个特殊商域的研究，必须突破微观—宏观范式，而在域观范式的框架中展开。笔者在《关于大健康产业的若干经济学理论问题》一文中指出：“大健康产业是满足人民健康需要的一个涵盖面相当广泛的特殊商域。这一商域具有独特的理性逻辑、价值文化特征和制度形态，而且，各不同国家的大健康产业也各自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征和特色。也就是说，大健康产业这一商域空间，是极为丰富复杂和多元化的。研究大健康产业，必须要有多维视角。在大健康产业这一特殊商域中，生产、交换、消费，以及政府的监管制度等，其具体模式都有极大的可选择性，即以不同的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应对和解决不同的问题。所以，在大健康这个复杂商域中，生产形式和供应方式纷繁复杂，几乎涉及各类经济组织形式。包括，商业性（营利性）生产和供给方式、非营利性生产和供给方式、社会企业生产和供给方式；互助性生产和供给方式、慈善性供给方式；公共性生产和供给方式（公立医院，应急系统）等。”而且，“既然健康如此重要，关乎基本人权和终极需要，而且满足健康需要的生产组织和供应方式又如此多样复杂，进入大健康领域的各类主体的经济和法律性质纷繁复杂，行为目标各不相同，那么，如何确保各种供需活动的正常有效进行，避免出现不良行为和失序现象，就一定会成为十分重要的公共管理问题。”

再如，由于科学技术进步，产生了各种新兴的高科技产业，有些领域的发展中国家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如任正非先生所说的“进入了无人区”，一系列前沿问题将层出不穷。特别是，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极大发展，以及人工智能产业的兴起，已经并正在形成更多具有显著区别于传统产业性质的特殊域观现象。对于呈现为特殊的经济关系、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的这类新兴商域现象，是难以由经济学的微观—宏观理论范式来驾驭的。而基于域观范式变革的商域经济学，则可以成为研究这类新兴领域的经济现象和商业行为的学术新工具。特别是，这些新兴的高科技产业，或颠覆性科学技术的运用所导致的崭新经济社会关系，如何同其他商域衔接、互联，使整个经济体顺畅有效运行，更是商域经济学需要着力研究的重要问题。

再一类绝好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经济开放过程中所发生的独特域观现象，包括商域特性和域际关系。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看，“贸易创造世界经济格局”是一个重要规律。其中，贸易密集的地区就会逐步形成具有越来越紧密联系的区域，区域之间的贸易频繁化，就会使这些区域形成更大的区域。如果区域间的贸易联系跨越国界，就形成各种跨国性的区域。各国往往倾向于在这些区域达成更顺畅的贸易关系，突破国际壁垒，成为国际自由贸易区。当然，更为理想的是使世界各国间都实行自由贸易关系，这就称之为“经济全球化”。这一逻辑是一个经济理性主导的过程，从经济效率上说，当然是理所当然的经济进步方向。但是，现实是复杂的。例如，中国的粤港澳大湾区就是一个极为典型和有趣的域观经济现象和商域经济学研究对象，而绝非现有的基于微观—宏观范式的区域经济学分析方法所能驾驭的问题。

粤港澳大湾区中的3个经济体（目前包括有十几个行政市），虽然位于一个紧密的地理区域，却各具非常不同的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特性。所以，由3个经济体构成的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具有显著的“域际”性，是由经济社会特质显著不同的“域”所构成的一个经济关系复杂地区。在经济学视野中，产生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域观问题：具有不同域观特性的3个经济体，需要整合为一个更紧密联系的经济一体化区域时，如何实现域际沟通、协调和交融？

具有不同域性特性的粤、港、澳3个经济体，各有不同的历史，文化差异较大，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更具有很大的本质性差别。从经济理性上说，粤港澳大湾区中的3个经济体之间，贸易及其他经济交往关系越自由、互联互通越发达，就越有利于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由于3个经济体的域观特质的深刻差异，完全拆除相互间一切壁垒，成为高度统一的经济共同体，实际上又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即使要达到欧盟那样水平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实现欧盟内部那样的高度自由流动的经济关系，包括商品、资金、人员、信息等的自由流通，也面临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其中，最根本的当然是“一国两制”这个特殊政治关系。欧盟经济体中的各国虽然本质上是国际经济关系，却可以实现高度一体化，以至几乎可以达到通畅性，接近“国内化”的程度。因为，重要的是欧盟各国虽然主体不同，但国体性质是基本相同的。而粤港澳虽然属于一国，相互间的经济关系本质上是一国之内的不同区域间的关系，但其相互间的壁垒和通畅性障碍往往表现得强过欧盟内部各国间的阻碍。

