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新中国诞生时，经济基础极为薄弱。195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679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19元。经过长期努力，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到3679亿元。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1986年经济总量突破1万亿元，2000年突破10万亿元大关，2010年达到412119亿元，自此连年稳居世界第二。近三年，中国经济总量连续跨越70万亿、80万亿和90万亿元大关，2018年达到900309亿元。

“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让世界瞩目。”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卫国说，2018年，我国经济总量跃上90万亿元大关，从80万亿元迈上90万亿元台阶，仅用了一年；而从1万亿元到10万亿元，我国用了14年。 

今日之中国经济，市场空间动辄以“亿”计量：近14亿人口、近9亿劳动力、8亿网民、1亿多户市场主体。

“只有想不到，没有买不到”“如果每个门店停留1分钟，不吃不喝40多天才能逛完”……这是许多游客在沂蒙革命老区的山东省临沂市游玩后的留言。这里原本是“四塞之固，舟车不通，内货不出，外货不入”，如今却已是“物流天下”的现代都市。

“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新兴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李大伟说，IMF统计数据测算，2009年至2018年，中国对全球GDP增量的贡献率高达34%（按市场汇率核算）或27.7%（按购买力平价核算），稳居世界第一位。

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发展质量也正在快速提升。到2018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为7.2%、40.7%和52.2%，服务业已为经济增长的最有力引擎。同时，我国传统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高铁、移动支付、人工智能、5G、新能源汽车等新技术新产业茁壮成长，中国经济动力十足。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尽管风浪不断，我国依然是世界上发展最好、潜力最大、韧性最足的国家之一。“中国人对自身的发展模式更加自信。”近日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如是说。

数据：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外贸落后失衡，进出口规模十分有限。1950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仅为11.3亿美元。2018年，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4.6万亿美元；服务进出口总额7919亿美元。中国的外贸成绩是中国与世界联系日益紧密的缩影。目前，中国已加入10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300多个国际公约，在反恐、应对气候变化等国际合作领域，发挥着积极建设性作用。

顾客在上海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里选购进口商品 沈伯韩 摄

“全球每卖出4件泳衣就有1件产自葫芦岛。”辽宁葫芦岛兴城泳装工厂的创业故事，呈现了中国货物进出口数字增长背后的点滴。

20世纪80年代初，游客来葫芦岛兴城海滨度假，他们身上的泳衣让当地人嗅到了商机。“那时做一件泳衣能赚1元钱，一个家庭妇女一天能做30件。”最早一批做泳装的企业家张忠仁说。人们纷纷加入到做泳装的大军当中，从村庄到城市，兴城泳装工厂星火燎原。

 

经过考察，当地政府发现：泳装虽小，但产业前景广阔，于是政府请来专家为泳装产业“把脉”，帮企业跑市场、办展会、搞电商、引人才、做品牌、拓长产业链，让泳衣销售范围从沈阳、青岛、北京扩展到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14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8年，葫芦岛共有泳装生产企业1200余家，年产值超140亿元。 

葫芦岛泳装产业的发展是中国融入世界的见证。

1980年4月和5月，中国先后恢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3年以来至今，与25个国家和地区达成了17个自贸协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得到16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

70年来，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文化感染力、话语引导力由弱变强，中国主动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国际体系机制变革，在联合国改革、G20机制建设、世界银行和IMF改革及权力转移中，成为不容忽视的主要参与方。

数据：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1949年末，全国城市共有132个，2018年末达到672个；1949年末，城市人口共3949万人，2017年末地级以上城市户籍人口达到48356万人，户籍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有14个。2018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9.58%，比1949年末提高48.94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71个百分点。

夜幕降临，走进江西省吉水县金滩镇田心社区，一栋栋小洋房整齐排列，数百名群众在广场上翩翩起舞，小区里洋溢着幸福甜蜜的味道。

“以前的田心可不‘甜心’。”社区居民张风生告诉半月谈记者，田心社区是一个整体搬迁村，老村子是典型的“脏、乱、差”，大部分村民住的都是土坯房，到了夏天垃圾成堆、臭水乱流。如今大家住进了小洋房，小区里见不到乱堆的垃圾和乱流的污水。

“从村里搬到城里后，我觉得改变最大的还是交通。”张风生说，近年来，金滩镇城镇化建设飞速，两座横跨赣江的大桥让镇里和吉水县城贯通，改变了以往进县城要长时间排队坐船的状况。2015年，张风生脑供血不足突然晕倒，被迅速送到县医院进行救治，便利的交通为他争取到宝贵的救治时间。

