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生机盎然的美好时机，我很高兴受邀参加“经济所建所90周年国际研讨会暨经济研究·高层论坛2019”。首先，我对经济所建所90周年华诞表示热烈祝贺！

中国社科院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重镇，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进行了创造性的理论探索、政策研究，发挥了重要的思想智库的作用。其中以经济所为代表的经济学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一直是社科院传统优势所在。我们所熟知的老前辈孙冶方、许涤新、顾准、骆耕漠、董辅礽等一大批对中国经济理论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先后在此耕耘不辍、著书立说。

90年来，经济所为推动改革开放大力鼓与呼，在学术界有重大的影响力。在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高培勇副院长最开始也做了很详细的介绍。

90年来，是新的起点，希望经济所一如既往，以经济学综合性、基础性问题为研究方向，以重大经济理论问题和经济史研究为特色，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刚才高培勇副院长、谢伏瞻院长讲的很全面，我十分赞成，就不再重复。我个人在中国人民银行作为行长工作15年，如果再加上担任外汇管理局长，大概18年的时间。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大量依靠经济研究所提供的理论、分析、观点和论证、评估。因此，我借此机会对经济所表示衷心感谢！

今天会议的另一个主题是“经济研究·高层论坛”，我也借此机会，除了致辞，发表几点议论：

当前，观察全球经济，有一些新上台的领导人完全违背经济学理论与常识。在体制和政策选择上，似乎是主要依靠商业直觉。我相信这种不尊重科学和前人积累的理论和知识的做法，终究会碰壁。但是，这也会消耗一个国家乃至全球经济的资源，为这种做法将会付出巨大无比的成本。这也说明，经济学尚未像我们本学科的众人所想象的那么普及和深入人心。经济学研究和教育仍然任重道远。

在我国改革开放早期，曾经一度，经济学者高度关注体制和政策研究，与改革开放共生存，与政策制定者的沟通甚为密切和频繁。随着时代的变迁，对体制和政策研究的需求逐渐走弱，理论经济学界也有些重点的转变，也出现一种说法是“改革疲劳症”。但是近两年内，全球出现的涉及贸易、投资全球化多边主义的体制和政策争论，似乎是在提示我们，体制和政策选择及其分析、论证仍旧充满争议，处于非稳定状态，而且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它们仍将是世人瞩目的社会经济学问题。

与此同时，经济运行环境也在发生巨大变化，信息、科技、要素流动、储备货币、收入分配等，都对体制与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等待着我们去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