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总第147期） 主编：王雅平

不断加深的美中危机：源头和解决方案 史文（Michael D. Swaine），卡内基主题评论， 2019年2月21日 如今，许多观察人士都心生疑问：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及其政府转变对华政策，与中国针锋相对、零和博弈，这是否会从根本上消极地改变美中关系的长期轨迹，破坏或摧毁美中关系的共同利益？ 从根本上说，这种看法颇有片面之虞。今天美中关系严重恶化，两国政府都难辞其咎。虽然在我看来，特朗普政府很容易被指为中美关系恶化的最重要源头（在此过程中损害了美国诸多利益），但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在许多方面也在加剧和促成美国政府的不妥政策。要想真正理解两国关系，就务必准确评估两国各自的国内情势。这是弄清楚如何使中国和美国重回正轨的唯一合理出发点。 美国精英对中国的看法变化巨大且影响广泛 特朗普对华政策的转变在很多方面是美国两党精英阶层对中国看法发生根本改变的极端夸张版本。两党众多精英似乎对于合作接触和对冲并未持有务实且谨慎乐观的信念，而是接受了一种更具意识形态，更深怀疑且基本上悲观的信念，即中国一直以欺骗和霸道方式夺得在亚洲及其他地区的主导地位，而美国却在坐失良机。 事态如此变化，由众多因素所致。就美国而言，这些因素包括（至少自2007-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对美国制度的持续实力及其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感到深深的焦虑，将国家弊端归咎于移民和外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抬头，以及人们普遍担心日益强大、独裁的中国本质上必然会损害和削弱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实力。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焦虑反映并利用了美国政治中长期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偏执情绪，这种情绪在某种程度上不为逻辑和事实所影响。同时，这种潜在的转变不应被看作是对特朗普政府或五角大楼中部分极端反华狂热分子的疯狂信仰和目标的认可。 对华猜疑日盛，在美国各个派别的政治家、许多学者（可能是相当大比例的商界人士）以及美国政策界其他人士中间得到在不同程度的共鸣。有趣的是，美国公众似乎还不完全接受这一观点。例如，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于2018年10月进行的一项调查报告称：“公众并不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一种威胁：只有十分之四（39%）的人表示，中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发展对美国重大利益是一个重大威胁。”在我看来，这可以解释缘何副总统彭斯等人一直发表旨在吓唬普通美国民众的演讲。 但是，许多与中国有数十年交往经验的有识之士（尽管不无理由关注中国的许多行动）并不热衷于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政府采取极端主义的零和做法。这些身处华盛顿和其他地方的人士对贸易战和特朗普痴迷贸易赤字深表遗憾，反对将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和其他西方市场脱钩的荒谬目标，且并不认为中国希望推翻整个全球秩序、以定义不清的所谓修正主义世界秩序取而代之。此外，许多这样的中国通专家驳斥“中国在世界各地进行债务陷阱外交”这种简单化的观点，他们看到旨在根除中国在美国的（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残余影响的各种努力存在明显的麦卡锡式危险。这表明，有可能形成一种更加务实、理智、以解决问题为中心的途径，这种途径可以提高美国的竞争力， 同时在需要时更有效地借助中国实力和与中国合作。这种变化几乎肯定需要在美国的不同领导层之下才会出现。 中国的行为令人担忧 但是，除了美国以外，有必要认识到中国在许多方面促进和强化了美国观点的负面转变。许多观察人士认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际，中国领导人在战略上做出了根本性的转变，其目的是削弱美国在亚洲（和世界）的地位，占所谓弱化的美国的便宜，最终将美国赶出该地区。事实上，杜如松（Rush Doshi）等一些美国学者声称，他们通过仔细阅读中国的内部和公共文件，可以证实这种根本性的转变已然发生。 我不同意这种观点。但我确实相信，中国在主权问题上已变得更加自信，更愿意对其他国家采取经济和其他形式的威压，加强对国内外中国人（和少数民族）的镇压和控制，收紧对在华外国公司的限制，在各种形式的间谍活动——尤其是网络领域——中更加强势。中国共产党大大加强了党纪和思想教育，但一直表示其争取共赢的努力没有改变。 