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总第148期） 主编：王雅平

文在寅-特朗普会晤时应该注意什么 李正民, 凯瑟琳·波特，卡内基问答， 2019年4月10日 特朗普对文在寅的期望是什么？ 特朗普与金正恩在河内会晤，在朝鲜去核问题上再一次无功而返。这次峰会功亏一篑，但尚存一线希望，那就是朝鲜现在知道美国不会在其无核化定义上有所妥协。 文在寅的接触战略成功地促成了与朝鲜的对话。但特朗普不希望文在寅抢得头筹。特朗普可能会同意不对朝鲜追加制裁，但他不能像文在寅所希望的那样从现有制裁中抽身而出，除非美国看到无核化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随着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在即，特朗普希望与朝鲜达成核协议，但时间已经不多了。在特朗普认为他可以与金正恩达成协议之前，他将要求文在寅继续支持美国实施高压政策。然后，如果特朗普能够与朝鲜达成核协议，他将辩称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核协议——特别是自从他选择退出伊朗核协议以来。 虽然这次会晤的重点是朝鲜问题，但特朗普还希望文在寅为防务费用分摊支付更多费用——这是韩国高度敏感和充满情绪的问题。2019年，首尔已承诺支付约9.2亿美元，但很快就将开启驻韩美军多年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谈判，这将意味着承担更多费用。这使得文在寅与其最重要的盟友相比，处于颇为尴尬的境地。 文在寅希望从特朗普那里得到什么？ 文在寅必须集中精力让美国和朝鲜重返谈判桌。这将是文在寅的首要任务，但他也希望为朝鲜制裁减免找到一条途径。文在寅认为，这一起始步骤对于建立实现朝鲜半岛和平与无核化所必需的信任至关重要。鉴于美国的立场——只有无核化，才能无制裁，文在寅首先需要说服特朗普，朝鲜仍然有可能实现无核化。 文在寅的最终目标是继续进行朝韩接触并确保实现“不可逆转的和平”，这是文在寅政府用来描述半岛最终目标的用语。他在《板门店宣言》中提出了一系列倡议，例如：建立联络处、恢复家庭团聚以及开启重建朝韩铁路的实地调查。《板门店宣言》是文在寅与金正恩签署的第一份协议。 但是，这些举措还不足以建立永久和平。文在寅在无需解除制裁或不会在美韩联盟中引起紧张的情况下，尽力落实朝韩之间项目。只有朝着无核化方向取得进展，才有可能实现永久和平。所以，文在寅对于这次会晤期望很高。 为什么现在是这次会晤的关键时刻？ 文在寅比特朗普承受的压力要大得多，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与特朗普不同，文在寅总统的支持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朝鲜政策。盖洛普公司的数据显示，其支持率在2019年第一季度达到了最低点（46%），比上一季度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在那些继续支持他的支持者中，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提到了对其朝鲜政策和外交持有积极看法。而不支持他的大多数人则把经济政策作为理由。 文在寅过分关注朝韩接触，忽视严重的国内问题，尤其是经济问题，公众对此正逐渐失去耐心。文在寅所在政党需要保持人气，延续至2022年总统选举，以确保在其任期结束后继续支持与朝鲜的接触。文在寅任命了新的统一部长，希望为韩朝谈判增添动力，但如果不能尽快取得进展，很难证明继续接触是正确的选择。 其次，时间很短。4月27日，板门店韩朝峰会将迎来一周年。接下来是2018年6月新加坡美朝首脑峰会的一周年纪念日。如果在一整年的接触后，文在寅在无核化方面不能展示出坚实的进展，美国、朝鲜和韩国公众将开始对其战略失去信心。 金正恩在寻求什么？ 金正恩曾对其与特朗普在河内再次会晤寄予厚望。但据媒体报道，他只带了一张纸，说明华盛顿所要求的无核化意味着什么。经过一年的紧张峰会，向全世界展示了他的外交智慧，最重要的是，对其贫困人民来说，河内峰会是对金正恩的重大政治打击。金正恩从河内峰会无功而返后，朝鲜的宣传机构加班加点转移公众注意力。 金正恩可能希望文在寅哄骗特朗普给予朝鲜部分制裁减免，但在华盛顿举行的特朗普-文在寅会晤在实质上可能是有限的。