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日，丘成桐教授在清华大学为第八届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ICCM 2019）作公开报告。1小时40分钟的讲座中，丘成桐保持了他一贯耿直犀利的风格。

中国研究机构，无论是高校或是科学院的研究所。往往成为一个利益团体，利用他们在政府的关系，打击竞争对手。 有些高校的学术领导人，警告所有毕业的学生，要对母校绝对的服从，不可以去帮忙竞争对手。我多次听过北京大学数学毕业的学生说他们生为北大人，死为北大鬼！

这种有如黑社会帮派的作风，中国学术界领导人（甚至某些官方领导）的心里好像都很认同。武侠小说讲求的侠义精神，可以远溯到战国时的游侠。汉武帝时有朱家和郭解，大将军卫青替郭解说项，武帝杀郭解以打击这种游侠，百姓才知道公事胜过私人恩怨。高校毕业生联群结党，为公，则是力量。为私，则中国学术难以进步。

谈高等教育

在本次公开报告中，丘院士结合自身求学与任教的经历，对比了中国传统教育思维与现代西方教育理念，回顾了中国和西方高等教育历史。

他讲到：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在过去百年间，中国的教育工作者一直在努力，将传统的思维与现代西方的教育理念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整合起来。

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经历了向欧洲学习、向苏联学习到向美国学习的发展历程，大学也渐渐成为科研重地。这当然是好事，但是不幸的是：名校和科学院因此引起一些不良的竞争。

举例来说，教育部派送高校到外国高校建立交流渠道时，科学院属下的中国科技大学虽然也受教育部管辖，却往往占不到重要的位置。

谈人才培养

丘成桐直言，美国取消了年龄超过七十岁的学者必须退休的制度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影响到了其高等教育的发展。有些人已经不在科技前沿多年，也不再参与任何科研活动，却凭借着五六十年前的经验来指导如今最新的科学发展，不容许年轻人有发挥自己创意的空间。

他反复强调，要发挥年轻人的作用，不要搞学术崇拜，不要搞学术圈的造神运动。丘成桐举例说，牛顿在科学史上的地位几乎无人比拟，但他死后一百多年，英国没有出物理学和数学大师，这个局面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才开始改变。 “实际上，年轻学者，二十多岁就应该是无法无天的年纪；挑战延续多年的传统，往往就能走出一条崭新的路子，正如爱因斯坦当年挑战牛顿力学一样。”丘成桐说。

而就在他上台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其中提到，要崇尚学术民主。鼓励不同学术观点交流碰撞，反对门户偏见和“学阀”作风，不得利用行政职务或学术地位压制不同学术观点；要鼓励年轻人大胆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积极与学术权威交流对话。

“中国要在科技上领导世界，必须要让年轻人能挑战科学界老人的权威。”丘成桐说。学问应以自然为师，只有经过观察、实验、计算和感悟才能知道真理，才能完成一流的学问。而科学上的真理，并不由某个科学家或者领导说了算。

谈人才引进

在谈到人才引进问题时，丘成桐讲到近年来，国家和民间设置了一系列的奖励和人才引进政策，除了青年千人计划以外，都在误导读书人，不敢去创新，做大问题。

“青千”确实吸引了一批年轻人回国。但是他们需要在海外待上三年，才能满足青千的资格。

很多大学的数学系，大概没有能力评估年轻学者的水平，只愿意聘用有“青千”资格的学子为终身教授。由于“青千”在学校的地位变得愈来愈重要，高校给评委压力，要求“青千”的名额平均分配。每间大学在数学方面，每年“青千”不得超过四个。基本上，一小撮学者控制了“青千”的选取，从而左右了全国数学的发展。

中国政府设立的国家科技大奖，1941 年就开始了，数学家得到这个奖项的不少。由于只考虑国内的工作，数学得主的水平往往不如一般的留学生。

人事严重地影响评估人才的制度，这是当今中国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科技大奖的历史上看，这个问题就很明显了。在近代数学的文献中，陈省身和周炜良的名字不断地出现。二十世纪中，有资格排名在前一百名数学家的中国学者恐怕只有他们两位，但是他们都没有得到过中国政府颁发的科技大奖。