中国采取这种更为激进的行为模式有很多原因，包括政府日益需要对快速社会变革所产生的破坏性后果加强国内控制，欧洲和中东共产主义独裁国家垮台（部分国家与西方有牵连）引发共产党领导人的担忧，迫切需要通过必要手段获得先进技术和商业实践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众多的部分地区的动荡日益加剧。但不管起因如何，中国的行动给美国的极端分子制造了机会，他们需要借机宣扬对华政策上的冷战式方式和大锤战术。 美中竞争的区域性影响 日益加深的猜疑与对最坏情况的各种假设呈现出不容乐观的态势，增加了美中未来在亚洲发生政治或军事危机的可能性，而这些危机最终可能会推动双方进入冷战或更糟的状态。由于第一岛链内亚洲力量平衡发生变化，两国关系出现不断加深的猜疑和敌意。这一负面转变也反映出该地区普遍未能解决几个争议问题，包括朝鲜半岛、台湾、海事纠纷问题以及与军事有关的情报、监视和侦察活动。 我认为，中国军事和经济实力以及其在亚洲的影响力持续增长，以及美国海上优势相对下降，最终将导致中国与美国/盟国在中国海洋边缘（距离中国海岸约1,500公里）的第一岛链内形成不稳定的大致均势。这可能会导致中国高估其在台湾和海上主权争端等争议性和挑衅性问题上提高自身利益的杠杆和能力。与此同时，这也可能导致美国和日本对这种行为反应过度。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要打消中国和其他国家认为美国正在失去其主导地位这种看法。 如果缺乏充分沟通以及对彼此底线的清晰认识，亦无对限制和意图的可靠理解，这种误判很容易升级为对决心的考验，双方都不愿意做出让步以达到共识。尽管中美两国也许可以避免让危机演变为实际的军事冲突，但即便是一场重大的非暴力对抗也可能严重甚至可能无法挽回地损害美中关系，远非目前所见所能比拟，将给全球经济以及地区和全球安全带来不可估量的冲击。 在目前情况下，台湾问题尤其值得关注。鉴于目前美国在几乎所有领域与中国进行零和战略竞争的趋势日益恶化，美国政府内外的反华狂热分子很有可能会成功地辩称，美国应开始将台湾视为其应拒绝中国的战略资产。 美国和日本的国防分析人士中间已经流露出这种情绪。毋庸置疑，如果这类观点转化成政策，那么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将土崩瓦解，同时，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原有基础也将不复存在。结果可能是军事冲突。当然，我不是要预测这样的结果。但如今，我已不如几年前那么自信这种局面可以避免。 如何挽救建设性的美中关系 政策制定者应该如何处理这种令人不安的状况？ 首先，两国严肃、有影响力的人士（不仅仅是美中关系专家）需要更强有力地发声。他们需要呼吁终止鲁莽的言论，倡导缓和有关双赢结果的宣传言论，提倡采取温和的折中措施处理两国关系中严重的不满和猜疑情绪。 就其自身而言，中国近期需要聚精会神地关注西方企业的不满之源和网络间谍行为，同时以行动而非仅以言辞来明确表示同意西方资本和商业利益参与中国经济规划，如“一带一路”倡议。上述行动，加上美国国家和地方官员为加强与中国的密切经济关系所做的努力，将大大有助于把美国商界重新打造为美中关系的主要支柱。 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应就亚洲未来的战略平衡及其对美国政策的影响举行听证会。这项工作应包括全面评估美国、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军事、经济、政治/外交和软实力资源的中长期变化对区域稳定产生何种影响，特别是在风险承受能力和区域威胁认知水平的变化方面。评估的重点是确认并更清楚地确定亚洲发生的力量变化，并确定最可行和有效的政策选择。 在我看来，此举将促使两国认同有必要在亚洲实现稳定（和真正）平衡并通过相互调解消除最有可能的冲突源头，同时为实现该地区经济整合作出切实努力。这种心态应该取代美国貌似目前所采取的努力深化战略竞争的做法，即企图在经济上孤立中国的同时，在该地区远远领先于中国，但这种努力基本上是徒劳的。 此外，政策专家和政治家需要为无派别审查其他机制和程序提供支持，这些机制和程序有助于促进更有效地管理美中危机。近年来，第一轨外交和第二轨外交的讨论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绩。但这些交流往往过于狭隘地集中在预防或成功处理纯粹的军事事件或事故上，特别是在第一轨外交上。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工作忽视或忽略了各国军事行动所处的更大（也可以说更相关）的民众环境和军民政治与结构决策环境。对于决定美中严重危机的演变和结果，这一更大的环境与单纯的军事对军事互动一样至关重要。 朝此方向迈出的第一步应该是，利用第二轨相关活动的投入，就避免危机和危机管理问题形成高级别美中军民两级对话。但是，要实现这样的对话，双方必须认识到这样的现实，即在当前条件下，美中之间严重的政治军事危机可能升级为重大军事冲突。鉴于这一严峻的事实，双方必须认识到，对方不一定有兴趣挑起或操纵危机，从彼此关系中谋得决定性优势，而双方都应承认，任何如此企图都可能导致灾难。对于双方具备初步诚意、坦率磋商危机管控而言，这种认识至关重要。 亚洲要日益稳定，更不必言美中关系益发稳固，绝非一蹴而就之举。这种转变只有在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商界领袖和军界高层的引领之下耗时多年才能出现，他们会强烈感受到相关的高风险，清楚地了解任由如此状态延拓下去的危险。结果不是要回归到过去的关系模式，而是代以一组更具竞争力、更均衡、但（在许多方面）仍然合作和互利的互动。

