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想提出五个关于中国下一步发展需要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这些问题现在还没有答案。但中国经济下一步要顺利发展，这些问题无法回避，而且如果能把这些问题研究的有一定深度、有点味道，我觉得在经济学的演进与发展中一定会做出贡献。

一、中国经济为什么减速，正处在什么样的增长阶段

这是已经困惑争论了八年的问题。中国经济我们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过去八年的时间基本上是在回调，这样一个经济增长的减缓到底应该怎么看，说法比较多。比如有些人把它解释成外部冲击，有人说是一个周期性的波动，但是我以为都很难解释中国由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为什么现在降到7%以下，将来还会6%以下。

这两天讨论经济形势，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中国经济就是由高速增长转向低速增长。最近两年还能保持在6%以上，因为我们到2020年有两个翻番的任务实现。2020年以后，增长速度进入中速平台以后就是5%到6%，也许是5%左右。但是我想强调的是这样一个变化是符合规律的。当然从经验上来看，其实当年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理论上需解决的问题。这样一个变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是潜在增长率下降，当然潜在的增长率是有定义的，这是经济学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座的各位老师同学们我觉得都会做一些研究。

为什么潜在增长率会下降？可以点出一些因素：

第一，可以利用的技术在减少。

第二，很可能也是我提出的概念，就是一些重要需求的历史峰值相继出现，比如说房地产、基建、汽车和技术等一些重要的需求，包括我们现在钢铁、煤炭、建材等等，都出现了历史需求峰值。

第三，是人口劳动力数量结构的变化。如劳动年龄人口从2012年、就业人数从2018年都开始出现总量减少。我这只是讲一些因素，需要进一步研究。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这个理论模型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坦率地说还不大清楚，但是我以为很有谈到的价值，而且这个问题很有现实意义。比如说最近我们都在谈所谓稳增长的问题，稳增长首先得有一个基准，稳什么样的增长，稳到什么水平，有些人心中稳增长还得回到7%、8%，甚至更高一点，就是过去高速增长的轨道上，可能吗？比如再过两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变成了5%到6%，甚至到了5%了，中国经济是不是就坏了，变得很有问题了？这都需要有一个理论框架来做解释。包括宏观政策，我看最近好多人也是问货币政策能不能再放松一点。今天有个记者问，现在的货币政策是不是都放松了？我说你的期待我也很理解，但是我想讲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货币政策放的再松也不可能改变潜在增长率。

二、中国进入高收入阶段面临的瓶颈问题和主要挑战

中国去年到了9600多美元，将近1万美元，和现在世行确定的12600美元这样的水平已经差的不多了，已经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但是这一拨要跨上去很难，因为从国际经验来看，二战以后大量的国家进入工业化进程，但是最后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社会的只有13个经济体。进入工业化进程的国家甚多，但是真正进入高收入阶段的相当少，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到了最后这一段就跨不过去了，而落入现在有些人讲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当然，“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一个问题，也有争议。美国哈佛大学的前校长，也是哈佛大学资深的经济学教授、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讲是“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还是高增长以后所面临的挑战问题。他认为很多国家都经历了高增长。高增长不可持续之后不能适应，才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中国经济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下一步增长潜力到底在什么地方，最近我做了一点研究，我提出了中国进入中速增长以后“中速平台的高质量发展”，这是中国人用的一个词，我认为有着五大增长来源：

第一是低效率部门的改进。中国经济效率低的地方还是有不少呢，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基础部门，中国现在五大基础性成本，能源、物流、通信、土地、融资，我们普遍是高的，有一些统计数据显示比美国高了一倍以上。跟美国相比较，美国的土地比较宽裕，价格低一点。但是其他的要素之所以价格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在这些领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行政性垄断，缺少充分的竞争，效率就低，成本就高。

第二，低收入阶层收入提高和人力资本的提升，这个潜力非常大。最近有一个说法，中国还有10亿人没坐过飞机，最少前几排的领导和老师们经常坐飞机，但是中国还有10亿人没有坐过飞机，我估计后排的同学们有些坐飞机也不多。还有5亿人没蹲上马桶，前段时间到日本买马桶盖，有些人感觉消费需求升级太快，过去很长时间家里都没个马桶，好不容易坐上马桶很幸福，结果还弄自动化的一个马桶盖。但是一定要记住，还有5亿人没坐上马桶，这些人让他们坐上飞机、坐上马桶，将会产生巨大的需求。更重要的在于什么地方，这些人之所以穷、收入低，是因为人力资本没有得到充分的培育和发挥，包括机会不均等。

