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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正式商用到底会给通信市场利益链各方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5G正式商用到底会给通信市场利益链各方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6/11/2019 2:48:41 PM | 浏览:137 | 评论:0

5G正式商用到底会给通信市场利益链各方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019年6月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广电正式颁发5G牌照,批准四家企业经营“第五代数字蜂窝移动通信业务”。我国正式进入5G商用元年。

  一石激起千层浪,相较于此前各运营商官方表述的“2020年5G正式商用”时间表,工信部将5G牌照的发放时间至少提前了半年。

  那么,5G正式商用到底会给通信市场利益链各方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试着参考4G市场发展的相关历史数据,做一个全面的分析。

通信运营商:扛起更多责任

  5G牌照的发放对象是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这三大传统通信运营商和新入局的中国广电。拿到5G牌照后,三大运营商获得了在此前已经授予的5G试验频谱上正式开始5G网络建设和5G业务运营的资格,中国广电坐拥号称黄金频段的700MHz,但如何利用5G牌照来发挥出自身更大优势也是个不小的考验。

  5G牌照正式发放首先带来的是运营商用于5G网络建设的资本开支的上调。三大运营商发布2018年财报时均公布了2019年度5G资本开支计划,其中中国移动2019年“5G试商用”资本开支预计在172亿元之内;中国联通计划60亿—80亿元用于“5G试验资本开支”;中国电信明确表示2019年的5G投资预算为90亿元。但值得注意的是,三大运营商今年三月份公布其资本开支计划时,相对应的5G时间表还是2019年试商用和2020年全面商用。

  随着5G牌照正式发放,三大运营商2019年的5G资本开支计划也面临着网络建设由“规模试验”、“规模试商用”向“全面商用”的相应调整,并将影响到2020年的资本开支计划。

  参考下图所附三大运营商历年资本开支情况来看,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于2013年12月和2015年2月发放TD-LTE和FDD LTE商用牌照之后,三大运营商在2014和2015年的资本开支成为近六年来的最大峰值,所以可以预计三大运营商将在5G牌照发放后的2019—2021年间迎来又一个网络升级换代的投资高峰期。

5G正式商用到底会给通信市场利益链各方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也就是说,三大运营商拿到了5G牌照不仅意味着他们站在了5G网络部署的制高点上,同时他们也面临一系列新挑战。
  最明显的就是资本开支的上调,在中国移动最新发布的2019年第一季度运营数据报告中,由于受到收入同比下降、刚性支出持续增加影响,2019年首季度税前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了8.6%;中国联通2019年首季度税前利润虽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9.2%,但主要得益于”近年资本开支的良好管控”、“自由现金流助力带息债务比去年同期大幅减少”和“网络、运营及支撑成本比去年同期下降”等“节流”措施所致。
  随着5G牌照正式发放带来的5G资本开支的上调,刚性成本支出和财务成本的上升将不可避免地对三大运营商的利润业绩形成一定程度的冲击。
  当然,5G牌照的发放,也将推动三大运营商将5G商用服务提前推向市场并由此带来新的业务收入。此前,三大运营商已开始基于其5G试验网络向社会招募“5G友好用户”;拿到商用牌照之后,运营商将可以正式为5G商用服务设计资费套餐,从首批尝鲜的5G用户身上获取相应的通信服务收入。
  除此之外,三大运营商还将扛起更大的运营责任。中国的4G商用已走过近5年的历程,截至今年4月底 4G用户规模已到达12.1亿户,但渗透比例仅有75.9%,中国三大运营商的现网上还存在着1.3亿3G用户和近2.5亿2G用户。在5G牌照发放后,三大运营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范围内将四张网络并行、四代用户兼营。
  中国在5G方面的发展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注定了这条路走起来不那么容易,三大运营商面对的仍将是一段负重前行的旅程。
 
通信设备厂商:输赢各不同
 
  通信设备厂商无疑是5G牌照提前发放的最大受益方。当年我国4G牌照发放在2014和2015年带来的大规模LTE网络建设极大促进了华为、中兴、诺基亚和爱立信在中国区业务收入的增长,但随着LTE网络建设高峰期(2015—2016年)的结束,通信设备厂商无一例外从2017年开始步入行业的寒冬。

