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运用历史与现实结合的方法分析中美关系的走向。全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追溯19世纪中叶至今中美关系的演变，指出两国不同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地缘环境和国际地位变迁对双方关系的影响。第二部分总结中美交往的历史经验，主要阐释中美关系与世界的互动、中国的变革与美国的反应、中美博弈与互信之道。第三部分着重分析当前的中美矛盾，通过历史比较说明两国仍有避免零和博弈的可能，重塑中美关系需要耐心、智慧与创造力。

【关键词】中美关系  历史经验  互动  博弈

中美关系被人们视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是近十年的事情。“最重要”意味着中美关系的走向不仅影响两国各自的发展，也影响世界的未来。然而，最重要并不一定意味着良好，也可以有其他状态。如冷战时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对峙。

中美关系的下滑已经持续一段时间。几乎所有的观察家都认为，两国关系再不会回到从前。新冠疫情冲击下两国间裂痕迅速扩大更证实了这一判断。在面临重大转变之时，对中美关系的历史做一番梳理是必要的，或可为我们应对现在和将来提供一些启示。

在本文中，笔者准备探讨三个问题：第一，中美关系的脉络与两国差异；第二，中美关系演变的历史经验；第三，中美关系呼唤智慧与创造。

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现实角度看，中国和美国都是两个十分不同的国家。简单地说，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新兴现代化国家，美国是一个年轻的老牌现代化国家。种种不同在有形或无形之中影响着双方彼此的认知、相互政策和两国关系的发展。追溯中美关系的历史，客观认识两国之间的差异，是理智地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的前提。

从历史角度看，中美关系可以说是充满神奇变化的双边关系，其对世界的影响经历了一个缓慢而曲折的爬升过程。只需作一个扼要的回顾就可以看到，这里的故事在每个时代都很不一样。

在近代国际关系史上，中美关系有很长时间处于次要地位。只有当列强们在远东地区博弈时，人们才会偶尔注意到中美关系。虽然美国在19世纪下半叶加入西方列强的侵华行列，但热衷的是分享和攫取最惠国待遇，而非瓜分中国领土。美国于19世纪末提出“门户开放”。这与其说是对华政策，还不如说是对其同伙的奉劝。不过，在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美国与其他列强的不同毕竟博得了部分中国人的好感。事实上，直到20世纪30年代，两国关系仍极为疏远，每一方都处于另一方外交政策的边缘地带。那时，所谓的“中美特殊关系”，其最特殊之处就在于双方都试图为未来保留机会。

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迅速结为同盟。对此，双方都抱着极大的热情与期待。然而，这一同盟仅维持了短暂的四年，且期间矛盾和摩擦不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支持中国成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但很快又以日本作为其在亚洲的主要盟友，当年这是中美矛盾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40年代末，一连串事件造成了中美两国的长期敌对与隔绝。包括美苏冷战开始，中国内战以中共战胜国民党而结束，美国对新中国采取遏制和孤立政策，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支持国民党防守台湾打断中国统一进程，等等。

历史性的转折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大门的开启，中国重返联合国并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立起外交关系。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在这时踏上征程。此后30多年，中美关系不断发展，经贸往来迅速扩大，科技人文交流频繁，双方在安全领域和全球重大问题上都有所合作。中国把对美关系置于重中之重的地位。美国实施对华接触战略，认为中国进入由其设计主导的国际体系寻求发展不仅有利于全球力量的平衡和世界的稳定，也有助于中国内部发生变化。尽管两国不时有所摩擦甚至碰撞，但大都通过谈判加以解决。对于长期存在的一些矛盾如台湾问题，美方清楚地知道中方的立场和底线，行事谨慎；中国也充分展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和耐心。总的来看，这既是历史上中美关系最稳定的时期，也是双方从这一关系中获益最大的时期。改革开放和良好的中美关系加快了中国融入世界的过程。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大约从这时起，中美开始露出渐行渐远的迹象。不过，在奥巴马执政时期，两国仍能在一些重大的全球性问题上保持合作。

