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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高正:在中國即將全面復興的時候,台灣不應該缺席!
朱高正:在中國即將全面復興的時候,台灣不應該缺席!
来源:中評社香港 | 5/14/2019 10:10:23 AM | 浏览:143 | 评论:0

朱高正:在中國即將全面復興的時候,台灣不應該缺席!

辯證看兩岸關係的理與力

  5月12日電/台灣政論家、德國波恩大學哲學博士朱高正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5月號發表專文《從現實政治“理”與“力”的辯證關係展望兩岸未來》,作者指出,探討兩岸關係,務必從現實出發,處理好“理”與“力”的辯證關係。所謂從現實出發,就是要注重歷史的延續性,以及兩岸間實力的動態變化!講理就是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以人(不論是台灣人還是大陸人)為主體的這種同理心來審視兩岸的現狀與未來。“台獨”無異是引火自焚。這40年下來,證實了中共改革開放政策取得巨大的、舉世公認的成就。在中國即將全面復興的時候,台灣不應該缺席。大家要敞開胸襟,儘快在確認“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就如何落實“一國兩制”,為完成和平統一加把勁。文章內容如下:
 
  一、前言

  台灣從解嚴以來,就是一個崇尚自由民主的社會,而“言論自由”則是各種自由權利當中,涉及公共領域最重要的個人權利。

  解嚴以後,可說是百家爭鳴,每個人都可以講出他自以為是的一套。每個人雖然有權利暢所欲言,但是涉及到重大的公共議題,並不是各種意見都是等值的。我們要看看,這個人十年前講過的話,現在經得起考驗嗎?20年前講過的話現在如何?而30年前講過的話現在又如何?我們要從這種歷史的縱深來評判一個人言論的意義與價值,而不是盲目地以為,各種意見都是平等的、都是等價的。易言之,每個人的言論自由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但其言論的內容卻未必是等值的。

  今年元月2日,習近平在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40週年紀念會上發表講話。平心而論,這一篇《告台灣同胞書》的主旨,是在闡述當時大陸已經與日本、美國建交了,國際形勢大為緩和,因此正式宣布終止對金門地區的砲擊,呼籲兩岸儘快簽訂和平協議,結束內戰狀態,倡議通郵、通航、通商,以及兩岸之間進行學術交流、經濟交流、體育交流與文化交流。這也就是所謂的“三通四流”。而當時執政的國民黨當局怎麼回應?那就是眾所周知的“三不”:也就是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而事實證明,40年下來,大陸所倡議的三通四流已經都全面落實,而國民黨當年信誓旦旦的所謂三不政策,卻由於華航機師王錫爵駕著班機降落在廣州白雲機場,而被徹底粉碎。今天民進黨當局甚至還自怨自艾地說:“大陸的官員到台灣不願與執政當局接觸。”就政策的執行力而言,兩岸政府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所以每個人雖都可以暢所欲言,但事實上可行與否卻是另一回事。蔡英文從當選“總統”以來,對於九二共識,向來口風十分緊,從來不輕易承認有所謂的九二共識,但是也從來沒有直接否認過九二共識。然而最近卻因為九合一選舉慘敗,使得她在回應習近平《告台灣同胞書》40週年的講話,竟然直接冒出了否定九二共識,使兩岸關係陷入前所未有的緊張。其實,到底有沒有九二共識?其具體內涵又為何?平心而論,並不那麼重要。九二共識的可貴之處,正在於提供了足夠的模糊空間,讓兩岸可以各取所需,擱置主權爭議,去落實和平交流。如果不此之圖而錙銖必較,要爭論一個客觀上的、實質上的九二共識具體的內容,那兩岸之間就不可能會有像今天這樣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發表任何意見,不能脫離現實。就像毛澤東講的,不到基層搞調研,就沒有發言權。像兩岸關係這麼重大的問題,更是如此。我們提出任何主張,不能衹說給台灣同胞聽,也要講給大陸同胞聽。講話不能脫離歷史事實,更不能脫離現實。很多政客在台灣喜歡講兩岸關係,卻一輩子沒去過大陸,對大陸毫不瞭解。其實,共產黨本身並不可怕,但是如果共產黨能代表壓倒性的大陸民意時,那就變成非常可怕了。在處理兩岸關係的時候,應該要很清醒地有這個認識。你在做任何主張,不能衹讓台灣同胞聽得懂,也要讓大陸同胞能夠產生同理心。一個社會不講理,就變得不講是非,這個社會就很難有好前途。台灣社會從解嚴以來,本土化聲浪無限上綱,衹要喊出愛台灣,就可以讓任何主張得到正當化,這是台灣現在最要命的地方。似乎衹要愛台灣就可以不講理,這是在處理兩岸問題的時候,不得不去正視的一個嚴肅問題。我們已經發現有人主張,衹要愛台灣,就可以不遵守“憲法”;衹要愛台灣,貪污也無所謂;連歷史教科書都可以隨著興之所至和意識形態來修改。搞到最後,不知情的老百姓,就被這些不負責任的政客所編織出來的迷思所誤導。

