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街》，周敏 著，鲍霭斌 译，商务印书馆。

1. 唐人街

你印象中的唐人街是怎么样的？

如果你问一个美国人这个问题，他脑海里面可能会浮现出脏乱的街道、拥挤的人群、破旧的楼房，充斥着站街女、小赌档甚至鸦片馆。经过好莱坞和美国主流媒体从19世纪以来对华裔社区或明或暗的形象塑造，唐人街变成了一个光怪陆离异域风情的犯罪渊薮。这个"被想象出的共同体"不协调的嵌入于美国这个白人新教徒社会，分分秒秒的提醒着美国人我们身上的"他者"标签。

虽然唐人街有着如此刺眼的"异质性"，但当20世纪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们开始打量非白人社区的时候，相比于意大利人社区犹太人社区黑人社区甚至希腊人社区，唐人街却在学术圈乏人问津。造成这一原因的主要原因就是《排华法案》。这一美国移民史历史上第一部移民控制性法案严重阻碍了华裔社区的正常发展，导致在1942年该法案废除的时候，唐人街成了一个性别严重失衡、经济结构极其单一的移民社区，且1940年人口普查全美国也只有区区7万多华裔。

而二战后冷战铁幕的降下和朝鲜战争的中美对垒，让华裔社区不仅是普通民众眼中的贼窝淫窟，更是美国情治机关眼中的国安隐患。海外华人在近代史上积极投身中国改良、革命和解放的表现，加上当时尚且记忆犹新的日裔集中营事件，在华裔社区造成白色恐怖，两方面都让这里成为一个令人敬而远之的"飞地"，格格不入的夹在华人街和曼哈顿中城的繁华中间。

迫于国际舆论和国内民运的压力，急于给自己"自由世界领袖"身份正名的美国，在《1964年民权法案》、《1965年投票权法案》这两个民权史上标志性立法的中间"插播"了一条《1965年移民与归化法案》。当时拿着自由女神像做背景签署该法案的约翰逊总统曾淡淡地说了一句："这不过是修补一个小小的立法纰漏"，而给该法案保驾护航的肯尼迪家两位参议员则安慰对此心存顾虑的同事们说，"这立法引进的都将是意大利爱尔兰移民。"但《1965年移民与归化法案》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影响可谓天翻地覆，其带来的人口结构变革也与立法者意图迥异，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其影响不亚于同时期的两个地标级立法。

1965年以前，美国对东半球国家施行基于极端种族主义的配额制。在美国看来，盎格鲁-萨克斯白人跟自己同源同种，最值得引进；北欧的日耳曼系同气连枝，也应该对他们大门敞开；南欧的意大利法国西班牙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且肤色不白，应该冷面以待；而东欧东南欧的人则有着亚洲人特征，和西欧人凡不类属，不过看他们还是基督徒的份上就开个门缝好了。而非洲人、亚洲人则野蛮落后，毫无融入美国的可能，根本不配来到这个流淌着蜜与牛奶的应许之地。虽然《排华法案》被废除，中国也不过得到每年区区一百多人的名额而已。这一种族主义移民法在冷战的时候被苏东阵营在国际舞台上反复嘲讽，在国内被民权意识觉醒的少数族裔不懈抨击。一时间，"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社会主义苏联显然比少数族裔水深火热的美国更值得第三世界国家向往。

"旧制度"废除后，来的就是"大革命"。新的移民法以家庭团聚类移民为主，但这时候美国过去的移民大户意大利爱尔兰等国在战后都进入长期繁荣，不仅没有出现预期的新移民，不少在欧洲还有亲戚朋友的美国人反而跑了回去。而这时候亚洲各国经济开始起飞，且家庭意识较人口结构原子化的欧洲来说要强的多，既有经济实力也有团聚意愿的亚洲移民，虽然经过美国移民体系的"超高度筛选"，但仍旧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大规模空降美国，增长率雄居各洲移民之首。

