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命建筑是一个社会的闹剧，更是悲剧，是权力、资本集团对公众福利和社会利益的双重侵蚀。中国大地倘若陷入永无休止的大拆与大建的重复怪圈之中，将引发一连串的经济、环境和社会问题。
被冠以“住建部官员”头衔的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近日的一个论断引发舆论关注。陈淮称，“未来15年到20年内中国城镇现有住房约有一半需拆了重建”。中国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几个月前也曾有过类似表述：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但这些建筑只能持续25至30年。
其实，回顾中国大陆过去几十年的城镇建设发展脉络，没有人怀疑中国建筑的短命。“中国是个大工地”，不仅是建设的工地，也是拆迁的工地。有网民以谐音戏称“China——拆呐”。为何要拆那么多？处于风口浪尖的陈淮已为这句话做出解释：1949年前的房子，房龄过长；1949至1979年间所建的多为战备房、过渡房、简易房，质量差；而改革开放前20年，建房主要为脱困，房屋规划已不适合城市发展。
而据资料显示，英国建筑的平均寿命为132年，美国建筑的平均寿命达74年甚至更久。究竟是谁让中国的建筑如此短命？在拆拆建建的循环中，谁是最终获益者？
开发商获得了旧城改造的商机，只需像搭积木一样拆了楼再重新建起，就可以赚个盆满钵盈。况且，虽然中国的房屋产权是70年，20年左右就拆掉，也无需考虑质量问题，更能偷工减料，大赚居者的银子。建筑质量问题不断给中国政府敲响警钟，2009年不断出现的“楼歪歪”、“楼脆脆”不能不说是此类潜规则造成的。
政府官员方面，城市化建设的号令下，需要新楼来充斥门面，作为政绩工程，表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和谐景观。更重要的是，政府本来70年后方可卖地，但20年的短命建筑，可以让其卖地收入倍增，更能为其增加GDP政绩，还能以权力寻租的潜规则获取隐形收入。勾结商人大捞一把的官员也大有人在。不扼制部分官员的短期政绩冲动，在拆迁的铁锤之下，中国的建筑想长命百岁，的确很难。
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与电影《阿凡达》中的公司一样，通常都具有政府支持，以发展为名，强行推进建筑规划，一旦遭遇反抗就实施暴力拆迁。主导中国城市建设的官商在拆与建的“折腾”中实现了“双赢”，而部分所谓学者、专家，又成为这些利益集团的吹鼓手。
但是，百姓何以堪？
房地产市场的价格高企，乱象丛生，普通百姓早已无力购房，而拆迁之痛却一次次剥夺着民众的财产尊严甚至生命，个人权利动辄被官与商以公共利益为由实施侵犯，从而增加了不少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房屋被拆时，民众常常也被要求在很少或没有回报的情况下离开家园。
很明显，拆迁如果不能造福一方民众，为其提供更好的安居环境，势必会沦为某些利益集团牟取暴利的工具。
所以，让城市建筑“短命”的主要原因就是不合理的拆迁。其表象是的城市规划缺乏前瞻性，但其深层原因是权力的不当涉入。《中国青年报》的调查显示，仅8%的人对所在城市的城市规划表示满意。对于城市建筑总“短命”的原因，有83.5%的人选择“地方领导片面追求形象、政绩”。
或许当局还没有注意到“短命建筑”后果的严重性，中国大地倘若陷入永无休止的大拆与大建的重复怪圈之中，将引发一连串的经济、环境和社会问题。中国拆迁之痛时时侵袭这一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肌体。这种拆迁不但浪费资源，而且会产生大量建筑垃圾。现在法律规定的商品房住宅产权为70年，比其20年的平均寿命长50年，50年的居住权就如此被生生剥夺了，建筑“短命”所造成的“权证在、物业亡”的脱节现象。
从某种意义上说，短命建筑是一个社会的闹剧，更是悲剧，是权力、资本集团对公众福利和社会利益的双重侵蚀。短命建筑所映射的不只是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之痛，更是民众权利保障之殇，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的潜规则向核心经济领域深度蔓延的表现。倘若造成建筑短命的重重潜规则不予破除，不仅将房子看做安身立命之本的中国人的百年基业之梦无法实现，也会成为中国发展的内伤，因为重复拆迁并非是真正的发展，而是物质、资金与社会资源的虚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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