2017年，特朗普上台执政。中国希望继续与美国保持合作关系，但美国对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美国明确地将中国定义为“战略对手”和“竞争者”。此前中美关系浮现的各类问题，包括经贸摩擦、知识产权、科技脱钩，以及香港、台湾、南海问题等全部凸显出来。变局到来之快多少出人意料。2020年年初以来，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原已逆转的中美关系加速下滑，两国官方关系几乎处于冻结的状态，民间相互反感的情绪前所未有。可以说，中美关系已面临着自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最严峻的局面。这个阶段将持续多长时间以及下滑的底线在哪里，目前尚难以预料。

中美的接近或疏远并不能完全以两国利益的一致或相违来加以解释。观察中美交往的历史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距离产生美感，接近易生失望。

巨大的差异和多彩的不同，一方面在中美之间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其中既有期待也有幻想；另一方面又使得双方在接触和交往之后难以相互理解，由此导致一连串的误解、矛盾、摩擦与冲突。美国人似乎有一个不变的“中国梦”，总想按照美国的模式来改造中国，并把中国看作一个商机无限、潜力巨大的市场。中国人则有一个多变的“美国梦”，当把美国视为老师和朋友时是美梦，看作敌人时则是噩梦。事实上，两国的相互政策多少都带着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成分，只是不同时期偏向不同。不过，美国现在似乎正在做着一个关于中国的前所未有的噩梦。

导致中美关系大起大落的原因很多，但中美差异在其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这种差异无疑是多方面的，包括历史、文化、宗教和传统，民族构成和人口数量，地缘和周边环境，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水平，国际地位的变迁，近代以来的经历和经验，等等。从两国交往的历史、现状和前景来看，以下四个方面的差异最值得重视。

首先，尽人皆知的是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包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等）不同。除两国的制度根植于各自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之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自20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制度几乎一直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这种变化由革命和改革推动，剧烈而深刻。现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虽已成形，但并不成熟，改革仍在继续。相比之下，美国的社会制度要稳定得多，立国二百多年只经过几次较为重大的修正。毫无疑问，在两个国家的交往中，社会制度不同会增加双方沟通和建立互信的成本。这也是为什么中美关系每前进一步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以历史眼光来看，中国的政权更迭和社会制度的变迁还带来另一个问题，即两国相互理解的过程是断裂的。中美两国处理相互事务的官员们，每一代人面对的情况和所要处理的问题很不一样，缺乏连贯和系统的知识积累和经验传承，无疑限制着双方交往向深入发展。直至今天，中美双方对于对方的制度和运作机制的理解仍然是肤浅的。种种原因使得两国间一些原本可以化解的矛盾难于化解，对可能出现的风险缺乏准确预见和有效管控。当矛盾激化、互信消失时，社会制度的不同就会成为构建彼此敌意的最廉价的说辞。

其次，在中美两国的社会价值观念中存在着诸多差异。在人权方面，近代以来饱受战乱、灾荒和贫困的中国人更重视生存权和发展权，并习惯于将个人置于集体之中；而美国人将个体视为社会的基础，更看重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在对民主的理解和追求方面，中国人更重视通过不同意见之间的协商而达成一致；而美国人更看重不同意见的自由表达和投票。在对公权力的看法方面，中国人的传统是将公权力视为善，心怀敬意并托付各种责任；美国人则将公权力视为一种不可缺少的恶，一定要加以制衡和限制。这种深层次差异带来的不同在两国社会生活中随处可见。不过，需要看到的是，随着中国的现代化和社会变迁，这种差异又在不断缩小，尽管不会消失。