卡内基动态

朝核问题 评估第二次美朝峰会 李正民（Chung Min Lee，托比·道尔顿（Toby Dalton），史文（Michael D. Swaine），崔康（Choi Kang），申英哲（Shin Beomchul），斯科特·斯奈德（Scott Snyder），劳拉·罗森伯格（Laura Rosenberger），J·詹姆斯·金（J. James Kim），何瑞恩（Ryan Hass），辰巳雄基（Yuki Tatsumi），华盛顿特区 2019年3月4日 |  第二次美朝峰会将对朝鲜半岛无核化与和平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完全理解第二次美朝首脑会谈带来的影响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这次会谈将被视为朝鲜无核化前景、朝韩关系缓和程度以及美韩联盟关系未来走向的一个重要正向和反向转折点。世界各地的专家将会对峰会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估。

日本外交 东京对美中日益激烈竞争的看法 詹姆斯·肖夫（James L. Schoff），细谷雄一（Yuichi Hosoya），添谷芳秀（Yoshihide Soeya），中山俊宏（Toshihiro Nakayama），华盛顿特区 2019年3月19日 |  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视为长期战略竞争对手，并在多个方面挑战中国，包括贸易、技术和国防等。美国和日本在应对中国政策时有许多共同看法，但两国往往重点不同，采用的外交工具也不同。随着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试图重新调整与中国的关系，在保护日本长远利益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利用经济机会，日本和美日联盟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高。 随着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谈判达到紧要关头，继日本提出新的《国防计划大纲》之后盟友希望扩大安全合作，在这一背景下，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细谷雄一教授和添谷芳秀教授将讨论日本对中国政策的看法。针对越南河内举行的金特峰会谈崩，他们将讨论与朝鲜的会谈将走向何方。中山俊宏将作评论，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詹姆斯·肖夫将主持本次活动。