  現實政治的運作,其實就是“理”與“力”的鬥爭。一般而言,當權者手中握有的就是實力,而在野者或挑戰者衹能靠義理來爭取選民的認同。假使當權者不輕易動用手中的實力,且願意接納來自在野黨派所要求的義理,那就是既有力又有理的賢能政府。假使當權者罔顧在野合理的訴求,一味倚仗實力來治國,那這個政權必將岌岌可危。而在野者如果濫用“憲法”上所賦予的“國會議員”言論免責權,漫天要價,終將為選民所唾棄;反之,如果懂得善用議事手段,利用議會辯論的機會,以理服人,纍積實力,化理為力,那終將有機會由在野者成為執政者。

  如何處理好“理”與“力”的辯證關係,正考驗著當前台灣檯面政治人物的智慧。因此我們要探討兩岸關係,就務必要從現實出發。所謂從現實出發,就是要注重歷史的延續性,以及兩岸間實力的動態變化!講理就是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把人(不論是台灣人還是大陸人)作為共同主體來看的這種同理心來審視兩岸的現狀與未來。

  二、兩岸間“力”的對比

  台灣的經濟奇蹟,要從1972年中美上海公報的簽訂開始,1971年台灣的人均所得為403美元。在這之前,1950年6月27日,也就是韓戰爆發的第三天,美國第七艦隊巡弋台灣海峽,這使得風雨飄搖的國民黨政權,在軍事上與政治上吃下了一顆定心丸。但是從那時開始,台灣也就成為處在中共與美國這兩大軍事強權之間,隨時可能發生軍事衝突的最前沿地帶。
  在政治上、軍事上固然穩定了,但是在這期間,台灣雖然制定了獎勵投資條例,卻吸引不到外資。務必要到1972年2月28日上海公報簽訂之後,中共與美國雙方達成諒解,這才開啟了台灣的經濟起飛。

  最早一批來台灣的,就是嗅覺最敏感的猶太裔美國商人,緊接著日本人、東南亞華僑。蔣經國在這個時候,適時推出十大經濟建設,擴大內需、引進外資。台灣經濟從那個時候起就快速發展,到蔣經國1988年去世的時候,台灣的人均所得已經增長了16倍。而這些成果,在1993年達到高峰。1993年台灣的經濟總量達到整個中國大陸的45.3%,也就是幾乎佔大陸的一半。九二共識就是在這種背景之下,成為兩岸交流的基礎。但是從93年2月底,李登輝以極為粗暴的方式,將郝柏村踢出權力圈之後,大權獨攬,兩岸關係急轉直下:94年的千島湖事件中的“土匪”發言,爾後的戒急用忍,緊接著陳水扁“一邊一國”論;再加上馬英九的“不統”主張,以至於蔡英文……這樣25年下來,台灣的經濟總量在大陸的佔比斷崖式地滑落到4.5%不到。如今台灣地區從中央到地方的稅收總額都不如一個深圳市的財政收入,這就是兩岸實力關係的一個大逆轉。今天在思考兩岸問題,絕對不能脫離這個現實,而且這個趨勢在可預見的未來,衹會越來越嚴峻,這是“力”的對比。