可见，粤港澳大湾区经济一体化，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域观经济现象，不可能模仿世界上现有的任何一个经济区域，来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体化模式，而必须因地制宜地进行制度创新。这至少可能会涉及：如何安排好商品、资金、人员、信息等受阻碍的可流动要素在粤港澳大湾区内的流动自由化程度。总体来说，商品流动的自由化相对比较容易，主要涉及关税差别、卫生及质量标准差别、文化产品（例如图书）的道德标准差别、知识产权制度差别等。资金流动的自由化，涉及对于“金融自由化”的理解和处置，特别是面临一些关系金融体制和金融安全方面的敏感问题以及外汇管理制度差别等。尤其是，数字货币的迅速发展，包括区块链技术导致的对法币体系的冲击，金融当局不得不采取各种管制措施，粤港澳之间的金融制度差别也会成为一个需要协调的重大而敏感的问题。人员流动的自由化，是一个涉及国家治理体系中比较复杂关系的问题，实际上，粤港澳大湾区内人员流动自由化主要表现为人员身份多元化条件下的国家管理问题，也就是说，具有不同身份的人如何被赋予不同的自由流动权利，才有助于实现国家治理。特别是，由于国家治理制度和人口规模的巨大差别，相对于港澳地区人口，内地人口在粤港澳大湾区自由流动必然会受到较大程度的限制。至于信息流动自由化问题，则主要是基于粤港澳间的治理体系性质差别的不同制度安排所导致的差异化管控要求，体现了粤港澳三地不同的政治制度性质。在这方面，互联网的管理和联通规则将可能成为一个需要重点研究的重要问题。而且，在信息技术越来越发达的条件下，信息流与资金流的界限可能越来越模糊，甚至在数字货币成为不可阻挡之势时，资金流完全表现为信息流（数字流），会对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自由化形成新的挑战，需要尽快研究。

可见，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发展、合作协调和经济自由化，不仅仅是经济理性问题，而是涉及深刻而广泛的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的问题。社会科学理论界必须投入更大力量进行研究，特别是对于前沿性的问题和可能出现的重大现实挑战，要有前瞻性的关注和研究，从而科学预见粤港澳大湾区的域际演化前景。

总之，中国的独特国情，可以有力助推经济学的范式创新，使商域经济学得以建立和发展。而且，中国所面临的需要解决的经济发展问题，也对经济学范式创新提出了紧迫性需要。从域观范式研究和发展商域经济的努力中，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轨迹和前景。

六、经济学在中国的范式演变及其前景

当代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历史不长，仅仅几十年。新中国建立时，以往的经济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基本上被“出清”了。如同是在一片处女地上，按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假定社会形态，植入两大理论范式：即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构建“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按照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逻辑构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除此之外，反映中国经济体系的现状，还产生了统称为“部门经济学”的分支学科，例如，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国民经济计划学、国际贸易等。

1978年，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使传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发生根本性变化，经济学学科体系也必须变革。政治经济学仍然维持“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两大板块，但其具体内容，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具体内容随着体制改革、政策变化和实践中发生的新现象而不断修正。期间也有一些范式变革的尝试，例如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编著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试图在原有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融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因素，以至实现两种体系的衔接甚至融汇。但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学界所接受的政治经济学的学科理论范式基本未变，当然，在其中也不断引入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因素和加入了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中所取得的经验性成果，特别是加进了反映中国经济政策变化的重要思想内容。例如，由洪银兴教授主编的《新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程》，由“经济学时代”、“经济制度”、“经济运行”、“经济发展”和“对外经济”5篇构成。基本反映了中国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所达到的前沿水平。