5G正式商用到底会给通信市场利益链各方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随着三大运营商获得5G牌照后启动5G网络的规模建设,参照上图当年部署4G基站的建设节奏,预计5G基站的市场需求将在2020—2021年间达到峰值,由此通信设备厂商将彻底结束青黄不接的“4G寒冬”而步入生机焕发的“5G春天”。
  但5G牌照提前到2019年发放,对于三大运营商在5G组网方式选择上所产生的影响,却直接导致了通信设备厂商的输赢各异的不同命运。
  针对5G网络的建设和部署架构,3GPP定义了非独立组网(NSA)和独立组网(SA)两种标准选项,三大运营商都将能支持mMTC和uRLLC等全新业务场景的SA架构组网作为5G的目标网络,但受限于SA标准冻结时间较晚而导致的产业链不成熟,目前均在同步推进NSA和SA的规模试验。工业和信息化部将5G牌照的发放时间提前到近期,意味着三大运营商将只能在2019年选择NSA的组网架构来启动5G商用网络的建设。
  NSA就是利用现有4G网络实现5G宽带应用,因此5G NSA建网需要锚定原有4G无线网络,则维持原有4G供应商格局成为必然,这对于在三大运营商4G网络上占据了近8成市场份额(海外咨询机构HIS统计结果为77%)的华为和中兴而言,无疑是绝对的利好。
  5G牌照发放后,华为官方宣布其面向全球市场的5G基站发货已超过10万个,这其中就有部分5G基站是以预发货的形式供给了国内的三大运营商进行5G试验以及试商用的提前部署。三大运营商拿到商用牌照之后会尽快启动5G网络建设的招标采购,华为预计仍将延续其在4G市场上的主导地位而取得份额最大的5G商用合同,在新增5G合同发货带来更多5G收入的同时,也可在短时间内一次性回笼前期的国内5G预发货货款,获得宝贵的现金流支持。
  此外,占据国内4G网络绝对市场份额的华为和中兴也将在运营商的5G招标采购中,因NSA组网的绑定优势而获得议价权上的主动,从而取得5G商用合同的利润最大化。同样,借助NSA组网的绑定优势,在国内4G网络上拥有相对市场份额的国外厂商诺基亚和爱立信基本上也可以确保其在中国5G市场布局中的合理位置,特别是在工信部明确表示“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欢迎国内外企业积极参与我国5G网络建设和应用推广,共同分享我国5G发展成果”的官方背书之下。
  然而,5G牌照提前发放而导致三大运营商只能选择NSA的组网架构来启动5G商用网络的建设,对于在国资委主导下刚刚完成央企合并的中国信科来说却没那么乐观。
  中国信科合并的初衷就是借助烽火的产业能力和大唐的研发实力谋求在5G上扭转当年在国内4G市场上颗粒无收的窘迫境地,如5G牌照按原计划在2020年SA产业链成熟之后发放则运营商将有意愿独立于4G新建SA架构的5G网络,这本来可以为中国信科提供一个在5G时代崛起的竞争机会,但5G牌照的提前发放则不利于实现中国信科在国内5G网络市场谋求一席之地的梦想。
  同遭打击沦为输家的还有一直蠢蠢欲动希望借助5G进入中国通信设备市场的三星电子。在咨询机构Dell’Oro Group最新发布的相关报告中,三星电子因为在5G先发市场韩国和美国借助本土优势和盟友优势取得了不俗的市场份额,从而在5G基站出货量和销售额上暂时取得了市场第一的排名。但随着我国5G牌照的发放和大规模网络建设的启动,华为、诺基亚、爱立信和中兴会由此迅速完成对三星电子的碾压,从而将通信设备厂商的5G排名拉回到传统格局。

5G正式商用到底会给通信市场利益链各方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但与通信设备厂商在5G牌照发放后将迎来生机焕发的5G春天不同,5G牌照在短期内带给手机终端厂商的却可能是一个考验。