第三，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我特别强调中国下一步的增长重点是服务业中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

第四是前沿性创新。中国过去也有不少的创新，但是基本上是一种适应性的创新。前沿性创新就是走到全球创新的最前面的地方，也就是所谓的无人区。

第五，绿色发展。这些新的增长来源潜力比较大，但是这些增长你要把它抓在手里有很高的体制条件，你很可能就是看得见抓不住。

但这些动能都面临着难题。比如第一点是老体制相关的利益难以打破、行政性垄断。什么事和利益挂在一起以后，这个事的难度就大了。第二点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缩小的力度不够大。今天上午发展高层论坛，最近全世界最著名的投资家达里奥讲了全球收入差距加大的问题，比如美国，看来这个问题不容易解决。还有一点就是城乡之间的要素难以自由流动，这是刘守英教授的专长，最近我一直呼吁不要把城里人下乡看成洪水猛兽，但是这个争议也很大。农村的土地制度改革，农民宅基地能不能流转，这些问题难度相当大。其实中国改革很多事情不是高难度的动作，你会发现都是最应该改的，最后你就改不动。有时候涉及一些道理，道理讲不懂，是什么道理呢，三岁小孩都懂的道理，到了30岁的时候不懂了，需要解放思想、正本清源。有时候心里边明白，嘴上说不出来。所以我们现在打破到高收入阶段的瓶颈有哪些问题，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

三、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国家在经济转型中是否具有对冲功能

中国是一个超大型国家，从土地面积和人口数量来讲，我想比较接近的是美国和欧洲。但欧洲的一堆国家最后搞了个欧盟，形成了一个统一市场。这些超大型国家里面，过去我们发展不平衡，往往看成是一个缺点，但是后来发现它也是一个优点。比如说电视机、电脑，开始消费的时候由一个地区的收入水平高了，先购买，另外一些地区的收入水平比较低，就后买，所以生产厂家销售周期可以拉得很长，这是一个优点。

再一个，我们发现从中国转型来讲，有些地区转的比较快，有些转的比较慢甚至是失败的。但是你从全国范围一看还可以，为什么，它发生了一个对冲的功能。这在比较小的经济体几乎是不可能的。比如过去几年，东北相对比较困难，企业缺少竞争力，人口流出，特别到了天冷的时候，东北人开始南下，现在所谓的三亚被称为黑龙江省三亚市，说明人才流出是比较突出的问题。

咱们在这些地方做个很不现实的假设，如果东北某个省是一个独立经济体，独立运转，发行货币，单独借债，你想想它现在发展到什么情况了？增长率下降、效率很低，内部是通胀，外边的货币是不是要贬值，这正是很多所谓的失败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发生的故事。中国如果都是这些地区的话，麻烦了。但是所幸的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幅员辽阔，你看看东南沿海地区，特别你看看深圳，那是另外一种情景。所以它最后是对冲了，这是很多小的经济体所不具有的，这也是我们中国经济转型相对比较容易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东北这些人可以到其他地方去，其他地方东南沿海改革的要素、积极的要素也可以到东北去。曾经我提过一个建议，让东南三省、东北三省结对子，把干部派过去，体制转过去，让他能够搞一些所谓的经济特区，使他的情况有所变化，这都是中国特有的。所以中国能不能利用好这种对冲功能，或者说中国经济的回旋余地很大，我觉得我们能不能从经济学的角度给出一个描述来。

四、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前沿创新型国家的主要短板是什么

刚才我讲了，中国过去的创新主要是适应性的创新，但是最近几年我们前沿性的创新已经出现了令人鼓舞的一些进展，特别是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领域，我们和世界前沿的差距已经不是那么大了。过去我们历次技术革命中间，我们差距很大，我们前边的背影都看不见。现在离他们的距离已经不大了，在有些领域已经是所谓的并跑甚至是领跑。华为任正非讲过华为已经进入无人区，就是前边没人了，我们在最前边，这是以前没有过的情节。

中国在这些领域中间还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市场规模。我们能拿出货币来，这个消费能力的市场是全世界最大的。这个东西大家不要小看，以色列这个国家创新能力是很强的，以色列有很多小的创新型企业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它在全世界最多。但是全世界的互联网大公司有以色列的吗？没有，就来自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再一个就是中国。为什么？人多，市场规模大，容易形成商业模式，形成商业模式以后再去拉动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拉动技术创新。另外中国的产业配套条件在世界上也是排在前边，据他们讲，硅谷要搞一个创新的产品，零部件得到华强北来买，所以中国有一些独特的条件。