这里面就有经济腾飞的香港台湾新加坡移民，也有东南亚各国的华人移民。待中美关系正常化，大陆移民也开始以各种方式汹涌的扑向美国东西两岸的纽约和加州。到了1980年，两地的唐人街已经一派欣欣向荣，坚尼路上五湖四海的华裔移民摩肩接踵口音各异，人口规模直逼百万。但民权运动以后才开始逐渐在美国高等教育中崭露头角的亚裔学者此时为数不多，且研究领域以历史、文化、语言、宗教等人文学科为主。因此，如何解构"移民新时代的唐人街"的这一涉及社会、经济、政治各领域的复杂社会生态，美国学界还在等待有缘人。

2. 无心插柳的社会学家

周敏老师在当今的美国社会学界闻名遐迩，曾任美国社会学学会国际移民分会会长，美国社会学会亚洲与亚裔研究分会会长。但她与社会学结缘，却是因为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届大学生，77级英语系的周敏至今是同学们回忆里后来居上的佼佼者。她天资聪颖，学习异常刻苦，且在语言方面颇有天赋，在中学老师培训班上，三个月就取得了优于同学的成绩。刚进中山大学时，因为基础较为薄弱，分在C班学习，当了班长。她刻苦用功，很快就赶上其他同学的水平。到毕业时，她成绩优秀，名列前茅，因此毕业后留校当助教。那时候中山大学邀请了很多国外学者来给刚刚恢复办学的社会学硕士班上课，周敏担任国外老师的翻译，意外获得了"编外培养"的难得机会。虽然毫无社会学基础，但求学若渴的周敏很快就以优异的表现打动了一众国外教授。当时对中国社会学重建居功至伟的林南老师，主动建议她去自己任教的奥尔伯尼纽约州立大学攻读社会学硕士学位。

当时周敏结婚不久，孩子尚不满一岁，但眼见机会难得，她痛下决心赴美深造。她当时想，反正就两年，读完了就回中大任教，那时候孩子都还不记事，可能都不知道妈妈走了那么久吧。于是她怀揣50美元，搭上了前往纽约的航班。

如今我们已经无法想象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外事不决问谷歌"是我们这代人遇到问题的直觉反应。但1984年国门初开，周敏并不知道奥尔伯尼纽约州立大学离着肯尼迪机场有几百公里远，也不知道要在学校登记注册以后才能领到奖学金，更没有准备第一个月租房的押金，真正的人生地不熟。林南教授再一次施以援手，借了她400美元渡过难关。安定下来以后，她再次展现了惊人的学习能力，仅仅花了15个月就以全优的成绩完成硕士课程，其成绩已经超越博士资格考试水平。为了挽留这位"前所未有的好学生"，奥尔伯尼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系决定直接录取她读博士并给予全额奖学金。三十年后，她当年的博导John Logan教授，还是不禁感叹：“你能相信吗？她仅用了五年就读完了硕士博士！” 由于周敏的优异表现，奥尔伯尼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博士项目日后成了全美国对从未接受美国教育的中国本土学生最欢迎的社会学博士项目。

3. 研究唐人街

鲜为人知的是，周敏的学术成名作《唐人街》一书，是在她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成书的。当时在讨论博士论文选题时，她的导师John Logan教授曾经对此选题存疑。在当时，移民社区的研究已经被学界看做是一个"过热"的领域，芝加哥学派的经典著作浩如烟海，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值得去研究的了。而且，和如今日趋多元化的美国社会学界相比，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社会学界是一个"太白、太老、太男性"的精英圈子，这一系统性偏见也严重影响了当时社会学界的学术品味和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作为一个黄皮肤的年轻女性移民学者，周敏本来在学术发展上就面临着巨大的制度性壁垒，而选择研究唐人街这一移民社区，更是看来风险性较高的课题。一旦没有突破性的新发现，则意味着时间成本的巨大浪费，又要重新寻找新的课题，进行新的探索。