大国外交 大国竞争时代的欧盟战略 埃里克·布拉特伯格（Erik Brattberg），斯文·比斯科普（Sven Biscop），本杰明·哈达德（Benjamin Haddad），吉姆·汤森（Jim Townsend），华盛顿特区 2019年2月25日 |  当下国际关系的特点是，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大国竞争日益激烈，多边主义日渐式微。欧盟应如何应对这些令人不安的发展态势？欧盟是否应力求成为更加统一的地缘政治集团，以更好地与其他大国展开竞争？如若如此，欧盟能否推行独具特色的大国战略，在梦幻的理想主义和无原则的实用主义之间走出一条中间道路？在日益不稳定的当下世界中，欧盟还能否发挥关键的稳定作用？ 斯文·比斯科普在新书《21世纪欧洲战略：老牌大国的新未来》（European Strategy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Future for Old Power）中，讨论了21世纪欧洲宏伟战略应该具有的样子。本杰明·哈达德和吉姆·汤森将对话比斯科普，埃里克·布拉特伯格主持本次活动。

阿拉伯世界 中东宗教权威：对美国政策的影响 萨拉·耶基斯（Sarah Yerkes），A.卡迪尔· 耶尔德勒姆（A.Kadir Yildirim），肖恩·凯西（Shaun Casey），内森·J.·布朗（Nathan J. Brown），考特尼·弗里尔（Courtney Freer），阿内尔·雪翎（Annelle Sheline），斯科特·威廉姆森（Scott Williamson），沙朗·格雷瓦尔（Sharan Grewal），米尔卡姆·克恩克勒（Mirjam Künkler），塔里克·马苏德（Tarek Masoud），优素福·萨尔法蒂（Yusuf Sarfati），彼得·曼达维尔（Peter Mandaville），华盛顿特区 2019年3月19日 |  宗教权威在中东各国政府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但却鲜为人知。谁在为该地区的伊斯兰教代言？尽管伊斯兰教基本上具有分散的权力结构，但伊斯兰主义者和原教旨主义者如何利用和行使宗教权威？ 作为亨利·鲁斯基金会所支持项目中的一项研究，本研究通过对中东和北非12个国家开展民意调查，描绘出了宗教权威以及本地区宗教行动者与更广泛群体之间宗教影响力的传递渠道。调查数据提供了各种情境下宗教权威的简况，并辅以实地调查，考察了建立和维护宗教权威的具体机制。 中东贝克研究中心和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举行了为期一天的会议，会议期间，中东和北非主要专家讨论了研究结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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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关系 法国如何觉醒应对中国崛起 陆克（Philippe Le Corre），《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19年1月29日 |  中法关系呈现出上升趋势，但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国家（包括法国）与雄心勃勃的超级大国——中国之间能否长期合作仍存在疑问。法国政府在与这一新崛起的大国打交道时则有些模棱两可：交往应该是在欧盟层面还是国家政府层面，哪种做法才是正确的？中国在法国的投资项目项目迟滞，强制技术转移，过少雇佣当地劳动力等问题引起关注。

一带一路 中国在波罗的海地区的投资 埃里克·布拉特伯格（Erik Brattberg），《波罗的海沿岸经济评论》（Baltic Rim Economies Review） 2019年2月28日 | 随着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在未来几年可能加剧，波罗的海地区各国必须密切关注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发展动态，并采取旨在保护国家利益和维护国际秩序规则体系的战略。

朝核问题 第二次金特峰会的结果如何？ 李正民（Chung Min Lee），卡耐基评论 2019年3月1日 |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会晤使美韩之间越发失去威力的军事联盟孱弱不堪。三个时刻再次凸现了特朗普的标志性倾向。首先，他继续听信专制者和独裁者的言论，这意味着他与他们打交道时总是存在固有的局限性。第二，有价值的信息是由特朗普一贯批评和指责的美国情报机构提供的。第三，特朗普倾向于将包括联盟在内的关系视为交易关系，削弱了美国在韩国的军事存在和防御态势。

印巴关系 印巴危机危险空前 斯里纳特·拉加万（Srinath Raghavan），卡内基问答 2019年3月6日 | 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敌对行动以前爆发过多次。但是最近发生的空中冲突，是在争议边界领土上爆发冲突的升级，后果危险。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斯里纳特·拉加万就本次印巴危机的核心冲突、政治后果等问题进行分析。