张风生的“甜心”生活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市政设施逐渐完备、交通出行更加便利、教育文化事业稳步发展、社保医疗体系不断健全……城镇化水平提高带来的是人民生活幸福感的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城镇化开始进入以人为本、规模和质量并重的新阶段，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速度明显加快。“城镇化建设加速推进，提高了城乡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也推动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和社会事业的全面进步，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江西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麻智辉说。（范帆）

数据：新中国成立前，国家积贫积弱，人民贫困如洗。按照2010年标准，1978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7.7亿人，农村贫困发生率高达97.5%。党的十八大以来，扶贫力度进一步加大，精准脱贫政策陆续出台。到2018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至1660万人，过去6年共减少8239万人。我国农村从普遍贫困走向整体消灭绝对贫困，成为首个实现联合国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

在很长一段时间，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金所街道小多姑社区的村民都住着土坯房、茅草房，人畜混居情况突出。“穷日子似乎望不到头。”不少村民这样感慨。

在贫困户建档立卡初期，小多姑社区344户1425人中，贫困户就有286户1195人。

广西融安县东起乡崖脚村，脱贫后的一家人 黄孝邦 摄

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当地政府对标“两不愁、三保障”，开始为群众建造砖混新房，让大家有安全稳固的住房。2017年，小多姑社区通了电。

不仅努力改善硬件条件，当地扶贫干部还不断激发贫困群众谋发展的内生动力。今年47岁的周照富如今忙得不亦乐乎，种蔬菜、收购蔬菜、流转土地……谁也没想到几年前，他还成天酗酒，精神萎靡。

“帮助群众摆脱贫困，让大家过上好日子，是共产党人的承诺和初心。”昆明市委副秘书长杨蜀军说。自上世纪70年代我国系统性采取扶贫措施，到即将消除绝对贫困，我国的扶贫政策、帮扶体系逐渐完善，贫困群众脱贫质量不断提升。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工作研究所所长向荣认为，一份份脱贫成绩单的背后，是我国扶贫理念的成熟：从补救性的社会救助，转变为培养贫困人群和地区的发展动力、机制和目标；从笼统的贫困县、乡和村，逐步创新，如今精准到建档立卡贫困户，并针对贫困户的贫困特点，提供了更精准的扶贫项目。

数据：2018年中国粮食总产量为13158亿斤，较1949年的2263.6亿斤增长4.8倍，年均增长2.6%；平均亩产从68.6公斤提高到374.7公斤，也增加了4倍多。从1949年的209公斤增加到2018年的470多公斤，中国粮食人均占有量已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粮食由供给全面短缺转变为供求总量基本平衡。

在北京市的一家老物件博物馆里，粮票、糖票和油票等展品唤起人们对过去的回忆。来自河南洛阳的游客李先生说，他小时候都是拿粮票和父亲一起去粮站买粮，父母出差前更是要换好全国通用粮票。现在粮票、肉票、油票等都成了收藏品，买米面粮油只要网上下个单就直接送到家了。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农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我国不仅以占世界9%的耕地、6.4%的淡水资源，养育了世界近1/5的人口，而且百姓的餐桌也越来越丰富，品质越来越优良。

吉林省长春市的石大姐告诉半月谈记者，上世纪80年代初她也就五六岁，那时候她只有半年的时间能每天吃上一个鸡蛋，这还是因为有亲戚在她家借住怀孕生孩子。如果不是借了孕妇的光儿，她即便是长身体的时候也吃不上鸡蛋。可现如今，她家的孩子鸡蛋早就吃腻了。

60多岁的哈尔滨市民赵国春小时候“吃不饱肚子”，后来粗粮窝窝头能吃饱，但过年时才能吃口白面馒头。如今却正好相反，玉米面窝窝头成了他平时合理膳食的绿色养生食品。赵国春餐桌上的巨大变化，折射了国人实现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健康”的历史性转变。

如今，不仅粮食够吃了，肉蛋菜果鱼等也极大丰富了国人的餐桌。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猪肉消费量和蛋类消费量比1956年增长2.9倍、2.2倍；人均奶类消费量比1985年增长6.5倍。农村居民人均猪肉消费量和蛋类消费量分别比1954年增长5.2倍、9.5倍；人均奶类消费量比1983年增长8.9倍。从城镇超市到乡村集市，“菜篮子”丰富，“米袋子”充实，“果盘子”多彩……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表示，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治国理政最大的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粮食产量连续6年达到和稳定在12000亿斤以上。这说明我国粮食生产能力已经达到这个水平，粮食供给是有保障的，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