不过周敏有另一番道理。从始至终，她的目标都是回国去中山大学任教，所以她当时的职业选择也赋予了她"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超脱感，让她在选择研究课题的时候可以无需取悦美国社会学界主流，凭个人的直觉和兴趣进行学术探索，不受条条框框的限制。她的导师John Logan在同意她的选题和研究方向后，全力为她的学术探索提供学术支持和制度保障，让她后顾无忧地扎进唐人街进行调研。

和如今"全美最安全大都市"不同的是，1980年代的纽约可能更接近《蝙蝠侠》里面以纽约为原型的高谭市，犯罪率连年高涨，光天化日之下各种恶性犯罪防不胜防。而飞过纽约的人都知道，离开肯尼迪国际机场要穿越一派凋敝的Jamaica镇。虽然坐拥皇后区众多市政部门、最密集的公交线路和数条地铁的终点站，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隔离让这个以非洲裔为主的社区面临全方位的治理挑战，和中国"政府搬到哪里经济发展到哪里"的情况截然不同。在周敏踏上美国的时候，法理上种族隔离已经被判违宪近三十年，但事实上的种族隔离依旧是任何有志从事社区研究的学者需要面对的残酷社会事实。纽约虽然以自由包容称颂于世，但美国最严重的"事实上种族隔离"恰恰就发生在自由女神像的眼皮底下。而其目力所及的唐人街也是一个纵横不过十几个街区的种族隔离社区。

但最大的挑战并不是在唐人街本身，而是持续困扰和折磨着周敏的思乡思亲之情。当初雄心勃勃要在两年内回归中大回归家庭的周敏，发现自己在美国求学的时间越来越长，不仅错过了自己孩子成长最重要的阶段，也因此被孩子视为“外人”。1985年她第一次回国探亲的时候，虽然她儿子被教会了喊她“妈妈”，可在晚上却跟她说“我爸爸要睡觉了，妈妈你回自己的房间睡吧”。无忌童言，但那一刻，她心如刀绞，泪流满面。1980年代不像如今通讯和交通这么便利和发达，没有微信可以视频聊天，没有多少直航飞机方便探亲，越洋电话的费用惊人，最常用的通讯方式还是写信。或许，这种无法排遣的情绪成了她调研工作的内在动力，让她能够以更高效率在唐人街展开研究工作。

虽然时过境迁，无法知道周敏在唐人街做调研的细节，但每个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个天生的田野研究者。刚到美国的时候，瘦小的她曾被很多美国同学认为是发育不良的高中生。但这“高中生”却有着极其强健的身体素质，十多年来，她每个周末和朋友一起徒步攀登洛杉矶附近的崇山峻岭。甚至在手术后两、三周内就能重新生龙活虎的踏上登山的旅程。在平时的研究工作中，她基本上是一个“停不下来”的人，以至于她的学生经常感叹自己在田野的时候，每天近两万步的微信步数都赶不上年纪比自己大两三轮的导师。

除了精力过人和严于律己，周敏还有独特的语言文化优势，使她在研究80年代唐人街时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当时绝大多数的唐人街居民来自大中华地区的粤语区，粤语和四邑方言是唐人街的通用语。周敏是广东中山人，熟谙国语、粤语和四邑方言。她生长在广东侨乡，当地人从19世纪开始就不断有人移民到美国定居，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都仍与家乡保持一定程度的往来，让她可以凭借父母辈乡亲朋友的关系，迅速在唐人街打开局面。有时甚至会很惊奇地在许多乡音未改的唐人街居民中碰到沾亲带故的老同乡。与90年代开始华裔移民社区在家国认同、文化语言上的日趋多元化相比，80年代的唐人街还是一个内部同质性较高的移民社区，粤语和粤语文化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由于语言文化不通，说国语的台湾移民当时大部分去了皇后区的法拉盛，开辟新的华人聚居区。当时说福州话的福建移民在唐人街尚未成气候。这种内部同质性所带来的高度的“族裔团结”，让唐人街居民更容易接纳在文化语言上和他们同文同种的周敏，让她可以相对容易地深入到这个社区的内部，从研究上把这个社区的情况翻一个“底朝天”。

