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21日，处于中美贸易战风口浪尖的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接受中国媒体集体采访时特别强调，“不能说用华为产品就爱国，不用就是不爱国。华为产品只是商品，如果喜欢就用，不喜欢就不用，不要和政治挂钩”。任正非认为，老百姓茶余饭后说两句过头话没问题，但是千万不能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

任正非的这一论述与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过去一直强调的观点不谋而合。IPP评论今日推送一篇郑永年教授的旧文，文虽旧，意犹新，希望我们全社会能够警惕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

在民族国家时代，不管人们喜欢与否，民族主义无处不在。自近代以来，民族主义精神始终反映在一个国家的思想、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民族主义（尤其是爱国主义），也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美德。但同时，民族主义也不时地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近代以来各国之间的战争，无一不和民族主义有关，尤其是德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也正因为如此，自从其产生的第一天起，民族主义便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有人歌颂，有人诅咒。今天，随着地缘政治的变迁，民族主义重新抬头和复兴，对国际和平和民族国家的统一，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民族主义也再一次成为人们不得不关心的重大议题。

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只要这个世界是由主权国家所组成，民族主义就不会离开人们而远去。因此，一个现实的选择是构造一种比较理性的民族主义，避免各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尤其是那些建立在民粹之上的民族主义。这也正是今天的中国所面临的巨大政治挑战。这种挑战既发生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宏观层面，也发生在社会心理的微观层面。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精神，就是通过把自己融合进世界而崛起和强大。当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的时候，他表达了其民族主义精神，这种民族主义精神就是要通过改革开放，追求国家的强大。邓小平实现了他的民族主义精神，因为正是他的改革开放政策，引导中国走到了今天，在短短30来年的时间里，从一个贫穷的国家转型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但近年来，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2008年以来，西方长期处于危机之中。中国本身没有危机，也有效地防范了金融危机扩展到中国。在很多年里，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不过，在同一过程中，西方和中国之间的各种冲撞也表现出来。从前西方经济好的时候，信心十足，并没有感觉到崛起中的中国真能“威胁”到西方。但是，深陷危机的西方，开始对自己信心不足，认为中国的崛起已经对西方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这种被中国“威胁”的感觉，促成西方做出各种有悖于中国利益的事情。这种外在的变化，无疑为中国新一波民族主义的崛起，提供了强劲的动力。此外，很多内部因素，例如社会所出现的各种不稳定因素、传统意识形态的衰落、民族精神的萎靡不振等等，也是民族主义的内部驱动力。

几种中国民族主义力量

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几种力量。第一，传统比较左的力量。传统左派对西方的批评或者憎恨，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量。他们强调传统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一旦涉及西方的东西，便恐惧起来，很害怕西方会改变中国的一切。改革开放以来，传统左派一直对之抱怀疑态度，经常对改革开放发难。尽管中国通过和世界体系的融合变得更强大了，但这个事实并没有改变他们对西方的看法和敌视。人们可以把这一力量称之为原教旨主义者。在任何国家，都会存在这种敌视其他国家的力量。

第二，保守主义力量。无论何地，保守主义力量都是强调“国家利益”的，他们并不相信任何超越“国家利益”的东西的存在。中国的“国家利益”既包括硬力量如经济力量，也包括软力量如文明和文化。对保守主义来说，民族主义代表的是中国国家利益的软力量，因此只要是民族的，也就是产生在中国的，就是好的。很自然，他们很抵制西方的文化“侵入”，提倡用“民族的”来对抗“西方的”。

第三，愤青式民族主义。很多“愤青”没有经历过改革开放前贫穷落后的中国，成长在富裕的时代。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成长过程也刚好是国家的强大过程。对他们来说，一个国家要成为强大并非难事。他们为国家的发展而感到骄傲。同时，他们也目睹了近年来西方的衰落。因此，他们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感觉，甚至是自我欺骗的感觉，那就是，“西方衰落了，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了”。