但是我们有没有短板呢？最近搞了一个中国五大发展理念指标的国际比较，会发现创新维度的指标中国是相对比较落后的，稍微和人的感觉不太一样。我们感觉到中国有一个最大的短板，跟高校有关系，高水平的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我们的水平还是比较差。如果说中国没有一个诺贝尔奖级的研究成果的产生土壤，中国的创新走不远，一定程度以后就没有后劲了。但是要形成这样的环境，有一个问题要解决：一定要形成有利于自由探索的环境。这个任务很重，短板要补上，必要性非常迫切，难度也非常大，所以理论上有一个问题，我们要成为创新性国家，但是这确实不是戴帽子、贴标签能贴出来的。成为一个真正的创新型国家、而且是前沿的创新型国家，到底需要什么条件，需要我们思考。

五、坚持不懈对外开放对中国和世界的意义何在

今天上午，好几个记者问到我这个问题，中国的对外开放到底对内对外有什么意义？中国这些年有些政策是摇摆的，但是这么多年来，对外开放的政策相当稳定，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这是中国能够成功的非常重要的因素。现在我们继续坚持并且要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为什么？还是非常有意义。这里边有一个问题，我估计人民大学的同学们也会问这个问题，中国还缺资金吗？要引进外资，我们还缺资金吗？广义上来讲中国已经不缺资金，而且中国这几年对外投资增长很快，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引进外资？因为我们主要需要的不是资金，而是资金背后的技术。当然，我们要保护和尊重知识产权、管理体制机制、营销渠道、供应链品牌等等这样一些东西。我们还是需要的，这些跟资金连在一起，你资金不进来，这些东西进不来。

另外，中国下一步发展的一个重点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这些行业有一个特点，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讲，技术转让具有不可编码的知识比较多。过去搞工业的时候，技术怎么引进？买一台设备就行了，设备里面什么技术都有。现在搞服务业，大量的不是买设备，而是一种技能、一种技巧、一种方法，怎么才能引入中国呢？可能就需要更加深度的对外开放。对内再说一句，最近中美贸易谈判有一个词叫“结构性问题”，推动结构性改革。国内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以为这两个是有共同之处的。当然不是外国说了搞供给侧改革，是我们自己提出来的。但是当外部有压力，内部按照既定的方针往前推进，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这就是新形势下通过开放推动或者倒逼改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需要第二次入世，我们要高水平对外开放，带动国内建立一个高标准的市场经济，这是我的一个提法，这样对内可以适应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对外才能赢得主动。

另外，对外到底有什么意义，对世界有什么影响。当一个经济体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特别是内部联系的密度和外部联系的密度差不多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现象：一个国家所谓内部问题，包括它的对外开放问题，会成为更大范围或者全球性的一个内部问题。中国现在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增量是30%左右，总量占到15%，中国和美国合起来，两大经济体占到全球整个GDP产出的40%。所谓全球化这么多年，我以为最大的成果就是中美之间的关系。最近谈的比较多，说到中美关系问题，这两天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也是个热点。昨天有些人谈中美之间会不会脱钩，或者说将来会不会所谓的冷战甚至热战，观点很多。但是我们也思考一些问题，比如说中美贸易摩擦或者脱钩的问题，四十年前这个问题有吗？四十年前中美连贸易都没有，谈什么贸易摩擦？贸易摩擦是因为有贸易了，那个时候都没挂上钩。但是四十年过去以后确实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以为最近发生这些事情实际上对中美经贸关系或者最重要的全球化程度，实际上是一个压力测试，看看你能抗多大的压力。

大家注意，现在中美之间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个巨大的利益空间。这个空间能不能就把它给打破呢？昨天讨论一个问题，过去经常讲一句话，有些大公司叫“大而不能倒”。政治家有什么意见，特朗普有什么想法，舆论有舆论说法，其实还是要回到现实，经济上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最近中美之间的摩擦出来以后，特别要关注实体经济发生什么样反应，特别是资本市场给出什么样信号。这场压力测试可能过一段时间才会有结果，这个结果很可能是脱钩，也可能是脱不了的。而且你会看到另外一个情景，现在比较清楚的是几大经济体，包括中国、美国、欧洲和日本，将来一个很大的可能性就走向自贸区，比如像零关税这样一些东西。

这个前景可能有点过于乐观，而且这样一个目标实现很不容易，这路很难走。但是你说还有什么其他的路可走吗？似乎其他的路也没有多少选择。所以现在我们还是面临着一个比较困难的局面，但是对全球化的前景，我刚才讲了这个发展方向，我们应该还是要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