数据：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曾被称为“东亚病夫”。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居民预期寿命只有35岁，婴儿死亡率高达200‰；2018年，我国居民的预期寿命提高到77岁，婴儿死亡率下降到6.1‰，居民健康水平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妇幼健康是健康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我国第一批援非医疗队队员、原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妇产科医生张友明说。

在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妇幼保健能力薄弱，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缺医少药，很多产妇都是在家里生孩子，孕妇的产检意识弱，基本都没做过什么产检，孕产妇死亡率较高，女性生产就像“走了一趟鬼门关”。

湖南省长沙市妇幼保健院主任医师张艳青在妇产科工作了35年，她的母亲刘立容也是一名医生。张艳青回忆：“20世纪60年代初，母亲在一个村卫生室里生下了我，在那时已经算是条件很好了，很多产妇都没有条件在医院生产，有一些产妇生产时难产或大出血死亡，连死亡原因都不知道。”

现在医疗条件已极大改善。长沙市妇幼保健院院长王东波告诉半月谈记者，他们按照孕产妇风险严重程度，分别以“绿（低风险）、黄（一般风险）、橙（较高风险）、红（高风险）、紫（传染病）”5种颜色进行分级标识，每个高危孕产妇都有一个专业团队为她提供健康管理和医疗服务。

这正是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上世纪50至70年代，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初步建立；改革开放后，我国公共卫生领域投入不断加大，医疗科技水平飞速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医疗、医保、医药事业深入发展，全民医保体系加快健全，为人民健康撑起牢固保障网。

“从活下来到活得长，还要活得好，人均寿命延长的背后是医疗体系的不断完善、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医疗保障的不断进步。”湖南省医改办常务副主任、湖南省卫健委副主任龙开超说。

数据：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教育水平低下，人口文化素质差，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左右。到2018年，我国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到99.95%，初中阶段毛入学率100.9%，高中阶段毛入学率88.8%，高等教育毛入学率48.1%，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82年的5.3年提高到9.6年。我国教育普及程度大幅提高，总体水平跃居世界中上行列。

“妈妈、我和女儿是不同时期的三代人。妈妈生于上世纪50年代后期，那时候家里穷，姐妹多，吃都吃不饱，上幼儿园更是一种奢望。母亲儿时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读书多好啊！”家住辽宁沈阳法库县的吴诗涵说。

1992年，6岁的吴诗涵上了幼儿园。“跟妈妈那代人比，我们幸福了很多，幼儿园里有水泥操场，小朋友们一起老鹰抓小鸡、丢手绢，一些极其简单的小游戏是我童年最快乐的记忆。”

“转眼间我的女儿也背起书包上幼儿园了。虽然在县城，但走进幼儿园是宽敞明亮的教室、温馨舒适的寝室、功能齐全的活动室、包罗万象的图书室、独一无二的娃娃餐厅和宽阔安全的户外活动场地……从我们一家人身上，就可以看到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轨迹。”

1949年出生的原东北大学副校长娄成武还记得自己上小学的情景——农村两间房坐得满满当当，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去附近的山上，捡松树毛、树枝用来点炉子，解决冬天采暖问题，还去过旁边山区，用吸铁石淘铁砂。“小时候生活穷，但大家都很重视教育，是国家培养了一批批学子走出农村，考上大学。”

“70年来，国家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大大提高，这不仅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也使得全社会的文明程度不断提升。”中国教育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在基础教育规模空前扩大的同时，高等教育也实现了大众化，出国留学人数持续增长。教育培养出大批高素质人才，对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数据：1949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49.7元，2018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8228元，名义增长566.6倍，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59.2倍，年均实际增长6.1%。1956年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仅为88.2元，2018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达到19853元，名义增长224.1倍，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28.5倍，年均实际增长5.6%。

牧闲时节的中国海拔最高乡普玛江塘，出生于1949年的牧民强巴，在整齐地摆放着成套的藏式家具、现代家电的温暖房间里喝酥油茶，小外孙在一旁嬉戏玩耍。

过去70年的生活变迁，令出身农奴家庭的强巴终身难忘。西藏民主改革后，强巴家分到5头牦牛和30只绵羊。1969年，他成为一名乡医，第一份工资是9块钱，“当时算挺多钱的，生活改善不少”。