工具性的民族主义

第四，民族主义的利益相关者。这个群体非常庞大，出现在各个领域，包括意识形态、战略、文化、文学（包括网络文学）等等。“利益相关者”意味着通过使用民族主义，他们可以获得具体的利益，例如得到更高的地位或者更多的经济利益。对这个群体来说，民族主义不是一种信仰、意识形态和文化，只是一种获取其他利益的工具。简单地说，就是用“国家利益”的名义来追求个人的利益。对这个群体来说，他们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即使没有，也要把之塑造出来，因为通过这个“敌人”，可以追求到自己的利益。例如，他们往往通过夸大来自西方的威胁，包括军事战略、意识形态、文化等等，把社会吓住的同时，也获得自己的利益。

所有这些民族主义力量都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过分“自信”。对一些人来说，是自然的自信，对另一些人来说，“自信”只是“自卑”的另一种表达。自信很重要，不过，如果过分自信，或者假装自信，就会出现“义和团式”的自信。如果这样，民族主义就会走向愚昧。

两种错误的逻辑

在知识群体中，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所呈现出来的民族主义，既是对国内自由派的回应，也是对西方那些同样愚昧的、专事攻击中国的人的回应。这里是两种错误的逻辑所致。中国自由派一向倾心于西方的民主自由。对他们来说，中国病了，西方没有病；中国要医治好自己的病，必须用西方的药方。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相信，中国可以成为西方那样的国家。这一群体的思维，从近代到当代从来就没有缺失过。

民族主义者的逻辑刚好和自由主义的相反。在他们看来，西方病了，中国没有病。这个群体的公共知识分子，因此列举了西方的种种病症。当然，有些病症的确是存在的，而有些病症便是他们自己想象出来的，并不符合西方的实际。

客观地说，这两群人都是有问题的。自由派的民主自由观往往来自西方的教科书，他们中的很多人并没有在西方生活的实际经验，他们总觉得别人比自己好，对国家、民族和人民没有任何信心。民族主义者的逻辑也不能成立。一个人不能通过论证别人生病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身体是健康的。别人的确生病了，这不能证明你自己没有病。别人生病了，你自己也可能有病，甚至是更严重的病。用证明别人生病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健康，那只是愚昧，最后会害了自己。

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在一些民族主义群体中，存在着一种“泛道德化”的不正常倾向。一些人总以为自己的是爱国的，而爱国的就是道德的。只要是爱国的，什么样的手段都不重要，包括欺骗，为了爱国的欺骗也是道德的。因此，一些人并不了解西方，但他们任意曲解西方，希望激起人们对西方的憎恨。一些广受欢迎的所谓的民族主义公共知识分子，实际上并没有资格充当公共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并没有足够的有关西方的知识。在没有成为一个好的知识分子之前，是很难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

这种民粹性民族主义，最终不可避免使得国家走向衰落。这个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任何一种孤立而纯洁的文化。即使是传统文化，也是在不同文化沟通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更是如此。

不可拒绝学习他国

现代主权国家并不是封闭国家。强大的国家都要善于学习外国的经验，同时也不能盲目地学。所以，各国需要批判性地学习外国经验。不存在一个不变的制度，任何制度都是在演进过程之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历史从来就不会有终结点。学习他国的最优实践，同时避免他国的沉痛教训，是进步的动力，也是塑造一个更好的制度的前提。这里的结论就是，人们可以批评他国，但不可拒绝学习他国，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新的时代，既需要人们对民族的自信，也需要保持虚心的学习态度。这就要求塑造新型的理性民族主义精神。从这个视角看，人们应当花大力气纠正目前日渐盛行的民粹性民族主义。要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发动新一轮向其他国家学习的浪潮。文明的进步都是在开放状态下取得的。在全球化时代，谁最终能赢得国家间竞争的胜利，并不取决于谁最民族主义，而是谁最开放。今天的中国已经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制度建设，这需要更大的开放，向其他国家学习他们的制度细节，尤其是技术层面的制度细节。这里没有那么高调的意识形态，而只有人类发展出来的、用于解决人类各种问题的制度技术。这些正是中国的制度建设所需要的。

一句话，盲目的民族主义会走向封闭，封闭会走向落后，走向衰落。这既是世界历史的经验，也是中国本身的历史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