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彼得·希夫看来，以普遍教育的名义挥霍原本稀缺的资源，把所有孩子都送进大学，而不考虑其天赋、秉性、成本或收益，只能加速美国的破产。相类似的还有医疗服务行业。在这两个领域，美国政府以监管之名，以福利之名，手越伸越长，从而导致价格攀升，服务下降。对此，希夫提出了如下解决方案

在观念方面
　　人人上大学，和人人发大财的想法类似，只能是一种教育的泡沫。泡沫的破灭，不过是早晚的问题。
　　父母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并不是所有孩子都是出类拔萃的人才，而且即使是那些名副其实的天才少年，读大学也未必是正确的选择。在当下美国的中上层社会，孩子没有上大学对父母而言就是一种耻辱。必须放弃这种社会舆论观点。
　　在这些破坏性的文化偏见背后是政治家的蛊惑及其政策所包含的言外之意，但是一旦泡沫破裂，所有偏见都会消除。随着就读大学的成本持续上涨，追求学位变得越来越不划算，精明的父母和学生自然会从头计议，面对大学的召唤有取有舍。一旦这些放弃大学的年轻人获得成功，幻觉便会不攻自破。
　　教顾问不要再不负责任地宣传“所有人都应上大学”的思想。教育顾问的职责应该是识别哪些人会真正受益于大学教育，并帮助他们走进大学校门。对其他高中毕业生，教育顾问应该做的就是联系当地企业，帮他们寻找相互适宜的工作机会。

在政策方面
　　美国政府不应再把大学放在凌驾于实践之上的圣坛里，首先应该从废除各种学费补贴入手，取消联邦政府的直接助学贷款计划，废弃现有的助学贷款担保计划。不要再为学习这样的事情提供财政补贴。
　　其次，应当确保高中毕业生最终都能就业。这就包括废除最低工资法——至少是对那些不足21岁的年轻人不应适用这种法律。换句话说，我们应再次将实习制度合法化。更重要的就是要废除一切鼓励年轻人不劳而获的联邦法律：一个18岁的年轻人居然可以使用父母的医疗保险。
　　要解决就业问题，就必须发展制造业。贸易保护主义显然不是我们要找的答案，我们寻求的是贸易对等公平，同时减少雇佣惩罚——摒弃监管、税收以及其他增加雇佣成本的法令，全面鼓励小微企业的发展。
　　最重要的，是修复美国的货币政策，有很多专家论证赤字的价值。但常识告诉我们，巨额负债的最终结果只能是破产，美国也是如此。只有控制赤字政策，美元才不至于持续贬值，健全货币有助于制造业的就业复苏。
　　我知道，很多人会反对我的观点，但我还是想说：应该让更少的人进入大学，让更多的人走进工厂，让所有年轻人走进大学校门并从事“知识工作”的思维在现实中显然没有立足之地。相比理工科专业，文科学校与专业更加应当缩减规模。
　　在各种信息唾手可得的网络时代，我对大多数18岁年轻人的建议是不考虑上大学。为什么不直接进入就业市场呢？他们同样可以选择大多数大学毕业生可以选择的入门级工作，但他们无须偿还助学贷款，而且很可能还继续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因此，他们可以接受更低的工资，而这样的工资水平却是大学毕业生无法接受的。
　　他们甚至可以在短时间内为雇主提供免费服务。毕竟，对雇主来说，免费工作总比有偿工作好得多，而后者实际上就是大学毕业生的选择。在我看来，在当前的经济艰难期，雇主更感兴趣的是削减劳动力成本，而不是招聘大学毕业生。某些公司甚至会解雇刚刚上岗的22岁大学毕业生，然后用心甘情愿接受更低工资的18岁年轻人取而代之。经过四五年的实践工作，高中毕业生的收入水平完全有可能超过毫无实践经验的大学毕业生。即便高中毕业生的当前收入可能较低，但他们拿到手的现金却有可能更多，因为他们不需要用工资偿还助学贷款。在当前的就业市场上，能接受廉价工作才是真正的优势。今天，一个要为生计、支付房租、偿还贷款而奔波的大学生显然不能和一个住在家里、只为赚取啤酒钱和油费而工作的18岁年轻人相提并论。
　　更重要的，是推动教育改革