  目前我国移动电话普及率已经达到114部/百人,日趋饱和的手机市场缺乏性能带动的刚性换机需求,因此,各家手机厂商只能以更炫的外观、更酷的功能等翻新花样频频推出4G手机新品,来吸引手机用户消费升级,弃旧换新,力争在白热化的厮杀竞争中不掉队。随着5G牌照的发放,出于新一轮升级换代的刚需预期,手机用户对于4G手机的更换将更为谨慎,市场上持币待购“下一代不过时的手机”心理的加重将严重影响手机终端厂商的4G手机出货量,特别对于那些在2019年上半年刚刚推出4G新机型的厂商而言,在市场推广重心将在下半年转向5G手机的背景下,其前期投入的广告营销费用将面临打水漂的风险。

  同时,虽然市场推广中心将在下半年转向5G手机,但短期内5G手机的上市销售仍面临一些挑战:

  首先是价格。为在即将到来的5G时代取得先发优势,以华为、小米、OPPO为首的国产手机厂商很早就在5G手机研发上投入了重兵和重金,这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首批上市的5G手机需要承担的研发成本的摊销,同时由于手机量产有一个爬坡过程,初期小批量的元器件采购也将加大5G手机的制造成本,如果再加上市场培育所需的营销推广成本,初期上市的5G手机预判将集中在5000—8000元区间,这是个较高的价格。

5G正式商用到底会给通信市场利益链各方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其次是芯片供应。5G手机与4G手机的最主要区别是基带芯片,与4G手机的基带芯片有高通、华为、联发科乃至展讯等多厂家竞争逐步拉低芯片成本不同,目前可供商用的5G手机基带芯片只有华为的Balong5000和高通的骁龙X50两种,由于华为的芯片仅限于自用,因此大部分手机厂商的5G手机生产和上市将严重依赖高通的供应能力。

  此外还有产品成熟度的考验。作为新一代通信技术的5G,从技术标准、网络架构到芯片能力是针对整个产业链的全新挑战,因此投向最终用户市场的5G手机,也需要在不断的网络测试、用户体验、产业链磨合中才能逐步走向成熟。

  综上所述,5G手机很难在短时间内成为普及的电子消费品,其出货量可能是一个爬坡过程,参照下图所示4G牌照发放后2014年间的3G和4G手机出货量占比变化情况,可以预见在5G牌照发放后,从2019年下半年到2020年下半年的18个月区间内,4G手机销量的下滑与5G手机销量的爬升不是一蹴而就的,这期间众多手机厂商可能会倍感压力。

5G正式商用到底会给通信市场利益链各方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在此18个月的区间内,那些没有通信技术积累无法向5G转型的手机厂商将被市场淘汰,而那些率先向市场推出5G手机的先行者在不断调整身姿后,则会为自己争取到更大的存活空间。
 
普通用户:买单意愿暂不强烈
 
  由于5G牌照提前发放而选择NSA的组网架构来启动5G网络建设,因此我国5G的应用场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仍以面对广大手机用户的消费类应用为主。只有随着5G网络架构向SA的演进,真正发挥5G高可靠、低时延、海量连接特点的mMTC和uRLLC应用才可能在垂直行业拓展到产业场景。
  因此,对于广大手机用户而言,其可接受的5G的最大卖点就是eMBB速度快。业界面向大众市场推广5G最爱举的例子也是下载一部2小时的高清电影,4G需要40分钟而5G只需要1秒钟。
  但“速度快”的好处很容易转化为“用不起”的顾虑。英国BBC电视台在使用5G网络直播运营商EE商用5G的报道中,给普通观众印象最深刻的除了无抖动的镜头外,就是事先预备的流量不够用而数次中断直播的尴尬。因此速度更快的5G资费套餐设计将成为最终用户选择5G服务首先要考虑的因素。
  “速度快”的5G能用来做什么是与可接受的资费水平相互影响的因素。正如工业和信息化部发言人闻库所说,“建得好不是5G的目的,用得好才是5G的真正目的”,运营商在5G网络测试阶段经常用于市场造势的应用如超高清视频、远程医疗、浸入式游戏等适用于家庭或个人的5G案例,其实在室内场景均可以通过百兆固网宽带更容易得到更完美的实现。因此,在5G网络商用后运营商与相关合作方能否尽快找到5G的“杀手级”应用来催化市场,将直接影响到最终用户是否会为5G买单的意愿。