如今，强巴老两口与女儿生活在一起，家里有50头牦牛和130只绵羊。近年来，他的女婿买了两辆车跑起了运输。“边民补贴、草场补助、养老金、草场监督员工资……”强巴给半月谈记者列举多项惠民政策给他家带来的收入，一年达6万余元。

类似强巴一家的收入变迁，在新中国70年发展历程中十分普遍。城乡居民的收入来源也从单一走向多元。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不再占据绝对主体，经营、财产和转移收入比重增加。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60.6%，比1964年下降30.3个百分点。

“扣除价格因素，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6.5%，比经济增长速度要快0.2个百分点。特别是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要快于城镇，城乡收入差距在进一步缩小。”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新闻发言人毛盛勇说。

收入与消费紧密相连。刚刚过去的暑假里，海滨游、山地游、出境游的照片刷爆大家的朋友圈，国人足迹遍布全球。假日旅游的红火，正是国人收入提高、生活从温饱到富足的表现。

数据：2018年，我国钢材产量11.1亿吨，与1949年的10余万吨相比，增长8503倍，并连续20多年居世界第一。目前，我国已成为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增加值自2010年起稳居世界首位。

上图为20世纪50年代拍摄的红旗轿车生产线；下图为今年拍摄的一汽红旗总装车间

钢铁产品，被称作制造产业的“粮食”，是基本原材料。钢铁产业背后，有汽车产业、造船产业、家电产业、能源设备产业……一部钢铁发展史，可以说折射了中国整个制造产业发展壮大的恢弘交响。

由宝钢与武钢联合重组而成的中国宝武钢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德荣，是一位“老钢铁”。

他对半月谈记者深情回忆了新中国的“钢铁史诗”：新中国成立之初，钢铁人的不懈奋斗，使我国走出了钢铁紧缺的困境。1996年，全国粗钢产量首次突破亿吨大关，如今年产钢占据全球半壁江山，创造了世界钢铁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

“如果没有钢铁，现在随处可见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纵横交错的高铁动车和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就无从谈起，我国造船工业也不可能在全球占到那么大的比重。”陈德荣说。

在中国宝武的企业史上，有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O5板”的故事：上世纪80年代，国内钢材市场有一句顺口溜“桑车（桑塔纳）遍地跑，浑身进口料；海尔满商场，没有国产钢”。

为支撑汽车工业发展，当时宝钢的领导说，如果上海大众所需的高等级钢板都需要进口，那么建设宝钢的意义在哪里？

克服重重困难，1990年6月8日，中国第一块高档汽车面板O5板在宝钢问世，如今，宝钢汽车板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已经超过半壁江山，每两辆车中就有一辆用的是宝钢钢材，为我国汽车工业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钢铁业70年不改的昂扬姿态，是新中国工业一步步实现跨越式发展令人激动的缩影之一。

曾经，我国最基本的工业品都需要进口，从一些物品曾经的称呼就可以寻出端倪：洋火（火柴）、洋油、洋灰（水泥）、洋钉、洋马儿（自行车）……几乎“无货不洋”。

而今，我国20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并大踏步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迈进。

数据：70年来，我国综合运输体系建设逐步加快，交通网络日益完善，运输能力和效率明显提升。以铁路为例，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铁路总里程仅2.18万公里；2018年末，我国铁路里程达到13.1万公里，增长5倍。其中，高速铁路达到2.9万公里，占世界高铁总量60%以上。

港珠澳大桥

1983年，孙纲东成为一名火车司机，他的职业生涯经历蒸汽机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的两次历史性飞跃：“过去，蒸汽机车以蒸汽为动力。绿皮火车狭窄的车头里，除了司机和副司机，还有一个司炉专门负责烧煤，一到夏天就热得受不了。后来换成内燃机车后，司机的工作环境大为改善，火车也大大提速。如今，采用先进电力机车的高铁，更是风驰电掣，无比高大上。”

参与京张高铁路基设计的张世杰，老家就在张家口。“以前上北京，老京张平均时速30公里，要走7个小时。今年底，坐上我自己参与设计的京张高铁，50分钟就到了，同样的距离却感觉近了好多。” 

铁路之变只是新中国交通运输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一个缩影。2018年末，全国公路总里程达到485万公里，是1949年的60倍；高速公路总里程14.3万公里，总里程居世界第一位。定期航班航线总条数达4945条，是1950年的412倍。

70年来，交通领域的科技创新取得重大突破，交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能力显著增强，如今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也日益成为国人的生活“标配”。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说，旅游已成为中国人的“幸福必需品”。今天，出行更加便利，让“说走就走的旅行”不再遥远；环境更加优美，让“处处是风景”成为现实。