改革“义务教育”
　　实际上，让联邦政府退出高等教育并不难想象，这在1960年之前原本就是常态，但是要让政府摆脱12年义务教育显然就不那么容易了。公立教育被普遍视为美国发展的基石，但宪法丝毫没有提及政府一定要提供教育。实际上，无论是宪法还是《独立宣言》都未曾提到过“教育”这个词，似乎那时就没有学校。如果开国先父们希望政府涉足教育，他们一定会想到以法行事的。但之所以找不到这样的法典，显然不是因为他们的疏忽大意，相反，忽略教育是刻意为之的事情，因为开国先父们根本就不想让政府涉足教育。

　　不能因为某种事情具有必要性，就一定纳入政府的职责范围。事实上，正是因为教育太重要了，才不应该由政府一手操办。美国的公立教育已支离破碎。无数研究表明，美国的孩子在公立学校几乎学不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美国教育部通过NAEP程序判断青少年对必要知识的掌握程度，但纵观各学科的评估状况，其结果令人沮丧。
　　在最近的一项长期趋势研究中，阅读和数学的分数高于1973年，但如果以1992年的分数为基准，针对13岁和17岁年龄段的测试成绩几乎原地踏步，仅针对9岁年龄段的测试结果略有提高。
　　在2009年的NAEP 报告中，不到40%的学生在数学测验中的得分达到或超过“良好”，阅读测验的结果与此类似，高年级学生的得分几乎没有提高，仅有25%的学生在地理测验中达到“良好”。
　　很多位于市中心的公立学校现状更是令人尴尬，学校仅能承担简单的学生管理工作，很多孩子之所以能毕业，并不是因为他们掌握了相应的知识或技能，而是因为校方不想看到20岁的学生在学校走廊里无所事事。
　　那么症结到底在何处呢？

加州排名第一的公立惠特尼高中，其70%以上的学生是亚裔，为了4.0的GPA成绩，学生是995的作息，每天必须保持至少80页的学术阅读量，还要额外花费5-6个小时进行资料查阅。

责任匮乏的学校
　　公立学校在隔绝外界竞争压力方面显然是其他机构无法媲美的。这就意味着，它们不会因成功而受益，也不会因失败而受罚。责任匮乏存在于各个层面。
　　不负责任的教师不会丢掉饭碗，优秀的教师也不会被加薪和晋升。
　　这绝不是巧合，完全是精心策划的结果。既有教师工会的呼吁，又有校区的撑腰，还有决定教师薪酬的相关法规：它们只允许两个因素决定教师薪酬，即教师在校的工作时间及其持有的学位。对于一个刚刚毕业四年的优秀教师和一个素质差但拥有硕士学位和20年工龄的教师，后者的收入或许是前者的若干倍。
　　美国教育协会曾发表正式声明：“绩效工资之类的岗位工资计划是不恰当的”。如果所有教师都知道他们的业绩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收益或损失，会发生什么呢？当然，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教师依旧会持之以恒地追求完美，但更多的人则会失去动力，随波逐流，不思进取，而那些期待以真正的竞争环境对勤奋和成功予以奖励的人注定会离开教育岗位。
　　原注：政府雇员本来就不应组建工会。教师工会尤为令人难以接受，因为作为学生的对立面，他们显然处于更主动、更积极的位置。但现在，美国的教师工会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特殊利益集团。
　　低报酬是教育行业面对的最常见的负面因素。我个人也认为教师的收入太低，尤其是那些聪明而勤奋的教师，他们的收入显然不足以反映他们的贡献，所以他们往往会退出这个行业。如果你开办一个公开敌视竞争的机构，那么你只能吸引到没有进取心的人，赶走有抱负、有追求的人，或是让人们彻底丧失残存的一点儿野心。
　　富裕家庭总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有足够的财力可以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因为那里没有愚蠢荒唐的规矩。但那些希望为孩子提供更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家庭就比较吃力了：首先要为孩子支付在私立学校读书的学费，其次要通过缴纳财产税为公立学校埋单。
　　于是，大多数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只能选择公立学校，尽管为实现这个目标，他们就必须为了搬到顶级学校所在学区而绞尽脑汁。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公立教育的最大受害者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因为他们的父母既不能为进入私立学校而支付双重成本，又没有能力搬进拥有顶级学校的学区。
　　换句话说，位于中心城区的公立学校几乎没有任何动力主动改善教学质量。教学质量越差，它们反而有可能得到更多经费。这显然是一种违背评判标准的拙劣机制。富人社区的学校至少还有一点儿竞争压力，因为好学校可以吸引富有家庭的孩子，增加学校所在社区的财产价值，进而扩大了税基。如果学校实在太差的话，那么父母就只能咬紧牙关，宁愿为私立学校支付双重费用了。