5G正式商用到底会给通信市场利益链各方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中国新闻网在社交媒体微博上发起了一个“5G商用牌照下发后,你会立刻换5G手机吗?的小调查,在截至目前3.2万人的投票选项中有33.2%的的用户选择“观望,等等再说”,另有48.9%的用户因为顾虑于5G手机价格高和5G应有场景不明确而投下反对票。这充分反映了普通民众接受5G确实需要一定的时间。

5G正式商用到底会给通信市场利益链各方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5G牌照发放后,5G用户的渗透率将是衡量5G商用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因为这代表了5G在市场上受欢迎的程度和考核运营商在5G建设和运营上投入的回报指标。如何打消手机用户的观望态度将是整个通信业界首先需要克服的5G最大挑战。
  5G正式发牌,只是5G商用进程迈出的第一步,当前冷暖不均的市场业态也是5G起步阶段的必经过程。展望5G发展漫长的未来道路,在看到其巨大前景的同时,也要考虑到投资压力、技术难题、市场认可等一系列挑战。
  要推动5G实现高质量的发展,更需要包括通信运营商、通信设备商和手机终端厂商等所有产业参与者的共同努力来携手应对。

5G如何重塑人际关系?
 
  2019年6月6日,工信部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发放5G商用牌照,这标志着中国电子通信产业正式迈入5G时代,比计划提早了一年。
  我国正式进入5G商用元年。
  那么,5G将带来哪些颠覆性的改变?从1G到5G时代,人际交往关系如何重构?

  全时空传播、全现实传播、全连接传播、全媒体传播,是5G 时代即将为人类传播带来的颠覆性变化。
  全时空传播。有了5G技术后,人类社会将前所未有地实现信息传播的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这种历时性与共时性同在、无远弗届的传播可以最大限度地突破人类传播历史一直以来的最大障碍,即传播的时间和空间制约。不论在任何时间、任何空间,我们都可以进行人类传播,这最大化地释放了人、物、财、信息这四个人类交换最重要资源的潜力,从而可能最大化创造出由此而带来的各种价值。
  全现实传播。在3G技术普及之前,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主要是在人与现实世界的传播,尽管已经有了虚拟现实的概念与实践,但实现全现实传播还是非常困难的。而5G技术之后,人类将实现真实现实连接和虚拟现实连接,超高清4K乃至超超高清8K 也会得到广泛应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混合现实MR 等全息沉浸式交互,使得人与虚拟世界完全对接,而且在智慧的万物互联时代,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界限也可能基本消除,从而实现完全融合。
  全连接传播。5G连同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比如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可以实现所有人连接、所有物连接、所有资金连接、所有信息(数据)连接,同时还可以实现所有环节、所有过程、所有时空节点的连接。人类社会的所有资源都可以数字化,并被作为数据进行传输与传播。人类社会的所有传播都是网络化的,每个要素之间都可以是连接的,并且可以实现最短途、最高效的交互和交换。
  全媒体传播。5G带来了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时代,万物互联也就带来了万物皆媒。人类社会传统意义的媒体被无限扩大,不仅是传统纸媒和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体和当下普遍应用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而且还包括万物互联所有连接的节点,不论是人、物都可能成为一个释放信息并分享信息的中介,也就是媒体。因此,全媒体就不仅是传播传统意义的新闻、娱乐等信息的业务功能型载体,而且是要传播数据、通过连接提供服务等的融合服务型载体。