  三、兩岸間“理”的對比

  而理的對比,1966年大陸爆發文化大革命,倡言“破四舊、立四新”。1967年蔣介石在台灣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委員會”,親自擔任主任委員,高舉復興中華文化的大旗。經過數十年下來,兩岸在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上現在又發生嚴重的逆轉。在台灣方面,民進黨當局為了去中國化,無所不用其極;而大陸卻是高舉全面復興中華傳統優秀文化的大旗。也就是說兩岸在爭取傳統文化的繼承方面:台灣已經自己交出主導權;而中共則毫不客氣地自稱是傳統優秀文化的繼承者和守護者。這是兩岸在“理”的逆轉!

  二次大戰之後,根據開羅會議宣言,日本將台澎地區歸還中國。而國民政府也在1945年10月25日正式接收台灣。從二戰以後,台灣回歸祖國,台灣成為中國的一部分,這是國際上共同的認知。

  爾後隨著國共內戰局勢的惡化,以至於1949年國民黨政府撤出大陸,將“中華民國”政府遷往台灣。當時形勢極為嚴峻,但隨著1950年6月25日韓戰的爆發,美國第七艦隊在6月27日開始巡弋台灣海峽,從此就形成了兩岸關係長期對峙的局面。事實上,二戰以後,分裂的國家,除了中國之外,還有東、西德,南、北越,以及南、朝鮮。南、北越的問題已經在70年代由北越以軍事手段完成統一;而東、西德則在90年代以和平的方式由原東德各邦跟聯邦德國(BRD)協商,修改部分聯邦“憲法”的條文,分別加入聯邦德國,而完成聯邦德國兼併民主德國(DDR),從而完成德國的統一。如今衹剩下朝鮮半島和台海兩岸尚未解決。而南、朝鮮的問題,由於在土地面積以及人口比例,尚不至於太過懸殊,且雙方都主張要統一朝鮮半島,後果如何,尚不得而知。而台灣與大陸則由於人口與土地面積的比例相差太過懸殊,而且中間還隔著一個寬達100多公里的台灣海峽,再加上美國為了維護其全球戰略利益的考量,使得兩岸關係相較於南、朝鮮更為複雜多變。
  四、兩岸關係的逆轉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撤守台灣以後,雖然兩岸在政治、軍事上對峙,但雙方經濟生活水平的差距不大。雖然台灣的狀況比大陸稍微好一點,但大陸在49年以後因為實施土地改革,國內告別戰亂,因此在五零年代經濟增長率都還能保持在8%左右,這使得兩岸人民在經濟生活水平上很難分出高下。1972年由於上海公報的簽訂,再加上主政者蔣經國全心全意革新保台,讓台灣的經濟發展進入快速增長期。1971年台灣的人均所得還僅僅衹有403美元,到1978年已經突破1500美元的門檻而達到1577美元,自此台灣成為亞洲四小龍的龍頭。

  隨著經濟上取得良好的發展,其他在教育、醫療、基礎設施、開放國民赴境外觀光等等,使得台灣很快就進入已開發“國家”之林。尤其自1987年解除戒嚴之後,在民主建設方面,也顯現出傲人的成果。由於在經濟上、政治上都取得輝煌的成就,因此當時台灣社會有關兩岸問題的討論瀰漫著“制度競賽”的氣氛。也就是台灣方面自認為其經濟成就遙遙領先大陸,政治上也使大陸相形見絀。