学者文摘

谈判解决：中越在南海的媒体策略 Jawing through Crises：Chinese and Vietnamese Media Strateg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王雅平（Frances Yaping Wang）、吴本立（Brantly Womack） 《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19年2月刊 | 中国和越南两国在南海的主权争议激化于2014年5月2日：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CNOOC）在未通知越南的情况下将海洋石油918号石油钻井平台移到了存在争议的帕拉塞尔岛南端。虽然这项争议的戏剧性让其冲突容易升级扩大，中越两国的媒体反应了双方稳健的政策态度。中越都属于能直接掌控媒体的一党制国家，并且民族主义情绪浓厚，但两国在面临同样危机时传播的语言和频率却有所差别。中国媒体在事件后的74天内低调发布了36篇新闻，而越南媒体在同样的时间段发布了224篇极端情绪化的文章。作者们指出，中国和越南的媒体态度是根据民众与政府的协调程度而决定。中国的民众态度比较适中，所以政府无需刻意引导观众。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选择让媒体淡化争议中的负面情绪，方便中央裁决相应的政策。相反，越南的民众情绪激烈，让政府无法轻易放下对中国的批评和让CNOOC离开的诉求。文章采用了媒体研究论来区分中国与越南在矛盾激化后的不同举动。 越南政府在危机后面对着情绪激动、意见固执的民众，这与政府希望采用的适中政策大相径庭。越南民众自中国2012年设立三沙市事件后就对中国积怨已久。三沙市所在的三个岛群中有两个岛都属于中越争议地区，而中国在2012年将县级三沙市升级为地级三沙市，引起了越南民众的激烈抗议。但是，越南政府有充分的理由选择更稳健的对华政策：中越两国有着不对等的关系。在危机前中国已经成为越南最大贸易伙伴，2013年贸易额达到500亿美元。在2014年的石油钻井平台事件后，越南政府最初默许了民众的抗议，但在5月13日至14日的群体暴力事件后逮捕了300名抗议者。由于民众的情感过于激烈，政府无法直接平息，于是政府选择让他们通过抗议和媒体等渠道发泄愤怒。然而，政府并非是支持民众的心态，而是表面平息越南的民族主义，暗中执行圆润的外交政策，向中国提议采取中越热线等措施加强两国之间的沟通。越南共产党没有选择反华立场，因为越南市场需要中国，而且反对中国的共产主义政府会间接让民众质疑越南政府的合法性。  与越南相比，中国政府不仅控制信息量还限制媒体对事件的宣传。同时，中国的媒体报道主要针对越南在国际场合对中国的指控，属于纠正性的报道。这些报道都位于报纸的低流量部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群体暴力事件发生当天的头条新闻都是国内事件。中央指控越南政府的措词也从批评降为评论。在作者们看来，中国政府希望执行稳健的越南政策，因此必须通过媒体的平淡的态度稳定民众，防止民族主义情绪的爆发。另外，政府选择移动石油钻台的原因不明，作者认为此举是中国政府在组织过程中意外的误算。此前，中国与越南和东盟的关系处在上升趋势，中国没有实际理由阻断这个趋势。越南也似乎明白此次事件的误算，因此在与中国交谈的过程中提出中国应该“更严格执行指示”的观点。中国政府没有直接在事件发生后退出南海的原因在于保存颜面和维护中国主权，而不是执意与越南对峙。作者们强调，此次事件终究挑战了双方的外交政策，考验了政府如何使用媒体和稳健的政策处理国际冲突。