这意味着对于金正恩来说，他别无选择，只能继续与特朗普谈判，特别是如果特朗普在2020年再次当选。到2020年夏天，文在寅在韩国的政治影响力可能会进一步下降（因为韩国总统在执政三年后通常会失去人气），因此他对金正恩的帮助不大。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希望从文在寅-特朗普会晤上寻求什么？ 习近平将密切关注会晤。与文在寅一样，习近平也支持减轻朝鲜制裁，但最重要的是，他希望加强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在本周会晤之前，中国在鸭绿江上新开辟一条通往朝鲜的过境点，凸显出了这一目标。美国正在采取大量外交举措，因此习近平能够在观望时采取措施保护中国的核心战略利益，并使朝鲜更接近其轨道。 中国最担心的是朝鲜发生动荡。中国希望触动金正恩进行经济改革来促进稳定。金正恩不希望在经济上更加依赖中国，但他没有其他选择。他希望向中国表明，他可以与美国达成协议，但他不太可能满足美国的条件并在短期内放弃其核计划。 如果特朗普和金正恩没有一起回到谈判桌上，那么文在寅在脱离美国的情况下试图重建朝韩关系会走多远？ 文在寅可能已尽其所能改善与朝鲜的接触，并在朝鲜半岛建立和平。由于中美两国都签署了1953年《停战协定》，因此如果没有两国的支持，则没有任何正式和平条约可以结束朝鲜战争。 他也不能真正推进任何朝韩间的项目。去年12月对朝韩铁路的实地调查仍然存在争议，负责监督非军事区并执行停战协议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指挥部最初就阻止了该项目的实施。由于韩朝接触比美朝接触速度快，韩朝之间的项目已经造成了与美国的紧张关系。 此外，根据联合国和韩国的制裁政策，大多数与朝鲜的贸易和经济交往都被禁止。即使文在寅能够找到更多不会破坏制裁制度的韩朝间项目，他也会面临加剧与美紧张关系的风险；这种紧张关系最终会威胁到他的整个朝韩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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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外交 民主受到抨击：美国外交政策如何迎接挑战 威廉·伯恩斯（William J. Burns）、鲍勃·梅嫩德斯（Bob Menende），华盛顿特区 2019年4月10日 |  加入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同新泽西州民主党参议员鲍勃·梅嫩德斯展开对话，探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面临的挑战以及美国国会如何采取措施巩固这一秩序。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院长威廉·伯恩斯主持本次对话。

印巴关系 了解虔诚军的内心世界 阿什利·泰利斯（Ashley J. Tellis）、C·克里斯汀·费尔（C. Christine Fair）、波莉·纳亚克（Polly Nayak）、约书亚·怀特（Joshua T. White），华盛顿特区 2019年4月15日 |  2018年11月是印度孟买恐袭10周年，160余人在该次恐袭中丧生，而发动此次恐袭的则是以巴基斯坦为基地的圣战分子恐怖组织“虔诚军”。尽管国际社会不断对巴基斯坦施加压力，要求其打击虔诚军，但目前虔诚军仍然活跃在巴基斯坦边界内外。随着虔诚军不断从其巴基斯坦基地对印度发起攻击，这两个拥核国家间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C.克里斯汀·费尔的新书《In Their Own Words：Understanding Lashkar-e-Tayyaba》对虔诚军精明的宣传性文献进行了翻译和评论，揭示了该组织运作中鲜为人知的细节。该书研究了这一文字作品集如何成为虔诚军最受欢迎、最强大的武器，特别说明了虔诚军招募整个家庭而非单个战士这一做法背后的考量。C·克里斯汀·费尔、约书亚•怀特以及波莉·纳亚克将讨论本书的结论以及本书对巴基斯坦核胁迫带来的广泛挑战可能产生的影响。