  反觀大陸,從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心撥亂反正、實施改革開放以來,實事求是,全黨上下無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改革開放初期並不是很順利,真是摸著石頭過河。在1990年又發生蘇聯解體,以及整個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紛紛垮台的現象,這無不動搖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信心。在這段期間一方面向往在經濟上有好的成績,而政治體制上則面臨著徹底被孤立的危機。這中間又發生過類似八九年足以動搖國本的動亂,但共產黨堅持走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尤其鄧小平1992年的南巡講話更促成了深圳的崛起,從而穩定了1997年香港的回歸。而在2008年發生世界金融危機之後,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相比,大陸也表現出超乎想像的強韌。西方世界則表現得甚為疲軟,因而出現黑天鵝事件,從美國總統選舉特朗普的意外當選,到英國的脫歐公投,法國的極右翼幾乎贏得“總統”選舉,極右的意大利五星運動黨也已經成為執政黨,而戰後德國最為自豪的政黨政治也瀕臨瓦解的格局。與此同步,台灣從1993年以來,由於兩岸關係的跌宕起伏,使得台灣的經濟持續下滑;政治上,由於藍綠的惡鬥使得老百姓對現實政治產生嚴重的冷漠與反感。換句話說,台灣所自豪的經濟成就與民主政治,剛好與當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所面臨的困境雷同。最近五、六年來,中國的崛起已勢不可擋,而“北京共識”在非西方國家所得到的追捧,則遠超過“華盛頓共識”。

  事實上,1949年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以後,蔣介石也曾經試圖反攻大陸,但是後來由於美國的制止,使得反攻大陸就停留於口號階段。而當1971年,美國為了“聯中(共)制蘇”而導演在聯合國“排我納匪”案,作為尼克森前往北京拜會毛澤東的見面禮,也因而才有了上海公報的簽訂。上海公報的簽訂,在政治上對國民政府是致命的打擊,當時主政的蔣經國就提出“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的口號,大力推行革新保台。而1979年元旦,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當時國民黨的回應就是“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其實,那時候兩岸關係已經開始出現逆轉。平心而論,三不政策的提出是主政的國民黨當局,把他自己所制定的“反攻大陸”國策調整成“拒絕中共的統一”。三不其實就是拒統,而“台獨”就是在拒統的土壤上長大的。這個“台獨”,不管是“一中一台”或是“兩個中國”,自此以後,台灣在處理兩岸關係這個問題上,就已經閹割掉了主導權。其實,兩岸關係乃是國共內戰的延續,從國際法的角度來看,當前的兩岸關係乃是交戰團體的關係。所謂交戰團體就是指一個國家裡面,有部分地區為叛軍所佔領,合法政府沒辦法保護淪陷區與政府有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及其僑民的利益,衹得容許這些與他有正式邦交的國家承認淪陷區的叛軍政權為合法政府的交戰團體,而現在兩岸關係就是這樣的關係。打個比方,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正式的邦交,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卻沒有辦法保護美國及其國民在台灣的利益,因此北京當局衹能容忍美國政府承認台灣當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交戰團體,可以與台灣當局建立某種程度的外交關係,雖然不是全面的外交關係。倒過來說,教廷與“中華民國”有正式的外交關係,但是“中華民國”政府卻沒有辦法保護教廷及其國民在大陸地區的利益,因此“中華民國”政府衹好容忍教廷承認北京當局為“中華民國”政府的交戰團體,直接與北京當局進行外交交涉。正是因為兩岸關係是交戰團體的關係,所以才需要簽訂和平協議,結束內戰的狀態,這也就是為什麼40年前大陸會有《告台灣同胞書》的發佈。
  五、台灣的拒統其來有自

  這40年來,從國民黨當局的“三不政策”抗拒大陸統一的要求;而從1993年李登輝大權獨攬以來,先有李登輝的獨台,再有陳水扁的“一邊一國”,以及馬英九的“新三不政策”,也就是不統、不獨、不武,重點在“不統”,以至於今天蔡英文公然地否認九二共識。正因為25年來,兩岸關係搖擺不定,也使得台灣的經濟一路下滑。2018年台灣的經濟增長率衹有1.78%,而大陸則仍然保持在6%以上,這25年來經濟上的一起一落,在可預見的將來,看不到扭轉的可能。而台灣最近九合一的選舉,民進黨執政當局面臨空前的慘敗,正反映了台灣地區民眾對民進黨處理兩岸關係無能的不滿,以及對美好生活強烈的向往。