周敏开展唐人街研究的切入点是当时唐人街最火的行业——制衣业。相信不少人对90年代初万人空巷的热门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还有印象，里面姜文扮演的男主角王启明就是通过办制衣厂发家致富。现在回头再看这部电视剧，会发现主创人员做了非常详尽的历史背景调查，里面透露出很多学术圈以外的普通观众所不知道的深刻细节。比如里面王启明合作的服装零售企业的老板安东尼的族裔是犹太人就很有意思，因为纽约的制衣业之前的确是犹太人控制的。在二十世纪前叶犹太人的制衣厂遍布如今中城七大道，那一块区域也被称为“Flatiron”（熨斗），后来更因为成为世界时尚策源地的关系而被称之为“Fashion District”（时尚之区）。虽然相比于欧洲来说美国对犹太人持相对宽容的态度，但20世纪初犹太人在就业、教育、居住各方面同样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真正像摩根这样的犹太人企业家犹如凤毛麟角，更多的犹太人还是选择创业来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其中利润颇高的制衣业聚集了大量的犹太企业，一度垄断了市场，将该行业变成了所谓“移民/少数族裔经济体”。但随着民权运动逐渐打破了各种政策制度上的藩篱，以及犹太人第二代第三代在先辈的基础上拓展了更丰富的就业选择，那些制衣业犹太老板们因为精力不济和无人接班不得不选择将企业转手或者转移到产业链的上下游（服装设计或者成衣零售）。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量来自香港台湾和东南亚的华裔移民，原本就有在老家从事制造业的经验，当时他们也面临当年犹太裔第一代移民所面临的隐形歧视，因而在这个行业出现了所谓的“族裔替代”现象，华裔移民纷纷进军制衣业，从犹太裔老板手上接盘生意，并在产业链上继续保持紧密的商业关系。

唐人街在监管方面有其“地缘优势”。美国地方治理非常得去中心化，地方警力等基本治安力量的经费极端依赖本社区的地产税，且和社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唐人街作为一块华裔移民占多数的“飞地”，地方政府在治理上投入的监管力度，相对来说比制衣业原来所处的曼哈顿中城的Flatiron地区低很多，导致唐人街非正规经济异常发达。比如，华裔制衣厂老板经常采用更多正规经济下无法采用的用工制度：雇佣非法移民、延长工作时间、不支付加班费、雇佣早下课的少年工等等。而且这类企业往往也涉嫌偷税漏税、环保不合规等等违法违规问题。换言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唐人街成了曼哈顿中城制衣业的“外包生产基地”，整个行业在中国入世之后全面转移到以中国大陆为首的亚洲国家之前，曾经短暂的享受了里根-撒切尔时代去监管、重商业、反劳工、产业转移所创造的新自由主义繁荣。

正是唐人街华裔制衣业的兴盛，让周敏在调研中意识到，唐人街完全不像经典研究中所定义的，是一个与世隔绝、自我循环、自我生存、文化落后的封闭社会。相反，唐人街有着鲜明的族裔文化，与主流社会经济关系密切的特色经济产业，是一个为新移民提供就业机会、帮助社会适应、有利于他们融入主流社会的平台。她提出的这一新观点，与当时美国主流社会学界的同化论大相径庭，挑战了主流社会学界的传统观点，打破了主流学界认为移民守旧落后、顽固不化的弱者形象。周敏的研究结论是，大部分新移民是积极向上、勇于创新、能够把握和改变自己命运的强者。他们在唐人街这个族裔聚居区的华人文化氛围中工作生活，跟其他美国人一样，都是同呼吸共命运的追寻美国梦之人。她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即少数族裔聚居区经济、女性在唐人街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和移民居住模式，设计了不同的研究问卷，运用不同的提问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对唐人街的内在机制和纽约大都市的华人社区进行了一年多的实地考察和访谈调研，对美国人口普查的有关资料和大量数据做了详尽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周敏提出了一系列与主流学派全然不同的新理论。具体来说，周敏发现华人移民擅长经商，善于利用本族裔的人力和财力资源自寻出路。唐人街自然便成为华裔移民集体奋斗的一个重要基地，由此而形成的独特的聚居区族裔经济（ethnic enclave economy），为不少新老移民创造了在美国立足的基本条件以及就业和生存的机会。她还进一步发现，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发展，大大地促进和巩固了社区的社会组织结构，增强和丰富了社区的力量，以及由此生成的社会资源和社会资本，为族裔成员提供了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因此，她得出的结论是：唐人街充满生机和内在的活力。它具有自我调节的内在机制，能随著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社会经济文化结构，以适应新形势和人口多元化的要求，不断地充实和发展。其主要的功能在于为华人移民（特别是那些不懂英文，劳动技能低的新移民）提供了主流社会无法提供的生存发展的机会和空间，也使华人移民得以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避免在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中丧失饴尽，从而为他们在美国安居乐业并最终融入主流社会提供了一条代价较小且切实可行的途径。