卡内基的阿什利·泰利斯将主持本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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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 中国外商投资法与美中贸易摩擦 黄育川（Yukon Huang），《外交官》（The Diplomat） 2019年1月29日 |  3月15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部新的外国投资法，旨在放宽外国公司在华业务限制。由于该法明确地解决了美国的一些主要关切，包括强制技术转让的做法，许多人将新的法律框架理解为结束当下贸易战谈判中向华盛顿提出的和平提议。 然而，与此同时，贸易协议似乎遥不可及。美国官员已经证实，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暂定的月底峰会已暂时搁置。广而言之，随着习近平试图推动中共加强对各部门的控制，有关中国共产党如何继续“改革开放”的质疑依然不断。 为了解外国投资法以及美中贸易战中进一步改革的前景，《外交官》对话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黄育川。

中美贸易战 华盛顿注意：布鲁塞尔对中国越来越强硬 陆克（Philippe Le Corre）, 埃里克·布拉特伯格（Erik Brattberg），卡内基主题评论 2019年4月8日 |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认为欧洲在应对中国扩张方面优柔寡断。但欧盟与中国互动正变得越发强硬。华盛顿的政策界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在对华政策上，欧盟是不可靠的伙伴。多年来，欧盟过于专注于内部问题，过于专注于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在过去的一年里，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布鲁塞尔开始对中国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全球经济攻势作出更为怀疑的反应。虽然希腊和匈牙利等一些国家坚持不冒犯中国，但大多数欧盟成员国都同意采取强硬的新政策。现在是欧洲和美国对中国实施跨大西洋协调战略的时候了。

学者文摘

兴起的世界秩序：民粹主义还是嵌入式财阀政治？ Populism or Embedded Plutocracy? The Emerging World Order 迈克尔·李（Michael Lee） 《生存》（The Survival），2019年3月刊 | 自由世界秩序正在受到多方面的袭击。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当时的G7建立了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其政策包括人口、贸易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这三个条件造就了美元的强势，也同时给全球带来了跟多的金融危机；资本主义所推进的国际化也逐渐消弱了民间社会的组织能力。许多人认为世界正在转向民粹主义，但作者认为，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造成了嵌入式的财阀政治。全球化对个别群体造成的错位意味着利益分配的不均。其获益者主要包括商业精英，鼓励了财阀主义旗下的裙带主义。 据作者观察，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最先推动了全球化，造成了美国货币的强大和超国家组织的突出性。在苏联解体后，虽然民主主义的国家增加了，也有许多民主转型失败。但最重要的是，在国家化过程中，新自由主义的贸易条件还促进了威权主义国家的发展，而威权主义国家的富裕把他们树立成了民主主义的替代选择。普华永道调查显示，威权主义的国家在2030年将与民主主义国家占有相同的世界GDP比例。同时，通过裙带关系来组织政府的国家会比较倾向于中国等威权主义国家的投资规则。在威权主义国家变得富裕的同时，他们的议价能力也随之增强。 