再次，中美虽然领土面积相仿，但由地理条件塑造的国家战略安全环境和对外行为模式很不一样。在世界各大国中，中国为众多邻国所环绕，是所谓的“四面八方国家”，周边环境最为复杂。中国古代建立的藩属制度以防御而非扩张为目的，弘扬国威的理念是“内圣而外王”。长久以来，中国人为处理周边关系耗费了大量精力，以致无暇去探索和了解更广袤的世界，只是西方列强的到来才迫使中国人去了解那些遥远的国度。近代以来，中国打破封闭与世界交往的步履艰难而缓慢。中国与各国包括一些近邻建立外交关系的过程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完结。至今，中国仍与一些邻国在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上存有争端。相比之下，美国的周边环境十分简单，东西两侧为大西洋和太平洋，南北接壤的仅墨西哥和加拿大两国。得天独厚的地缘条件不仅为美国本土安全提供了屏障，也为其成就不同于老式殖民国家的海外霸业提供了便利。从国家战略安全的角度看，中美关系的好坏对双方都有重要影响，但地缘环境决定了它对中国的影响更为直接。何况，现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结构仍以美国为中心建立，实际是排斥中国的。

最后，在国际地位的变迁方面，中美两国的经历大相径庭。大致说来，从18世纪中叶至今二百余年，中国的国力从强盛到衰败再到急起直追，国际地位的变动呈现为一条U形曲线。新中国的独立自主和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极大地激发起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而美国自1776年独立之后的二百余年，国际地位持续攀升。至20世纪中叶，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美国终于坐上了全球头号强国的交椅，并主导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尽管那时尚有苏联与之分庭抗礼。又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对峙，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使得美国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无论“硬实力”还是“软实力”都是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然而，现在美国很可能正面临着其国际地位在历史上的第一次下降。

上述差异对中美两国的观念和心态具有重要影响，双方在交往中都会情不自禁地依据自己的经验和价值观念去判断对方。

中美关系历经疏远、同盟、对抗、僵持、缓和、合作、摩擦等不同状况。如此丰富的历史一定蕴含着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在两国关系前途未卜之时，对以往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或有助于双方开阔思路，避免两败俱伤的冲撞。分析历史上中美关系的起伏，有三方面的经验最值得重视。

中美关系从来不是简单的双边关系。认识中美关系的演变必须将其置于多边框架和全球视野之中，特别要注意中美双边关系与其他各种关系的联系与互动。

从以往的历史中可以看到两种不同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中美关系的变动主要受到来自第三方的因素影响。例如，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日本的侵略和扩张是促使中美逐渐接近的最重要因素；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美苏冷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是造成中美对抗和僵持的主要原因；而中苏同盟的破裂、美国准备从越南撤出又为中美和解创造了前提。第二种情况是中美关系的变化牵动世界的诸多变化。例如，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启动触发了中国重返联合国和众多国家同中国建交的浪潮，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和国际格局也随之改变。最重要的变化是连锁而来的，即中美关系的大幅改善为中国实现和平发展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而中国的发展又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经济的版图。当然，在具体历史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互动，绝不是一个时期仅有一种情况。

时过境迁。近年来引起中美关系逆转的不仅有双边因素，也混杂着世界的诸多变化。最近一波由高科技和信息化推动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带来一系列新问题，包括资本的迅速流动，制造业快速转移和产业链的分散，人工智能取代部分传统就业，各国之间的竞争加剧，经济社会的不平等在各国内部和国家之间持续拉大，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兴起，等等。这些新问题使世界上黑天鹅事件不断，并导致了这一波经济全球化的退潮。可以说，全球性问题的多样性、复杂性和重要性已超过以往任何时代。

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来看，中国能实现和平发展主要受益于两点：一是融入了现存的国际体系，二是抓住了全球化的机遇。对于中国来说，有一个问题必须加深认识，即中国作为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加入现代化行列，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对现存世界体系所产生的冲击也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冲击虽有体制不同的因素在内，但主要是由中国速度和中国体量带来的。尤其要注意的是，由此产生的矛盾不仅存在于中美之间，也存在于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之间。中国的发展的确是对世界的贡献，为各国也包括美国的发展带来了新机会，但同时，中国也必须正视由此而来的问题，并以积极的态度妥善加以解决。