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演变的同时，中国经济学40年来最大的变革是，全面引进了西方经济学的学科体系，通过学习、吸收、消化（中国化）和体系化，形成了今天中国经济学的庞大学科体系。这个庞大学科体系的构成，主要体现为两大板块，一个是原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扩展和改进（如前所述）；另一个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体系的移植。所谓“同现代经济学接轨”和高等教育的教学“国际化”，基本上体现了上述后一理论体系板块的形成和发展。尽管中国将经济学划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大“一级学科”，并分列了比西方经济学学科体制更多的“二级”、“三级”学科，但其整个经济学体系的底层逻辑同西方经济学主流的微观—宏观学术范式没有根本差别。也就是说，在主流经济学的常规范式中，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是整个经济学体系大厦的底基和学术范式和逻辑的“主心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形成过程同现实经济的改革开放进程基本同步，相得益彰。因而，也如中国经济的引进、模仿、消化、吸收过程已基本完成一样，形成中国经济学体系的引进、模仿、消化、吸收过程也基本完成了。目前，西方经济学体系中的几乎每一个学科领域，中国经济学都已充分进入，并形成了相当规模的教学科研力量。可以说，近40年，也是中国经济学的高速增长和规模大幅扩张的时代。中国不仅是一个经济大国，而且也已经是一个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大国。

那么，当确立了经济学范式之后，中国经济学发展是否面临着范式变革呢？托马斯·库恩指出：“取得了一个范式，取得了范式所容许的那类更深奥的研究，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志。”当确立了一定的科学范式，成为“常规科学”时，科学的继续发展，或科学家的科学成就就主要不再以书（著作）的形式出现，而“通常以简短的论文的方式出现，只写给专业同事们读，这些人被认为都具有共同范式的知识，唯有他们能够写出论文，也才能读懂为他们写的论文”。在这样的成熟阶段，“一种范式给人们留下非常多的扫尾工作要做，而完成这些扫尾工作又是多么地令人迷醉。……大多数科学家倾其全部科学生涯所从事的正是这些扫尾工作。……这些活动似乎是强把自然界塞进一个由范式提供的已经制成且相当坚固的盒子里”。托马斯·库恩称这样的工作为“常规科学”，并指出：“常规科学的目的既不是去发现新类型的现象，事实上，那些没有被装进盒子内的现象，常常是完全视而不见的；也不是发现新理论，而且往往也难以容忍别人发明新理论。相反，常规科学研究乃在于澄清范式所提供的那些现象与理论。”此时，人们将等待“科学革命”的发生，“科学革命就是科学家据以观察世界的概念网络的变更”。他称为“范式转换”，并指出：“范式是一个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在某段时间内所认可的研究方法、问题领域和解题标准的源头活水。因此，接受新范式，常常需要定义相应的科学。……以前不存在的或认为无足轻重的问题，随着新范式的出现，可能会成为导致重大科学成就的基本问题。”

笔者在这里较多引述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话，是因为我们希望从科学发展史的角度来判断当代经济学是否走到了以范式转换为标志的“科学革命”关头？从以上引文中可以看到，当前的主流经济学已经非常吻合托马斯·库恩所描述的“常规科学”的表征。大量的以论文形式出现的经济学研究成果，似乎真的不过是在做“扫尾工作”，试图把现实中发生的现象塞进既定范式的“相当坚固的盒子”里。因此可以看到，经济学期刊发表的大量论文表现得高水平、很深奥、充满复杂公式、非同行专业人员难以读懂，但并无新理论新思想，其结论往往并没有超越常识，不过是将常识性的因果关系用复杂的“建模”和“推导”方式表达出来。现实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却反倒被“常规科学”认为无足轻重。因此，尽管笔者不敢冒言经济学的“范式转换”，因为，主流经济学的既定范式还十分强大，新旧范式的完全替换恐怕为时尚早，但部分改变和积极创新却在所难免，这样的改变和创新至少可以反映经济学范式的重要变革。变革之后，变革前的范式并不完全失效，其所刻画的图景可以成为新范式图景中的一个“特例”，即在做了一系列假定，限于一定范围之内，原有范式仍然部分有效。如果发生与时俱进的范式变革，经济学将会变得更有价值，现实意义更加重大。“范式不仅给科学家以地图，也给了他们绘图指南。在学习范式时，科学家同时学到了理论、方法和标准，它们通常是彼此纠缠、难分难解的。因此当范式变化时，通常决定问题和解答的正当性的标准，也会发生重大变化。”