威权主义的常规化还形成了非自由民主国家的发展空间。作者用了匈牙利、英国和美国三个国家的范例显现出了非自由民主国家的政策和世界观。利用了叙利亚的难民危机恐吓民众，由此增加自己党派的支持率，但在幕后通过加税来奖励支持政府的商业领袖。英国退欧也属于少数富人所支持的政策。英国的“脱欧”运动大部分的资金仅来自100名募捐者。“脱欧”运动使用的政治咨询公司是剑桥分析的附属公司，也说明了运动中对投票人存在分析和操纵。特朗普政府在选举中也采取了同样的手段，使用咨询公司提供易受影响的投票人信息，以便在选举中收集选票。特朗普极度的减税政策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也直接的让企业和与他志同道合的进口商收益。 由此可见，嵌入式财阀主义属于新一代的世界秩序。这对经济全球化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国际化的受益者属于少数的富有群体，而这其中包括了大型的企业。但是全球针对人权和治理标准等方面的合作会明显减少。民主主义只能存活在公民社会和组织根基很深的国家。社会民主和国际化的减速有可能阻止威权主义的继续兴起，但是全球的平衡将会依靠民主国家的国际联盟，而不会是以美国的单边主义取胜。国际联盟是民主国家的强项，也是中国等威权主义国家所缺乏的。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对应了时代的转变，但随着世界形势的改变，国家的治理形式已转为嵌入式的财阀主义。

中印海上之争：势力、趋势和挑战 China-India Rivalry at Sea：Capability, trends and challenges 高瑞连（Koh Swee Lean Collin） 《亚洲安全》（Asian Security），2018年11月刊 | 作者指出，一个国家的军事准备是否是否具有威胁性取决于他国军事发展的防御性或攻击性。攻击性军备除了增加舰艇编队数量之外还可包括联合军事训练与演习。作者通过分析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和印度海军在近年的发展指出，双方并不认为对方在追求着安全性的策略。印度关心着中国海军能力在印度洋出入频率的增加，以及他们扩展的蓝水海军作战能力 。蓝水海军具有持久，远征的作战能力。中国则担心着印度在西太平洋的活跃以及他们对美国用于遏制中国的计划后隐性的支持。 作者首先考虑了中印两国海军发展的防御性因素。中国近年在“一带一路”旗下大量增加海外投资项目与合作，在国外的资产也大幅上升。这些海外的投资都需要远程的保护和监督，由此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国家都需要安全性的军事措施，包括端口调用和联合军事训练。印度的舰艇编队也集中于印度洋周边，包括马六甲海峡地区和新加坡，以及东南海区域。但是，这种防御性的措施也可同时达到监督中国海军的效果。这种反应也是正常的：2017年6月，中国在印度洋的存在有明显的提高。2018年2月，印度海军察觉到了五艘中国海军的舰艇在东印度洋进行军事训练，而印度将此次训练视为中国海军防止印度插手于马尔代夫的政治危机的手段。 虽然中印的舰艇编队有策略性的考虑，但是作者认为双方察觉到的海军威胁言过其实。比如，印度在2008年的孟买恐怖事件后增加了大量的沿海，短程船舰，而蓝海军队其实在2010-15年期间在而比例上减少了。与印度相比，中国的蓝海军队在2010-15年期间并没有在淘汰旧船只的情况下减少。这说明，中国海军的蓝海军事力量在近年见长。中国海军可在维持沿海任务的同时更易拓展远程的操作和防御。虽然印度的蓝海军队起点更早，中国的蓝海军队近期的扩展使得中国的蓝海军事力量在比例和数量上都超越了印度海军。海军的发展反应了中国作为大国更全球性的展望，但是蓝海军队在印度洋的新操作环境将是中国海军的一项新挑战。 中印两国在历史上的领土纠纷也会在海洋领域继续展开。2014年，中国海军航行通过龙目海峡，进入了印度洋的区域进行操练。不久后，中国海军的军舰在未经印度政府的批准下进入了印度水域寻找马来西亚航空失踪的飞机MH370。 不到六个月后，中国海军派了宋级常规潜艇长城329与潜艇支援舰长兴岛号访问了斯里兰卡的科伦坡港。即便中国海军坚称这些部署都是和平、合法的行为，中国海军在短期多次的访问斯里兰卡以及和中印对峙事件在时间上的巧合让印度感到非常不安。