  不論國民黨還是民進黨,拒絕統一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認為台灣已經成為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而大陸仍然是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這個看法的確深入人心,習以為常,但如果細加推敲,卻是大有問題。從1987年7月解除戒嚴以來,固然開放黨禁、報禁、實施“國會”全面改選,但三十多年來的政治發展,顯現出來的並未能真的選賢與能,台灣地區最高領導人從李登輝以至於蔡英文,哪一個不是台灣地區民眾一票一票選出來的?哪一個不是在任內就備受抨擊?以李登輝來講,是被大家公認為讓台灣由“盛世轉入衰世”的罪魁禍首。想當年,陳水扁以一個三級貧戶子弟的身份當選“總統”,但在連任的時候,還得靠製造假槍擊案才能驚險過關;而任期未滿之前,就已是官司纏身,聲名狼藉。正因為陳水扁備受責難,大家才將選票投給馬英九,但馬英九所提出的“633政見”跳票,還好意思競選連任!也正因為馬英九表現太差,所以選民才又將選票投給蔡英文;而蔡英文才上任不到二年,就已經民怨沸騰,因此才會有九合一選舉慘敗的教訓。由此可見,每次選舉大家興高采烈,選出來不到任滿就大失所望。每一個新人上台,大家都對他寄予厚望,其實並不是因為他夠優秀,而是因為對於前任的痛恨與失望。“總統”的選舉是這樣,那麼基層選舉就更等而下之了。縣市議會的正副議長以及鄉鎮市民代表會的正、副主席,充斥著刑事前科紀錄的國民黨籍與民進黨籍的民代,這難道就是民主政治所標榜的選賢與能嗎?假設蔣經國在推行十大建設的時候台灣已經實施民主化,估計這十大建設也推行不了;倒過來講,解嚴後台灣固然民主化了,但是在經濟建設方面卻乏善可陳,而其他所謂的教育和司法改革,環保政策、醫療衛生的表現,也讓人失望。顯然台灣的民主化,對台灣社會的進步,非但沒有助益,甚至還大開倒車。

  至於大家習以為常、根深蒂固的共產黨“一黨專政”,其真相也值得細思反省。回顧改革開放40年,大陸在方方面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被世界所公認。而從整個改革開放政策的制定、實施,政策的反饋、調整、協調……這是何等巨大的工程。經過這40年不懈的奮鬥,使得中國從一窮二白,一躍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可預見的將來,即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在這40年裡頭,中國的國內生產毛額增長40倍,人均所得增長100倍以上,對外貿易總額增長200倍以上。進入21世紀之後,中國的工業產值、發電總量、汽車銷售量,均遙遙領先世界各國;而從2018年開始,國內消費市場也超越了美國。所有這些成就要是沒有中共政治體制的支撐,是難以想像的。雖然說“北京共識”在第三世界國家得到的肯定,遠超過“華盛頓共識”;但經過實證研究後,大多數的第三世界國家想要引進“北京共識”,並沒有那麼容易。因為問題的關鍵,就是少了一個類似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體制。

  從政治制度競賽的角度來看,台灣的民主化開始於1986年民進黨的成立。但是從1993年李登輝大權獨攬之後,民主化就夾雜著本土化,甚至“台獨”化,而擾亂了台灣的整個民主建設的進程。換言之,台灣所謂的民主化,從1993年之後就是一個變調的假象民主。也正因為這樣而干擾了兩岸關係的正常發展,也使得台灣從原本是亞洲四小龍的龍頭,經過25年來一路下滑成為四小龍的龍尾巴。反觀大陸人民的民主權利更為落實,內容更為豐富,因為互聯網科技的引進,各種意見的表達更為即時。雖然中共有設立種種的防火牆,以及網絡的監督,但是不管怎麼說,人民的言論自由已經得到大大的解放。正是共產黨確保了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成功。因此不論在經濟發展的成就,或者政治體制的穩定與發展而言,兩岸所謂的制度競賽孰勝孰敗,已經無庸贅言。
  而今天中國在國際社會的話語權及影響力,已經直逼美國在非洲的影響力,與原來非洲的這些殖民地母國,像英國、法國、比利時、意大利,中國的影響力已經超過這些原來殖民地母國的總合;在穆斯林世界,中國的影響力,也已經跟美國、俄羅斯並駕齊驅;在中亞由於一帶一路的落實,中國的影響力,就像在中東一樣,已經超過俄羅斯;而在中南美洲也衹有中國的影響力,能夠與美國抗衡。至於在東南亞,中國的影響力,在經濟上無人能夠望其項背;在政治軍事上,東盟國家基本上是與中、美兩國保持等距外交為原則。因此在國際政治上,中國復興的形勢已經十分明顯,這是任何力量都沒有辦法去加以改變的。