中国经济学范式变革同中国经济发展成就高度相关。同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后其局限性反而凸显出来一样（所以提出要树立新的发展观，实现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当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取得了耀眼成就后，她的局限性（质量不高）也凸显出来，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尽管从西方经济学界吸收知识，并形成了完整的学科体系，经济学从业人数庞大，但中国经济学的学术水平离西方经济学界还有很大距离，其直接表现就是，在所谓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很少，更不用说还没有中国经济学家能够获得国际公认的经济学大奖，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等。二是，中国经济学缺乏原创性的学术创新，不仅因其学术底蕴不够厚实因而缺乏想象力，而且对于崭新现象的观察、刻画和解释缺乏学术穿透力和范式构建能力。中国经济学正处在能否实现进一步升华的路口上：一边是高山，一边是大海。“高山”是西方经济学的学术成就的高耸山巅；“大海”是现实经济的鲜活生命运动的浩瀚空间。

因此，中国经济学的升华可以有两个主要的突破方向，或者说，中国年轻经济学者获取高水平经济学成就的学术路线可以有两种现实选择：第一，进一步努力逼近现有经济学学术范式下的“世界水平”，这一学术路线可以称之为“尖极化”方向，即向经济学的顶尖和极地攀登。第二，另辟蹊径，进行范式变革，创造新的学术进步路线，例如，建立以域观范式为支撑的商域经济学体系，这一学术路线可以称之为“域观化”方向，这就如同是开拓经济学未曾开发或少有人涉足的广阔“蓝海”。总之，攀登经济学的高地山巅，和开拓经济学范式变革的创新蓝海，都是中国经济学发展需要努力的方向。而对于经济学的经世济民使命而言，后一个努力方向恐怕更具现实紧迫性和更可能作出重大学术贡献。

按照第二条学术发展路线，就可以形成经济学的“中国学派”。其实，其他国家的经济学也在开拓被称为“某某国学派”的经济学流派，为世界经济学做出很有价值的贡献，例如芝加哥学派、哈佛学派、奥地利学派、瑞典学派以及德国历史学派等等。经济学是一种科学范式体系，不同的人即使看到的是同一个世界，所刻画出的也是不同的映像世界，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人所看到的世界是自己心中的世界”。更不用说，各国经济学家总是倾向于更关注自己国家的经济现象和问题，即使观察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现象也是立足于自己国家的视角。所以，实际上各国经济学家所看到或关注的是不同的现实世界，所形成的往往是以不同的学术范式所刻画出的不同的认识图景和表达形式。可见，在进行经济学范式变革和专注中国经济新现象这两个方向上，都可以拓展出经济学中国学派的广阔空间。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时代，建立经济学中国学派，是中国经济学界得天独厚的天赐良机。

对经济学进行域观范式变革，并非凭空构建一个新的学术大厦。如前所述，各国经济学家已经在这一方向上做出过不少努力，从经济学范式的隐喻、对经济学理性假定（经济人假设）的心理实验、对不同国家的人群的价值观特征的研究等都是对经济学的理性逻辑的突破性研究。一些衍生性的经济学科，也将经济理性之外的因素，例如文化、信仰、民族、地理等引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或模型。

