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北大的两位教授施一公和饶毅联合撰文指出，尽管近年来中国研究经费持续以20%的比例增长，但这种增长没有对中国的科学和研究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而且现行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创新能力的发展。

　　施、饶两人的“炮轰”，所述基本为中国科研经费分配的现实。然而，对于他们的“炮轰”，也有人不以为然，认为他们是在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撰文。因为按理，以施、饶两教授在国内学术界的地位，他们当不会存在申请科研基金的困难。如果他们还对此有意见，可见就是地位如他们、学术关系如他们的科研人员，也会遭遇不公平的待遇。另一种声音，则认为这两位也不过是借炮轰而“沽名钓誉”，就如一些大学校长，本是副部长级高官，却炮轰行政化，而真到大学要推进去行政化改革，取消行政级别时，却又以取消行政级别将贬低教育地位等原因反对。

　　这已经是中国学术界固有的思维逻辑，一切以利益为出发点。利益原则不但是科研基金分配原则，也是所有学者的行为准则。这就如施、饶两位教授所指，“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拒绝真正意义上的改革；部分反对不健康文化的人，因为害怕失去未来获得基金的机会，选择了沉默；其他希望有所改变的人们则持‘等待和观望’的态度，而不愿承担改革可能失败的风险”。按照利益原则来分析，上述的质疑也就合情合理。

　　如果如此，我国教育与学术的改革，当进入一个十分危险的境地：炮轰成为行为艺术，改革成为时髦话题，而改革时机却被贻误。

　　那么，改革的切入口在哪里？谁会主动放弃利益原则而强调是非原则？在笔者看来，施、饶两教授，大可垂范——进一步用自己的行动来推进改革。两教授对科研的弊端已经了如指掌；而且两教授在国内学术界的地位已经确立，有条件在自己所在领域，推行“回到起点”的学术管理改革。两人可分别在自己当院长的学院里，推行学术自治、教授治院，学术资源的配置不受行政领导干预。

　　如果照此行动，学术界“炮轰”之余，就变为从自己做起，以改变“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拒绝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不愿承担改革可能失败的风险”的状态。这正是我国高校目前所最缺乏的。可以说，我国教育界和学术圈，不缺认识，不缺炮轰，却缺真正有胆识的行动。所以就有人说，说起大学的问题来，大学的领导更是鞭辟入里，而转过身，他们毫无心理障碍地做自己批评的事。

　　制度和个人，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现今，所有人都期待整体制度的改革，为教育、科研开创好的环境，但却不问自己的行为，去怎样推动制度的改革。反过来，却以“制度受害者”的面目，为自己的行为开脱，犬儒主义由此盛行。而事实上，推进制度改革的力量，恰恰在于有良知的个体。当然，这一过程并非平坦，个体可能会为之付出代价，但是，如果通过百折不挠的努力，撼动了顽固的体制，一己之私利又能算什么呢？更何况，这一己私利，在现实环境中，不过就是经费与课题，根本不可能有教育理想和学术理想的实现。而这，才是学人们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