  技术的颠覆性创新和传播的根本性升级,将使人类社会结构及维系社会运行的价值系统与规则体系得到重塑。
  纵观整个人类社会,有几个架构性变化特别值得注意:
  一是中心化与去中心化并存,且后一个趋势日渐明显。现在和未来,资本集中化、网络垄断化倾向仍然有强化之势,而且这种垄断不像现实世界中那么显在,而是在虚拟世界中更加隐匿和潜在。这种垄断最终可能呈现为数据垄断和智能垄断,这种垄断将更加致命、更加终极。后发现代化社会和国家将更加难以企及现代化的实现。因此,全球和每个社会中的分化可能呈加剧态势,特别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网络社会和智能社会不匹配的国家将更加如此。
  二是层级化与扁平化、网络化并存。传统社会的等级科层化在网络社会和智能社会中会持续而部分存在,社会运行的规制与治理需要有层级的实现,尽管这种层级已经大大减少乃至显在地消失,但是即便在网络社会和人工智能环境中潜在的层级还是存在的,技术的核心层、使能层乃至应用层的分工也始终会给社会带来核心、使能和应用的层级区分。
  但是,从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看,社会架构的日益扁平化、网络化和数据化也是不争的事实。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不是线性的变化,而是非线性的、指数级的拓展。万物互联、万物皆媒、人机互动带来的就是网络化和数据化,由此又进一步带来扁平化,云计算都需要加快边缘计算以提高效益,多源数据和复杂算法正在取代传统的人成为网络化、扁平化后各个节点权力的赋权者和赋能者,信息传递将更加短程化,人与群体建构更加分散化,传播更加直接效益化,传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社会动员力实时、实空显见。
  三是共同体与族群分化并存。5G带来了万物互联,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带来了第四次工业革命,人类社会连接度提升,命运关联度也大大提升,牵一发而动全身,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这可能成为人类面临的常态,这种利益的共生性和命运的联动性将日渐增强,而共同体存在和意识还有待不断增强。
  万物互联、万物皆媒、人机互动带来的不是个体差异和群体差别的消失,反而是给个体成长、群体分化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时空,社会结构日益族群化,虚拟世界中的圈层化就是一个表征。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将取代工业时代的资本连接驱动人类社会每个个体与族群深度互联、高频互动、空前自觉,他们之间深度学习、广泛参与、持久交互影响,逐步成长为社会压力和驱动力,这与传统治理体系中利益集团、区域乃至国家主义为中心的治理模式恰成反差,这正是复杂社会、风险社会日益凸显的特征。因此,重视互联互通的个体,强调深度交互的圈层,平衡相互影响的族群,才是形成新的治理理念和治理体系的关键和基础。

  从1G到5G时代,交往关系向立体全方位格局演变。
  网络通讯技术的变革彻底颠覆了用户习惯。随着手机、电脑等通讯工具的广泛使用,人际交往关系也在不断进行变革和重构。这种交往关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交往关系由对称性向非对称性拓展。随着2G、3G、4G时代的到来,传统的“点对点”交往方式逐渐被突破,形成了“主体间性”交往关系,即不同时空交往主体以通讯工具和计算机网络为中介,形成“人——机——人”的非面对面式交往关系。这种交往关系既包含“一对一”的对称性交流或“点对面”甚至立体的全方位对称性交流,又包含对传统交往关系拓展的不对称信息交换模式,例如网络黑客、网络媒介等。因此,非对称的网络交往关系实质上是一种联络不同网络终端的人脑思维的虚拟化、数字化交流与互动。
  第二,交往关系由互利状态向去功利性状态转变。人际关系心理学家认为,互利是人际交往的一个基本原则。人际交往需求分为情感定向和功利定向的不同层次。比如亲情、友情、爱情,即属于情感定向的人际交往;为实现某种功利目的而交往,即属于功利定向的人际交往。在现实交往中,这两种情况时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相互交织。有时候虽然是功利定向的交往,但也会有感情的沟通和反馈;有时候虽然是情感定向的交往,但也会有物质利益上的互相帮助和支持;有时是为了物质需求的满足,有时则是为了精神需求的满足。
  两种交往目的互相交错,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总体上呈现出平衡互利的状态。然而,这种交往夹杂了人与人之间太多的功利目的,亲情、友情、爱情等感情很容易断裂。而在网络时代,虚拟网络使人际交往以符号的形式呈现,熟悉的朋友抑或陌生网友之间的交往主要以情感或志趣为主,这又表现出明显的去功利性特征。
  第三,交往关系由不平等向平等转换。在1G时代,交往主体总会受地域、血缘、身份、地位、年龄、性别等不平等社会关系因素制约,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表现出不平等的上下级关系、性别关系等。而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现实交往中的身份、地位、权力等不平等特征被网络交往的“去中心”和“去身份”等虚拟特征所取代。各交往主体的网络身份不断被电子文本化,然后以虚拟身份参与网络人际交往,从而缩小了1G时代交往个体的身体属性、社会属性、阶级属性和地理属性差异,使“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关系”逐渐被2G、3G、4G 乃至5G时代的交往所消解。由此,交往个体的个性得以张扬,话语权得以凸显,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交往格局得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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