其实，只要是观察和研究接近现实的经济现象，就必然会从高度抽象的经济学世界，迈入域观视角的领域。回顾和总结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可以清晰看到，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突出体现了域观经济范式的现实力量：各项宏观政策和微观改革均有意无意地运用了域观经济规律，没有任何一项改革和重大政策调整可以仅仅依据微观经济学范式和宏观经济学范式作出决策；而且，各地区、各行业、各领域的改革，凡是能够取得积极成效的，无不是因地制宜的，其具体举措无不是“接地气”的，而没有任何成功的改革措施和制度安排可以仅仅从抽象的理性逻辑出发。相反，凡是仅仅以经济理性的抽象逻辑制定的改革方案，例如有的国家实行的所谓“休克疗法”改革策略，都无不以失败告终。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就深刻体现了域观思维，即不仅依据经济学的理性逻辑，而且必须从中国的历史文化及制度形态特质的各个维度，观察和处理现实问题。因此，中国所走的只可能是“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所建立的只可能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脱离了域观特色的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是行不通的，实际上也是不可能存在的。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蓝海”路线，可以具有非常广阔的前景。

七、中国学派对经济学范式变革可能的贡献

中国经济学家，经历了同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非常不同的成长过程，身处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环境中，其思维方式不可能不受到深刻影响，所以，完全可能对经济科学的发展，包括对其范式变革做出独特贡献，形成经济学的中国学派。当然，有的经济学家可能认为并没有或者不可能有什么中国学派，全世界的经济学都只能有共同的范式，经济学应该像数学那样，一套同样的方法适用于一切国家和所有领域。其实，坚持这样主张的经济学家本身也是一个学派，应该主要是那些完全接受西方主流（或正统）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他们认为在西方国家产生的被称为“现代经济学”的主流学术范式，也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唯一选择。这样的观点当然也可以成为一种学术主张，也许有其自身的思维逻辑和学术范式，希望将所有国家的经济现象都装进那个唯一的经济学范式盒子之中。不过，一些人主张有（或者可以形成）经济学中国学派，一些人主张没有（或者不可能形成）中国学派（按此逻辑，实际上是主张经济学根本不可分出不同学派），这恰恰表明了经济学家因某种差别，客观上是分为不同学派的。只不过是，有些居主流地位的学派可能希望成为普世性学派，实际上是体现其“一神论”的信仰。但无论如何，既然有自认的“主流”，也就实际上承认有非主流，既然有自认的普世取向，实际上也就表明存在不赞同普世取向的学派，这恰好表明了，不同学派的存在是无法否认的。

那么，经济学的中国学派对经济学发展的范式变革可能做出何种重要贡献呢？这与中国的独特国情直接相关，至少有3个特别值得重视的方面。

第一，伟大的实践性。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人类发展史上最伟大的变革实践和建设实践之一：中国十几亿人口，占世界总数接近20%，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摆脱贫困，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并成为GDP总量世界第二的国家，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工业化版图和人类发展的面貌。伟大的实践产生伟大的理论，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对经济学的发展，包括学术范式的创新发挥着极为深刻的影响。中国数千年历史所形成的价值文化特质和这一独特发展道路和制度探索实践，给中国经济学打上深刻的烙印：中国经济的微观主体、宏观态势均具有显著特色，中国经济的域观状况更具有极大的丰富性和多元性，这使得中国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必须要具有对复杂经济现象的有效解释力和对中国庞大经济体现象的多方位涵盖性，这就要进行艰难的理论建设和学术创新。否则，经济学如何驾驭中国伟大实践所创造的壮观现实世界？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经济学如果碌碌无为，缺乏创新，就只能成为被中国的伟大实践所鄙弃或忽略的“纸上谈兵”游戏。反之，中国经济学如果要有所作为，成为同中国的伟大实践相匹配的真正学问，在中国的伟大实践中发挥思想启发和现实洞察的作用，就必须进行理论创新，特别是实现经济学学术范式的变革再造。按照托马斯·库恩的说法，科学的进步往往是从“事实的新颖性”引致“理论的新颖性”。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颖实践，为理论创新铺垫了肥沃的土壤并提供了丰富的养分。