现在，中美两国的经济总量已显著接近，在科技、军事、金融、外交等领域也呈竞争之势。在中美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美国大幅调整对华政策实属必然。特朗普政府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必定会将其对华方面的种种考虑贯穿到其对各国的政策之中，影响所及绝非仅限于中美双边关系。与此同时，中国应对的策略、中美关系与世界种种因素之间的互动也会更加频繁。各国包括美国的盟国在内必各有算计，不会轻易选边站。事实上，自冷战结束以来，各国外交均表现出比以往更大的独立性。对中国来说，应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动也不能仅从对美关系出发，而必须考虑外交的总体布局及对其他各方面的政策，特别要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设想联系起来。从现在到将来，我们将会看到的是一幅中美关系与其他双边、多边关系复杂互动的图景。

中国内部的变革是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从历史角度看，中国内部的变革，既是内生的，又深受外部世界影响；既改变中国自身，也反过来广泛作用于外部世界。美国对中国内部变革的态度和反应因此成为两国互动和决定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般来说，在中美关系演进的过程中，美国居于更主动的地位，这是由于两国综合国力不同，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然而，在更深层次上，中美关系处于何种状况又取决于中国内部的状况。考察中美关系史就会发现，20世纪中国内部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都对中美关系的演变具有深刻影响。例如，辛亥革命、大革命运动、抗日战争、国共矛盾和内战、中国革命胜利、中苏分裂、改革开放和经济现代化的起飞，等等。美国对这些重大事件的态度和反应，或观望，或插手，或反对，或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美关系的状况。需要强调的是，一个有如中国这样的大国不可能照搬任何外国模式，中国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只能由中国国情和中国内部的力量决定，中国社会制度的改革与进步也有赖于中国人民的体验与实践。历史已表明，任何外国和外部势力对中国的影响终究是有限的。

相对于中国内部的发展，对中美关系来说影响更大的是双方对于世界前景的预期。这种预期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中美两个大国都把彼此将要承担的角色置于其中。随着中国的崛起，在双方的预期中，中国所占的分量都越来越重，并且与中国的内部发展和外部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在各主要国家对世界前景的预期中，中国因素都在上升并更为敏感。在研讨中美关系时，人们十分在意两国利益的共同或相背；然而，对中美这样的大国来说，对世界前景的判断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利益取舍。对世界前景的预期相同，两国开展合作便顺理成章；一旦对前景的预期出现分歧，双方相互政策的调整就会随之而来。如何在世界前景上求得共识，对于中美关系重回正轨，健康和稳定地发展格外重要。

中国有一句老话：“不打不成交。”在某种意义上，中美两国正是通过对抗和对峙增进相互了解的，而最重要的就是认识到彼此的力量及其限度，即所谓“知己知彼”。如此，才能消除恐惧，达成互信。

一方政策强硬的时候，其内心往往有所恐惧。大国之间要消除恐惧，就必须了解彼此的力量及其限度。而一段时间的博弈正是建立互信的前提。例如，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长期担心美国的武装侵略，美国则担心新中国在亚洲实行共产主义扩张。这种相互的担心是造成两国长期对峙的重要原因之一。至20世纪70年代，中国看到美国连越战都打不赢，美国也看到中国因“文革”内部问题成堆，双方以往的担忧因而不复存在。这是中美关系得以缓和并开始改善的重要前提之一。

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在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大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这种博弈中，处于强势的美方惯于采取极限施压的策略；而力量较弱的中方总是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进行斗争，做好应付最坏局面的准备，但从不主动挑衅，坚持后发制人。尽管中美之间的斗争有时非常尖锐，甚至动枪动炮；但必须看到，双方在斗争中都小心地保持着政策弹性，留有余地。因为，在这种斗争中，双方都看不到消灭或彻底击败对手的希望，目标是有限的。双方领导人心知肚明的是：中美两个大国不管怎么斗，或迟或早总要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发生的许多事件中，都可以看到上述情况。例如，在中国内战中，美国采取“无条件支持蒋介石”的政策，但并没有直接卷入中国内战；中共坚决反美，但谨慎地避免与美军发生冲突。中美在朝鲜战争中兵戎相见，但杜鲁门决定不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第二次炮击金门时，毛泽东十分在意不要伤及美国人。此后，当蒋介石企图反攻大陆时和美国在越南战争升级时，中美两国在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利用华沙大使级谈判以及其他各种渠道实现了危机管理，避免再次陷入直接对抗。双方各自守住底线，这就为后来中美关系的转圜保留了机会。

