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Inderjeet Parmar教授曾经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伦敦大学。他在曼彻斯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专业是政治科学和国际关系。先后在曼彻斯特大学、伦敦大学城市学院任教，曾担任英国国际研究协会主席。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逐渐并自愿地融入到了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之中。但是，作者指出，对这一改革进程的研究，往往忽视了以美国企业支持的各种基金会为中心的知识网络的作用，而这也让人难以全面地理解美国霸权的运作方式。

本文基于对福特基金会档案的研究，揭示了福特基金会资助的中美精英知识网络是如何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政策产生影响的。福特基金会与其他更为重要的行为体（如世界银行）一道，都是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力量，特别是通过学者和学生的交换及培训项目，在中美建立了强大的精英网络（elite network）。

在这些网络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核心身份——古典经济学家（classical economists），而这种身份也使得先前在中国经济学家中占据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逐渐被边缘化。相比现实主义或者自由主义的分析路径，中美关系的特点，或者至少福特基金会在中国的愿景，用葛兰西的霸权观和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概念（即“新葛兰西-考茨基学派”）的观点才能够更好地进行阐释。中美关系的特点并不一定是在霸权战争与良性合作二者中选择一种，也有可能会表现为竞争合作或者冲突合作。美国精英成功融入中国的同时，也渴望接触中国并让中国与西方社会融合，使其处于一个负责任利益相关者的从属地位。

作者对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学者有关中美关系的论点进行了梳理和批判，并提出了一种新的葛兰西—考茨基学派研究路径。本文以这种新的研究路径，基于原始档案，对福特基金会建立的精英知识网络进行了案例研究，特别关注福特基金会在推动中国根本性的经济改革中的作用。福特基金会资助了一批中国顶尖的大学和智库，积极拓展了中美之间跨国知识网络的构建——而这些知识网络对于中国的经济变革和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文章回溯了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福特基金会在中美精英知识网络中的作用，考察了其与中美两国之间的三角关系。作者指出，福特基金会的影响力并非影响中国经济转型的单一或决定性的因素，但是其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智力支持等战略性目标的资助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以福特基金会为代表的美国基金会最擅长的是，通过人才、思想和资金之间的流动为知识的运用提供动力和支持，推动以国际精英知识网络、思维空间和创造力为主导的转型变革。

福特基金会的主要优势来源于其形式上的非政府特质，这使其在面对政治禁忌话题时能够比美国政府和其他机构更自由。这种第二轨道外交空间是非正式的，但也同时得到了两国的授权，是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基础。

美国企业基金会如何在中国营造“亲美”价值观？新葛兰西学派的解释作者对比了新葛兰西学派以及其他国际关系学者的有关观点，在其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折衷的观点，指出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对霸权有着重要的作用，它们与国家精英一道突破了国界限制，而国家精英又是构建知识网络的重要力量。日益活跃的跨境交流带动民间社会的多样化，它们与国家在不同的领域结成广泛的联系，且各种企业基金会与美国政府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结与渊源。发展中国家的（精英）民间团体是美国企业基金会对外援助的直接目标。作为建立霸权过程的步骤，企业基金会对外援助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当地精英与美国精英之间建立联系，促成国际精英间达成共识。

美国基金会在各种学科领域构建起一个精英网络，营造出一个亲美国价值观、使用美式研究方法、依赖美国机构的环境。他们掌握学术权力之后，信仰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学者被排挤。卡尔·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概念有助于理解强国之间这种跨国知识网络的作用和原理。考茨基认为，超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阶级结成国际联盟共同开发世界资源——导致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而非冲突，或至少竞争与合作并存。结合中国政治文化的独特性，并考虑到中美之间民间社会与两个国家之间的密切联系，作者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概念同葛兰西理论相结合并进行了深化，用以研究企业基金会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网络权力（network power）：美国控制中国知识界的关键作者提出的新葛兰西—考茨基研究路径，将精英知识网络视为国家和跨国精英权力战略的基础。精英知识网络是由一些企业培养出来的。这些企业利用知识借机进行动员。当通过知识网络培养的青年学者、实践者和领导者步入社会时，通过知识网络获得的知识、意识形态、制度等将成为他们固有的思维模式。

从历史来看，美国的精英知识网络往往也是以企业基金会为战略中心而展开。福特、洛克菲勒和卡内基等主要的“自由主义”基金会，为建立和维持知识网络提供战略资金。它们没有股东，由来自大公司、政府、媒体和精英大学的董事会管理，他们沉浸在精英心态、种族和阶级身份中，这使他们区别于大多数美国人。美国霸权的崛起过程，可以通过对基金会及其制度架构来追踪，这些基金会及其制度架构的起源是企业的财富。

在美国国内，这种架构由智库、高校的国际关系研究机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所构成的密集网络组成，这些网络与实践者相互联系，并建立了长期的密切联系，为思想、人员和资金的国际流动创造途径，并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带来了长期且重大影响。这些精英知识网络成功地管理、引导或阻止对美国霸权的威胁，遏制任何从根本上改变中美关系的企图。在构建起完整的分析路径后，作者依据福特基金会的原始档案材料，对福特基金会对中国经济改革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进行了分析。

福特基金会曾经援助、支持中国政府和高校，并建立了一套完备的西方经济学学科体系。西方经济学、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的引入，导致了中国经济学教育范式的转换，并为下一代知识精英领导、解释中国的经济改革打下基础。

作者认为，福特基金会的资助项目，事实上改变了中国经济体系的基础。很多机构曾经拿福特基金会的钱，与之合作。例如中国留美经济学会（CES）、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DRC）以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院（ESRIC）。这些机构及其重要人物与福特基金会有密切关联。

作者根据档案发现，中美精英组成的跨国知识网络对中国政府的政策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检验了作者的理论框架。作者指出，中国智库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们在国外的学习经历和他们的全球联系，有助于推动中美关系愿景的确立——概括起来就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是基于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这个概念是由跨国知识网络来支撑和运作的，这些精英跨国知识网络为信息、资金和人员的交流以及建立互知互信提供了途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极大地扩大了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也增加了破坏两国关系所要付出的代价。此外，国际机构的扩展为两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对话和建立互信的平台。中美两国不仅通过高层领导，而且通过跨国知识网络，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知识网络吸引到了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才，它将学者、决策者和实践者聚集在一起，并取得良好的效果。

福特基金会在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经济文化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它帮助了中国朝着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方向转变。作者认为，在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政治哲学指导下，中美关系面临巨大挑战，这也是对精英知识网络维系新型大国关系能力的挑战，福特基金会也可能会面临挑战。随着美国可能出现的政党轮替，也许中国可能会恢复多边主义的合作。

转自：Huo, S& Parmar I（2020）‘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Gramsci, Kautsky andthe role of the Ford Foundation’s transformational elite knowledge networks in Chin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7:2,234-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