其实，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特有的体制机制给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们发挥直接或间接影响，留下了比在其他国家的域观条件下大得多的作用空间。在一般国家，包括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中，经济学或经济学家发挥社会性、地方性或全国性影响的作用方式和实现机制是很有限的。经济学家们就算是说对了，又能如何？能够通过什么方式和手段而成为影响社会实践的实际举措呢？——或者争取立法，那路径十分漫长；或者借助行政，但政府功能有限；或者诉诸舆论，却实际效能莫测。而在中国的域境条件下，情况显著不同。经济学界如果有好的意见，可以有“红头文件”机制，予以采纳、执行和实现。中国经济体系的一个可能的世界无二的域观特征是：虽然契约机制可能弱于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但各级党政部门“红头文件”的形成—传达系统和执行系统所形成的作用机制，可以产生强大的信息能量，这一机制如同人体中的神经系统那样，将调节性信息传导给执行主体，而且具有程度不同的强制性（法规性）和资源调配效力。所以，在中国经济的域观条件下，经济学更有条件成为具有实践作用力的学问，因此，“应用经济学”在中国成为特别庞大的“一级学科”。可见，在中国的伟大实践中，中国经济学力争以更加切合实际的学术范式来观察、研究、洞察和引导经济发展过程，本身就是经济学中国学派的一个显著特征。从这一意义上甚至可以把中国应用经济学称为“实践参与型经济学”，从“上报”、“内参”，到“批示”和形成“红头文件”，是中国经济学家发挥“智库”功能的一个中国特色体制机制。正因为中国经济学家可能发挥更积极和直接的参与作用，所以，仅仅依据微观—宏观范式所做出的研究成果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经济学家必须以域观范式来观察和研究现实，才可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使所做出的研究成果更加贴近现实，具有实践的可行性。

第二，马克思的理论。如前所述，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溯源，除了引入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和学科体系之外，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理论的基础和指导作用。经济学的底层逻辑依赖于关于人性和经济空间基本性质的认识或假定，在这个逻辑底层结构上，中国经济学极具特色，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输入与现代经济理性的输入，在中国深厚传统文化基础上，形成了中国学派的经济学科学思维的范式倾向。如本文前面已讨论到的，马克思理论体系中，关于人性和人的行为的认识，具有非常的深刻性，关于经济空间特征的认识同关于社会形态演化阶段的研究密切相关，这就为经济学中国学派的探索和学术建设，提供了非常有利的范式演化条件。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理论具有思维的辩证性和历史观的唯物主义原理，因此，将人的行为特征基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中来定义，是马克思的理论原则，这就为本文所讨论的经济学的域观范式问题，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基础。即人非抽象之人，人的行为非追求抽象算计之“最大化”，而是一定的现实条件中的具体行动，也就是说，经济行为都是具有域观特征或商域特征的行为，经济现象大都表现为域观现象，而非抽象的微观现象或宏观现象。在现实经济中，只有域观现象才是真实现象，各经济主体的活动空间都以商域形式而存在。而域观特征又同不断进步的生产力状况相关，这就是众所周知的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范式基础。显然，马克思的理论范式对经济学中国学派的研究探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即不存在抽象的人和抽象的微观—宏观经济空间，而只有现实的人和现实的域观经济空间。

第三，范式冲击反应。当前，世界科技进步和社会变迁对经济学的学科范式产生的冲击是广泛而深刻的。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国家，原有经济学的那种绝对空间中“原子”式的微观经济主体间进行行为目标“最大化”竞争，进而形成均衡，这样的经济学学术范式，正在受到极大冲击。如何应对这样的冲击，形成新的更符合巨大变化中的经济现实的新的学术范式，是全世界各国经济学界面临的共同挑战。挑战是共同的，但应对挑战的反应方式，即经济学创新发展的路径，可能有不同选择。中国经济学界受到前述两个重要因素的强烈影响，或者也可以说是，由于具有前述两个重要的现实条件，因而可以形成对经济学范式冲击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应对方式，即在微观范式和宏观范式的经济学体系框架中，加入域观范式。这样，经济学体系可以形成一个更稳固的可经受冲击的范式结构，从微观、宏观和域观三重视角观察、分析和把握现实世界，其解释力会更强。

这可以做一个形象的比喻，按照微观—宏观经济学范式所看到的经济世界是：均质空间中的同质“生命体”，构成单元一色的单调世界。而按照域观经济范式，则看到的是：非匀质空间中的各种物种，构成种群多样的复杂世界。将前一范式转换为后一范式显然更接近于现实的经济世界。