中美建交后得以建立互信的基础是：两国综合国力相差悬殊，双方在安全领域互有需求，在经济领域由于发展水平不同而易于实现互补。这一互信能够维持30年之久还在于，中国遵循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外交方针；美国希望中国成为世界体系中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此外，这一互信的维持还有赖于其他一些机制和因素，如：在危机时刻，两国领导层保持建设性沟通，不断发展的经济关系成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两国在面对共同的安全威胁和挑战时保持一致，包括全球金融稳定、气候变化、人道主义灾难、全球卫生和流行病及防止核扩散等。

现在，第一次出现美国把中国视为主要挑战者的恐惧。类似的恐惧在美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二战时的德意日、冷战时的苏联、战后高速发展的日本。美国应对这几次挑战的经验和办法都会对现在的美国对华政策有所影响。看来，中美两国将通过一段时间博弈才能明了彼此的真实意图和力量的限度。

中美出现结构性矛盾、进入某种程度的竞争状态，这是双方早晚要面对的现实。新冠疫情的发生和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诸般操作删除了原本应当存在的缓冲环节。既然中美关系不会回到从前，那就只有向前看。首先要看透当前的迷雾，然后才能面向未来。

从形势的发展来看，在中美即将或业已开始的这场竞争或博弈中，美国要维护的是其全球领导地位，中国要维护的是自身发展权。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是中美两国的综合国力接近到一定程度才会发生。这场斗争的结局并非命定，而取决于双方的博弈。

美国特朗普政府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主要有三点原因：核心一点是认为中国的发展已对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构成挑战，其他两点是对华接触战略已经失败、中国对现存国际体系来说是“修正主义国家”。以此为由，美方将两国间的经贸矛盾、高科技竞争以及2020年这次新冠疫情等都高度政治化，以作为打压中国的工具。

从中国的角度看，加快发展、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夙愿。但是，中国并没有取代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意愿，客观上也不具备这种实力。中国认为现存的国际秩序和国际治理体系确有需要改进之处，但这种改革只能是逐步的，需要各国之间的协商与合作。其实，与中国相比，美国现在的许多行为更像国际体系的“修正主义国家”。无论如何，当美国率先发起挑战时，中国已不能不挺身应战！

中美当前的这场斗争会不会发展成有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苏冷战那样的零和博弈？这是许多人的担心。应该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当今世界与那时有诸多不同，中美避免一场零和博弈的可能性同样存在。

当前中美之争与当年美苏之争的不同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现在日趋紧迫的问题是世界秩序的改革与调整，而非二战后那样的重建。这一改革和调整需要中美两国和其他国家的共同参与。中美争斗而不是协商合作，无疑不利于这项任务的推进。其次，导致美苏冷战成为零和博弈的关键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之争，战后殖民体系崩塌和大量新兴独立国家的出现为这场竞争提供了巨大市场。美苏双方都把对方视为一种邪恶的国际势力的代表而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失败就意味着包括物质和精神在内的整个生活方式的毁灭。而现在的情况绝非如此，所谓“中国模式”实际仅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具有吸引力，而这种吸引力也主要源自中国实现了令人羡慕的经济增长。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强调的主要是各国意识形态不同，反倒是美国更乐于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最后，冷战造就了美、苏分别为首的两个世界经济体系，而现在中美共存于一个经济体系之中。两个平行经济体之间的博弈与同一经济体内部的博弈，从形式到内容都将有重大不同。

上述不同在客观上为中美避免零和博弈留下了空间，在这场斗争中，双方都有一定回旋余地。如果美国认识到，造成其全球影响力下降的既有自身内部的原因，也有对外政策的失误，而不是因为中国的挑战；如果中国认识到，维护自身发展权是这场对美斗争的主题，而不偏离这一主题，同时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坚定地深化改革开放，以不断提高人民福祉为中心，那么，中美将可以避免走上大国争霸的老路，也可以做到竞争与合作同在，最终实现双赢。