广铁集团党校副教授金一兵表示，70年来，我国交通运输总体上经历了从“瓶颈制约”到“初步缓解”，再到“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奋斗历程，与世界一流水平的差距快速缩小，部分领域已经实现超越，一个走向现代化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正展现在世界面前。

数据：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科技人员不超过5万人，专门科技机构仅有30多个。2018年，按折合全时工作量计算的全国研发人员总量为419万人年，是1991年的6.2倍。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在2013年超过美国，连续6年稳居世界第一位。研发经费投入持续快速增长，2018年达19657亿元，是1991年的138倍。专利发明量方面，2018年，我国专利申请数和授权数分别为432.3万件和244.8万件，分别是1991年的86倍和98倍。

8月17日于北京召开的第八届中国国际纳米科学技术会议发布的《纳米科学与技术：现状与展望2019》白皮书显示，“2018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高质量纳米科学研究产出的引领者，未来中国将延续这一领导地位”。正如大会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院士所言，中国已成为当今世界纳米科学与技术进步的重要贡献者和世界纳米科技研发前沿大国之一。纳米科学的从无到有，从简单模仿到引领潮流，正是70年来中国科技高质量发展的缩影。70年前，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几乎从零起步，70年后，中国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大国，并正向着世界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我国科技创新由跟跑转向更多领域的并跑、领跑，这一点我感触很深。”中科院院士、浙江大学医药学部主任段树民说，随着科技投入不断增加，我国科技事业得到快速发展，尤其是在新技术手段的率先应用上，我们已和国外处于同一起跑线。“例如在脑科学研究领域，光遗传学、神经细胞连接追踪和解析、单细胞测序和标记等重大技术的突破，让过去大家普遍觉得无从措手的科学问题逐步实现了突破。比如举世瞩目的克隆猴研究，就见证了我国脑科学研究的创造力与攻坚水平。可以说，现在正是大力推动科技发展的新机遇期。”段树民说。“中国科技发展正在改变世界创新版图。”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潘教峰说，我国在一些重要领域已经具备了厚实基础，正由质的转变、点的突破步入系统能力提升的新阶段。“尤其是凝聚态物理、量子信息科技等方面，正走向世界‘第一梯队’。”“只有站在创新源头的制高点上，我们才能实现原始创新能力质的跃升。”潘教峰说，当下，国家不断以切实举措让科研人员卸下包袱、放开手脚，将更灵活的评价机制引入管理，以更有效的投入支持创新，中国为世界带来的科技贡献，在下一个70年必将更加灿烂。（朱涵）

数据：建国初期，我国体育发展与国际水平差距较大。1956年，举重运动员陈镜开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运动员。1959年，容国团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冠军。1984年，新中国首次参加在洛杉矶举办的夏季奥运会，实现了中国奥运史上金牌零的突破。1949年至2018年，我国运动员共获得世界冠军3458个。

今年59岁的周素英16岁开始从事自行车运动，“当时是为谋生，算是就业的一种选择。”周素英说，她当年所在的山西省自行车队建队初期没有专业教练，也没有标准的训练馆，大家就在艰苦的条件下训练。20世纪80年代，周素英成为自行车短距离场地争先赛的全运会冠军、亚运会冠军。

退役后，她担任教练。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国家提出建设体育强国的发展战略，体育产业加速发展。在这样的氛围下，周素英也带出了世界冠军。2016年里约奥运会，宫金杰/钟天使组合夺冠，为中国拿到史上第一枚自行车奥运金牌，这让作为教练的周素英有了更大干劲。

周素英的经历很有代表性。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竞技体育的水平有了实质性提高，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自行车等非传统优势项目也不断取得突破。与此同时，我国体育设施不断升级，群众性体育活动广泛开展，为增强人民体质，丰富群众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山西太原为例，新中国成立初期，当地体育场尽管多次重修，但终因场地结构不规范、不合理和体育设施、设备陈旧老化被拆除。1961年，山西省体育馆投入使用，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的第一批高标准场馆之一，曾先后为9支运动队提供训练后勤保障。

1993年投入使用的山西省体育中心，如今已成了市民常去的健身之处。竣工于2011年的山西体育中心“红灯笼”，即太原市“第四代”场馆，则从根本上改变了山西省体育场馆设施相对落后的面貌，为当地大型赛事的举办和群众体育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体育强则国家强，国家强则体育强。习近平总书记说，发展体育事业不仅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还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凝心聚气的强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弘扬体育道德风尚，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调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