谈“帽子现象”

丘成桐在讲到职称评定与人才制度问题时说：中国另外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就是任何一个读书人，一生只醉心于一个目标，那就是当院士。

这个头衔所赋予的学术和政治权力委实太大了，产生了极为负面的影响。毕竟，一所大学的地位取决于院士的数目。因此，院士是不可能得罪的。另一方面，他们在研究方面的成就，却往往和他们尊贵的地位不匹配。院士的选举牵涉及太多的人事政治，一旦他们成为院士，就可以在大学甚至整个社会发挥不正当的影响力。

部分问题源于根深蒂固的权力，以及“敬老”的文化。早已超过了退休年龄的学者，即使已不再积极的从事研究，甚至已跟不上研究的步伐，但是仍然持续地主宰着他们的领域。中国的院士制度也受到政治的压力、贿赂和腐败的影响。流风所及，硏究人才的升迁竟然和学术成就的关系不大！

所以中国科学要有突破，必须打破院士垄断的局面。但是院士已经是一个既得利益团体，不可能一下子打破，只有国家下决心才能改变它。

谈“圈子文化”

他也在讲座中旗帜鲜明地反对学术界的“圈子文化”。中国名校的竞争，科学院中院系的竞争，名校和科学院的竞争往往白热化，产生极为不良的影响。

中国研究机构，无论是高校或是科学院的研究所。往往成为一个利益团体，利用他们在政府的关系，打击竞争对手。 有些高校的学术领导人，警告所有毕业的学生，要对母校绝对的服从，不可以去帮忙竞争对手。我多次听过北京大学数学毕业的学生说他们生为北大人，死为北大鬼！

这种有如黑社会帮派的作风，中国学术界领导人（甚至某些官方领导）的心里好像都很认同。武侠小说讲求的侠义精神，可以远溯到战国时的游侠。汉武帝时有朱家和郭解，大将军卫青替郭解说项，武帝杀郭解以打击这种游侠，百姓才知道公事胜过私人恩怨。高校毕业生联群结党，为公，则是力量。为私，则中国学术难以进步。

学术界联群结党的结果是很多国家看为重要的位置由不同团体长期拢断，跟学问深浅无关。一个重要的例子乃是中国数学学会会长的位置，据说不成文规定是由北京大学数学系和科学院轮流担任。由于参加世界数学大会的各国成员由当地数学学会会长代表，中国毕竟是大国，中国数学学会会长往往自然的成为世界数学学会的副主席，因此在国内的位置举足轻重！

于是北大和科学院在数学学会上利益均分，置全国其他院校的意见于何地？更何况很多会长名不符实，竟然成为全国数学的发言人，长此以往，中国数学的进步值得担忧！

谈基础科研

近年来，有很多学者大力吹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而不愿意考虑这些学科背后的基本原理，都是从数学而来的！

近年来，美国科学家仍然以探讨大自然的基本现象为目标，但是由于经费的压力，功利主义渐渐变得很重。正如中国科学现在的走势，有一位极负盛名的学者，十五年前在广州宣称中国政府不应当投资基础科学，应该利益至上，去发展像任天堂这样的工业更为赚钱！为了短期的利益来断送国家基础科学的说法，使我想起了当年三国王允要杀蔡邕时，太傅马日磾说：灭纪废典，其无后乎！

二十世纪初期，美国好几个名校，包括史丹福、麻省理工、加州理工在内，它们本来只想发展工科，后来发现没有基础科学的强力支持，工科是不可能作出顶尖成绩的。所以它们大力推动基础科学，现在它们在基础科学的成就也在世界名列前茅。

反观当今中国，高校还在采取一些奇怪的态度：以应用为主，基础为副。结果两方面都没能成功。一个浅易的比喻是：基础科学可以看为“党”，应用科学可以看为“枪”。党必须领导枪，即使枪杆子出政权，党还是要领导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