坚决主张的中国： 领土收复还是扩张主义？ Assertive China：Irredentism or Expansionism 饶义（Denny Roy） 《生存》（The Survival），2019年1月刊 | 作者认为，中国的南海政策充分显露中国作为区域大国的策略。即便中国政府宣称今年在亚洲地区的发展目标仅限于收复固有领土，作者分析，扩张主义是一个更合理的发展动机。 作者指出，中国近年来的外交政策更不屈不饶、具有对抗性。这个转移在习近平上任后更加显著，并且体现在亚洲地区的方方面面。比如，2017年中国在多克拉姆高原建路对印度及印度的盟友不丹主权的挑战，以及台湾、钓鱼岛等领土纠纷问题。作者强调，中国在南海采取的行动不管在频率还是性质上都比东南亚国家的举动更强势。比如，菲利宾船只在2012年试图逮捕在有争议的斯卡伯勒浅滩偷猎受保护的海洋生物，却有中国船只出现阻止。在双方答应撤船并在菲利宾船只离开后，中国却留下占领了舄湖。作者还谈及中国船只2014年在有争议的西沙群岛撞击越南船只事件，以及对美国海军在中国领海之外的地区巡逻的排斥。在作者眼中，这说明中国的行为已经不限于维护归属于中国的土地，而是有更深层的扩展策略。 习近平曾明确表态，中国只追求经济发展，不寻求霸权或扩张主义所带来的势力范围。而作者质疑，中国的态度是否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实力的强大从防御转向进攻。也许中国最初只希望恢复在百年国耻中失去的领土，复兴国家。但作者观察，中国的欲望随着中国的军事发展而增大，而冲突在未来或许会从领土纠纷演变为战略分歧。打造势力范围一般有两种条件：控制权和专有权，而中国的南海政策对双项都有所要求。中国禁止了其它国家掠夺宣称领土内的资源，同时反对美军在中国境外的巡逻和监督。作者分析，中国希望将边界和更广泛的亚洲地区设为中国的管辖区域，其它国家的进出和行动都必须经过中国的审批和同意。外界观察者必须决定中国的动机是否出于防御性且有约束性的目标，还是有更深层，扩张性的决策。 作者指出，判断中国的动机为领土收复有三个重要假设：一，中国是一个有约束性目标的强国、二，中国只会对有正当要求的领土动用军事力量，并且不屈不服、三，中国绝对不会寻求霸权主义或势力范围。而作者认为，这三种假设都不经推敲。首先，即便中国宣称只会为受争议的领土动用武力，这并不代表它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其它国家。我们只能从中确保中国有对抗其它国家的军事能力。其次，中国以领土收复的名义可正当的发展军事力量和国家领域，而不糟其它国家的反对。这对中国是有利的但对周边的国家和美国是一种实质的威胁。重用这三种假设将会纵容中国的领土主张。即便没有合适的历史依据，中国也会认为自己的每一项领土要求都是理所应当的，从而扩 张自己的领土主张，比如针对日本的冲绳岛。通过渲染领土议题，中国还可煽动民众的爱国主义，利用激昂的民族主义威胁其它国家在领土问题上做出妥协。根据作者分析，这是一种情绪的敲诈，使其它国家背负处理中国国内民族主义的责任。 中国在亚洲的领土主张范围很广，足以堪称为一个势力范围。这不仅可以从中国的领土主张中看出，还可以从“韩国顺从中国理所应当”的傲慢态度中察觉。如果不及时的对中国的扩张政策作出相应的军事和行事政策回应，各国很有可能因为疏忽而默许了中国的侵占。