周敏扎实的调研和严谨的论证，扭转了她的博导——美国著名都市社会学家John Logan——的最初看法，并很快在其导师的帮助下把研究成果写成论文。虽然她只用了三年多时间就完成了博士学习，她却在博士毕业后的当年，连续在美国社会学顶级刊物《美国社会学评论》发表了两篇论文，其中第二篇关于唐人街的论文更是震动了主流学界。在美国社会学界，如果有一篇顶级刊物发表的论文，就可以拿到非常好的社会学系的教职，而连发两篇《美国社会学评论》论文的周敏，却在毕业后计划回国任职。

4. 重返美国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周敏拿到博士学位。当时她先生在瑞士工作，她于是离开了美国，去瑞士弗里堡市与先生和孩子团聚。意想不到的是，她在瑞士的时候，国内的一场政治风暴打乱了她的全部计划，令她进退两难。她离开美国之后，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很难掌握美国学界各校的招聘信息，也没有办法回美国去寻求教职。当时她只会说一些简单的法语，完全不懂德语，在瑞士这个以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连普通的工作都很难找到，更遑论进入学术界。当时她儿子也在瑞士，先生在日内瓦工作。时隔多年，周敏第一次做起全职妈妈，五年的空白，让她儿子郭伽把自己的母亲当成陌生的阿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儿子误认为她是一个“面熟，但好像知道我的很多过去的事”的一个叫“妈妈“的阿姨，但并“不知道她是谁，是干嘛的”。他们见面的第一天，母子有一次异常尴尬的对话，每当想起都让她分外心酸：

“你知道我是谁吗？”

“不知道。”

“我是你妈妈呀！”

“是吗？你真好，妈妈。谢谢你带我在城里走了这么久。”

家庭和事业的困境并没有难倒这位以性格坚强而著称的学者。相反，在瑞士的一年时间，她和她的博导在著名刊物《社会科学季刊》上又发表了一篇论文，在美国社会学界崭露头角。与此同时，在她的博导的建议下，她通过传真机来和美国学界进行联系，通过一封封传真寻找工作机会。同时，她的博导Logan教授也十分热心地帮助她，通过他自己的学术网络把周敏要找教职的信息传播出去。通过不懈的努力，周敏最终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谋得助理教授的教职，于1990年7月带着郭伽重返美国。刚到该校任职不久，她在瑞士生活期间写的一篇有关唐人街研究的投稿，发表在另一本著名刊物《社会力》上面。由于她以唐人街研究而闻名，她在路易斯安那州州立大学的同事们戏称她为“唐人街女王”（The Chinatown Lady）。