  六、展開和平統一談判,創造台灣光明未來

  台灣從40年前三不政策所揭示的拒統傾向以來,加上政治的本土化,漸漸走向“台獨”,一方面使得兩岸關係由緩和走向緊張,但更嚴重地影響了台灣的經濟發展,已如前述。在“台獨”勢力的主政影響下,年輕一代的文化認同受到了極大的扭曲。再加上所謂的教育改革,使得30歲以下的年輕人在專業知識方面,嚴重落後於大陸,這對台灣未來的發展,都已經埋下了隱憂。而獨派分子所倚仗的“台灣地位未定論”,也就是1951年在美國主導之下所簽訂的《舊金山和約》,其實這都是強權政治之下的產物。對於台灣早就在1945年由日本手中歸還“中華民國”政府的這個事實,一點影響力都沒有,更何況今天中國已經站起來了。

  《舊金山和約》其實是冷戰時期的產物,想要作為“台灣地位未定論”的依據,這是癡人說夢。為了台灣的下一代著想,我們應該實事求是,尊重歷史,尊重現實,而不能成為慣性的奴隸。其實,當年國民黨反共的理由早已消失殆盡,這在許歷農、郝柏村等人的自白中可以看得到,他們都是一輩子站在反共軍事鬥爭最前線的將領。當年蔣介石所寫的《蘇俄在中國》痛罵中共是蘇聯的螟蛉子,但隨著1969年“珍寶島事件”,已經把這種說法化為齏粉。過去批評中共數典忘祖,破壞傳統文化,而今改革開放後的中共撥亂反正,以弘揚與繼承傳統優秀文化為己任。當年國民政府反共的理由,現在都已不成立,而“台獨”分子妄想使台灣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這也明顯違反聯合國的決議。現在聯合國近200個會員國裡頭,除了17個與“中華民國”尚有邦交的國家以外,其他180多國都承認世界衹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就是國際政治的現實。不論從台灣,從兩岸關係,從國際政治,都告訴我們,“台獨”是一條死路。有不少死硬的“台獨”支持者是因為二二八事件而反國民黨,進而反中國。事實上,二二八事件的鎮壓與中共和大陸人民何干?當年在大陸爆發類似二二八事件的全省性民變,何止十三、四次,而中共都是與人民站在一起的。同樣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中共也是和台灣人民站在一起的。因二二八而反國民黨,情有可原;但是因二二八而反中國或反中共,則毫無理由!

  其實,不論是“三不政策”、“維持現狀”或“台灣獨立”(包括“兩個中國”與“一中一台”),其中心思想都是拒統,拒絕與中國統一。如今大陸國際地位直逼美國,國內幸福指數扶搖直上,此時宣佈“台獨”的不可行,顯而易見。而“三不政策”則更早已被現實所否定,剩下最具迷惑性的莫過於“維持現狀”。如果“維持現狀”對台灣現階段的發展有所助益,那倒也無所謂。然而今天的“維持現狀”,回顧過去25年來的演變,衹意味著“拖”而已,而且在“拖”的過程中,台灣越來越沒有競爭力,年輕人對前途越來越覺得渺茫。可見“維持現狀”對台灣而言,無異是慢性自殺。換言之,愈早與中共談判對台灣愈有利,愈晚與中共談判對台灣愈不利。此外,拒統就意味著兩岸有爆發戰爭的風險,而“台獨”則無異是引火自焚。
  為今之計,負責任的政治人物,應當實事求是,高瞻遠矚為下一代的幸福謀求出路,站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儘快就兩岸的和平統一,響應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40週年講話裡面的主張,與中共就在台灣如何實施一國兩制,展開具體的磋商。這才能讓台灣遠離戰火的威脅,讓台灣在中華民族全面復興的偉大征程上作出應有的貢獻,而不是一味的昧於事實,沉迷在所謂台灣人出頭天的迷思當中。