中美之间虽有避免掉入零和博弈陷阱的可能，但这本身就是一场斗争，而且绝不轻松，特别对中国来说可谓形势严峻。从当前情况看，美国的设想主要是实现一定程度的“脱钩”，首先是在经济方面部分脱钩，重定贸易规则，以挤压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并借机利用各种问题从各个方面向中国施加压力。这一设想的内容部分正在实施，部分还在酝酿算计之中。中国虽希望尽量保持改革开放以来与美国各方面的联系，但部分脱钩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脱钩已是大概率事件。在极限施压的过程中，美国会步步加码。中国必须长期打算，首先要顶得住美国的压力，这是其他一切的前提。

从历史经验看，美国重大外交政策在发生明显变化之前，通常经过十年左右的酝酿准备；而一旦出台要再做大的调整，至少也需十年左右的时间。这次的特殊情况在于总统特朗普的个性和新冠疫情的突发使得美国对华新政策十分粗糙。今后一段时间，美国的政策方向已难改变，可能在策略上做出较大调整，在某些方面有所缓和，但总体会更严密、更严厉。只有经过一段时间的博弈之后，当美国认识到这一政策无法抑制中国的发展，且为此付出的代价得不偿失时，它才会改弦易辙。这台已经开场的大戏最令世人瞩目之处将是双方围绕各自的目标，在博弈过程中采取何种策略，以及又会怎样修正目标和调整策略。

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最引人瞩目的新兴大国，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前所未有地紧密，也前所未有地复杂。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外部环境趋紧的阶段，这是一个大国崛起的必经阶段。当前的中美关系便是这种状况的写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观念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中国承认现存世界是多样化的，认为多样化世界的各个组成部分有矛盾斗争的一面，也还有互相依赖的一面。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在处理一系列国际问题时存在着共同利益，需要进行合作，也可以进行合作。

客观地看，中国已成为国际关系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变量，中外互动的模式也因此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国在分析国际形势、处理外交事务时，不仅要站在自身的角度看世界，还要学会纵览世界俯瞰中国。中国与他国交往时，需要习惯于倾听和换位思考。在阐述自己的对外政策和主张时不能一厢情愿，还必须体察对方的理解与心态。作为新兴大国，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支持，也还有许多方面需要向他国学习。因此，中国必须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增加自身的透明度和亲和力，以互利、回报的心态争取广泛的国际合作。此时，最应避免的是自负的大国主义，它将对中国有百害而无一利。

前些年曾被热炒的中国何时取代美国其实是个伪命题。未来世界必将是多极多元的，绝非20世纪的翻版，现存的美国一超独大模式将难以再现。真正的问题是中美两个大国已经建立起广泛的联系，在许多方面拥有共同利益，但又存在不同的体制和制度。两国在竞争条件下如何面向未来世界？还可不可以合作？这个问题不仅是对中美两国的挑战，也是对世界的挑战。改革与调整现存世界体系，建立各国普遍接受的规则和秩序，将是一场多方博弈，需要大量的磋商、谈判与合作。在这一过程中，中美两国要发挥建设性作用可以提出不同主张，但必须有所合作。

在中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之时，双方更需要保持冷静、克制与远见。首先，要有耐心，保持沟通和谈判以避免紧张关系不断升级；其次，如若不能，也要尽量避免陷入对抗；最后，无论双方关系处于何种状况，都要为转圜留下余地。美方尤须清醒认识，若以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作筹码，将严重破坏两国关系的基础。在处理相互关系时也不能忘记两国国情有很大差异，仍须不断加深彼此的了解。这既是为了避免和减少误判，也是为了制定和采取更行之有效的政策。当今世界，零和博弈只会两败俱伤。

塑造适合时代需要的中美关系需要耐心和智慧，需要有打破常规的勇气。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在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有许多这样的案例。应对当前中美关系的困局，构筑面向未来的中美关系，需要更多的智慧、更大的创造性。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的两个伟大国家，应该具有超越过往历史的洞察和能力。