防守型接触：从错位的全盘交易到中美日益对抗 Engagement on the Defensive：From the Mismatched Grand Bargain to the Emerging US-China Rivalry 赵穗生（Suisheng Zhao） 《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19年1月刊 | 面对中国崛起，美国应该延续1979年后的接触政策。在近年的经济环境下，许多的美国企业家和外交家认为美国与中国的交流过于天真，从而失去了很多利益。他们普遍认为，中国利用了美国的开放经济，却在自己的市场中设立了许多贸易壁垒，从中套利而取得了如今的经济水平和成就。然而，作者坚持认为，与中国进行合作并且继续贸易对美国是有利的。美国可以在交流过程中鼓励中国改革的持续，并且协助打造一个昌盛、自由的中国。 美国最初与中国建立全面外交关系是出于对抗一项共同威胁：苏联。中美合作的基础并不是两国的共享价值，而是两国共同的异处。基于20世纪末的现代化理论，美国协助中国的现代化可促进中产阶级的发展并且推进中国政治的自由化。中国在接受西方的经济理论后或许还会接受西方的民主理论，使得两国的政治言论逐渐汇聚。但是，中国与美国接触的原因并非是崇尚美国的经济和政治体系，而是希望通过与美国交易促进经济发展，富国强兵。加入WTO的中国确实接受了自由市场和全球贸易两方面的经济思想，发展为了一个强国，但却始终未接受西方政治的民主思想。由此可见，中美关系的根源就基于一个错配的全盘交易。 中国在近年来对全球推出一系列的中国模式发展，与西方的自由经济和政治体制竞争。这包括中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推出的国家资本主义，以及习近平在2013年后宣布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面临着中国的崛起，部分西方人对中国心存疑虑。特朗普在2016年的竞选中提到了核心的问题：美国以往认为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从而给予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优惠，而如今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站在发展中国家的平台上与美国交易是不公平的。但在展开贸易战后，特朗普的中国政策一直朝令夕改，缺乏连贯性。在每一轮的谈判，他对中国的态度易变，目的也不明确。同时，他在国际范围里开始孤立美国，退出了TPP的协议，指责了欧盟和北约等传统美国盟友。 然而， 作者认为，继续与中国的接触政策对美国是最有利的。中美之间相异之处必须成为两国之间合作和经济发展的基础，而不能成为分裂两国的矛盾。即便中国没有像美国预想的一样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中国市场的开放性和国际性是不可否认的。不仅如此，贸易逆差也不能用特朗普单纯的理解方式去对待。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国家，而且用附加值计算，中美贸易逆差会减少百分之四十。同时，贸易战给美国企业造成了巨大利润损失；即便中国丧失的相对利益更多，美国经济需求受到的消弱是美国企业家无法长期容忍的。中美两国都应该优先面对国内政治，而不在国际平台上争锋相对。美国必须回归到最初的价值观，反思而行。中国不仅是国际市场的受益者，还必须学 会维护全球经济，与美国企业进行互惠、平等的交易。只有在中美互相理解，在经济政策上达成共识才能平衡双方的利益，让两个强国和平发展。

中美贸易战以及中国的未来策略 The US China Trade War and China’s Strategic Future 亚历山大·卢金（Alexander Lukin） 《生存》（The Survival），2019年1月刊 | 自1990年以来，国际学者普遍使用现代化理论分析中国。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也基于这个理论。现代化理论指出，经济发展的所有需求都与民主主义的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市场的现代化将意味着社会的民主化。 然而，这是中国官方从未同意的结论：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是独特的，并且比西方的体制更有助于经济发展。中国近年的经济成功让很多学者反思现代化理论的思想，同时也让西方更警觉于中国作为一个非民主国家的崛起。作者认为，美方在特朗普政府下采取的对抗性手段引起了中国社会的争论：中国将如何继续经济和政治的发展。 中国人民在习近平上任期间的自信在特朗普宣布中美贸易战后而有所平息。评论者曾问道：为什么特朗普的影线政策不在中国政府的预料之中、中国是否过早挑战了美国在国际范围的经济地位、以及中国外交政策是否应该脱离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策略。这种疑问以及早在2000年初就在社会中出现。当年的中国民众的胜利主义信念（triumphalism）与学者谨慎的思想形成了对比，在2016年春天的一项公开讨论中展开。在这长对话中，外交学院的吴建民批评了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的鹰派思想，并指出他对全球走向和平趋势的错误分析。而胡主编的观点其实反应了许多民众对中国经济成功的评价。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意味着中国必须更主动的外交。 官方语言的转变在于政府对“首要目标”的扩大化。这种扩大包括了与日本、印度和在南海的领土纠纷甚至包括中国在全球的政权和思想地位。这种明确的主张体现在中国因反对韩国接受美国的萨德部署而采用的经济制裁以及2012年和2017年分别与日本和印度及不丹的对峙。相比而言，官方的外交语言比以前更和谐，着重体现中国与其它国家和睦相处的思想。习近平曾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既能协助中国和周边国家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又能协助中国在现代国际社会中恢复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中国体制内的评论家指出了胡鞍钢等学者的胜利主义信念对中国政策的诱导和中国在国际层面可信度的影响，但这些批评并非全都有理有据，这其中评论包括中国政治语言在和平和权利之间徘徊。还有学者指出，中国政府逐渐偏离了改革开放后的政策，疏忽了对个人财产和公民自由的保护。关于经济发展，有分析家指出，中国的成功是基于市场的自由化及西方累计300多年的科技。中国应该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同时更谦虚，在贸易战谈判时不要为政治思想而舍去经济利益。中国的确在执行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缺乏透明性，且缺少对当地国家的利益的考虑。但中国政府从未做出扣押财产的行为，国外媒体和外国竞争企业也会夸大“一带一路”项目中的过失。 如果中国能持续发展经济， 并且与周边国家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中国便违背现代化理论，形成一个多边主义的世界。但是，作者认为中国应该采用邓小平的理论，在国际平台上更为谦虚，从而使“一带一路”项目获得合作国家的信任。同时，中国必须在崛起过程中避免与美国发生严重的冲突。