折中方案：教育代金券
　　结束公立教育对大多数人来讲或许有点儿激进，最理想的替代方案就是终止公立学校对教育资源的垄断。我们需要消除它们不受约束的吸金能力，让它们与私立学校公平地竞争纳税人的钱。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如果一个学区对每个学生的平均开支为1万美元，那么可以设定一个比例（比如50%或75%），如果父母决定让孩子退出公立学校，那么他们就有权获得代表这笔钱的代金券（当然是由纳税人出资）。这将是一种双赢对策。一方面，它可以为纳税人省钱，因为在这种制度安排下，他们只需承担以往教育经费的50%或是75%。父母和学生也是受益者，因为他们现在可以有所选择。公立学校依旧可以维持原有的人均开支水平。
　　如果所有家长都能享受这种教育代金券政策，他们也就拥有了体验高质量教育的资源。而这又会激发更多上述提到过的竞争与创新。与此同时，它也为公立学校提供了发展的压力和动力。
　　为了让私立学校也能面对真正的价格竞争，我们还可以让家长用剩余的代金券为孩子创建一个特殊储蓄账户。这个账户中的资金既可用来补充未来代金券的不足，也可用于支付孩子的大学学费，或是干脆在他们毕业或达到某个特定年龄（比如21岁）时一次性提现。在此期间，这笔钱可以为持有者带来利息收益，父母也可以用这笔钱进行以孩子为受益人的投资，还可以用这笔钱创办公司，即便是放在银行里，也能让孩子们在成年时拥有一笔现金存款，而不是给他们留下一笔信用卡债务。
　　这种做法终将给学校带来压力，激励他们以最低的成本提供最佳的教育。随着教育成本的降低，教育代金券的金额也会随之减少，这就可以为纳税人留下更多的储蓄，其中当然包括接受代金券的纳税人。
　　此外，外界压力也必然会迫使公立学校大幅提高教学质量，削减教育成本，从而压低了这些代金券的价值。否则，他们就是在把自己的全部生源推给私立学校，因为后者不仅能提供更优质的教育，而且能让学生在毕业时拥有一个更厚实的钱包。
　　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会通过社会福利改革法案。于是，各州开始按社会福利金领取人的减少衡量其改革成果。或许，我们也可以按脱离公立学校并在大学毕业时无债务的学生数量衡量教育改革的成果。