  其實,所謂的“三不政策”、所謂的“維持現狀”,都是在拒絕統一。事實證明,從93年到現在二十五、六年來,台灣的經濟一路走下坡,政治上為了“台獨”問題而搞得人心惶惶。美其名叫做“維持現狀”,其實台灣的政治與經濟都持續在惡化當中。這一切讓年輕人看不到未來,為了我們的下一代,再繼續講“三不”、講“維持現狀”、甚至講“台獨”,都是極為不負責任的。其實“拒統”就意味著兩岸之間有爆發軍事衝突的可能性,而衹要兩岸之間爆發軍事衝突,那將是中華民族的不幸,這也將為台灣帶來災難性的後果,這是任何愛台灣的、有責任感的政治人物所應極力避免的。主張“台獨”,則完全是一種嚴重主觀主義的錯誤,不論在國際政治上、在現實的兩岸關係上,都不可行。假使維持現狀對台灣的發展有利那倒無妨,但事實證明,維持現狀給台灣帶來的就像溫水煮青蛙一樣,讓你逐漸麻痺而死。至於“三不”也不可行,否則也不會有海基會的成立。我們現在應該跟大陸好好的來談,越早談對台灣越有利,拖得越晚,台灣的籌碼就越少。而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40週年紀念講話中,明確地表明香港模式與澳門模式,根本不適用於台灣。將來一國兩制的台灣模式,會充分尊重台灣各界的意見,所以才希望大家針對這個問題好好來談。

  其實,一國兩制的真義,乃在於表示大陸當局尊重台灣現有的體制。從邏輯上來說,除了“一國兩制”以外,可能還有“兩國一制”、“兩國兩制”或者“一國一制”。衹要涉及到“兩國一制”或“兩國兩制”那就是戰爭武力解決,剩下的選項衹有“一國兩制”或者是“一國一制”。

  假設是“一國一制”的話,我們好意思要大陸採行台灣的制度嗎?台灣的政治制度已經將台灣搞得分崩離析,把經濟搞得一窮二白,一路下滑,我們還好意思把台灣的制度推銷到大陸去嗎?倒過來說,台灣同胞現在願意接受大陸的制度嗎?因此“一國一制”短期內是不切實際、不可行的。那至於所謂的“一國兩制”,它的真義就是尊重台灣的現行體制。也就是說統一之後,仍然施行台灣的現行體制,如果台灣覺得大陸有什麼制度是好的,你可以自主引進;倒過來講,大陸改革開放都在向全世界學習了,台灣若是真有什麼制度是好的話,大陸也可以從台灣引進,但是自主權是在兩岸的政府手上,這是“一國兩制”的真義所在。但是一國兩制的實施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在兩岸和平統一的大前提之下。如果是以武力來完成統一,就沒有所謂的“一國兩制”了,這個從西藏問題就可以看得到。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儘快跟大陸來談,越早談對台灣越有利的原因所在。人是有惰性的,所以人就常常成為慣性的奴隸,但是上天也賦予人理性,可以隨時針對週邊環境的變化、主客觀的條件的變化來重新反思、檢討現有政策的得失。從1949年國民政府播遷台灣之後,由於國際社會的冷戰格局,再加上共產黨受到極左思想的影響,在大陸的倒行逆施,政治運動不斷,要等到1978年中共第11屆三中全會之後才撥亂反正。而這40年下來,也證實了中共改革開放政策取得巨大的、舉世公認的成就。我們過去所反對的共產黨早已經撥亂反正了,在中國即將全面復興的時候,台灣不應該缺席!大家要敞開胸襟,儘快在確認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就如何落實一國兩制,為完成和平統一加把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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