“一带一路”倡议的内部政治 The Domestic Politic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何包钢（Baogang He） 《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19年2月刊 | 现有的“一带一路”文献大多数关注了地缘政治分析，而作者希望通过分析中国内部政治来理解“一带一路”政策的发展。作者认为，通过理解中国国内政治的结构和国际平台的连接，我们可以进一步的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方向。文中，作者主要关注了个人领导力、政治组织、异议管理以及国内政治对中国政策实施的影响。 习近平有着宏大的中国梦，而他雄伟的“一带一路”政策反应了他的领导风范。通过与各国合作的基础设施项目，习主席希望将中国推向国际平台，成为世界秩序的一个领袖。同时，作者提醒，我们必须将“一带一路”政策视为一个权力游戏的棋子。在中国的一党体制中，习主席需要建功立业，用其稳固地位。比如，“一带一路”政策的成功协协助习主席越过了中国宪法对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 “一带一路”政策在国际范围成为中国的权力象征。在2017年的峰会似乎让中国回归到了古代时期的权力中心。 “一带一路”倡议的资源分配和动员都围绕着中国体制内的政治、经济和思想而行。其中，体制中的领导小组在中国外交政策中担任着顾问的角色，负责执行中央下达的指示。小组的影响范围取决于小组的领导者，而“一带一路”小组的领导是习近平。该小组主要的工作在于协调国家组织的需求和外界对政策的批评，由此在国内展现出中国经济的成功和威望。“一带一路”原本计划统筹西北西南发展，这个项目原本包括了新疆、福建和广西三个省份，却在执行中有所改变。模凌两可的官方语言给各省许多的执行空间。为了募资，地方政府将许多与贸易松散相关的项目放在了“一带一路”的旗下。最后，中央还会运用国企来分配资源。中国国企的投资注重的是供应方而非传统 的需求方，有先修建再引介的思想。由此，国企项目的成本较高，盈利较低。但是，政府可通过国企控制资金的导向。这对管理“一带一路”倡议这种资金庞大项目的执行力是很重要的。 为了管理以上政府阶层和资源运用的过程中收到的批评，中央必须通过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组织来控制持异议者。比如，政府严格的标准化了所有“一带一路”相关的用语。政府曾强调，带路政策是一个“倡议”而不是一项“策略”，由此淡化国际学者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地理政治分析。外交部长王毅提出，中国应该在外交事务上采取“建设性介入”的政策。由此可看出中国的外交态度从长期的“不介入”有所转变。作者还指出，中国内部政治在“一带一路”政策中的表示主要有六种：官方的术语、政绩的竞争、集中的管理、党制对内部的亲和力、由上而下体制所带来的益处和抑制以及倾向性审批项目。作者强调，只有了解中国内部的组织和资源的运用方式才能够全面理解中国外交的态度和“一带一路”项目中的管理模式以及其中相应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