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9年，中国经济大多数时间呈回调态势，逐步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进入中速而又高质量发展阶段。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出口，是过去经济高增长的三大来源，对稳定经济存量很重要。

　　我认为，中国经济新增长动能来源于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低效率部门的改进。

　　经过近40年经济高增长之后，中国的五大基础性成本——能源、物流、通信、土地、融资，甚至高于一些发达国家。除资源禀赋原因之外，主要是因为相关行业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行政性垄断；另一个领域是城乡之间生产要素受阻。

　　我认为今后若干年，大都市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领域会产生大量新的动能增长。大都市圈将来可能有大量农村，而村镇可能变成镇或市。

　　第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和人力资本的提升。

　　现在有一个说法：10亿人未坐过飞机，5亿人未用上马桶。怎么释放这部分人的增长潜能？最重要的是要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

　　第三，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目前的商品消费实际上已经趋于平缓，但是，包括医疗、教育、文化、娱乐、养老、旅游在内的服务业消费正在进入快速增长期。从服务业本身来讲，生产性服务业加上服务性消费，共同构成一个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这将会成为推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主导产业。

　　第四，前沿技术发展。

　　目前，中国在有些领域已经进入全球科学技术前沿地带，由过去的跟跑转为部分并跑和少数领跑。前沿性创业、创新方面，中国主要集中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领域。中国的市场优势有助于形成商业模式优势，并且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带动技术创新。

　　第五，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不仅仅是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更多的是指绿色消费到绿色制造、绿色流通、绿色融资再到绿色创新，它是一个完整的绿色产业体系。绿色发展也不是对传统工业化模式的简单修补，而是与之竞争，并更具优越性的一种新发展方式。绿色发展将会带来消费新动能、创新新动能、增长新动能。

　　以上五个方面的增长来源对制度质量要求相当高，如果我们不深化金融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动能很可能会“看得见、抓不住”。具体来看，需要在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努力：

　　第一，放宽准入。发展一大批为民营、中小企业提供专业化服务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

　　第二，有效利用国家信用。现在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和国企杠杆率比较高，背后其实有国家信用的支撑。但是，对国家信用的利用效率其实不高，有些地方则是滥用。怎么能够更好地利用国家信用进行更好的制度安排和产品设计呢？比如说可以考虑发行低成本的长期建设国债为政府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资金支持，这有助于化解地方的隐性债务。

　　第三，为企业兼并重组提供有效金融支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产业和区域的产业集中度。

　　第四，进一步完善部分环节，提供创新、创业企业成长所需要的金融服务。

　　最后，积极推动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在绿色金融方面，中国走在全球前列。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碳金融等方面发展潜力很大，我们可以有更多探索，以适应绿色经济体系形成和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