那时候她先生在同一所大学读商科硕士。为了孩子和先生，她每年多教四门课，增加些收入。虽然一年教八门课，雷厉风行的她在学术上仍是不遗余力，舍命拼搏。为了给在教学之外挤出时间来完成她的写作，她每天晚上9点就睡，早上三、四点起床，开始在静谧的时段挥笔写作，仅用了五个月就把自己的唐人街研究整理成书。随后，她的研究领域扩展到研究亚裔移民群体。她获得了一笔重点研究项目经费，对移居新奥尔良的越南难民移民群体展开研究，并于1998年把研究成果成书出版。此书大获好评，并两次获得美国社会学学会优秀学术著作奖。仅1992年一年，初出茅庐的周敏就和移民研究界的领军学者Alejandro Portes教授（后来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合作，在美国社会学的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三篇论文，在美国社会学界名声鹊起。1994年，名列前茅的美国公立名校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向她伸出了橄榄枝，成为该校社会学系教授。她的这段传奇经历，不少她的学生都耳熟能详。每当他们在读博阶段遇到挫折挑战的时候，她都会用这段绝处逢生的经历鼓励学生，激励他们专注学术，努力拼搏，走出困境。

《唐人街》一书出版后招致了很多争议。在书中，周敏并不单纯的将唐人街老板和工人的关系看做是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剥削关系，而认为这其中同样是一个企业家精神和创业经验的传帮带关系，让不少工人在掌握一定经验后选择自己创业，从而丰富和壮大了唐人街的族裔经济。而她这一离经叛道的观点被亚美研究界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前辈抨击为"为资本家唱赞歌"，并在顶级刊物上条分缕析的对该书各种挑剔。恰好那几年美国学界研究族裔经济和创业的学者越来越多，这篇评论一石惊起千层浪，引发学者们进一步讨论，无形中维持了这本书的热度，吸引了更多移民研究领域内外学者的关注。事后想起来，周敏老师认为这番争论"成就了她的事业"，并鼓励她的学生不要畏惧争议，不要做"安全"的课题，要用于质疑权威、挑战主流，做有价值的研究。

如今周老师是UCLA亚太中心主任、社会学教授、亚美研究学教授（亚美研究学系首任系主任）、王文祥伉俪美中关系与传媒基金讲座教授。在《唐人街》之后，她又开始将研究视野拓展到少数族裔的就业与经济不平等、第二代移民的教育与融入、移民的宗教信仰与认同、难民群体的生活与家庭、族裔社区的投资与教育、族裔资本的产生与利用。之后，更是放眼全球，与世界各地的学者一道从事华人华侨离散社会的研究、跨国族裔社区比较研究，将移民这一跨境的社会现象置于更广阔的社会经济、政治机制大背景之下来审视。经过数十年的耕耘，周敏的研究从最初的美国华人移民社区开始，逐渐覆盖了国际移民研究等几乎所有的相关重要领域，成为国际移民研究学界的权威和领军人物。周敏不仅是华裔社会学家中的佼佼者，在世界社会学界也是有口皆碑，功成名就。

周老师不仅在学术上硕果累累，著作等身，还不遗余力，呕心沥血，言传身教地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学者。她是洛杉矶加州大学亚美研究系的创始系主任。亚美研究学是一个跨学科的新兴研究领域，所以她有机会培养出不少跨学科的青年学者，其中不但有社会学学者，也有不少性别研究、族裔研究、人文地理、乃至公共卫生等学科的学者。桃李满天下，名至实归。周老师在工作、科研和生活中严于自律，从事研究时不畏辛劳，言传身教，为学生们树立了榜样，成为学生们的楷模。她鼓励学生积极研究和发展中层理论，认为研究宏观理论过于抽象，容易流于空泛；而埋头微观的个案研究，则容易囿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惑。中层理论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并能通过实证研究予以验证，对现实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对未来具有一定的预测性。

虽年届耳顺，周老师在学术上仍是壮心不已。她仍奔走于全球各地讲学交流，并广泛与各国的大学建立学术交流渠道。2018年，她代表洛杉矶加州大学亚太中心与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签署备忘录，开展国际移民教学和科研的全面合作。2019年9月，亚太中心和浙大成功地联合举办了主题为国际移民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国际研讨会。展望未来，她所主持的加大亚太中心将继续与浙江大学以及中国移民社会学界的同仁一起，积极推动国际移民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同时，与欧美社会学界的同仁一起，在国际移民研究中注入中国智慧和中国元素，为国际移民研究领域继续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