印度与巴基斯坦的领土纠纷也延伸到了中印两国的海上冲突，因为“一带一路”政策旗下的中巴经济走廊部分经过了现由巴基斯坦占领的克什米尔。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给中国的停靠许可，以及巴基斯坦海军器械的“中国化”令印度担忧。但是，中国也曾指出，“一带一路”政策的项目都是商业发展的倡议。即便中国对巴基斯坦的军事和经济发展有所援助，也不会通过其中的项目直接对抗印度。 印度与美国，日本，及越南等国家的合作也让中国感到在南海地区的领土主张受到威胁。印度支持了菲利宾在常设仲裁法院挑战中国在南海领土主张的行为，并经常调用越南的端口。这后者说明，印度海军比中国海军的海南岛基地与受争议地区更近，在南海的地理范围更广。在2015年的九月，印度，日本和美国将他们的三方接触政策从官方提升到部长级，增加了彼此的交流和联合军事演习。这种合作方案下面的联合巡逻和印度在有争议的水域内航行正是北京所忌讳的行为。 若中印两国希望避免安全问题上的冲突，双方必须让对方理解各自的防御能力，防御目的，由此建立双方的信任，推进双方有效的合作。但是，在海洋领域分辨防御性和攻击性的海军军备是有困难的。其次，中印两国在历史上的领土纠纷以及中巴关系和印日美三国的合作都将成为中印进一步合作的绊脚石。

“一带一路”在哈萨克斯坦的发展日益壮大，民众对中国心存疑虑 Kazakhs Wary of Chinese Embrace as BRI Gathers Steam 陆克（Philippe Le Corre）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19年2月 | 2019年2月刊 哈萨克斯坦和中国在历史上有许多交集，并共享1782.75公里边界和为数众多的维吾尔人口。1994年4月26日，中哈双方签约了协议，解决了边境问题。在此之后，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和中国合作形成了“上海合作组织”，成为了中亚地区的政治舞台之一。由此可看出，哈萨克斯坦与中俄两国保持了均势。但是，俄罗斯对哈萨克斯坦更具有政治影响，而中国则更有经济影响。 中国已在哈萨克斯坦的国企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KMG）的采油过程中持有接近百分之三十的使用权。 哈萨克斯坦政府对“一带一路”政策所带来的投资也充满期待。作为一个内陆的国家，哈萨克斯坦需要全方面的基础设施将自己和周边的国家连接在一起，确保贸易和交流的畅通。现有的“一带一路”项目在着重的发展在中哈边境的霍尔果斯市。比如，霍尔果斯口岸在逐渐的扩展。中方霍尔果斯市与哈方霍尔果斯市通过公路想连接。此处还是中国西部-西欧公路的起点；此公路可长达俄罗斯在阿克托比的边界。 但哈萨克斯坦的民众对中国的态度没有政府那么积极。哈萨克斯坦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等建立的金融连接在民间没有形成相对应的关系。哈萨克人对中国的理解并不多。而两国的合作虽然增强了哈萨克人对中国的理解，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中国抱有好感。哈萨克人对中国存有两种忧虑：中国人对当地人找工作的威胁中国政府是否会利用在哈萨克斯坦的项目和参与改变当年的边境协议，夺取更多土地。 中国政府希望通过软实力改善哈萨克人对中国的印象。中国在国境内建立了针对中哈关系的智库，并给许多前往中国读书的哈萨克学生提供了奖学金。在哈萨克斯坦境内，中国还建立了六所孔子学院。但民意调查显示，哈萨克人更希望国外的投资来自美国或欧洲，而不是中国。同时，调查中有接近一半的哈萨克人都认为“一带一路”政策会给国家带来负面的影响。作者总结道，“一带一路”虽然提高了中国在许多国家眼中的形象，但是在哈萨克斯坦，中国的形象还有待提高。