当然，按照微观、宏观和域观的范式体系来发展经济学的中国学派，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因为，微观、宏观的经济学范式体系，已经相当成熟，而其成熟的标志是高度形式化、数学化和模型化，它的武装是非常“现代化”的。与此不同，至少到目前为止，对经济现象进行域观分析，难以做到同微观—宏观范式那样的形式化、数学化和模型化的程度，而且，域观范式是否也必须走向形式化、数学化和模型化方向，或者怎样进行统计表达和分析，本身就是一个需要以众多人的研究和探索才能回答的问题。所以，在目前条件下，微观、宏观、域观三者之间还难以有完美的范式结构。但这也许正是可以吸引更多年轻经济学家学术兴趣的一个十分具有魅力的研究方向，年轻的中国经济学家们有可能在此方向上作出具有世界意义的学术贡献。

八、结语

本文的讨论使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今天，经济学是否正在发生如托马斯·库恩所说的从“常规科学”进入“范式转换”的“科学革命”过程？如果确实正在或者将要发生以范式转换为特征的经济学的科学革命，那么，我们将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托马斯·库恩说：“范式一变，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科学家由一个新范式指引，去采用新工具，注意新领域。甚至更重要的是，在革命过程中科学家用熟悉的工具去注意以前注意过的地方时，他们会看到新的不同的东西。……范式改变的确是科学家对他们研究所及的世界的看法变了。仅就他们通过所见所为来认知世界而言，我们就可以说：在革命之后，科学家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会如本文导言中所提及的，两位学术观点对立的经济学家可以同时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他们观察现实世界所基于的范式视角不同，所获得的关于现实世界的经济学图景就不同，对于他们来说所看到的是不同的世界。所以，尽管人类的生产、交换和消费活动是客观现实的，但经济学所刻画的人类“经济活动”则是基于一定的经济学范式框架而形成的抽象世界，即是“观”中的图景。那么，从微观、宏观，到域观的范式创新，可能反映了对现实世界真实性认识的逼近，使经济学的世界“观”，更接近于真实世界。

按照微观—宏观学术范式，经济学构建的是一个“货币故事”体系：微观范式的根基是“交换”，宏观范式的根基是“加总”，两者都必须以货币单位为“语言”和尺度，如果没有货币，微观—宏观范式就无法表达其含义。所以，在微观—宏观范式中，货币不仅是“面纱”，更是“主角”。经济学试图突破货币的主宰，引入“人口”、“自然资源”、“人力资本”，甚至“气候”等角色，但是，只要进入微观—宏观范式的经济学世界，实际上还是不得不归入“货币故事”。在以货币计量的货币故事中，才可以讨论“交换”、“价值”、“均衡”、“最优”、“最大化”等经济分析的核心主题，但却离现实世界很远，甚至成为“虚构”故事。在现代经济学范式框架中，以虚构的一元化符号体系替代真实的多元化行为世界，难免陷入缺乏解释力的窘境，因为两者差距实在太大。所以，经济学家们要常常扪心自问：在我们所构建的经济学庞大体系的大厦中，究竟能装进多少“真实”？是否已经装入了太多的“虚构”，这些“虚构”是否都是为了装进“真实”所必需的容器？如果经济学大厦中，存有太多的与真实无关的虚构容器，其中空无“真实”；或者“真实”已经改变，却没有容器可以装载“新生事物”，那么，这样的经济学大厦是否应该进行“范式转换”？当科技革命正在使我们所处的世界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相对于现有经济学所描绘的图景，现实中的许多领域已经“面目全非”。层出不穷的新现象，使原有的经济学范式体系无力应对，此时，“经济学向何处去”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斯芬克斯”之问。

当然，现代经济学的成熟范式结构还是相当坚固的，具有强有力的内在逻辑自洽性，如果要进行范式创新，引入新的范式因素，将域观范式与微观—宏观范式相衔接，不是一件容易完成的任务。本文仅仅是提出了经济学范式创新的一个可能的方向，或者仅仅是提出了一个问题，以期引起学界同仁的学术兴趣，特别希望年轻经济学家们能够在此方向上不惜投入研究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