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媒体融合的内在逻辑
技术变革下内容生产者与分发者相分离，动摇了传统媒体从内容到终端的全链条服务模式
从需求侧来说，当下的用户是典型的“多任务处理”模式，在出行、上课、上班、吃喝、旅游、购物等各种事务的间隙，碎片化地频繁使用手机，通过手机聊天、娱乐、看新闻、刷微博和微信、购物。智能手机作为一种复合型平台，集成了通信工具、上网工具、摄制工具、娱乐工具和支付工具、身份识别工具等各种功能，改变了用户生成和使用信息的介质渠道选择。有了手机之后，信息空间或现实场域，随时切换，鱼与熊掌可以兼得。在4G及行将到来的5G网络支持下，用户对手机的黏性越发牢固。
再从供给侧来看，传统媒体遇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强有力竞争者。一是来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自媒体，少数出类拔萃的自媒体具有高超的内容生产及营销能力。传统媒体作为内容生产者，其产量占比在下降。二是来自以“智能聚合”“智能推荐”为利器的商业平台，商业平台虽然不是媒体但胜似媒体，具有很强的媒体属性。从流量看，聚合类和门户类平台的手机新闻客户端优势明显。媒体作为内容分发者，其地位也被动摇。用户变得难以到达，他们隐身在各种屏幕的背后。
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直接导致了内容生产者和内容分发者的进一步分离。对于媒体行业来说，不仅是硬件方面的智能手机屏、PC、平板及互联网被掌握在电信及网络运营商和设备制造商的手里，而且内容的生产要应对自媒体的崛起，内容的分发要与平台方进行博弈，内容生产的节奏、渠道和平台皆已不能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媒体不再是从内容、渠道到衍生服务的全链条的提供商，更像是一个张扬着“内容为王”的旗帜的图文音视频提供商。伴随着互联网化走向纵深，传统媒体行业开始感受到了焦灼和阵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被推到了时代的前台。
在当下，“单一”的收入模式难以维持，更多地是采用“混合”的模式。在互联网及人工智能勃兴环境下的“技术服务”“智慧服务”模式，在不同的媒体都被不同程度地采用。当下的媒体“食物链”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寻求非市场收入，如政府或其他来源的补贴。另一条是努力适应新的市场环境，继续开拓，包括两条支线：一是以内容为根基，或者直接吸聚用户、搭载广告，获取收入流，或者向商业平台出售内容，进行版权合作，同时塑造品牌、扩大影响力；二是以资源为根基，或者做增值服务增量业务，或者进入上下游产业，或者寻求融资上市，以巩固壮大自己的生存发展空间。
在新的技术-组织形式成熟之前，传统媒体不应过度追求“盈利模式”或“赢利模式”。赢利与否并不是媒体的天然属性。媒体具有政治属性、公共服务属性，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具有商业属性。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事物是可以交易的，有一些事物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交易的，有一些事物是永远不可交易的。媒体有成本和收益、收入和支出，但是不一定都要有利润的动机和压力。
- 信息科技的每一次进步，都需要用更大力度的信息组织创新去对接、对冲、调节、适应
在万物皆媒、人机共生的未来，过去的媒体的许多功能都可能为物联网、云技术所替代，那么，作为大众传播中介物的媒体该如何自处？为了适应新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各类媒体需要进行怎样的生产关系的调整，或者说社会需要媒体相关的领域进行怎样的生产关系的变革？
在本质上，媒体融合是新闻信息领域发生的一波组织形态、事业样态、行业生态的重组、重构、再造。第一阶段是融合的初期，主要是物理意义的融合，新旧共生。第二阶段是融合的过程中，一方面表现为传统媒体主动创办新媒体，争创新优势；另一方面是新兴媒体受市场、利润驱动，主动从传统媒体挖用户、挖广告、挖人。第三阶段是融合之后，从社会的视角看，媒体各得其所，技术都擅长、市场都稳定、生态都平衡，直到新的技术再次崛起，下一个冬天再次来临；从国家的视角看，就是建立了更加完善的现代传播体系，有理说得出、说了传得开、传了有人信，信息畅达、政通人和。第三阶段应该就是媒体融合的主要目标，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媒体融合的原因。不走融合之路，前方可能无路可走。
二、中国媒体融合技术-组织创新的焦点
- 焦点之一是中央厨房、人工智能和“两微一端”，重在解决内外相通问题
方兴未艾的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无人机等技术也渗入了新闻生产流程，极大地丰富了信息采集加工方式。数量极为可观的审核机器人加入到了大型新媒体企业的内容运营流程。基于神经网络进行的多语种同声或即时可视翻译的人工智能技术甚至有助于克服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折扣”。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在微观上重组了媒体行业的业务链，也在宏观上修整了媒体产业的形态样貌。
此外，可穿戴设备、物联网等浮现中的新技术，越发模糊了人与机器的界限，模糊了创意、创作与复制、粘贴之间的界限，模糊了感觉与知觉之间的界限，模糊了内容产业与通信产业、信息技术产业之间的界限。这一系列技术创新扩散的后果之一是，新闻行业被更多的高技术产业所席卷。新闻行业的内涵也许清晰，但它的边界从来都不是确定不移的。
- 焦点之二是云平台和融媒体中心，重在解决上下相应问题
川报观察走的是依托云平台在县级区域落地的路子。与此类似的还有浙江日报和浙江广电在省内各区域的布局。这一举措与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相呼应。当前，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如火如荼，大体依循“中央厨房”模式，整合县区所属的报刊、广播电视、网站、内刊、内参、客户端、平台号，实现新闻宣传、信息发布、舆情管理、外宣、民生等服务功能的大集成。比如成都高新融媒体中心，拥有《成都高新报》和《高新舆情》APP等报、台、网、端15种，及人民日报、川报观察、大鱼号、抖音、荔枝FM等各类平台号25种。
下一步，如果中央级、省级媒体的云平台建设与区、县融媒体中心建设相兼容，或者相贯通，则更有可能实现新闻信息生产和传播的网格化。依托于云技术、云平台来深耕基层、深耕社区、深耕农村，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是新闻传播领域深度融合的又一种可能路径。
主流媒体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是人民政权的拱卫者，这个阵地必须要巩固壮大。主流媒体的核心任务，是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守土负责。接下来的问题，维护主流媒体，是立足于做强做优，还是立足于压制竞争者？
简单地说，在新兴技术蓬勃发展、工业革命持续推进的背景下，因为追求商业利益很容易损害社会效益，我们既不能放弃先进生产力的驱动潜力，不能过度压制新媒体、新应用的发展，也不能对一般信息的传播设置重重障碍，从而阻滞经济社会的进步，又不能放任资本进入新闻领域，而必须对现有的体制机制进行优化，通过改革释放活力、促进发展。
应该说，试图像传统媒体那样基于渠道垄断优势获得丰厚利润，这种情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同时，媒体也不能再依赖“财政养起来”。哪怕财政有意扶持，媒体也必须要靠产品和服务来赢得政府、企业或其他机构、个人的订单，通过自己的优质服务来与其他的对手相竞争。
因此，媒体融合突破之道，优先的方向在于政府、事业单位、其他公共部门与新闻媒体之间实现进一步的融合。媒体应提升自身的信息和服务能力，政府部门则应更大力度地向媒体开放信息的接口、服务的接口，不仅内外相通、上下相应，而且左右相接，共同打造一个生态型的信息-服务融合体，以有效地开展与商业平台及其他机构的信息-服务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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