中国针对东盟的双边策略：胁迫和引诱 China’s dual strategy of coercion and inducement towards ASEAN 黎依芯（Huong Le Thu） 《生存》（Survival），2019年3月刊 | 作者认为，中国的崛起对东南亚地区的联盟及各国稳定的发展都造成了分歧。东盟以往在东南亚地区的“中心地位”已不存在，东盟现在处于一个分裂的状态。作者分析，这有多种原因。其中的内部原因包括东盟国家各自不同的发展策略和国内政治的波动。外部的影响主要来自中国的崛起，包括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张以及在有争议土地附近的驻军。但是，东盟地区缺乏面对中国的统一政策，在处理南海的安全问题时并没有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这种状态造成了三连环的反应：中国通过胁迫和引诱的介入、东盟没有团结精神的反应、以及这种不团结造成的内部纠纷—这最终会加倍的消弱东盟在国际平台上谈判的势力。 作者分析，中国的胁迫手段分几种：“劝阻”，即阻止对手的挑战；“威慑”，属于用中国军事力量的强大压迫对手；“威逼”，说服一个对手停止敌对的行动；“敲诈”，即心理的威胁，也是具有最高风险、最有效的手段。这可通过中国的军事力量直接的呈现，或者隐形的体现在东盟的会议中：即便中国没有参与这些会议，东盟的国家还是无法取决统一的安全对策，同时避免了讨论或集体宣告对中国的利益有害的信息。胁迫也可以通过更平静，且非正式的渠道进行。比如，中国可以针对某东南亚国家不满意的行为从而撤回对当地的投资和补助。与中国有领土争议的越南和菲利宾曾单方面的受过中国的“威慑”和“威逼”。 但是，东盟的分裂起源于盟国之间的一个核心问题：东盟的焦虑倾向。东盟对中国的威胁感到紧张是正常的，但各国在东盟会议中在没有收到直接威胁时回避安全问题，为中国删减自己的用词等行为表现出了东南亚国家的焦虑心态。这说明，中国对越南和菲利宾的胁迫还间接的影响到了东盟整个组织的团结性，降低它们作为国际组织的效用。即便中国向小国的施压曾遇到抵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能力去左右其它国家的选择；作者认为，这样的结论是一种缺乏对心理作用的分析。不仅如此，美国和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角色正在转变，这将迫使东盟地区较弱的国家选择新的外交政策和策略。东南亚各国已在处理南海的领土纠纷中屈服于中国的胁迫和引诱，受控于中国的心理威胁。这意味着东盟逐渐的消弱和它们独立性的消失。

“一带一路”项目在中东的挑战：有限政治参与下的互联互通项目建设 The Challenge of Implement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the Middle East：Connectivity Projects under Conditions of Limited Political Engagement 埃夫龙（Yoram Evron） 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 ），2019年1月刊 | 有批评人士质疑中国实现 “一带一路” 倡议的经济与政治实力。然而，鲜有人关注 “一带一路” 倡议对下述中国外交特征的影响，即中国外交对于其传统影响力之外的地区介入甚少。中东地区即属此例。针对这一现象，本文着力探讨中国对中东事务的有限参与和实现 “一带一路” 倡议之间的相互影响。作者指出，通过“一带一路”增强中东地区的互联互通建设需要中国更活跃参与中东事务，加强对中东政治的理解，加强与中东及世界各国的对话。 作者在区分跨境 “互联互通” 项目和其他 “一带一路” 相关项目基础上，分析在以色列推进 “一带一路” 跨境铁路项目将会面临的挑战。中国大力推动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中东国家域内的基础设施建设。然而，单一国家域内建设和跨境项目截然不同。如果没有以色列和约旦无法达成政治协定，中方构想的跨境铁路无法实现。中国本可以发挥建设性作用。然而，迄今为止，中国在中东的政治参与泛善可陈。中国拒绝加入对抗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也抵触深度介入叙利亚食物和巴以争端。只要上述三个问题无法解决，在中东地区实现跨境“互联互通”是天方夜谭。 因此，作者认为，要想实现作为 “一带一路” 愿景核心的 “互联互通” 工程，未来中国需要更多地参与中东事务。只要中国存在经济利益，中国就不可能在中东事务上保持超然独立。不过，迄今为止中国仍在避免调整其传统中东外交政策。然而，随着“一带一路”项目深入进行，中国的接触不可避免。换言之，最终，经济利益与政治介入相辅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