民国最好的大学--燕京大学

抗战期间最好的大学--西南联大

长远方案：终结公立教育
　　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没有任何公立学校，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呢？父母是否会任凭孩子四处游荡、变成文盲？我们是否会无所事事，不懂阅读、写作，也不会算数呢？
　　当然不会，教育需求是永恒的。如果政府不再提供“免费”教育，父母就不再需要为无限膨胀的公立学校缴纳重税，转而用这笔钱购买私立教育。穷人也不会被遗弃。在美国，即便是穷人也没有被饿死，而且几乎所有穷人都有自己的住房。市场总有办法，而且慈善机构也会参与其中。
　　但政府一手创办的公立教育显然没有顾忌那些无力承担私立学校成本的家庭。如果是这样的话，公立学校就会像社会福利那样，变成经济状况调查。政府之所以创建公立学校，就是因为政治家们不相信父母能为孩子提供基础教育。
　　这不仅有歧视贬低之嫌，而且很愚蠢。还有谁会比父母更关心孩子的教育问题呢？当然，并非所有父母在这个方面都能做到完美无瑕，但有谁会信任政府呢？
　　即便没有政府办学，美国也不会缺少学校，美国或将就此建立一种完全不同的学校体系。最重要的是，美国将拥有一个以竞争为基本特征的教育体系。学校要生存，就必须有学生；学校要吸引学生，就必须引进优秀教师。按照这样的良性循环，学校必将找到新的方法，也必将变得更高效。
　　如果把竞争机制引入12年义务教育，我们还不知道学校会变得怎样，因为学校归根到底并不依赖于某种宏伟计划，而是取决于数百万不同计划的交锋和检验。
　　换句话说，如果不是由政府为教育制定基本游戏规则，那么我们或将拥有一个繁荣昌盛的教育事业。不妨这样想：最优秀、最有智慧的商业精英可以进入金融业、工业、医疗服务、工程和营销领域，为什么就不能从事教育呢？
　　很多敢于冒险、精于创新的思想家为运输业、计算机、通信等大多数行业带来了革命。但是在教育领域，约翰·杜威在100年前提出的教育法依旧是美国教育的基本工具。
　　即便按当前的教育模式，有些学校同样可以提高效率。比如，可以削减学校的行政经费，减少对文凭教育的过度强调，或是像其他企业那样削减不相关成本，转而强调父母最看重的问题。取消政府补贴会导致学费大幅降低，从而让更多父母有能力负担学费。
　　但很多学校会尝试完全不同的办学模式，有些人会开办一所让学生在大部分时间进行室外活动的学校，有些学校可能每周只上三天课。我们或许会看到更多的寄宿制学校。在线教育或许同样适用于高中阶段，只要某些创业者找到合适的途径，这种教学注定前途光明。
　　在某些学校，如果学生勤奋刻苦，富有进取心，教师或许就变成了多余人。另外，对那些最聪明、最勤奋、最有能力的教师，有些学校甘愿为他们提供15万美元的薪酬。
　　教育模式并不是唯一的。不同类型的学校可以满足家长在兴趣、观念或者地域方面不同的偏好，很多学校会量体裁衣，按学生的优势或劣势设计相应课程。或许，你可以为患有注意力缺损综合征的学生开办一所特殊学校，或是为创建一所特殊兴趣学校专门接收具备科学或音乐天赋的孩子。
　　很多办学模式都能达到目的，满足不同需求，但也有很多模式无济于事，有些模式可能特别适合某个特定群体。有些人可以开办一所适合各类儿童的小学，然后再开办与之配套的初中，随后他们会在全国范围内创建连锁学校。（你或许不喜欢“连锁学校”这样的称呼，但想想我们的公立学校，难道不是一种标准的“连锁学校”吗？）这些以教育发迹的企业家或许可以凭借“12年义务教育”成为亿万富翁，成为教育界的比尔·盖茨，而他们致富的法宝就是发明了一种可以帮助学生有效学习的模式。
　　这些发明创新还在延续中。美国不仅有蒙台梭利式的启蒙学校和富有创造力的私立学校和特许学校，而且可以建立以自学为核心的教育模式。但是，如果彻底废除公立教育，那么必将创造一个更有活力、更健康的教育创新市场，因为美国人花在教育上的全部资金都将面对竞争，而不仅仅是目前花费在公立学校以外的一小部分资源。
　　当我们站在战略高度减少社会教育支出，鼓励对教育的资本性投资，终将培养一批更高效的劳动力，终将实现全社会生活标准的显著改善。

美国最好的大学--哈佛大学

美国教育部

后记
　　正如彼得·希夫看到的，全美有将近六千所大学，几乎可以做到“全民上大学”，里面滥竽充数的不少。如果不是名校毕业，大学生未来的出路依然会困难重重。
　　大力唱衰美国教育的彼得·希夫，他的愿望很可能在川普当政期间部分实现，现任美国教育部长贝齐·德沃斯认为：
　　教育不属于联邦责权，应该由地方政府负责管理和监督，反对由联邦政府为各州及地方设定统一的教育标准、学业考核及教师业绩评定标准；
　　应把对公立学校的补贴折算成教育券直接发给学生，让学生自由择校，为学生和家长在择校上提供更多的空间；
　　父母有权选择最适宜的教育场所，包括在家教育、公立学校和私人学校。
　　而去年白宫发布的联邦机构改革方案，更是将教育部和劳工部将合并成为一个部门，以便更好地满足美国社会的需求。从世界范围来看，单纯的教育部门逐渐消失，如日本设置文部科学省，而英国则是创新、大学和技能部。
　　其实彼得·希夫的根本问题是，谁会对孩子的未来更加负责？是父母还是联邦教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